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萍 张轶佳 封面新闻记者 杨晨 柴枫桔 实习生 邹阿江
中科院成都生物所里有一道“风景线”。每天早上九点，已年过八十的两栖动物学泰斗费梁和叶昌媛夫妇，准时走进生物所大门，开启他们新一天的工作。
两位老人的身影，是一种“鼓励”。“看到费梁和叶昌媛两位老先生每天都坚持搞科研，你还有什么不努力呢？”生物所里的年轻人如是说。
是一种“温暖”。年轻人们发现，费老单独行动时，总是“大步流星”。一旦叶老在身旁，他便伸出一边胳膊让老伴挽住，施施而行。
二老搀扶着前行（图片由张轶佳拍摄）
从朝晨到黄昏，从白齿青眉到黄发骀背，风雨同路六十年，中国两栖动物学中有二老的一枚勋章，城市故事里也有这对伉俪书写的一页深情。
如今在生物所内，一方简居，两张书桌，两位老人相向而坐，伏案执笔。时间从指间梭梭地流过，他们追赶着，笔尖留下沙沙的声音。
七夕将至，不爱过节的两老也没有什么送礼过节的打算。对于他们来说，还能朝朝暮暮地相伴，已是彼此以及时间给予自己的，最大的馈赠。
青涩恋爱
爱情就是帮你采标本，翻三个小时的山去看你
六十年代初，费梁和叶昌媛前后脚踏入了当时的中科院四川分院农业生物研究所（即现在的中科院生物研究所）。在这之前，他们都就读于四川农业大学。学生时期，两人只是处于“认识”阶段。
叶昌媛至今都记得毕业后再次见到费梁的场景。“当时我跟院里的同事在食堂排队打饭，见他来了多高兴的，便招呼着，心想这下我们的（研究）队伍又增加了力量。”大家坐一起吃过饭后，就去走马街、春熙路逛了逛，一行人很快熟络。费梁和叶昌媛之间，也慢慢互相欣赏起来。
叶昌媛工作照（1982年）
当时所里为改善大家的生活条件，买了三头奶牛放在农场，并派叶昌媛去看养。没有饲料槽，叶昌媛便把自己的脸盆拿去代替。“她养得好，奶牛从不产奶到产奶，解决了大家的营养问题，早上可以喝到牛奶稀饭。”但费梁也记得叶昌媛的不容易。“奶牛的舌头把她脸盆上的搪瓷都舔掉了。”
在叶昌媛眼中，费梁在工作中优秀、出色。入职后，他俩被派到当时的四川医学院（现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协助前辈刘承钊和胡淑琴教授。“他成绩是所有学生中很好的。而且以前没有相机，标本全靠人工手绘。他画的标本图又认真又仔细，所以老师经常表扬他。”叶昌媛叙述的口吻里，带了一点崇拜。
没有什么烂俗的表白桥段，朝夕相处中，他们达成默契，走在了一起。
1962年，所里组织两支队伍去二郎山做生物考察。费梁和叶昌媛各自分到了小型兽类考察队和两栖爬行类考察队，一个在西坡，一个在东坡。从西到东，要翻越整个山头，花三个多钟头的车程。
因为考察队借住在道班（养路工人的组织），费梁和工人们混熟了，偶尔就托他们的关系搭过路的便车，翻个山头去看叶昌媛。
1963年27岁的费梁在贵州兴义县巴结考察 （照片由费梁提供）
见不到面的日子，就借书信絮絮叨叨。信中，费梁总提醒叶昌媛注意山中的大型兽，叮嘱她要是下了河，上岸后一定要晾干，不然有湿气。虽然自己负责的是小型兽的标本采集，但费梁看到有特殊的蛇类或者蛙类，也帮叶昌媛采点标本回去。
同样在二郎山考察期间，费梁去给大伙买米准备口粮。因为没有布口袋，他便用自己背包装。没想到回程时，乘坐的大卡车一路颠簸，袋中的米抖掉了近一半。得知情况后，叶昌媛掏出自己的粮票，给对方救了急。“我也很感谢她，在生活中这样帮助关心我。“特殊年代里的援手和情意，让费梁珍惜至今。
工作伙伴
黄金搭档
一个“主内”一个“主外”，工作生活相辅相成
1964年，叶昌媛怀孕后，暂停了野外科考的工作。和前辈刘承钊、胡淑琴夫妇俩一样，费梁和叶昌媛也开始“内外”配合，按照工作的需要，一人主要去野外采集标本，一人留家中整理资料。
