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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埃尔诺获诺贝尔文学奖
献给菲利浦五世
言语不是真理，它只是我们存在于宇宙间的方式。
——保罗•奥斯特《孤独的发明》
那是六月的一个星期天，中午刚过，我的父亲要杀我的母亲。事情是这样的，那天我像往常一样去参加了差一刻十二点的弥撒，在回来的时候,我顺便到商业区的糕点店买了点心，食品店就坐落在一片战后临时搭起的简易棚子里，等着尚未完工的新大楼的竣工。回到家，我把节日穿的礼服脱下，换上一条容易洗涤的连衣裙。顾客们一走，杂货铺的店门门板就关上了，我们一边吃饭，一边听着收音机播放的节目，这时播放的一个幽默的节目，节目的名字叫“法庭”，由伊夫•德尼奥扮演一个贩卖灯具的小贩，他不断被指控犯有轻微罪行，同时又被一个声音颤抖的法官判处一些滑稽可笑的刑罚。母亲那天情绪特别不好，她和父亲的争吵从一坐到饭桌前就又开始了，整个吃饭过程中始终未停下来。待收拾了杯盘，擦洗了桌布，她在那间狭窄的夹在咖啡厅、杂货铺和通到楼上的楼梯之间以及在厨房里不停地来回转着，大声责骂我的父亲，絮絮叨叨，没完没了。她每次生气时都是这样。父亲坐在书桌旁，脸朝着窗户，不做声。突然，他全身抖动，大口喘息着。我看见他站起来，一把揪住我的母亲，一边推着她朝咖啡厅走，一边吼叫着，声音嘶哑，令人毛骨悚然,这是我以前从未听到过的。我吓得跑到了楼上，一头扑到床上，脑袋埋到靠垫里，接着我听到母亲大声喊叫：“我的女儿！”声音是从咖啡厅旁边的地窖里传来的，我赶忙跑下楼，嘴里拼命地喊着：“救命啊！”在昏暗的地窖里，我的父亲一手死死抓住母亲的肩膀或脖颈，另一只手抄起放在砧板上的用来砍柴用的镰刀，我只记得当时我只顾拼命地喊叫和嚎啕大哭，后来我们三人又回到了厨房。父亲站在窗前，母亲站在炉旁，他们都喘着粗气，我坐在楼梯下端，不停地哭泣。父亲依旧怒气未消，他的手还在颤抖，说话的声音也不一样。他不停地对我说:“你哭什么，我又没打你。”我还记得当时我说:“你吓死我了。”我的母亲为了缓和屋里的紧张气氛，故作轻松地说:“好啦，我们不吵了， 一切不愉快都结束了。”之后，我们三人一起骑自行车到附近的乡下去散步，回来后，父母又如同往常一样开了咖啡店的门，谁都没事了。
那天是1952年6月15日，那是我童年时代记忆最深最清楚的日子。在那以前的日子都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有的也只是记在作业本子上的日期罢了。
后来我曾经对几个男士说过:“我快十二岁那年，我父亲要杀我的母亲。”我几次对人说这句话，这说明这件事已经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里了。我没有想到人们听了这句话之后都沉默不语，我这才发现我犯了一个错,，跟他们说没有用处，因为他们对这样的事情是不感兴趣的，甚至是反感的。
我现在即使把这件事写出来，但内心深处直到今天，依然似乎觉得这件事不能写出来，即使是记在日记里也不好。因为我害怕由于自己写了这些事会招致惩罚而以后再也不能写任何东西了。（看到自己现在依然能够像从前那样写作，没有发生什么不幸我才松了一口气）。自从我写了这本书，讲述了这个事情后，我觉得这件事就变得很平常了。这件事在其他家庭中也会发生的，而且发生的频率比我想象得还要高得多。我讲出的这个故事，这个场面对别人来说也许就是一次吵架，一次比较激烈的吵架。
在开始动笔叙述这件事以前，我以为我能够回忆起当时的每个细节，可实际深藏在我记忆中的只不过是当时的紧张的气氛、他们俩当时所呆的位置以及几句只言片语。我记不得当时他们吵架的初始原因，也不记得母亲当时是否穿着她营业时穿的白大褂，还是为了出去散步，她是否已经换了别的衣服。我也记不得那天晚上我们吃了什么饭，就是那天上午做了什么事我也没有任何印象了。除了习惯上的活动，如去做弥撒、买糕点等等。尽管我不得不经常回忆起这件事发生之前的事情，就像后来我讲别的事情的时候那样，我肯定那天我穿的是那件蓝地白点的连衣裙，因为后来连着两个夏天我都穿了这件裙子，而每次穿的时候，我都会想那天晚上我就是穿着这条裙子的。我也肯定那天的天气是晴间多云，有风。
后来，那个星期天所发生的事就像一个镜头的画面印在我的脑子里，以至于在我平时做任何事的时候都会突然在我脑海中显现出来。虽然我照旧玩耍、读书，表面上和平时没什么两样,但实际上我做任何事情时都不能够专心，一切对我来讲都变得那么虚假。以前我记忆特别好，过目不忘，而现在记忆力大大减退了，一个靠小聪明便可以不认真学习并能取得好成绩的学生现在成了一个要特别用功才能跟上班的学生了。
这个事件对我刺激太大了，太不可思议了，我无法评判他们，一个深受我爱戴的父亲要杀掉一个深爱我的母亲，由于平时母亲比父亲更信仰基督教，而且是母亲在家里掌管钱财，再加上是她负责与我的教师接触，于是我便认为母亲自然有权力对父亲指手画脚，就像对我发号施令一样。无所谓谁对谁错。只是我必须阻止我的父亲杀我的母亲，以防止他去坐监牢。
但在我内心深处，我隐约感到这样的事情早晚还会发生，因此我担心他们，好几个月，也可能是好几年里，只要有顾客在店里，我的心才放下来，但是到了晚上或是在周日下午，当只有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的心便又提到了嗓子眼儿。只要他们说话声音稍大一些，我就会像匹受惊的马一样立刻去监视他们，尤其是监视我的父亲，观察他的面部表情以及他的双手。他们每一次突然的沉默都会让我觉得灾难就要临头。即便我在学校上课的时候，也在不停地想，当我回到家时，也许会惨剧已经发生了，当他们之间通过一个微笑或是一个默契的大笑，或是开个玩笑等方式表达他们之间的爱慕时，我就以为我们又回到了那件事发生前的美好的时光，我便会以为那件事只不过是一场“噩梦”。但是过后，我明白他们之间的爱的表示只代表当时的那一刻，对未来没有丝毫的作用。
在那个时期，无线电经常播放一首奇怪的歌曲，歌曲大概是讲述和模仿在酒吧里突然发生的一场殴斗：歌曲的内容先是一阵沉默，一个声音低吟着：“人们可听到苍蝇的叫声”接着便爆发出一片喊叫声，说些让人听不清楚的句子。每次听这首歌曲时，我感到无比的恐惧。一天我的叔叔递给我一本他正在读的小说，道：“如果有一天有人起诉你父亲是杀人犯，而你父亲又是无辜的，你该怎么办？”我一下子被吓呆了，在我的眼里，家里随时都有要发生惨剧的可能。
那样的场景终于没有再发生过，父亲在十五年后去世了，也是在六月的一个星期天。
只是到了现在我才明白了这一点：我的父母可能在那件事发生之后，父亲对他的行为进行了一番解释，或是做一番检讨，获得妈妈的谅解，于是他们决定忘掉一切，比如在一天夜里在他们做爱之后，他们互相谅解了。可是这种理解来得太迟了，现在明白了也没有用了，他们不知道那个星期天所发生的事对于我是多么地可怕。
八月间，一家英国人来到了法国南部度假，他们在一人烟稀少的路边宿营。到了早上，人们发现这一家人被杀害了，男主人是杰克•特瑞蒙先生，杰克妻子安娜女士以及他们的女儿伊丽莎白。距此最近的地方有一个农场，这个农场属于一家原籍为意大利人的多米尼希家族的，他们的儿子尼斯塔夫被指控犯有谋杀罪。多米尼希家人不怎么会讲法语，特瑞蒙家人可能比他们讲得略好些，至于我，我只认得在火车里挂着的用英语和意大利语写的两块提示牌: “不要把头伸向车窗外。”真奇怪，那些有钱人怎么会喜欢睡在露天里而不愿去住在宾馆呢？于是我想象自己和我的父母都在路边被人杀害了。
现在，我手里只保留了那年照的两张照片，其中一张是我领圣体时照的，那是一张黑白的艺术照，被粘在一张厚纸片上，镶嵌在凹进去的框架中，上面还蒙上一层半透明的纸。照片里面还有摄影师的签名。照片上的小姑娘面部饱满，皮肤光滑，额骨突出，圆圆的鼻子，鼻孔稍有些大，鼻梁上还架着一副浅色宽镜架眼镜。她的目光死死地注视着眼前方的东西，头上戴着顶软帽，被烫过的短发在帽子下方前后露出，帽檐边松散地垂下一帘面纱，嘴角透着一丝淡淡的微笑。那是一副严肃认真的小女孩的面孔。由于烫发和戴眼镜的缘故，她看上去显得比实际年龄大。她跪在祈祷用的长凳上，胳膊支在扶手架上，两只大手托着腮，小拇指上还戴着个戒指，一串念珠垂至祈祷书上，手套放在祈祷凳上，身上穿着一件平纹细布的连衣裙，腰带系得很松。她穿着这件傻妹妹般的肥大的衣服，叫人很难想象更感觉不出她的身材，而一想到这个身躯就是今天的我，我就感到很惊讶。
还有一张照片是1952年6月5号拍摄的，它不是被拍摄于1951年我初领圣体的神圣日子,而是拍摄于一年后在另外一个“祈福”的日子，那天我又穿上了那套服装，又一次经过了那样的仪式，但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另一张照片很小，长方形的，照片里是我和父亲合拍的，我们是在有装饰着花朵的一堵墙的后面照的。那是在1952年到鲁尔德旅游时在彼阿里滋照的。当时我们正在沿着海边散步，但照片上并不见大海的背景。那时我身高大概还没超过一米六，因为我的头刚好超过父亲的肩头一点点，父亲身高是一米七三。三个月里，我的头发长了许多，成波浪形，用帕子系着，像个圆圆的花环。照片是用我父母在战前的一个主保瞻礼节上得的相机照的，画面不是很清晰，我的面部和我戴的眼镜都很模糊，但可以看到我当时微笑着很开心。我穿着一条短裙，一件白衬衫，那是当时教会学校为过青年节给学生们统一制作的套装，套装的外面又披上了一件外衣。照片上的我穿着上窄下宽的短裙，裙腰紧裹腰部，使我显得格外苗条，但这样的装束又使我看上去像个小妇人。父亲穿着件深色上衣，配着浅色的衬衣和裤子，系着一条深色的领带，他没怎么微笑。和所有的照片里的他一样，总是那一副略带忧愁的模样。我之所以把这张照片保存下来，可能是因为它和其他的照片不同，照片上的我们有些不像本来的我们，而像在海滨度假的有钱人。两张照片上的我都没敢张嘴笑，因为怕露出我的长得七扭八歪并且残缺不全的牙齿。
我出神地望着这些照片，好像只要我目不转睛地盯着照片，我就能重新变成这个和父亲在彼阿里滋度假的跪在祈祷垫上的小姑娘似的。然而，假如我从未看过这些照片，假如是人家第一次把这些照片拿给我看，我无论如何也不会认为照片上的小姑娘就是我（但这的的确确就是我，不能不承认）。
两张照片的间隔只有三个月，第一张是在六月初照的，第二张是在八月末，但两张照片在尺寸和质量上完全不同，因此，无法看出我在身材和面部轮廓上有什么不同，但是我似乎觉得这两张照片就像两块时间的界碑，一个是初领圣体的小女孩，她标志着童年时期的结束，另一个却标志着一个新的时期，即我不停地被羞耻感所困扰的时期的开始，可能我总是像一位历史学家那样，把那个夏天定义成一个确切的时间段（说“那年夏天”或者是“我十二岁那年的夏天”，这样讲是想赋予本来很普通的，就像1995年这年夏天这样的日子以浪漫的色彩，我甚至想象不出1995年是否在未来的某一天也可以使用“那年夏天”这一方式来表达）。
