第1章 四大窘境
窘境一：个人越来越长寿，企业越来越短命
你一辈子要换几次工作？同一个命题，不同年代的人有不同的答案。
对生于20世纪30—50年代的人来说，绝大多数人犹如一颗螺丝钉，一辈子做一份工作，基本上不怎么变动，除非“被组织调动”或“被厄运裹挟”。
对于“60后”“70后”而言，在经济改革、社会变迁、全球一体化的巨变中，“铁饭碗”越来越少，“下岗”“下海”“跳槽”时常发生，职业生涯有了更多的机遇，个人也面临着更多的惶恐和焦虑。每个人在3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转换五六次工作很平常。
对于“80后”“90后”而言，社会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强，职业的安全感越来越低，即便你能力出众、经验丰富，也可能由于企业的衰落、行业的动荡黯然离开熟悉的岗位。“不是我的错，是社会变化太令人无奈”是许多职场人的心声。
未来，由于生物基因、医疗和大健康技术的发展，我们将越来越长寿。“如果你现在20岁，那么你有50%的概率活到100岁以上；如果你现在40岁，你有50%的概率活到95岁以上；如果你现在60岁，你有50%的概率活到90岁以上。”在《百岁人生》一书中，两位经济学家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美好的前景，也揭示了一个严峻的现实——我们的职业生涯将更长！那么，到底有多长？
有位伦敦商学院的MBA 学员缜密思考了一番：在英国，考虑到目标养老金、储蓄收益、收入增长率等因素，恭喜你，为了享受“百岁人生”的福祉——你要工作到84岁！也就意味着假如你大学本科毕业，将面临62年的职业生涯！
令人窘迫的是，当人类的寿命越来越长时，企业的寿命却越来越短！
美国《财富》杂志研究显示，美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是7年，集团企业的寿命是40年，而我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仅有2.5年，集团企业的平均寿命是7～8年。2019年年底，统计数字显示，由于大量“双创”企业的涌现，中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已经降至2.2年。
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曾经对208家公司做过18年的发展研究，发现只有三家连续18年都成绩辉煌，53%的公司无法连续保持两年以上的好光景。
即便是一些曾经被认为“卓越”的企业，如通用汽车、达美航空、诺基亚、施乐、柯达等，也纷纷遭遇困境或破产。而近几年，钢铁、纺织、汽车、海运、传统零售、房地产等行业，则整体陷入了低迷状态，行业中的大批企业纷纷倒闭。
在过去10年间，英美两国的统计数据显示，其国民做每一份工作的平均时间大致未变，保持在6年左右。即便如此，一个人在30年的职业生涯中也需要转换5次，更何况在“百岁人生”中要奋斗60多年。
在过去的20年间，大多数中国人没有太多的职业选择：是上职业高中然后开始工作，还是冲向高考的“独木桥”；大学毕业后是留在大都市工作，还是继续考研；还是返回家乡，是奔赴海外闯一闯；是加入一家企业辛苦打拼，还是去当公务员安稳度日；是做职业经理人，还是拼搏一把，毅然创业？
在当今的中国社会中，技术、产业、经济的变革越来越多，前景越来越扑朔迷离，可以预见，大多数人将面临多次职业选择，不论你主动拥抱，还是被迫应对。
守城？你或许无城可守！
破城？何时又如何突破？
窘境二：科技越来越强大，人的“不可替代性”越来越弱
在一些试点餐厅里，机器送餐员来回穿梭，可以同时服务四五桌客人。在无人餐厅中，客人自助点餐、付费，大堂中基本见不着服务员。据统计，机器人的日均配送量为 300盘左右，相当于两三名传菜员一天的工作量。
在机场、银行，智能机器人友好地微笑、挥手，不厌其烦地回答着顾客的各类问询。
在电信公司的呼叫中心或者电商的售后服务系统里，应答你的几乎全都是语音设备。
无人驾驶技术越来越成熟，2018年，谷歌的自动驾驶汽车实现了商业化服务。2019年，无人驾驶物流车开进了清华园。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京东物流的无人机在全国许多地区开展了乡村配送。
2019年年底，著名的金融机构高盛宣布将推出机器人顾问。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的机器人投资模型，将从根本上替代人工交易决策机制，最终完全取代股票交易员。
今后，机器人越来越智能，功能越来越强...