每年的3-8月份，是两栖动物研究者们野外科考的时间，一趟下来，至少都得花一个月至半年，最长一次出差长达四年。每次出发前，叶昌媛会帮费梁收拾好行李，除了科考必备的采集网、标本箱和布袋等，她还会在箱子里叠好衣物，放多双草鞋或筒靴，备点药品。
在野外要是发现新品种，科考人员们会迅速采集相应的标本。早期没有相机，趁标本还“新鲜”，费梁便快速在纸上描出它的形态，绘上颜色。
1979年，费梁和叶昌媛在四川南坪九寨沟考察 （图片由费梁、叶昌媛提供）
不仅如此，费梁还要给研究所的胡淑琴老师去信，汇报前方的采集成果。物种的形态特征、生活环境等在信中被一一记载。从老师处辗转收到信的远在“后方”的叶昌媛不禁感叹这位搭档的细致。“读他的信，就如身临其境般。”
每次科考采集回来的标本数量几乎以千计。整理标本、资料收集等工作就主要由驻扎在实验室内的叶昌媛等负责。因为整理和阅读的资料比较多，叶昌媛对各类物种标本的形态特征也掌握比较全面。采回的标本要进一步鉴定，需要叶昌媛参考国内国外的诸多资料，而她也能迅速定位，通过前方所记录的标本的大致特征，找到记载相似类别的书籍或资料进行比对。有时，她还会通过整理分析，提出新的见解。
对于新品种的判定上，两人也有意见“相左”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他们便选择将“争议”搁置。“我们对种类的鉴定是非常慎重的，如果发现了采集的标本和已知记载资料不同，就继续查资料，并会去所记载的其他采集点采集，然后比对。”
两人偶尔也会搭档外出。费梁的身手更敏捷，路上一旦发现新的物种，跃身一扑就能捉到。标本采到后，就交给叶昌媛。她记忆力好，能够迅速观察手中标本的形态特征，并与脑海中文献作对比，看与相似类别的同和不同。
如有不同，还要看差异是否可以构成新物种的条件。“形态学方面特征的分类是比较规范，且有标准的。有的特征差异是属于变异范围内的，但有的特征一旦发现不同，就属于种间差别。”费梁表示，叶昌媛对这些分类判定都很熟悉。
2015年79岁高龄的费梁在峨眉山野外考察 (照片由侯勉拍摄)
风雨同路
物质匮乏的年代里相互的担待和照顾
出野外考察存在风险。“如果家中两个人要是都要出野外的，得左安排右安排，把娃娃安顿好。”说到这时，叶昌媛声音稍微有些颤抖，情绪有了浮动。
八十年代时，费梁和叶昌媛坐卡车去大凉山普雄外出考察，负责开车的是一位常开青藏路的老师傅。转场到去另一个点位的路上时，因为才下过雨，山路几乎都是“泥浆子”，滑且陡。“我坐在驾驶室，突然就看到卡车朝下滑，感觉（山路的边缘）快滑到轮子边边上了。”费梁连忙提醒师傅，“慢点慢点。”
师傅倒是很有经验，连忙安慰到“没关系。”“他说他没刹车，刹车就不行了，车屁股一甩就得滚下山去。”费梁形容“只见师傅一个盘子（方向盘）打过来”，就把整个车从悬崖边拉了回来。
这是费梁认为最惊险的一次外出。“因为她（叶昌媛）也在车上。以前我一个人的时候，觉得险就险了，但要是这次我们两个都遇险了，家里又该怎么办。” 至今回想起，他都感到后怕。
“肯定外出都不希望出事，但其实安全问题也只是偶然情况。”费梁补充道，以前考虑到工作需要以及家中孩子小，得有人照顾，所以妻子多留在实验室内。“后来孩子大了没啥负担了，她也想出去，有机会就肯定想的是要带她出去实践一下，多感受一下。”
1984年费梁,叶昌媛等在四川越西县普雄考察 （图片由费梁、叶昌媛提供）
他尽量体谅着她的心情，弥补她的遗憾。“而且以前不管我在野外去多久，她都能理解我。我对家庭贡献小，她不仅要协助我的工作，还要承担对孩子的养育和照顾。”
费梁记忆中叶昌媛只埋怨过一次。那几年家中的两个孩子才几岁需要人照顾，但他基本都泡在野外，春节回来几天后，又匆匆离开。两人每月的工资加起来刚过百，却要供养家中五口人，包括照看孩子的保姆。物资又匮乏，东西难买，两个孩子每天分一个鸡蛋吃。
叶昌媛发现心脏有问题，去了医院也一直检查不出来什么情况。实在撑不住了，就提笔给远在云南的丈夫写了信。信中，叶昌媛落下唯一的一次“狠话”：“你看着办，回不回来，解决我们的问题。”