我所保留下来的那一年的东西还有：
一张印有伊丽莎白二世相片的黑白明信片，是我父母的朋友的女儿送给我的，那是她在和班里的同学去英国观看加冕节时买的。名信片的背面有一黄斑是当朋友送给我时就带着的，我很讨厌这个黄斑，每当我看到这张卡片时，就会立即想到那个黄点儿。伊丽莎白二世的头像是侧面的，她深邃的目光凝视着远方，一头黑色的短发向后梳着，嘴唇由于涂着深色的口红而显得厚实。她的左手靠在裘皮垫子上，右手拿着一把扇子，我回忆不起来当时我是否认为她很漂亮，也许这个问题我从来就没有想过，因为她是王后。
—个红色皮革的针线包，里面盛的东西如：剪刀、挂钩、锥子等已经不在了。记得这是新年圣诞节时父母送我的礼物，我没有选择带有吸墨纸的垫板，因为上学时这个皮针线包比它更有用。
一张再现里莫日教堂内部装饰的明信片，这是我去鲁尔德旅游时给我母亲寄来的。明信片的背面写着几个粗大的字:“里莫日的旅馆很好。这里来了许多外地人。热烈地拥抱你。”下面签着我的名字和“爸爸”的字样。地址是父亲写的，邮戳是1952年8月22日。
接下来是一个明信片的小册子“鲁尔德城堡。比利牛斯博物馆”这大概是我参观此处时买下的。
还有一张乐谱。歌曲的名字叫“古巴之旅”。那是一个仅有两页的蓝色小册子，封面上画着些小船，上面签着演唱者或为演唱伴舞者的名字：帕特里斯和马里奥、埃迪安姊妹、马塞尔•阿左拉、让•萨波龙等。我当时大概是非常喜欢这首歌，因为我很想拥有这首歌的歌词，并且成功地说服了母亲，她终于同意给我钱去买。在母亲眼里，这都是些没有用的东西，尤其是对上学没有什么帮助。另外那年夏天我还有收获，我得到了另一首歌曲：《我的梦幻与墨西哥》。在去鲁尔德旅游的路上，我曾听见那个大巴司机哼唱过这首歌。
在那张领圣体时照的照片上，我手里拿着的是由唐• 加斯巴•勒凡布尔著的题目为《罗马晚祷书》。书的每一页都被分成两大块，左边是拉丁文，右边是法文，中央部分是弥撒常规经。书里写着：“一个颗骨的礼拜日历和从1951年至1968年的活动的节日。”那是些奇怪的句子。这本书仿佛超越了时空，可能是几个世纪前写的。萦绕在我耳畔的那些词我一直不懂其含意，如：默祷经，升阶经，进阶咏之后的圣咏（我不记得自己认真地思考过这些字眼的真正含意）。翻阅着这本在我看来仿佛用谜一般语言写成的书，我感到异常地惊奇，甚至有一种不自在的感觉。我熟悉每一祷词，以“天主羔羊”起首的弥撒祷告或是某个短祷文，我都能倒背如流。我真不敢相信我自己竟然是那样一个每个礼拜日和节日都认真地诵颂经文的女孩子，可能那时我认为不祷告就是一种犯罪，如同照片可以证明我在1952年时的身体情况那样，这本祈祷经文几经搬迁依然保存了下来并不说明什么，但它至少是我成长在宗教氛围中的物证，而我现在却再也感觉不到这种宗教氛围了。当耳畔重新响起颂扬爱情和流行的“古巴之旅”歌曲时，我再也感觉不到往日的不自在，相反现在我依然渴望爱情和出去旅行。甚至就在此时此刻，我还在兴高采烈地哼唱了这首歌曲：“我们两对少男少女，划着小木船，它的名字叫温柔的尼娜，我们一起去古巴。”
几天以来，六月的那个星期天发生的那一幕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在我要把它写下来的时候，我的眼前又清楚而鲜明地浮现岀他们的身影，他们的声音又响在耳畔。一会儿，那景象又变得模糊，支离破碎，无声无息的，仿佛是在没装解码器的电视频道看到的电影画面一般。现在用文字把它表述出来也丝毫不能改变它的乏味，它依然是1952年时的它，是一件疯狂的杀人事件，我时常把它和我一生中经历的其他事件进行比较，但我没能找到能与它相提并论的事情。
我总爱回过头来看看我写下的这些内容，不然就干不下去任何其他的事情，这让我意识到我正在写一本书，我要把这件事原汁原味地写出来，让那多年来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的场面重新动起来，以便驱散它在我内心深处所形成的阴影（就是这种信念驱使我写下去）。
我对心理分析及家庭心理学不抱希望，也不感兴趣，因为我可以毫不费力地得出最基本的结论：母亲专制，父亲想以杀人的方式摆脱他的从属地位等等，简单地用“家庭创伤”或是“童年的神那天下凡了”这样的词汇并足以确切地解释岀那天的情景，只有那天我用过的那个词“招来灾难”才算得上贴切，在这里，那些抽象的词汇我是理解不了的。
昨天，我去鲁昂档案馆査阅1952年的《巴黎-诺曼底报》，这是当时卖报人每天送给我父母的报纸。查那天的报纸也是我到现在一直想做而不敢做的一件事情，好像一翻六月那天的报纸真地会给我带来灾难似的。在上楼梯的时候，我觉得自己非常紧张，好像是在赴一个可怕的约会。在市政大厅里，一位管理图书的女士递给我两部带黑色封面的有关1952年所有的报刊汇编。于是我从一月一号开始查起，想以此推迟一下看到六月十五号的报纸，这样可以让我先看一看在发生那件事之前的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好让我先把心情静一静。
在报纸第一版的右上方是加布罗塔尔教士的气象预报，上面写着多云间晴、有大风等等，我的精神集中不起来，报纸上的报道对于我来说只不过是消磨时光的工具罢了。
报纸上报道的那些事件我大部分都还记得，如:印度之那战争，朝鲜战争，奥尔良暴乱，彼奈计划等等。尽管我知道这些事情都发生在1952年，但我还是有些似信非信，恍惚间还以为它们还都发生在以后的年月中呢。我总也不能把“六辆带有塑性炸药的自行车在西贡市区爆炸”和“杜克劳因破坏国家安全罪在弗莱斯纳被监禁”这样的标题和1952年的我联系起来，斯大林、丘吉尔以及艾森豪威尔在当时给我的印象很生动，就像今天叶利钦、克林顿或者科尔让我觉得非常熟悉一样，但今天再看这些都让我感到那么陌生，好像我并没有经历过那段时间似的。
看着彼奈的照片，我非常惊讶他与吉斯卡尔•德斯坦如此地相像，当然不是现在已经变老了的德斯坦，而是二十年前的德斯坦。报纸上的“铁幕”一词使我不禁回忆起我在私立学校上学时的情景，老师要求我们为身后的基督徒祷告，我似乎看到一群男女挤在一个宽大的金属门边的情景。
然而，我还是马上认出了幽默连环画《普斯迪盖》和刊登在法兰西晚报最后一版的连环画很相似，那是一段有趣的故事，看着它，我在想这样的故事会不会让当时的我开心地笑“嗨，钓鱼人，鱼上钩了吗？——没，没有，先生，这是些鲫鱼，它们没那么坏”。报上还有当时在鲁昂各影院上演的电影预告，如：“加布里的情人”“我的妻子很伟大”等等，这些片子当时要在这里上映过之后才到Y市去上演。
那时，每天都有些残酷的可怕的新闻，如：一个两岁幼童在吃羊角面包时突然死亡，一位农民割草时不幸把正在玩捉迷藏而隐藏于麦地中的儿子的腿割断，在凯叶有一个战争时期留下来的炸弹爆炸，三名儿童被炸死。那时，我就喜欢读这样的新闻。
那个时期，黄油和牛奶的价格被报纸放在头版头条，另外有关农村的消息占有很大比例，如关于口蹄疫情的报告，有关农妇情况的报道，以及兽医药的广告等等。根据报纸上关于对那些片剂和汤剂的大量报道，我们可以推断出那时人大概多患咳嗽，并且人们不去看医生，而只是靠买些药来解除病痛。
星期六的一份报上刊登着一个栏目叫“为了您，女士”。我似乎感到报纸上介绍的有些衣服的样子和我在彼阿里滋照的那张照片上穿的衣服很相似，但也有些服装的式样，我和母亲都没有穿过。我当时在照片上的发式比较新颖、特殊，即使在报刊上也没有发现和我们相似的发式。
我终于看到了六月十四号星期六和十五号星期日的报纸了。星期六的报纸头版头条刊登的是：“今年的小麦收成预计要增产百分之十”、“二十四小时拉力赛没有爆出明显的优胜者”“在巴黎，雅克•杜克鲁先生被长时间审问，但经过十天的不停地寻找，小女孩若爱拉的尸体在她父母的房子附近被发现，她是被邻居家的一个狠心的女人推到路边的深沟里致死的，这位女邻居目前已经对她的罪行供认不讳！”
我不想再继续读下去了，在下档案馆的楼梯时，我意识到自己到档案馆来，仿佛就是要寻找1952年在报纸上刊登的那件事似的。后来，我不无惊讶地记起那天发生那一事件，外面正在进行24小时拉力赛，赛车不停地在公路上飞驰而过，发出轰轰的响声，我无法将这两个场面联系起来。因为在那一天发生的无数的事件中，没有任何能与我家的那件事让我那么恐惧和惊愕，而且那件事对于我是最真实的。
我阅读了《巴黎-诺曼底报》，满意地记录下了所发生的事件，如当时上演的电影，宣传商品的广告,我对这种类型的报纸也没有什么别的苛求。这些材料证实了当时人们生活水平还比较低，汽车很少，冰箱、力士香皂在1952年还是名星们的专利，不过列举这些没有什么意思，就如同现在列举九十年代人拥有多少电脑、微波炉和冰柜一样没有意思，反倒是社会财富的分配比这些财富的拥有本身更有意义。在1952年，有的人有浴室，而有的人还喝不上自来水，就像今天有的人穿富基牌的衣服，而有的人则穿阿涅斯B 的衣服一样。由于时代的不同，报刊只给人提供一些有关当时社会群体的信息而已。
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能够找到自己用来思考自己以及周围世界的词汇，使自己意识到什么是政党，什么是不可以接受的，什么是不可以想象的。但是，1995年的我是不可能再重新回到1952年的那个天真的小姑娘时的我了。那个在私立学校读书的女孩，当时只熟悉她所居住的那个小城，只认识她的家和学校，只掌握了极小部分的词汇，而那时的她却有广大的生存空间。真正的自我记忆是不存在的。
为了找到那个真实的我，我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我只得借助于研究法律，习俗，宗教信仰以及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的价值观。培养哺育过我的学校、家庭和我住过的省份都曾对我产生过潜移默化的影响，造就了我今天的性格特征。如今，我要把我成长过程中所使用过的语言、宗教词汇以及我父母的语言加之他们的习惯动作公之于众，把在《时尚》和《茅屋里的聚会》里所读到的小说的内容公之于众。我要用这些词汇对我十二岁时的那个世界，以为自己发疯了的那个世界的文章进行分析和归纳，其中许多词汇的含义对于现在的我依然感觉沉甸甸的。
当然，我不是在写故事,因为故事本身就会阐述真理而用不着去探求它。我也并不是在写回忆录，只想满足于把我记忆中的那些画面原版地照搬出来，我是想把那些画面当做材料来剖析，当一次我自己的人种学家。
（也许根本没必要说这一番话，但是要是不澄清这一点，我是无法写下去的。）