2019年年底，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未来5年中，机械和机器人将会取代中国近5%的产业工人。而近年来企业中机器人的占比不断上升，从2008年的12%攀升至2017年的37%。整个社会对机器人的需求正呈现上升态势。
李开复先生在他的著作《AI·未来》中提醒道，人工智能时代的危机是经济阶层的形成和更高的失业率：“人工智能的浪潮席卷全球经济，它们有潜力拉开更大的贫富差距，引起大范围的技术性失业。未来由技术导致的财富与阶层上的悬殊可能发展为更深的裂痕：撕裂社会结构、挑战我们的人格尊严。”
社会学家预言，到2030年，我们目前的一半工作都将消失。今后，不论你是从事体能类的蓝领工作，还是知识类的白领工作，都将面临与人工智能的激烈竞争。
那么，面对科技越来越强大的力量，越来越广泛的渗透力，在职场中打拼的人类将如何应对？我们该如何发挥人类独特的价值？
窘境三：科技和经济越来越发达，财富、教育却越来越两极分化
2014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一书震惊了全球。书中提到，在过去300年间，欧美各国的投资回报率维持在每年4%～5%，而GDP 平均每年增长1%～2%。因此，100多年来，有资本的人的财富增长了128倍，而整体经济规模只增长了8倍。当资本回报率超过经济增长率时，各种形式的资本收入将高于“朝九晚五”挣来的工资收入，而工资收入正是绝大多数人的经济来源。因此，社会分配不公导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皮凯蒂将这个理论称为“资本向心论”。
无独有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他的著作《不平等的代价》中，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在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群拥有的财富超过国家财富的 1/3。世界上最富有的85个人拥有的财富，比世界上最贫穷的35亿人的财富还要多。这表明如今的社会发展似乎更趋向残酷的“马太效应”：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给予富有者更多，夺走贫困者已有的。
在经济学中有一个指标叫“基尼系数”，用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的收入差距。基尼系数最大为“1”，表示财富分配绝对不平均；最小为“0”，表示财富分配绝对平均。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如果在0.2以下，说明是高度平均的状态，北欧五国的基尼系数一般在0.2左右。如果基尼系数分别为0.4～0.5，则说明收入分配的差距较大。2018年，世界上几个大国的税后基尼系数为：德国0.299，英国0.343，美国0.395，中国0.469。
当财富分配越来越两极分化时，教育、创新能力也会如此吗？
我们看一看目前的现象：在优秀的中小学附近，房租越来越贵，补习班越来越密集，人们为了一纸文凭付出的成本越来越高。我家位于中关村腹地，周围有中关村一小、二小、四小、人大附中、北大附中、清华附中等优质中小学校，家长们犹如“拼命三郎”一般，不仅自己当着严格的“陪读郎”“督学”，还大把大把地花“银子”，把孩子塞进各种补习班、“占坑”班中。
虽然有人嘲笑中国的父母太焦虑、太操心，但是我们一次次看到，学习型父母抓住了稀缺的优质教育资源，让自己的下一代拥有了更多、更好的选择。在北大国际MBA 校友群里，时不时热烈地庆祝这家儿子同时被两所美国常春藤名校录取，那家闺女去了美国芝加哥大学，家长们纷纷求经验分享、建留学群——孩子的教育总是最受关注的话题。
每天晚上八九点走在深圳的深南大道、北京的中关村，看到许多写字楼中仍然灯火辉煌，各种咖啡馆、创业孵化器中人头攒动，在这里，每个角落都散发着“智慧与资本的味道”。
未来，聪明人、创新者将越来越汇聚于大城市，深圳、北京、上海、洛杉矶、伦敦等“智慧城市”将形成更强大的“集群效应”和“虹吸效应”。创新不仅需要一个聪慧的头脑，还需要彼此激荡的创新浓度，以及在资本持续催化下的创新烈度。
眼见着财富、教育、创新都在越来越两极分化，难怪科幻作家郝景芳的小说《北京折叠》引发了众多人的共鸣和深思：在上层、中产和底层三个割裂的世界里，我居于何处？个人的努力对于突破阶层有多大成效？
窘境四：组织越来越“轻盈”，个体越来越“强大”，谁更需要谁？
管理哲学家查尔斯·汉迪提出了几个有趣的思考。
·“公司制的黄昏”。他开始重新思考：我们到底需不需要花大笔钱租用办公场地？我们是否需要，以及需要多少全职员工？按时间支付工资还是按项目支付工资？
·“三叶草”组织。所谓“三叶草”组织，就是由核心人员、外包人员（完成项目的独立专业人士以及小公司）和自雇工作者（包括兼职人员和临时工作人员）等三种人组成的企业，这应该是未来组织的趋势。
·“大象”与“跳蚤”。“大象”作为20世纪雇员社会的基础正在日益衰落，或不得不“重生”；而“跳蚤”要么是独立工作者，要么与人合伙，成为更高效自如的个体。技术进步使得工作可以任意组合，人才可以灵活协作，因此，“大象”将面临更多的挑战，而“跳蚤”将成为职场的主流。
目前在英国的劳动人口中，从事全职工作的只占55%。而且，93%的企业是微型企业，雇员不超过5人。2019年，大约有5700万名美国人从事自由职业，约占劳动人口的1/3，而且，这一比例将越来越高。目前，美国的Z一代（1995—2009年出生）员工中有53%是自由职业者。
近几年，全球流行起一种新的职业生态——数字游民：人们只要有一台电脑或一部手机，就可以在任何有网络的地方惬意地工作。罗振宇也谈过一种“U 盘化”的生存状态：自带信息、不装系统、随时拔插、自由协作。这些职场人具有强大的专业能力和创新能力，潇洒地穿梭于各个组织间，我们可以统称他们为“超级个体”。
当越来越多的人才离开组织，为自己或多家企业、多个组织服务，追寻自主和独立时，组织又会发生哪些变化？
日产汽车（Nissan）的英国公司总裁伊恩·吉布森提到，日本的组织比较像“泥巴”，结构模糊，责任与功能划分得不太明确，经常处于变动状态。西方典型的组织如同“钻石”，结构清晰，角色与职责明确，但弹性适应力和反应力较弱。而中国有一大批优秀的企业“上善若水”一般，正在平台化、智能化、跨界共生。
不论是从目前的组织变革，还是从未来的组织发展来看，阿米巴模式，虚拟型组织，柔性化、平台化组织，大致的趋势都是划小经营单元、授权个人和团队，形成高效的项目协作，减少组织的控制力，激发个人的创新力和企业家精神。
那么，在未来快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中，越来越轻盈的组织与越来越强大的个体，到底谁更需要谁？他们是残酷地竞争，还是美妙地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