接信后，费梁着急，给所长打了电话请假，赶回了成都。但回来待一阵并不能解决什么，所以费梁决定把一个孩子送回老家，由父母照看。一个跟着他去了云南，让妻子在家好好休养。
“当然，说实话我也很愧疚。”费梁无奈，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暮年相守
耄耋之年仍携手编纂中国两栖动物图鉴
曾经，费梁配合北京生物物理所的老师，在黄山做过凹耳蛙的研究。其中一次实验是关于青蛙之间的交流。他们先把雄蛙的声音录下，待抓住雌蛙后，再播放出雄蛙的声音。雌蛙听到立马作出了反应，甚至跳到了喇叭上。
费梁认为，这是动物之间的爱情。就像人世间的伴侣一样，基于共同的语言，有着相通的心意。
所以，尽管有辛苦，自己和妻子还是共同携手度过了一个甲子的时间。这其中，更多的是开心。
“中国两栖动物系统学研究”项目团队主要成员 （前排：叶昌媛、费梁；后排：谢锋、江建平、李成） （图片由费梁、叶昌媛提供）
两人享受着一起考察、外出开会、参观旅游的时光。“编写动物志两栖纲时花了73年到92年整整20年的时间，交稿时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我们给自己安排了一次野外工作，既是庆祝，也为解决书稿中搁置的小问题。”话毕，费梁侧脸问了身旁的妻子一句：“其他的，你想想还有什么开心的？”
令叶昌媛开心的事情也很简单。费梁经常要解剖标本，并要画出骨骼图。本身动物就小，所以每次解剖和观察都很吃力。“一旦成功，我就马上说‘祝贺你，祝贺你’，看到他解剖成功了我就多高兴的。”
趁此，叶昌媛还不忘表扬自己的搭档。“他耐心就是比我好。我有时一直看不清标本都要毛了，但他不。”费梁总耐心劝导：“休息下再观察。今天不行，明天再来嘛。”
采访中，费梁提到了以前在云南科考时的一位搭档。“就在前天我接到电话，说他去世了。”他的语气很平缓，似乎习惯了时间带来的安排和无奈。
他也追赶着时间。早就该安享晚年的两位老人，没有退休，也没有节假日，甚至连过年都会忘。叶昌媛之前还做了几次大手术，身体已远远不如以前。费梁承担起了家中洗衣买菜煮饭的活路，帮妻子减轻负担。
但每天，他们还是坚持着准时到岗。叶昌媛行动变迟缓，费梁就耐心地陪在身边，做她的依靠和拐杖。
如今，两位老人负责的《中国两栖动物图鉴（野外版）》进入到最后的校对工作。每人轮流检查，以防漏掉错误。
在相守相扶的六十年里，他们共同发表了190篇论文，出版了近30部专著，多达1366万字；获得9个国家、科学院及省部级奖项。
2014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2015年1月9日于北京人民大会堂领奖)（图片由费梁、叶昌媛提供）
同时，共同创建和完善了两栖动物形态鉴别标准和分类体系，揭示了中国两栖动物丰富的多样性，他们在两栖动物系统学研究中，在分类与区系调查、专科专属的系统发育、多样性编目等方面取得了令人惊叹的研究成果；由费梁、叶昌媛牵头的“中国两栖动物系统学研究”项目团队首次完成了我国国家级两栖动物物种编目，编研的《中国动物志·两栖纲》、《中国两栖动物彩色图鉴》等专著，被称为中国两栖动物资源最完善的“国情报告”，于2014年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目前的校对工作完成之后，两位老人计划着完成《中国两栖动物》英文版（第二卷）。他们还是继续打配合，费梁负责统筹，画骨骼图，而叶昌媛则收集资料，编写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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