我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把我十二岁时父母之间发生的那一无法形容的争吵放到法律与语言的普遍性中来剖析。也许它是在弥撒经本中的词汇和一个宗教礼仪书中的词汇的启发下发生的一件疯狂和杀人的事件，至于那弥撒经本对于我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了，而那本宗教礼仪书与其他任何一本宗教礼仪书都没什么两样。阅读吧，因为这是我的身体和我为你而流淌的鲜血。
直到1952年6月，我还从未离开过半步这个被模糊地、但人人都心知肚明的称之为“我们那儿”的地方，也就是坐落在塞纳河右岸的，介于勒-阿弗尔和鲁昂之间的高安地区。出了这儿，就意味着到了法国的甚至是世界的另一端，就意味着没有任何安全保障了。当人们问起这个地区时，人们就会用手指着远处说:“在那边。”人们对“那边”不感兴趣，也从未想象过“那边”是否也有人生存，一个人单独去巴黎是不能够想象的，除非是集体旅行，或是有家里人一起陪同。乘地铁似乎是件极其复杂的事，比在集市上乘坐魔幻小火车还要可怕得多，所以人们认为需要学习很长时间，并且很难掌握乘地铁的技巧。人们普遍认为不应该去那些不认识的地方，但同时他们对于那些“哪儿都敢去的人”又充满了深深羡慕。
“我们那儿”的两座提起来不让人那么恐惧的大城市就是勒•阿弗尔和鲁昂。每家每户的人们都谈论过它们，是人们日常的话题。许多工人在那里工作。他们早出晚归，他们都是乘“小火车”上下班的。离我们最近的城市是鲁昂，它比勒•阿弗尔大。在那里“应有尽有”，意思是说有大商店，有医院，特别是有治疗各种疾病的专家。在大医院里，常有病人家属或医护人员把病人抬来做复杂的手术；也有的进行解毒治疗或是做电休克，此外还有好几座电影院和一座供人们学习游泳的封闭式游泳馆。十一月，那里还举办每年一度的圣•罗曼集市，集市要持续一个月。除了那些在建筑工地上班的工人以外，没人穿平常日子里穿的衣服进城。我的母亲每年带我去一次城里，是为了去看眼科医生或是给我配眼镜，当然，母亲也利用这个机会给自己买些化妆品以及在Y镇买不到的东西。我们在这个城市没有亲戚朋友，所以我们没有在“我们那儿”的感觉。这里的人穿得比较讲究，说话更文明些。到了鲁昂我们感到自己有些“落伍”，从人们的言语举止中普遍透着聪明智慧，透着富裕和现代化的气息鲁昂在我幼小的心目中就是未来的象征，仿佛小说连载中的或是报纸所写的那样的梦幻世界。
在1952年时，我对Y市以外的世界一无所知。对于Y 的大街小巷，Y的商店以及它的居民，我是“安妮D”或是“小D”。对于我，不存在其他的地方，不存在另外的世界。人们谈论的话题也离不开Y，总是涉及他们的学校，教堂，卖新鲜玩意儿的商店。过节，这是人们总在掐算并且盼望的日子。这座位于勒•阿弗尔和鲁昂之间的拥有七千人的小镇是一个狭小的世界，你几乎能够认识所有的人，能够说出他或她住在哪条街，有几个孩子，在哪里上班，能说出哪个教堂几点做弥撒，勒华影院几点上演什么电影，城里最好的糕点铺以及“手不黑”的肉店等等，我的父母就出生在这里，我父母的父母及他们的祖父母也出生在离这儿不远的邻村。我们对这座山城无论是从时间的角度谈还是从空间的角度谈都可以说是了如指掌。我能够说出50年前我们家旁边住的邻居是谁，那时我母亲从学校放学回来时就去那里买面包，我每天与之打头碰脸的男人或女人，也许就是50年前我父亲或我母亲在彼此相识之前，可能差点儿要娶或是要嫁的人。而对那些我们一无所知，不知道他们的经历也无法查证，同样他们也不了解我们的人都是些“外地人”，他们中有布勒东人，马赛人和西班牙人。总之，所有的和我们说话不一样的人，在我们的脑子里或多或少地把他们都看做是外地人。
（叫出这个小城的名字——就像我原先试图做过的——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地图上没有标出过它，只是从鲁昂来火车或是开车沿着高速公路去勒•阿弗尔时经过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原本就没有名字，我一回到这里脑子便即刻陷入了一种麻木状态，记忆模糊，思维迟钝。）
1952年Y的地形情况。
市中心的建筑在1940年德军诳攻时被烧毁，之后于1944年又像诺曼底其他地方一样遭到狂轰滥炸，现在整座城市正处在建设的高潮之中，到处是建筑工地，但也有尚未开始建设的空地和刚刚落成的水泥板的三层高的小楼。小楼的一层是底商。此外还有临时搭建的小篷子和战争时未受损坏的几处古老的建筑。市政厅，电影院，邮局，菜市场，教堂被烧毁了。市政广场的托老院的大厅临时充当教堂，神职人员就在台上做弥撒，人们坐在正厅或是大厅的圆形走廊里的地上。
用石块砌成的或是沥青铺就的街道环绕着市中心，大街的两侧有狭窄的人行道，人行道两旁是用砖或石头砌成的楼房，间或有几处栅栏院，院里矗立着私人住宅，房子的主人都是些经纪人、医生或是经理等，几所公立和私立学校也坐落在市区，它们之间相距很远，虽说是在市里，但已不再是市中心了。在距市中心比较远的空旷的地方住的居民，在他们要去市中心区时就说“进城”或是“到Y去”。但是哪里算市区，哪里算郊外，没有明显的界限，只是这里马路上没有了人行道，房子也很破旧（木筋墙，至多不过两三个房间；没有水，厕所在外面），有许多菜园子，但除了煤店和卖咖啡的杂货店以外，几乎没有其他的商店。不过大家心里还是很清楚的，市中心就是人们不能随随便便穿着布鞋或是工作服去的地方，街区的价值随着离市中心的远近而不同。别墅在这里越来越少，而大杂院却愈来愈多，不仅如此，在更偏僻的一些地方，那里的路都是土的，一下雨泥泞难走。在山坡上的农场就是地地道道的农村了。
克罗-德-巴尔区从市中心开始纵向延伸到加尼桥，在共和国大街和上-德库尔斯区之间。克罗-德巴尔大街，从勒•阿弗尔路开始，穿过中心区，通向加尼桥，是这座小城的主干道。我父母的小店铺就坐落在大街的下端，在通向共和国大街的一条小街上，所以才形成了“上城里去”的讲话习惯。我无论是去市中心还是去学校上学时都可以走共和国大街，也可以走克罗-德-巴尔大街，因为这两条路是平行的。这里的一切都和我家的小店极不相衬。宽阔的铺着沥青的共和国大道，两侧是宽广的人行道，通往距此 25公里的海滨的汽车、卡车一路奔驰，在高处矗立着几幢八面威风的别墅，我们不知道什么人住在里面，甚至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的面。附近虽有几处朝向大街的低矮的小房子，有雪铁龙汽车修理厂和内燃机修理行，但这并不能影响到这个地区的贵族气。在靠近桥边的右侧，在法国国营铁路公司的铁道下边，有两座水池，其中一水池中的水是黑水，另一池的水由于长满青苔而呈绿色，两池之间由一羊肠小道相隔。这两个池子被称做“铁道坑”，是A的死亡坑，因为城里的妇女寻死就来这里跳坑。由于有一个长满茂密丛林的坡将这个大坑遮蔽，使人从共和国大街上看不到它，因此也就没有人注意到它，好像这个地方不存在似的。
克罗-德-巴尔街很狭窄，不规则，两侧没有人行道，路面起伏不平，弯弯曲曲，来往车辆和行人不多，只有少数工人骑自行车晚上去勒•阿弗尔经过此处。下午，这里一片寂静，仿佛到了乡下一般，只有少数几幢别墅旁有工场，其他的地方全部是些工人和职员们居住的低矮潮湿的小房子。克罗-德-巴尔街与四条弯弯曲曲的、连汽车都开不进去的狭窄的小路相通，连接着上-德库尔斯区，这个区一直延伸到收容所旁的赛马场。这个区到处是破旧不堪的老房子。这些老房子的房前带着夹着篱笆的小院和菜园子。住在这些房子里的人，他们的“经济实力”比较差，大部分是些多子女家庭或是老年人家庭。从共和国大街到上-德库尔斯区只有不到三百米的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从富有到贫穷，从城市化到乡村化，从宽阔到狭窄，从我们对其一无所知的受到很好保护的富人到那些我们不知道他们每月拿多少补助金，他们是否有吃的和喝的，以及几点睡觉的穷人。
（首次描述我童年时期经常走但却从未认真地注意过的街道，我必须要遵循“准确”这一原则，让读者通过我的描述来了解当时社会各阶层的生活情况，我觉得自己这样做似乎使我有一种亵渎圣灵的感觉。因为一般来讲，回忆童年的往事，总是要用一些美丽的绚烂的图画来描绘：爱德兰别墅，爬满蓝色的紫藤，上-德库尔斯的青藤护栏等。而我却使用这样沉重的令人沮丧的笔调来写，可是我记忆中的事实不容我去篡改：在1952年，我只要一看到坐落在草坪中，环抱着石子路的小楼，我即刻就会明白，住在小楼里的人绝对和我们不一样。)
“我们那儿”还表示：
(1)我们居住的那个区；
(2)当然也包含我父母的那间房子和他们的买卖。
我父母的食品杂货店兼咖啡店就坐落在一片低矮的旧平房中间，房子用黄褐色的木筋架子支撑，两侧均挨着一处砖砌的二层建筑，前面是一块空地连接着共和国大街和克罗-德-巴尔街，我们就住在朝克罗-德-巴尔街的一面。一位老园丁每天上班时就从我们院子里穿过。杂货店上方有一间卧室，杂货店的大门以及铺门就朝向克罗-德-巴尔街，小店的另一个铺门则朝向一个院落，要进入咖啡厅必须穿过院子。杂货铺旁连着四间屋子：厨房，咖啡厅，地窖和一个经过改造的被称做“里面的屋子”。这几个房间都是相通的，都朝向院子(在杂货店和咖啡店厨房除外)，底层的每一间屋子都被看做公用，甚至那间厨房也经常被顾客用来当做从杂货店到咖啡店的甬道。咖啡厅和杂货店之间设有一门以便于我父母照顾顾客，也可方便顾客听收音机。厨房内有个楼梯通向一间有复折屋顶的小屋，它连着左边的卧室和右边的阁楼。在这个房间里有我和母亲专用的马桶，父亲只是在晚上才用（白天他像顾客们那样在院子里的木桶室方便）。花园里的厕所我们只有在夏天时才用，而顾客们是常年用的，不过当天气好时我到外边玩或是在楼梯上面的灯下写作业或看书时也用。在那儿，透过木板墙，房间里的什么我都看得很清楚，而且还能不被人发现。
在住房与做买卖用的房子之间的小院子就像是一条宽宽的小路。小院子的地面全是土的。在仓房的后面，有一个堆放杂物的角落、一个水房、厕所、一个鸡窝，还有一小块空地用来种些花草。
（五月初、六月末，在那件事发生之前，我就在这里。我写完作业，感觉到处弥漫着温馨的空气，我对未来充满信心，这和我在房间里大声唱着“墨西哥”和“古巴之旅”时一样，都让我对未来的生活充满憧憬。）
当我们从城里回来时，看到我们的小店在大街上稍微显得有点突出的时候，母亲高兴自豪地对我说:“我们到了城堡了。”（自豪里夹杂着自嘲）
商店常年都是早上七点开门，一直到晚上9点才关门，中午也不休息，只有杂货店星期天下午要关门。咖啡店在星期六的下午六点要再开门营业。顾客们的往来，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时间左右着我们的作息时间和生活方式。其中主要左右咖啡店，而食品杂货店则受女人们的生活习惯左右。小店经过白天一上午的喧嚣之后，到了下午才得以安静一会儿，母亲就利用这一时间收拾床铺，做祈祷，钉纽扣等。而父亲去我们从别人那里租来的菜园子里整理蔬菜。
