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夏天，在我6周岁的时候，开芝大姐领我到学校里报了名，开始了我的求学之路。
我们的学校就设在村西头的庙里，是一所全日制的完全小学，初小4年，高小2年，共6年的时间。
那时，新生的人民政权刚刚建立不久，国家经济非常困难，学校的设施极为简陋。记得刚上学头几年，我们的课桌和课凳都是用石板和土坯撘起的土台子。书包是母亲给我缝制的，里面装着语文、算术两本书和两个作业本，一块写字用的石板，一支石板用笔和一支带橡皮头的铅笔，一块擦石板的破布块。
石板有现在A4纸大小，四周用木条镶嵌，笔不知是什么材质，好像也是石头做的，在上面写字非常容易，字迹也很清晰。写完字后，用布块就能将字迹擦掉。小学童们顽皮，有时懒得拿布擦，写完字后直接用袖口擦，所以有的孩子的袖口都是黑黢黢脏兮兮的。
由于家庭经济条件差，学习用的本子和笔，基本上都是拿鸡蛋去门市部换。本子是正面用完再用反面，铅笔是用到手捏不住无法再用了才扔掉，包点心的包装纸也用来写字、做作业，钢笔水是用母亲染布用的颜料自己制做的。
由于刚上学时年龄太小，还闹过笑话。一次在上早操时，憋了一泡尿，也不敢跟老师说，只好忍着，实在憋不住了，便直接尿在了裤子里。寒冷的冬天，浸湿的库管将大腿里子摩得生痛，一直坚持到中午放学，才回家换上裤子。
由于受不了学校的约束，便死活不再愿意上学，班主任张老师几次家访，和父母一同做我的工作，在老师的耐心规劝下，又重新返校学习。从此，再也没有发生逃学或迟到早退的问题，一年级时就被评为“三好学生”。记得在领奖那天，我一只手拎着书包，一只手拿着奖状，两只手还要抱着小板凳，弄得我手忙脚乱额头冒汗，老师见状，赶紧上前帮忙，在老师的帮助下，我才理出来头绪。
6年的小学学习生活，在不知不觉中就过去了，我以第17名的成绩考上了临沂第十一中学，开始了初中的学习。
临沂十一中位于田家红埠寺村西，途经叶家红埠寺和赵家红埠寺村，两村村后有一条通往学校的土路，离家大约3里地的路程。途中都是庄稼地，其间还有一条沟渠和一大片坟地。由于学校离家不算太远，所以采取走读的方式，每天上学、放学、中午饭、晚自习要往返4次。
3里地的路程，作为成年人可能算不得什么，但作为一个十二、三岁刚上初中的孩子，应该是一个不小的锻炼和考验。如果是白天，天气好还好说，若遇上刮风下雨的天气，行走就会相当困难。
当然，这还不是最困难的，最难的是夜间上自习下课后返家，走夜路特别害怕。漆黑的夜晚，路上没有灯光，从附近村子里极个别人家门窗缝里露出的煤油灯光忽明忽灭，感觉灯光的距离是那么的遥远，只有天上的星星眨着眼睛注视着我，用它微弱的光亮照着我的行程。耳边响着的是庄稼地里的虫鸣声和自己踢踢踏踏的脚步声，还有不时从附近村子里传来的狗叫声。由于心情紧张，老是感觉后边有人跟着，又不敢往后看，只能是深一脚浅一脚的往前赶路。突然，不知是一只野猫还是黄鼠狼从庄稼地里窜出，在面前跑过，立刻就吓出了一身冷汗。尤其是经过叶家家后那一片坟地时，马上就联想到看过的《聊斋》上的鬼故事，简直是毛骨悚然。
后来，父亲专门给我买了一盏小马灯，每天晚上提着它，用它来照明、作伴，紧张情绪缓解了许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磨练，我的胆量越来越大，走夜路也就不那么害怕了。
我上学那阵，强调德智体全面发展，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老师很少布置作业，也没有课外辅导班。平时放学回家，写完作业就帮父母做家务 ，星期天、节假日不上学时，就到生产队里干活，冬天在上学的路上还背着筐头子拾粪。所以，从小就养成了肯吃苦、爱劳动的习惯。
虽然课外作业很少，但我听课认真，老师布置的作业能认真完成，所以学习成绩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
1966年夏，我读完了3年的初中课程，各门学科都交上了比较优秀的答卷。在毕业考试结束后，就抓紧复习，备战升学考试。这时，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深入展开，各学校随即转入运动状态，应届毕业生延迟毕业，并且暂停招收新生，我的学业也就暂时中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