我父母的小店的顾客大多来自克罗-德-巴尔街和共和国大街的住户，还有上-德库尔斯区的居民，以及铁道以外的半工业半农业的地区，那个地区的名字叫高尔德里，是用我父母年轻时工作过的工厂的名字命名的，战后人们把工厂改成了一个服装加工车间和一个生产鸟笼子的作坊。在工厂后有一条与铁路平行的小街，它一直延伸到一个平原，那个平原有百十来块小树林，这是用来给鸟笼生产提供原材料的。母亲从少年时起就在这个地区住，一直住到她结婚。她的一个兄弟、两个姐姐和她的母亲一直都还住在这里，我的外祖母和我的一个姨妈以及姨妈的丈夫的住房是原来缆绳厂的食堂和更衣室改的：一共有五个房间，由于年久失修其地砖都活动了，踩到上面便会发出响声，房间里没有灯。元旦那天，全家人都聚集在我姥姥的房间，大人们喝酒唱歌，孩子们在床上靠墙坐着。我小的时候，每到礼拜日，我母亲就带我去姥姥家向姥姥问安，然后我们便去尤塞伏舅舅那儿，我和我的表姐妹们到一个大木头台子上玩跳跳板，或是向正在朝勒•阿弗尔行驶的火车挥手，或者捉弄我们遇到的男孩子。从1952年起，我们去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
从市中心到克罗-德-巴尔再到高尔德里，就等于从一个讲标准法语的地方来到了一个法语讲得很不好的地方，也就是说那里的人的法语都夹杂着方言土语，那里的人们由于年龄，职业和随着自己理想志向和追求的不同讲的方言土语的程度也不同，有多有少。比如像我姥姥那一年龄段的老人几乎是一口地道的方言土语，而那些办公室女职员们则只还讲少数方言，但她们语调当然还是土里土气的。大家也都一致公认方言土语很难听，很不时髦，甚至那些天天讲方言土语的人也这样认为。他们说:“我们知道应该讲标准的法语，但是讲的时候就是不如方言土语来得顺嘴。”讲好法语需要人们付出努力，抛开已到嘴边的词去寻找另一个合适的词，同时语调还要轻，还需要特别地小心翼翼，这样说话对他们来讲就像让他们操作什么复杂的机器一样。大部分人并不认为讲标准法语有多么重要，只有青年人认为讲好法语有必要。我父亲常出动词变位的错误，把“我有”说成“我们有”，把“我是”说成“我们是”。我给他纠正时，他便很不好意思地一个音节一个音节把跟我重复着，并且每次都要补充说“如果你愿意的话”，好像用这种方式想表明是否能讲好法语对他来说是无所谓的事情。
在1952年，我可以写“标准法语”了，但我在说话的时候有时还是会说错，如：“你从哪里来？”这句话在说“我洗脸”时，还是像我父母那样爱用土语“Je me debarbouille. ”一类的话，因为我和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圈子里，所以有些词的使用当然也是一样的。再有就是习惯上的一些表现，如：示意客人坐下的动作，放声大笑，伸手抓东西的方式以及让某人干什么时说话用的词等。那时人们养成的生活习惯是：
不要浪费食物，要尽可能地把盘子里的东西吃干净，如：要准备些小面包块放到盘子边以备吃完菜抹汤用；吃热菜泥时要从盘边吃或是吹一吹；喝汤时将盘子稍微倾斜一点以便让勺子将最后一口汤盛上来，或者是用两手端起盘子将汤吸进嘴里；喝水时要先将嘴里的东西咽下去等。
既讲卫生又不能用太多的水;洗脸，洗手，刷牙，使用同一盆水，要是在夏天还要用来洗腿，因为夏天腿也脏得很。衣服脏了不明显就接着穿。
屠宰家禽时动作要准;在宰杀兔子之前要在兔子的后耳根使劲给一拳;杀鸡时，把鸡夹在两腿中间，用张开的剪刀一下子刺进鸡的脖子里;屠鸭时，要用锋利的镰刀将按在案板上的鸭头一下子剁下来。
用不吱声表现出不屑一顾:耸耸肩，调转身大笑着。这些生活习惯不能不说我都是受他们一定影响的。
男女日常的习惯动作也有别。如：女人们常把电熨斗拿到面颊附近试试热度，四肢着地擦地板，或是两腿岔开给兔子喂食，晚上臭袜子和内裤的味道等等。男人的习惯动作则是在握紧铁锹之前先朝手里吐唾沫，在耳朵上夹着一支烟，跨坐在椅子上。把刀子使劲合上放在衣兜里。
客套用语有:“很高兴！请坐吧，又不找您多要钱。”那时还有一些句子神秘地把人的身体和人的未来联系在一起，如:许个愿，你会得到爱情，我的左耳鸣，会有人说我的好话。当然还有与大自然联系在一起的，如:我的鸡眼疼，明天肯定要下雨。
有对孩子善意的或严厉的批评:看我把你耳朵割下来。快下来，要不我给你一巴掌。
一些过头的玩笑:享受青春吧，我已经老啦。抚摸狗会传给你虱子的，等等。
由于战后拆改、重建，市里到处尘土飞扬。电影都是黑白的。学生上课用的课本也是黑字白地。人们穿的羊皮上衣以及外套也都是深颜色的。所以1952年在我的印象里整个城市是个灰蒙蒙的世界，就像是在东欧国家似的。但是大街上也可以看到玫瑰、铁线莲以及紫藤。它们都是从一些富人家的花园里露出来的。大街偶尔也有人穿着蓝色的连衣裙，裙上印着红花儿。我母亲就穿过这样的裙子。咖啡馆的墙壁装饰着粉红色的花壁纸，星期天广场上阳光明媚，但是来来往往的依旧是那些沉默无语的老面孔，他们的动作以及他们说出的简单的单调的话语已被人们所熟知。老人院的钟声告诉着老人们该起床了或是该睡觉了，纺织厂传出的机器轰鸣声单调刺耳。菜市场的汽车喇叭声、犬吠声以及春天用铁锹在田间挖土的响声都显得那么没有生气。
一个星期里的这几天都按照集体的活动，家庭的习惯以及电台的节目分为各种不同的日子，如：周一，沉闷无生气的日子，就吃前一天的剩饭剩菜，听卢森堡广播电台的公众评选赛节目。星期二，是洗衣服和“做一日王后”的日子。星期三，集市贸易日，并且在这一天勒华电影院要登出上演的新影片的片名：《孤注一掷》等。星期四，假日，演出歌剧《轻佻的姑娘》。星期五，吃鱼的日子。星期六：大扫除，洗头发。星期天，做弥撒。做弥撒这是个成年人的仪式，这天要换干净的内衣，外衣，还要吃糕点，可以有些小小的过分，当然在这一天也要尽些义务，但总的来说这一天会有很多乐趣的。
一周之中每天晚上，七点二十分我们都会准时收听广播:《杜拉登一家》。
同样，人的一生也被分为不同时期，人在不同时期干着不同的事情，享受着不同的待遇。如：接受洗礼，得到一块手表，女孩子大了可以烫发，男孩子可以穿新套装。女孩子成熟后，有权利穿长筒裙等等，到了一定年龄可以在家宴上喝酒，吸烟，当别人说些轻佻的话时也不用再避开等。
到了该工作的年龄，便可以去参加舞会，去约会女人等，我想人成年后，不过如此：
成年后服兵役
看色情影片
结婚生孩子
穿孝服
退休
死亡
在这里，没有人思考什么，一切都是顺其自然地去完成。
人们总爱回忆过去,“战前”“战争期间”所发生的事情总是成为大家聊天的话题。每一次的家庭聚会或是朋友相聚，总要谈起法军大溃退，德军占领法国本土，以及空袭等。谈话中，每个人似乎都成了这一时期的功臣。他们聚在一起绘声绘色地描述着自己所遭遇的那些可怕的场面和内心的恐惧，他们每次不由自主地又想起1942年冬天的严寒，吃芜菁甘蓝度日的日子，想起了可怕的空袭，他们模仿着天 空中飞行的VZ型轰炸机的呼啸声。提起这些事,让人们可以尽情地说，尽情的抒发自己感情，最终总是以“下次再有战争，我就躲在家里不出去”，或是“再也不能有战争了”等作为结束语。咖啡馆里的争论顾客们经常是在1914 年大战中的中毒者和1935—1945年大战中的被看做是贪生怕死的俘虏之间展开的。
然而，人们也不停地谈起社会的进步，社会的进步就像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对于这股进步的潮流，人们不能，也不应该去阻止。科学的进步创造的新鲜事物层出不穷：塑料,尼龙长筒袜,圆珠笔,现代化厨房用具，速成汤包以及全民义务教育等。
我十二岁也就是懂得思考时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约定俗成的社会环境里，因此我不知道也不可能想象地球上还会有其他不同的世界。
教育和惩罚被认为天生就坏的孩子的任务就落在了优秀的父母身上了。从打一巴掌到体罚都被认为是正当的、天经地义的事情，这不会被人认为是家长过于严厉或是虐待孩子。只是家长在外人不在的情况下，可以尽情地宠爱孩子只是别过分就可以了。在孩子犯了错误之后，家长常这样讲他的惩罚办法：“我真想把他掐死！”这时家长觉得自己做得很对，他会感到很自豪，因为他一方面可以按自己的方法惩罚教育自己的孩子，另一方面也将自己的愤怒控制在了一定的限度之内。父亲可能就是为了害怕把我掐死而把教育我的任务交给了我的母亲：“邋遢鬼！讨厌鬼！生活会教训你的！”母亲常因为对我做事不满而这样呵斥我。
人们都彼此注意着,观察着，监视着。彼此想知道别人的私生活，他们这样做，一方面是需要有说三道四的素材，同时也是为了向别人学习使自己的生活不走弯路。所以他们一方面想方设法套别人的话，同时自己又要保持高度戒备状态不能让别人套走自己的话，不能把不能暴露的事情暴露岀来，这可真得费心费力了。人们晚上常常出去看看电影，到火车站看看火车等等，一旦有人聚在一起，马上就会引来更多的人。集会后的火炬游行，自行车大赛经过这里，这都会是一个让大家聚会的机会，与其说人来这里是为了看热闹，还不如说是为了彼此相聚，以便今后谈话时就可以说那天他也在场或是说和谁站在了一起。人们彼此间相互观察着对方的举止，分析对方的行为，哪怕是极其微不足道的隐秘之处也不会放过，之后便把这些细微之处加以积累整理然后就构成了谈论其他人的资本，这简直就像一本小说的集体创作者，每个人都有一份，或是添上一个细节, 或是添上一个段落。到底添什么，一般来讲，要看聚在商店或是餐桌前的是什么人。总之，对每个人都可以概括地说: “他是个好人”或者“这人真不怎么样”。
人们闲聊时是要将人的行为举止进行分类评判的:他们认为人的行为有好，有坏，有的是被人们允许的，甚至可以推广，有的则让人不能容忍，比如：离婚，信仰共产主义, 通奸，女人喝酒，女人堕胎,解放时女人被剃过光头，女人不顾家等，对这些行为就要受到鞭挞，并且做起来决不手软。那时，能够被人们容忍的情况有：女人未婚先孕，男人在咖啡厅里逍遣（但娱乐也只是青少年的专利）。这主要是针对男人的指责的。人们称赞工作中不怕吃苦的人，这样便至少可以弥补这些人身上的不足之处：“他虽然爱喝两口，但他不懒惰。”当时身体好被认为是个优点。一旦人说：“她身体不好”，这句话既是一种怜悯，同时也是一种指责。总之，患病虽没办法被认为是个错误，可至少被认为是面对命运的一种束手无策。一般地来讲，人们很难认为别人真的有病，而总是被人们怀疑，他们是过分地在意自己的健康。
在人们讲述什么事的时候，把灾难夸大其词，这在当时是很自然的事情，甚至被认为是很有必要的：这是为了让人们提高警惕以预防灾难的再度发生，然而能否真的预防还是值得怀疑的，如：疾病或者是事故，人们先在脑子里给出一幅画面，然后便不厌其烦地到处散布：“知道吗，她屁股下面坐了两条蝮蛇。”“他脑袋里有根骨头腐烂了。”人们特别爱在别人渴望愉悦的时候突然说一些让人恐惧的话，比如在孩子们平静地在手里玩着什么发亮的东西时便说那发光的东西是炸弹，结果吓得孩子们不知所措，等等。
这里的人们特别容易冲动，属于那种易受感染影响的人，他们常表现出惊讶和好奇。最喜欢提前说一声“我可没觉得怎样”。
这里衡量一个人的价值主要是根据他的交际的能力。人必须纯洁坦诚和有礼貌。捣蛋的儿童，难与人相处的工人，他们都违反了这里与人交往规矩。自寻孤独更是被人瞧不上，被看做是头“熊”。单身生活，尤其是那些大龄未婚男女，不与外人讲话,被看做是在拒绝完成某种属于人类尊严的应该做的事情，“他们过着野人般的生活” ！这同时也公开地表明他们是不关心人类生活中最有趣的那部分——别人的生活，所以这些人便被视作生活中的另类。但是，如果你每天都去邻居家或是朋友家串门，每天都像粘在人家那里一样也是不可取的，这就又会被认为:没有自尊。
礼貌被认为是人的价值中头等重要的方面，是社会评价的第一准则。懂礼貌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还礼，比如别人邀请你吃一顿饭，别人送你一个礼物等，你都要找一个恰当的时机还礼：新年的祝福一定要严格遵守长幼辈分的规矩办。再就是不要打扰别人。不要不事先通知就去人家家里拜访，并直接向人提出问题。不要拒绝别人的邀请，直接让别人吃饼干冒犯人家等等，懂礼貌可以使得你能够与人和睦相处，不致给人留下私下里议论你的话柄；当你走在公共的大院里时，不要朝人家的屋子里看,这并不是说你不想偷看人家，而是不能让人家发现你在偷看人家。在大街上与人打招呼向人问好，打招呼的方式，表情，握手的方式力度，交谈的语言词汇，这些细枝末节都会被看得很重，并会引起别人私下的揣测：他可能没看见我，他大概很忙。但是，人们不原谅那些眼里没有人，藐视别人存在的人。
家是避风港。在夫妻之间，家长与孩子之间是没有必要讲这些礼貌的，那样的礼貌客套反而被视为虚伪和恶意。在家庭成员的交谈中，粗暴恼怒、喊叫是家常便饭，并且被认为是很正常的交流形式。
与大家一样是人们普遍追求的理想目标标新立异被视为古怪，甚至会被视为脑子进水。这里所有的狗都叫米盖或是鲍比。
我们开着咖啡馆食品店，就像建立了一个小社会，我们每天都离不开与人打交道，叫得出每一位顾客的名字。顾客们看着我们吃饭，做弥撒，上学，听得到我们在厨房的角落里洗澡，在尿桶里撒尿的声音。由于我们的生活几乎是公开的，这就要求我们的举止行为更加地不能给人留话柄。（不能骂街,说粗话，说别人的坏话）我们的喜怒哀乐都不能表现出来，要将所有可能会引发别人羡慕和好奇,或是可以被“传播”的事情隐藏起来。我们知道顾客们许多的事情，如他们的薪水，他们的生活的方式，但绝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事情，或是让他们知道得越少越好。叫嚷肚子痛，或是列举自己在学校取得的好成绩等等都是不可以的。所以我们习惯了一旦有顾客进来，便赶忙用抹布将糕点盖上，或是把酒藏到桌子底下。要吵架也要等客人走了以后再吵,“否则，人家怎么看我们呢”？
关于做买卖的禁忌准则涉及我的有如下几条:
我每次进入或者路过商店或咖啡店时，要大声地清楚地向顾客问好。
无论在什么地方遇到我们的顾客，我都要首先向他们问好。
不要跟外人讲我知道的有关顾客们的任何事情，不能说顾客的或是别的商人们的坏话。
永远不能对外人讲出我家一天的收入情况。
不要在别人面前自傲，夸耀自己。
这些规则必须严守，一旦有误，其代价我是有过领教的，如:“你会让我们失去顾客”，其后果就是“破产”。
把我成长十二年中的生活情况展现给大家，使我忽然间有种说不清的沉重感，好似被困在栅栏里面，又好像在梦里那样。我能够想起的词都模糊不清了。我想起来的并且使用的词语就像巍然不动的石山，这些语言没有准确的形象，甚至缺乏像词典里所能给我解释的那样的含义。像物质一样，没有灵性没有梦幻。但这些常用的词汇，和我童年时代的日常的生活都紧密地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让我无法挥洒自如地灵活地运用它们。餐桌上的法则。
(1952年让我充满幻想的词语是：高勒贡德王后，夜幕中的林阴大道，冰淇淋，潘帕斯草原，当然这些词后来就再也没有什么分量了，但它们依然保持着从前给我印象中的那种轻飘，那种异国情调，因为他们所表达的是一些不为我所知的事物。女性小说中近乎疯狂地使用那么多的形容词，如：傲慢的神态，阴郁的声调，傲慢的语调，冷嘲热讽的口气,尖刻的语气等，我想不出现实生活中我周围的人有哪一个可以用上这样的词汇来修饰。我觉得我一直是在使用着这种当时很物质化的语言来写作，而不是用当时我没有，也不可能有的词汇来写。我永远也不会领略运用比喻方法的神奇以及运用文体修辞的喜悦了。）
我几乎找不到用来表达情感的词汇。如果希望破灭便说“我原来想错了”，要是不高兴就说“是我不对”，要是在盘子里剩了点心或是失去了未婚夫就说：“我很难过灾难降临”这句话是路易•马利亚诺和蒂诺罗西的歌词中唱到的，德理的小说，时装杂志以及美好生活杂志中的连载节目中也常使用。
下面我要将教会私立学校的情况回忆一下，因为我在那里生活的时间最长，它对我生活的影响也最大，它将人类两个迫切的需要和理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宗教和知识。
我是这个家庭中惟一进私立学校的人，我在Y市住的表兄弟姐妹全都上的公立学校，就是在整个A市里，除了几个年纪稍大的女孩外其他的女孩子也都上的公立学校。
寄宿学校暗红色的大楼就坐落在Y市中心地段一条僻静的大街上。在它的对面是一片不透光的假铺面，大概是邮电局的仓库。学校的底层没有一扇窗户，只是在墙壁的高处有几处透光用的圆型豁口和两扇一直关闭的大门，其中一扇供学生出入。大门通向学校的一个封闭的有供热设施的院子，从这里可以去教堂。大楼的另一扇门，离前一扇较远，平时不允许学生走，万一学生有事须按门铃，按铃后有一位修女就会带你去一个小厅，小厅的后面就是校长办公室和会客室。在二楼每间教室都有窗户。三楼的窗户和屋顶的天窗都挂着白色的不透明的窗帘，学生的宿舍就在那里，无论谁都不能透过窗户向外看。
公立学校离市中心稍远些，人们可以看得见学生们在大院子里玩耍，而教会学校相反，学校里的任何情况从外面都是看不到的。学校里有两个供学生课间活动的院子，其中一个有高墙围着，同时也被一棵大树浓密的枝叶遮着，非常的阴暗。这个院子是给那些被称为“自由学校”的少数学生所用的，所谓“自由”学校的学生是由市政府旁边福利院的孤儿们和一些由于家长付不起学费的走读女生组成的。他们只有一个老师，从基础课一直教到初中，其实她们中很少有人能够考上初中，于是就直接进了“家务学习班” 了。另一个院子，宽敞明亮，阳光灿烂，这是供有钱的寄宿生用的，她们都是些商人,手工业者或是农民的女儿。大院通向食堂和去二楼教室的走廊，院子的一边是带有彩绘玻璃窗的教堂，另一边是一堵高墙，在墙边是厕所，隔壁就是自由学校。在大院儿的紧里面，与寄宿学校主楼并排的是一排茂密的菩提树。低年级的女生在树下玩盖房子游戏，高年级的学生在此复习功课。在小路的尽头是一个菜园子，菜园子里面种着高大的果树，树高得像堵墙，遮天避日的，冬天还好些。两个院落之间由一个没有门的洞口连接，自由学校的二十来名学生和寄宿学校的一百五十至二百名学生只有在节日的时候或是有什么庄严的洗礼仪式时才得见面，但是她们之间从不过话。寄宿学校的学生凭着衣服就可以看出哪些是自由学校的学生，因为那些孩子们穿的往往就是她们以前穿过的已经破旧了的衣服，这些衣服被她们的父母扔给了这些需要衣服的孩子们了。
有权进入私立学校的男人，只有教士和园丁。他们呆在地下室或是花园里。需要工人来做的活儿都要等放假才做。学校的校长和绝大部分的教师都是修女，她们穿着普通人的服装，服装的颜色有黑色海蓝色及褐色。她们让学生称她们为“小姐”，其余的女教师都是些漂亮的单身女子，属于商业资本家，城市的名流阶层。
在学校我们必须遵守的纪律如下：
第一遍铃响后，要到院子里站好队，打铃的工作是由女教师轮流值班负责的。五分钟后，第二遍铃声响起，我们排着队伍安静地走进教室。
不许用手摸楼梯的栏杆。
当有老师、教士或是校长进教室时，学生必须起立，要直站到她走后或者在她做出让学生坐下的手势时为止。老师要走时，学生们要抢先为其开门。待老师出门后再把门关上。
学生和老师讲话时，或是在老师面前经过时必须要低下头，眼睛向下看，身子半倾着，与在教堂面对圣人一样。
禁止一切非寄宿生到宿舍去。在白天，寄宿生也包括在内。宿舍是学校内管理最严格的地方。我在整个上学期间没有进过一次学生宿舍。
除非有医疗证明，否则严禁一切非课间休息时间去厕所。（1952年复活节开学那天下午，我刚一开始上课便想上厕所，可是我就忍着，结果憋得浑身出了汗，差点昏过去，就这样一直憋到下课，差点没尿湿了裤子。）
教育和宗教无论是在空间上还是在时间上都没有分离。除了课间供学生玩耍的院子和厕所以外，一切地方都是祷告的地方。在教堂是当然的了，还有教室里，在老师讲台的上方的墙上挂着一面十字架，在食堂和花园里，圣母的雕像就矗立在繁茂的树叶中间，像鲁尔德的山洞一样。五月份我们就在那里的圣像前念珠祷告。学校的一切活动都要以祷告开始再以祷告结束。学生们站在凳子后边，低着头，双手合十祷告着，开始和结束时还要画着十字。最长的祷告是上午刚上课时和下午刚上课时的祈祷。早上八点半：“上帝在上，圣母玛丽亚，我向您致敬，我相信万能的上帝，我向您忏悔。”有时也这样祈祷:“噢，虔诚的圣母•玛丽亚。”在十三点三十分时说:“玛丽亚，我向您致意。”在上下午放学和大课间后常以唱圣歌代替祷告而住宿生则从早到晚祷告，祷告的次数更多。
祷告是生活中最重要的活动，它是拯救个人乃至整个人类的良方。一个人要想自我完善，要想远离各种诱惑，想在学习上获得成功，想治好病，想赎罪，就必须要祷告。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教理课贯穿到整个学习之中：学生的成绩单上，教理课程的成绩排在首位。从清晨一起床，学生们以祷告开始,接下来我们所进行的各种活动都闱绕着上帝进行，生活的终极即是永远“感恩”。
每个礼拜六上午由高年级的一个女生到各班去收忏悔信（即一张纸，上面写出学生本人的姓名和所在的班级）。到了下午是非常严格的系列活动：刚刚向神甫忏悔过的女生从这位神甫手里接过一张写有另一个女生的名字的纸条，名单上的这个女孩就是神甫要接待的下一个人。于是，这个女生就把那张纸条送到该生的班上去，并大声宣读。被叫的女生站起来，去教堂见神甫，就这样一个接一个地传下去。学生们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忏悔，领圣体，好像这些活动比学习科学知识更重要，“学生们可以在普通科目中都得10分，但教理课不行，因为不能遭到上帝的厌烦”。每一个学期期末，总木教堂神甫由校长陪同宣布学生成绩排名的名単和优秀学生名单，同时为优秀生颁发大张的圣像, 其他的学生每个人只有一张小的，神甫要在圣像的背面签上名字和日期。
上学的时间是按照弥撒经本和圣经中指岀的时间来安排的。用这两本书中的内容来确定宗教课中所学的内容。如：将临期，圣诞期：一个带有雕像的马槽摆放在教室靠窗户的地方，一直摆放到圣腊节。还有封斋期，分成七旬主日，六旬主日等等。再有，复活节期，耶稣升天节期和圣灵降临节期，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学校不厌其烦地重复着同样的内容，使我们与那些风吹不到日晒不到，却又无所不在的既无生也无死的神熟之又熟。我们对那些天使，圣女，耶稣的故事了解得比我们自己的祖辈们的事情还要清楚。
（我现在依然能够清楚地描述学校当时的种种规定，好像那些规定至今依然一成不变，与我十二岁时没有变化似的。随着自己的记忆的闸门打开，那些制度的统一与严谨令我震颤。然而我那时却不得不耐心地忍受而没有任何的要求。因为学校里的那些法则与每日三餐那美食的味道，楼梯间的柔和的烛光，课间学生们的嬉闹声以及钢琴课上的音节练习声依然能够打破学校的死气沉沉，给人一种温馨宁静的感受。
我不能不承认：直到成年,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改变我对上帝的信仰，在我的心里，天主教是惟一的真理，我能够读《存在与虚无》，觉得在《查理周刊》中让•保罗二世被称为 “波兰的使者”很滑稽。自从我初领圣体以来我禁不住认为，在1952年的一天我简直就是在犯了死罪，因为我用舌尖把在咽下去以前粘在上腭的圣饼一点点地粉碎，那时我深信自己损坏和亵渎了上帝。宗教信仰构成了我当时生活的全部，信仰和不得不信仰上帝没有什么区别。)
我们生活在一个真理的世界，一个完美和思想大放光彩的世界，而另一个世界则是属于那些从不去做弥撒，不祷告的人，他们生活在一个昏暗迷惘的世界，那个世界的名字即使只是被人偶尔提起，也被认为是亵渎神明的，是一种兮人厌恶的东西：那就是非教会学校。那时，“非宗教的”这一词对于我来说没有确切的含义，我隐隐约约感觉它就是“坏”的同义词。学校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让我们这个世界远离另一个世界。“食堂”在我们那里是必须叫餐厅。大衣架要称为“挂衣钩。”“同学”和“老师”这些词也透着非宗教的色彩，所以在我们学校都称“我的女同伴”和“小姐”，称校长为“我亲爱的嬷嬷!”没有任何一位教师用 “你”来称呼学生，即便对一个只有五岁的小孩子，也要用“您”来称呼。
教会学校与非教会学校的区别还在于教会学校节日的数量非常多。一年里，为庆祝各种节日准备各种节日演出就占去很大一部分时间。在圣诞节时，学生们在学校的校园里为同学举行一场大型的演出，在一月的两个周日里还要为家长再演一遍。四月里要庆祝老人节，学校在市内的影剧院连续组织好几场演岀，在六月份里，基督教教会学校还要在鲁昂地区举办庆祝活动，庆祝青年节。
最著名的要属堂区的主保瞻礼节的庆祝活动了，在文艺演出活动结束后，全体学生穿着开颜六色的服装在市内各街道游行。学生们在活动中装扮成花神，骑马手，还有的装扮成古代妇女，她们载歌载舞，在道路两旁的人群面前出尽了风头，使庆祝活动达到了高潮。在创意上与穿着运动衫的公立中学的学生们相比效果好几倍，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使私立学校展示了绝对的优势。
在为庆祝活动准备节目时，一切平时被禁止的活动便都被允许了。如：进城去买布料或是去各报箱分发邀请信，上半截课出去排练节目等等。在私立学校平时一向禁止学生只穿裤子而不套裙子，然而在舞台上，低年级的女生穿着芭蕾舞短裙裸露着她们的大腿，大年龄的女生穿着袒胸露背的服装，尤其是女扮男装的学生,裸露着假的男人性器官非常刺眼，她们扮成男人吻着女孩的手并做出求爱的样子。
在1951年圣诞庆祝仪式上，我扮演“奥诗的女儿”与其他两三个同学一起，手里拿着个小船模型，站在舞台上，面对观众扯着嗓子唱着。本来我是要扮演一个“从战场上凯旋而归的青年鼓手”的角色的，可负责排练的嬷嬷嫌我不会走正步就让我下来了。在1952年古人节的庆祝会上, 我扮演希腊神话中为一个死了的年轻女子持祭品的角色。我弯着腰，双手张开着,整个身子的重量全压在一条向前伸出去的腿上，那种感受如同受酷刑一样，那时我担心自己随时会昏倒在台上，那种感觉到现在依然还时常萦绕在我的脑海里。那时，学校之所以让我扮演的全是些微不足道的无声的群众角色，大概是因为我长得不美丽的缘故，照片就是佐证。
一切对教会学校发展有益的都可以得到鼓励，一切对其有威胁的都会被揭露被批判。当时受到鼓励的行动有：
课间到教堂去。
到七岁时便自己主动去领圣体，而不是像在作教会学校里那样等到大的庄严的领圣体仪式时才做。
参加“十字会行动队”，这是一个肩负着宣传教义，说服人们信教的一个组织，参加它的活动代表着信教之人要达到自我完善的最高境界。
念珠不离衣兜，以保持信仰的坚定。
拥有唐•勒非博尔的罗马晚祷经书。
报告自己“每晚与家人共同祈祷”的情况，并且表明愿意成为宗教人士。
不受学校欢迎的行为有：
把一些非宗教刊物，如书籍、报刊等带到学校。读“坏书”是对宗教产生怀疑的根源。就学校如此惧怕以及它所采取的措施的情况看，这些“坏书”在学生们中间存在的数量远比“好书”的数量多。颁奖仪式上学校特别展览了由市教会图书出版商提供的图书，但目的并不是为了让学生们读，而是为了展示一下罢了。他们主要出版些给孩子们看的圣经，拉特•德•达西尼将军，爱莲娜•布什尔等，我现在还记得这些本子。
与非教会学校的学生交往。
假期去外边看电影（女贞德，万桑先生，阿尔教士），去看在教室的门上张贴着由教会负责部门根据其危害程度列出的影片名单中的电影。无论是哪个女生，如果被发现看了禁忌表上登出的影片都会被学校立即开除。
不能读小说画报或是到舞厅去参加舞会，读小说画报或是到舞厅参加舞会是根本不可以想象的事。
但是，那时的我却从来没有意识到在学校里有什么被强迫，被管制的感觉。学校的校规管理是以一种“家庭”式的和蔼的方式进行的，比如：与嬷嬷们在楼间走廊相遇时她们脸上所流露的和蔼赞许的微笑，以及他们向新学生的问候等。
在市中心的大街上，学生家长都百倍警惕地观察着学生们的一切表现:包括衣着服饰，以及学生们的交友往来等情况，然后家长们开始对学生们的行为表现进行分析评判。家长们的评判自然确立了私立学校的优越地位，帮助人们做出送孩子上教会学校的决定。所以，那时在人们的交谈中，与人说“我的女儿在上寄宿学校”和只说“我的女儿在上学”是不同的。这会使人马上意识到他们的不同之处, 一个是属于特别阶层的家长和学生，他们很早就做出了将来要在社会上占有一席之地的选择，而另一个则属于那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家庭，不得不送孩子上学罢了。
当然在这里要说明在教会学校里不分穷富，大家都是教会家庭的一员。
（“私立”学校永远与封闭是紧密相连的，学生总是生活在一种渴望与恐惧之中，即便是“私生活”也是一样，但写书则是一件不得不公开的事情。）
在这个极其优越的环境里，我的表现是优秀的，我享受着学校第一名的学生所能享受到的自由和特权：先于别人回答老师提岀的问题，被教师叫起来为别人解题，朗读文章，因为在班里我是最擅长朗读的学生。其实，我根本不是学习上特别认真用功的那种学生，常常在该交作业的时候才匆匆忙忙地赶完交差。我爱故意大声吵闹聊天，假装纪律涣散，其实我并不是那样的学生，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不会因为我学习成绩优异而导致与别人产生距离。
在1951年至1952年间，我上七年级——公立学校的小学二年级——我的老师是L小姐，她的厉害是我们早在她没有教我们的时候就已经领教过的。在上八年级时，我们常隔着墙板听到她在大声吼着，并用戒尺使劲敲击着办公桌，可能是因为她的嗓门大的缘故，每天中午和晚上放学时，她都在校门口负责喊叫坐在操场凳子上的低年级学生的名字，然后那些学生由等在大街上的家长们领走。L小姐个子很矮——年初的时候我就已经比她高了——她胸部扁平，灰色的头发梳成个髻，圆脸上戴着一副宽大的镜片的眼镜，眼睛看上去大得可怕，看不出她实际的年龄有多大。她像所有的穿便装的修女一样，冬天她穿着一件蓝黑条纹的斗篷。在上课不需要书写时，她便严厉地要求我们坐直，手背后，眼睛向前看。她总是用留级复读的话来威胁我们。要是我们做不岀来她给我们出的题，她就不让我们放学。只有在讲上帝的故事、殉难者和圣人们的故事时才能让她舒缓一下，会让她激动得热泪盈眶。其他的课，如书写、历 史、算术等课，她都是非常严厉而没有丝毫人情味的。为了迎接由主教亲自主考的教区的统考，相当于公立学校六年级的升学考试，每个学生都必须勤奋学习才能成功。学生家长们都害怕我们这位老师，却都赞扬她严厉而公平。学生们以把自己置于学校最严厉的教师手下而感到自豪，就像默默无言的殉难者。虽然如此，学生们依然可以在她眼皮子底下偷偷地耍些小手段，如:在课桌下,在手心里或是在橡皮上写上字传递着信息。面对她的大声斥责和严格的要求，班里却不时地报以一种无声的抗拒。开始是那些学习差的学生，最后也波及到学习优秀的学生,于是她便痛苦无奈地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流眼泪，拒绝给我们接着上课, 于是我们便一个个地分别去向她道歉。
根本无需问我是否喜欢L小姐，在我接触的人中，没有一个人像她那样博学，她不同于我母亲的顾客或是我的姑姑姨姨们。她能够保证让我牢牢地准确无误地掌握每一课所学的知识，让我学习成绩优异。所以我总是在心里偷偷地与她相比，而不是与其他的同学比，如：我下决心到年底要掌握她所知道的一切知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相信这一点，每个老师所知道的东西都不会比他们所教我们的东西更多了，所以我就特别敬畏高年级的教师，而傲视那些已经不再教我们的老师，也就是说那些被我们超过的老师了。）在L小姐阻止我回答问题，以便给别的同学留机会的时候，或是她让我对一个问题进行逻辑分析的时候，她就把我与她拉到了一起。我把她对我的严格要求看做是她要我达到她自我完善的一种方式。一天，她批评我写的m 字母不好看，因为我写第一笔时都是朝里歪着，像画大象的鼻子。L小姐玩笑说:“这看上去太下流。”我知道她指的是什么，所以我只是笑了笑没做声，她也知道我已经明白了她的意思：“你写的m，像画了一个男人的性器官。”
暑假里，我从卢尔德度假的时候给她寄了一张明信片。
（回想着那年我在学校时的情景，再面对眼前这张照片，也就没有那么强的奇怪感了。照片上的我面部表情极其严肃，目光直射，嘴角略带的那一丝微笑看上去与其说是透着忧郁还不如说透着高傲，照片下的注释说明了照片，也解释了照片，它让我看到了在寄宿学校上学时期的我，一个享有特权和充满自信的小女生，生活在一个对于她来说意味着全部真理和完善的世界，她没有想象过会有那么一天她可能会变得不配生活在这个世界里了。）
（我仿佛又“看到”了我上学时的班级，那是十二月末，我坐在左边的第一排一一与L小姐的讲台为基准——我一个人坐在一张双人桌前，课桌与另一个同样的桌子并排摆放着，D •布吉特坐在那里。布吉特额头凸出，长着满头浓密的乌黑的卷发。我从自己的座位上斜侧着身子便可以看到全班同学:在比较明显的活跃区域，闪动着穿着各色各样的无法形容的服装的身影，我可以比较详细地说出许多细节，如:她们的发式，嘴唇，模样，如H •弗朗索瓦滋干裂的嘴唇;R •戴妮斯脸上的雀斑，但我不能够说出全班同学的情况，我仿佛听到他们的声音,听到了他们回答问题时说的不恰当的几句话，她们总是常常针对我“你会说爪哇语吗？”西蒙娜• D问道。至于在非活跃区域的情况，我就无法回忆起来了，因为我已经想不起她们的名字了。）
对我来说，还有另一个不是按学习成绩来划分的同学排列名单。我这样排列同学名单在学校已经进行很长时间了，名单是按“我喜欢”或是“我不喜欢”哪个女生来排列的。排列标准则是以她们“爱不爱”出风头，有没有以“自信”为标准，因为她们经常被选中在庆祝节日时到台上跳舞，去海上度假以及其他。爱出风头是一种荣誉和社会地位的标志，爱出风头常常是那些居住在市中心，有着有权有势的或是经商的父母的学生，她们往往是班里年龄最小的女生。在不爱出风头的女生圈子里，常常是那些年龄稍大的农民的女儿，她们或是寄宿生或是每天从邻近的乡下骑自行车来上学的半寄宿生，她们也大都是复读生。这些女生可以炫耀的是家里拥有多少多少土地，拖拉机和经济人，也就是说在乡下所能拥有的东西，可是，这些东西在这里不能让任何人感兴趣。在这里，一切与乡下有关的都受到轻视，这里用来骂人的一句话便是:“你以为这是在乡下吗？”
在我的心中还有一个挥之不去的排列顺序，那就是根据身体发育的不同而排列的。班里有一些小个子女生，她们大腿瘦小穿着短裙子，头上戴着扁平软帽，头发上还扎着绸带，而另一些则是坐在教室后排的高个子女生，她们年龄较大。我默默地观察着高个子女生身体的日渐成熟和服装的变化，她们礼拜日出门时穿着紧绷的上衣和长筒袜。我努力想象着她们裙下所扎着的卫生带，我想从她们那里学习到一些性知识。生活在一个父母和老师把性都看做是不能够提及的，甚至是十恶不赦的罪过的环境里,必须依靠自己不时地从成年人的言谈话语中露出一些零星的小秘密学习一些，再就只有由年龄稍长的同学当指导了。她们发育成熟的身体便是很好的无言的教育。记得不知是谁曾经对我说:“你要是住校，我就会让你到宿舍里看看我的流满了经血的卫生巾。”
在彼阿里滋拍的照片上的我并不真实。在L小姐的班里，我还算得上是个高个子女生，但我的胸部却扁平，没有一丝发育成熟的迹象。那一年，我急切地盼望着快些来月经。每当我见到一位女生，心里就会盘算着她是否已经来了月经。我因自己没有来月经而自觉低人一等。在上七年级时，身体发育得是否正常是我最关心的问题。
我试图让自己显得成熟一些，于是，要不是我的母亲的阻止和迫于学校的压力，我真想在去教堂做弥撒的时候穿上高筒袜，抹上口红。我只有留着少女的发型。在1952年的春天，我才第一次得到妈妈的允许买了两条束腰带褶的裙子，和一双几厘米高的高跟鞋。但母亲不让我系黑色的宽的弹力腰带。因为这种腰带有两个金属钩，可以使女性的腰部和臀部有效地显示出来，因此受到许多女人的青睐。记得那年夏天我为不能得到这样一条皮带而难过。
（在我对着照片草草地回忆1952年的情景时，我的脑海里浮现岀的“墨西哥，我小小的痴狂”，黑色的弹力腰带，我母亲的蓝地红黄花的褶裙，黑色的塑料指甲油盒子，好像岁月都浓缩成了固体的物质似的。一年中，甚至是一个季节中像昙花般瞬间凋谢的衣服的款式、广告和歌曲，在我们的情感和欲望中都打下了某些烙印。黑色的弹力腰带以特定的方式标志着某种想讨异性欢心的欲望的萌动，这些在以前我自己并没有发现过，而歌曲“古巴之旅”则表现了对爱情的渴望和对遥远的异国的梦想。普鲁斯特大致写了下面这样的意思：我们的记忆在我们之外，在遥远的过去，在缠绵的雨中，在深秋第一把火的柴香里，等等。大自然的事物由于不断循环往复而给人以永恒的追求，而给予我的也许是我那个时代的所有的人的一种令人难以忘怀的是流行于夏季的一首歌曲，一条风靡一时的腰带，抑或是那些注定要消失的东西，可记忆却没有让我本人或是我的身份得到永恒，它让我感到我的脆弱的真实。）
在我们班的上边，还有真正的“大个子”班：那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世界，管理部门的老师也称她们为高班。高年级班的女生们在课间换教室，我看着她们各个用手帕捂着嘴巴从走廊里经过。她们所在的教室总是静悄悄的，她们不玩耍，只是倚在教堂的墙边或是坐在菩提树下三五成群地讨论着什么。我觉得自己总是在默不作声地观察着她们，而她们对我们却从来都不屑一顾。她们是我们无论是在学习还是在生活中所要学习的榜样。她们那发育成熟的少女的身体，尤其是她们的广博的知识（这一点在宣布奖学金的时候让我们看得出来），从代数到拉丁文，她们都让我确信她们肯定会瞧不起我们的。每当轮到我去三年级的班里送忏悔单时，都会让我充满恐惧。我觉得全班同学的目光都集中在我的身上，她们会想:这个七年级的小同学居然敢来扰乱神圣的知识的殿堂！我惶恐地从教室中走出来,却发现身后并没有爆发任何窃笑或是吹口哨声。那时我不知道，在她们这样的高班里也同样会有学生跟不上班, 她们甚至要复读一年，还有的甚至复读了两年。但是即使我知道这些也丝毫不会动摇她们在我心中的崇高的地位，即便是那些复读生，她们知道的知识也远比我多得多。
那一年，在某一天下午上课以前，我试图在寻找一个五年级的女生，我用目光在她们班人中间搜寻着。她个子不高，身材纤细，半长不短的头发盖住了她的额头和耳朵。她长着一张奶气十足的甜脸。我之所以注意到她，可能是因为她穿着一双与我相同的高筒皮靴，而那一年流行的鞋则是黑色的橡胶雪地鞋。我从未考虑过她是否会注意到我，同我说话。只是我愿意看她，看她的头发，看她赤裸着的圆鼓鼓的小腿，听她说话。当时我惟一想做的就是要知道她的名字，和她所住的大街:弗朗索瓦兹雷努或是雷诺•阿弗 尔大街。
好像我在私立学校里一个朋友也没有。我从不去任何一个女同学家里串门，也没有任何同学来我家玩。这也是因为在放学以后我们之间没有任何交往,除非上学同路，不过那也只是一同上学去的这种友谊。我和莫妮克• B一路同行，她是附近一农民的女儿，早上她把自行车放在一个老姑姑家，中午就在她家吃午饭。晚上，她去这位姑姑家取自行车后再回家。那女生和我一样高，也是没有发育成熟的样子。她面颊胖胖的，一双厚嘴唇，唇边还总是挂着食物的残留痕迹。她总是为自己学习成绩不够理想而焦虑不安。当我中午一点去她的姑姑家找她时，我们便一起谈论我们中午所吃的饭。
由于在家庭及周围人中没有人在私立学校上学，所以除了班里的同学以外，我没有一个可以沟通的同龄朋友。
〔记得假日里我一直在床上躺到中午，玩一种纸牌游戏，那是一位老太太送给我的，厚厚的一叠明信片，我在这些明信片的背面写上一个女孩儿的姓名，没有地址，只有明信片上所画的城市的名字，在通信内容的地方什么也不写。女孩子的姓名全部是在《阅读》、《时尚》和《茅屋之聚》等杂志上看到的，我强迫自己按报纸刊登的姓名顺序来使用，我将名字画下来，然后换上其他的，这样一直继续下去，就在这种发明十来个新地址的过程中我得到了很大的乐趣，（就像性渴望一般）。有时，我给自己寄上一张明信片，也是空的〕。
人们这样说我：“她每天就知道上学。”
我的母亲是宗教法规和这所学校各项规定之间的联系者。她每周都需要去几趟教堂做弥撒，冬天去参加晚祷，参加圣体降福仪式，和封斋期仪式及星期日十字路仪式。从她年轻的时候起，她就把参加宗教的各种仪式活动当做她出门散心，展示自己的好衣服的机会。母亲很早就把我也引入了这些宗教活动中，（记得有一次她带着我去寻找布洛涅圣母像时，在去勒•阿弗尔的大路上走了很久很久的路）而且她还让我体会参加这些活动时所感到的乐趣，如：参观旁思圣母像时就会有像到森林里漫步一样的乐趣。她在下午店里没有顾客的时候便会上楼跪在床前上方挂着的十字架下祈祷。在我与父母同住的这间卧室里，墙上挂着一张镶嵌在镜框里的德莱丝圣像，一张法斯圣母像的复制品和一张圣-心教堂的雕刻，在壁炉上放着两座圣母玛丽亚的雕像，其中一个是用大理石雕成的，另一个上面涂着一层橙色的涂料，到了夜里还可以发光。晚上，我和母亲在两张床之间走动着，嘴里念着我和早晨在学校念的一样的经文。我们在星期五从不吃肉，比如牛排或是猪肉制品等。我们乘大巴车去里滋朝圣，做弥撒，领圣餐，参观大教堂和圣人的故居比索奈，这是夏天我们全家惟一的一次集体出游的活动。
战后母亲独自一人去和本教区的人一起去鲁尔德朝圣，这主要是为了感谢圣母在二战中保佑我们没遭受到轰炸。
母亲认为，宗教属于高尚的知识文化和良好的教育和修养范畴。由于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她认为让自己提高修养只能从参加做弥撒，听晚祷开始，这也是她开阔眼界的方式。她不受私立学校的规章条款的限制，比如说，她不听从学校关于禁止读某些书的规定（她购买并阅读了大量的小说和报刊，然后就转给我让我读）她拒绝执行一切对成功有害的规定以及让人做出牺牲和顺从的规定。她惧怕赞助，也惧怕十字会，她认为过多地投入宗教教育对算术和书写是有害的，宗教应该作为教育的辅助部分，而不能取代教育。要是我笃信宗教那会让她很不高兴，会让她绝望的。
母亲对宣传教义的事不感兴趣，或者说宣传教义对一个商人来说是不合适的。她看到大街上年轻姑娘不去做弥撒，她只是一笑了之。母亲信奉的宗教，由于她在工厂里当女工的经历，再加上她本身暴躁而雄心勃勃的性格使其具有独自的特点：
她奉行的是个人主义的原则，即一种集所有的本领于一身以保证物质生活的富足。
她选择的信条使她有别于家庭中的任何人及当地大多数顾客。
争取一种社会地位。她要通过她对宗教的虔诚向市中心的那些傲慢的布尔乔亚女性表明她比她们强多了。
她有一种自我完善，提高层次的强烈愿望。培养我，让我有美好的前途也属于这个范畴。
我觉得在母亲的生活中，完全消除宗教的作用和影响是不可能的。在1952年，母亲就是我的宗教，她修订私立学校的法则使其更具体。她嘴里重复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学习（如：礼貌、热情、用功等）但并不是照搬。（如:别人的缺点不能学），尤其是那句“做出来给我看看”（礼貌，学习，表现等）再有就是:“人家会怎么想你呢?”
母亲给我读的那些书，包括“绿色丛书系列”、《茅屋之聚》、《时尚》、德立和马科斯的小说等并不与私立学校的规定相悖，它们完全符合“适合所有的读者”这一原则。有些小说的封面上还印有“法兰西文学院推荐”字样，证明其书完全符合当时的社会道德标准，而不是从文学艺术的水准考虑的。在我十二岁的那一年，我就拥有了贝尔特•博尔那的《布吉特》一书，大约有十五册。书中用日记的形式讲述了布吉特的生活：恋爱、结婚、为人之母直到做了祖母。到了我少年时代末期，我便有了这套书的全集，作者在前言中是这样描述少女布吉特的：布吉特优柔寡断，总是出错, 但她却总是能够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因为历史是真实的。然而，作为一个优秀种族的后代，经过风雨洗礼的灵魂，有着优秀的榜样，接受着睿智的教育，有着优秀的文化——受着基督教的教诲——这样的人无疑是经受得住考验，不会“随波逐流”的，她会为义务而摒弃享乐，她会不惜任何代价做出完成义务的选择……真正的法国妇女现在是，而且永远都是热爱自己的祖国的，并且她会永远为之祈祷。
布吉特生活在一个人们拥有客厅，钢琴，去打网球，参观展览，去布洛捍森林公园品茶，父母从不争吵的环境里, 但她却能蔑视物质财富，成为法国青年女性的典范。这本书在教我们基督教优秀的教规的同时，还教了我们资产阶级的优秀的生活方式。
（那时候，我认为这本书中所描述的比狄斯听写的还要更真实，因为它描绘的所有的生活都是有可能实现的，恋爱——结婚——生孩子。难道真实就一定有可能实现吗？）
在我阅读《少女布吉特》和德里的《奴隶还是皇后》的时候，在我去看布尔维的《没那么傻》的时候，书店里又推出了萨特的《圣•日奈》，加拉菲尔德的《无辜者安魂曲》，剧院上演了尤涅斯库的《椅子》。我当然要全部通读通看。）
我父亲每天只读地方报，在他的言谈中，宗教没有任何位置，除了在他对母亲发脾气时带一两句:“你一天就知道粘在教堂里。”“你跟教士说什么啦? ”等，或是拿独身的教士开几句玩笑，这时母亲总是不作回答，好像父亲的话很下流不配得到答复。在教区主持大的弥撒时，他去参加，但他总是站在大厅的最后，以便出来的时候方便。他总是要一直拖到复活节后的第一个星期日——犯大逆不赦的罪的最后期限——才去忏悔和领圣体，他把这当成一件极其烦人的活。母亲并不更多地要求他,认为他能够祈祷也就够了。父亲晚上不参加祈祷，装作已经睡着了的样子。由于父亲连最基本的宗教常识都没有，因此他也就没有提高自己地位的欲望。总之，父亲是个不信教的人。
但是,父亲也同母亲一样，认为上私立学校是最好的选择，他总是说：“人家要是看见你这样，会跟学校怎么说? 你在怎么讲话!”等等。
尤其是这句:“你不能给学校坏印象。”
我现在把成长的环境中的规则和不成文的习俗全都曝光，把我成长的圈子的人们所使用的语言写岀来，这语言构成了我和这个世界的一个见证。六月那个星期日的那次争吵则是世界上闻所未闻的。
而这件事在我所处的两个世界里都是不能为人所知的。
我们已经不再属于那些不喝酒，不吵架，进城时换上干净的衣服的规矩人的范畴了。我每次开学时都会有一套新衣服，一本漂亮的祈祷经书，到处我都是第一名，每天祈祷。我与班里其他的女孩子们不一样了。我看了我不应该看的东西。成长在私立学校这样单纯的环境里，我却过早地懂得了我不应该懂得的东西。这就必然会把我归到厂那些下层社会，暴力，酗酒，或是在不正常的环境中长大的一类孩子中了。可以这样说:“这可真是不幸。”
我已经变得不配在私立学校了，不配它的优秀与完美。我进入了耻辱之中。
让人更不能忍受的耻辱是当你认为只有你一个人才感觉得到的耻辱。
我昏昏沉沉地参加了教区的考试，只得了一个“好”的成绩，令L小姐非常吃惊和失望，那是在六月十八日，星期三。
六月二十二日，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天，我参加了鲁昂基督教学校青年节庆祝活动，大客车到夜里很晚才将我们送回家来。L小姐负责护送在我们这个区住的学生。那是在大约凌晨一点左右，我敲了敲杂货店的门板，过了好一会儿，商店里的灯亮了，母亲睡眼惺怆地出现了，她蓬乱着头发，穿着睡衣，睡衣上布满了污点（因为她撒完尿就用它来擦）。L小姐和另外两三名同学都停止了说话，母亲嘴里咕哝了一声晚上好，没有人回答她。于是我一头钻进杂货店以便让这场面尽早结束。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以一个私立学校的学生看我的母亲。在我的记忆里，这令场面与我父亲要杀我的母亲那一场面无法相提并论，可却也让我那么记忆犹新。好像通过母亲放松了的、不加任何修饰的身体和她那让人怀疑的睡衣就把我们真正的天性和我们的生存方式全部曝了光。
（当然，我没有想过，假如母亲拥有一条睡裙，她会把它套在睡衣外面，我们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也就不会如此惊讶了，我也就不会记得那个夜晚的事了。可在当时，睡裙和浴缸对于我们这个阶层的人来说就是奢侈品，是不合适的，甚至对于这些一起床就得马上劳作的妇女们来说穿上它简直是很可笑的。但在我的思想里，没有睡裙无疑就等于耻辱。）
对于我，接下来的整个夏天都进一步证实了我们的地位的卑贱，“只有我们”才这样生活。
我的外祖母于七月初死于脑栓塞。这对我没有任何影响，过了十几天以后，在缆绳厂区发生了一场大纠纷，我的一个刚结婚的表兄和他的姑姑，即我母亲的妹妹打了起来，他们都住在我外祖母的房子里。在大街上，我的表兄在他坐在路边斜坡上的父亲的，即我的舅舅的怂恿下，挥起拳头朝他的姑姑便打。姑姑顿时头破血流。她鼻青脸肿地来到了杂货店，我的母亲带着她去派出所，又去看了医生。（几个月后，这事件经过法院解决了。）
那个时期我患了感冒，咳嗽整整一个月。有一天我突然觉得右耳像是被堵上了东西。这里的人夏天患感冒一般是不习惯去看医生的。我已经听不见自己的说话声了，别人说话的声音也好像是透过一层雾隐隐传过来，我尽量不说话，我当时真以为以后一辈子都会那样生活了。
还是在七月里，大约还是在缆绳厂大街发生表兄打架那一幕的时候。一天晚上，在咖啡店关门后，吃晚饭的时候，我几次抱怨我的眼镜框的架子歪了，我说的时候，摘下眼镜拿在于里摆弄着，这时母亲一把抓住我的眼镜，使尽浑身的力气，还大声地叫嚷着把它摔到了厨房的地上。镜片被摔得粉碎。现在我只记得当时一片混乱，我父母的互相指责的吵闹声和我的号啕声乱作一团。其余的什么地方也记不起来，再有就是那种马上要有大灾难降临的感觉。就像“我们真的都疯了”。
在我感觉到的耻辱中还有这个，那就是:一切不愉快都有可能发生，而且永无止境，在已经耻辱的情况下更加耻辱。
在我外祖母故去和我的姨妈挨揍以后不久，我便和母亲乘大客车去埃特达海边度假了。母亲在出门时和回家时都换上孝服，因为她害怕Y市的邻居们说三道四，到了海边就换上她的蓝地红黄花图案的裙子。她和我合照的照片上，我站在海里，水淹没了膝盖，照片的背景是埃古椰峰和阿瓦尔门，不知那张照片是在二十几年中丢失了还是被故意撕掉了。照片上的我，身上紧裹着件毛线织成的游泳衣，笔挺地站在那里，两只胳膊直垂着，看样子，我在努力地收腹，并使劲挺着本来就没有发育出来的前胸。
那年冬天，母亲给父亲和我报名，参加了市里长途客运公司组织的去卢尔德的旅游。我们沿途还要参观一些旅游景点，如罗卡曼图，帕迪拉岩洞等等,在卢尔德呆上三四天之后，再从与来时不同的路线上返回诺曼底，沿途可参观彼阿里滋，波尔多，罗亚尔河沿岸的古堡等。我和父亲岀发去卢尔德的日子终于到了。那是在八月下旬，天还没有亮，一大清早，我们站在共和国大街的人行道上等了很久，长途公共大客车才从一个海滨小城载着一些游客开过来。我们搭乘这辆车，在车上坐了整整一天。上午我们在德洛的一个小咖啡店停了一会儿，中午在奥利维镇的卢瓦莱边的一家餐馆吃了饭。雨下个不停，从车窗往外看，已看不清外面的景色了。在德洛咖啡馆休息时，我为了喂小狗半块糖块儿，用手在掰糖时把手指划破了，到这会儿伤口已经开始发炎了。随着我们不断地往南走，一种陌生之感便愈来愈强烈，我觉得自己似乎再也见不到母亲了。在一起旅游的人里，我们只认识一对做面包干的夫妇，其余的我们谁都不认识。在快到深夜时，我们终于来到了里摩日，住在了“现代旅馆”。吃晚饭时，只有我们自己单独坐在餐厅中央的一张桌子旁，我们看着陌生的侍者也不敢出声。我们似乎被恐惧包围着，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害怕。
从旅行的第一天起，游客们就自觉地将来时自己所坐的位子保留了下来，以后整个的旅行途中就再也没有发生丝毫的变化（所以我才这么容易回忆起来）。在我们的正前方第一排坐着的是Y市的珠宝商的两个女儿，在我的身后是一个地产主的遗孀和她的在鲁昂一教会学校当寄宿生的十三岁的女儿。再后一排是来自鲁昂的邮电系统退休职工，也是一位寡妇。再往后坐的是一位非教会学校的小学教师，未婚，胖胖的，穿着件栗色的大衣，脚上穿着一双轻便凉鞋。在左侧的第一排坐着的是做面包干的夫妇，他们的后边是海滨小城卖布料的商人夫妇，紧挨着他们的是两位客车司机的年轻妻子，还有三位年轻的农民和他们的妻子, 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十天里这么近地接触这么多的陌生人，而且他们中除了客车司机以外都比我们有地位。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便觉得不那么陌生了。我开始喜欢爬山，体验着在诺曼底从未体验过的热浪,体验着中午和晚上都在餐馆就餐，夜里睡在旅馆里的感觉。那时，能够用盥洗盆洗脸，随意使用热水或冷水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一种奢侈。我觉得——这是我在我父母家住时一直有的感觉, 也许是因为自己觉得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的卑贱所至——我觉得旅馆比我家里漂亮。我们旅游每到一个新的地方, 我都会急不可耐地去看新的房间，我能够在房间里呆上几个小时，什么也不干，就只是呆在里面体会住新店的那种喜悦的心情。
我的父亲依然对一切保持着高度的戒备。一路上，他都认真地注视着崎岖的路，与其说是观风景，还不如说他更注意着司机开车的情况。睡觉的床频繁地更换让他难以入睡，他对饮食也特别当心，对侍者端上来的我们从未见过的东西格外小心，总是在心里把所吃的面包和土豆考察一下，与他自己烤的面包以及他自己在菜园里种的土豆相比较一番。在参观教堂和城堡时，父亲总是落在队伍后面，像是干了什么累活走不动路了似的。其实他根本没有真正投入到旅游活动中来，因为他没有和一些与他的爱好和习惯相同的人在一起。
事实上，他真正高兴起来还是在他与邮局退休女职员以及生产面包干的老板和卖时髦服饰的商贩熟悉以后的时候。他们比起其他人更加健谈，其实那几个人也一样均出于职业的缘故，与我父亲有共同的兴趣，如:税收等，但是那些人与父亲有着明显的区别，人家的手是白而细腻的。他们都比父亲年龄大，与父亲一样都不愿意呆在阳光下暴晒着步行，所以他们长时间地呆在餐桌前。当然，谈话的主题自然是有关一路上看到的地区的干旱情况，有多少天没有下雨，南方人说话时的口音，以及一切与“我们那儿”不同的地方以及卢尔德的社会治安情况等。
我认为自己去找那个十三岁的女孩伊丽莎白玩是很自然的事，因为我们相差只有一岁，虽然她已上五年级，但她毕竟也是在一所教会学校上学。我们身材一般高但她胸部丰满，已然是一位成熟的少女。度假的第一天，我很高兴地发现她同我一样都穿了一件海蓝色百褶短裙，上身套一件上衣，她的是红色的，我的是橘黄色的。她对我向她表示的那份热情并没有做出相应的反应，只是在我跟她打招呼时对我淡淡一笑，和她母亲一样。她的母亲和我父亲说着话，在笑的时候嘴里还露出几颗金牙。一天，我穿上了我去年过青年节时穿过一次的体操服，即一条短裙子和一件衬衫。那女孩看见了便问道:“你参加青年节演出了？”我非常自豪地告诉她是的，我把她面带微笑的问话看成是两个人之间的一种交流和一种默契，后来，从她说话时命怪的语调中，我隐约感觉到她似乎在说：“你没有其他衣服可以穿了，只好又穿上了体操服。”
一次，我偶尔听到一位妇女说:“不久的将来她就会成为一位美丽的大姑娘了”，后来，才知道她说的不是我，而是伊丽莎白。
对于我，与其他姑娘谈及首饰还为时尚早，无论如何还不能把我与旅途中的其他女人相提并论，因为我只不过还是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孩子，高高的个子，虽然很健壮，但胸部平平。
在到达鲁尔德时，我得了一种奇怪的病。我看所有的房子，大山，所有的一切都不停地转动。当我坐在旅馆餐厅里的餐桌前，大厅外的墙壁在我眼前不停地晃动，只有封闭的地方才是静止的。我没敢把这些情况告诉我的父亲，我想这次我是真的病了，以后会永远这样了。每天早晨起床时，我都会想今天我看到的景物会不会停止转动。这种情况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我想是在到了彼阿里滋时才恢复了正常。
我和父亲一起参加了母亲在家计划好参加的宗教活动。点圣火，在阳光下参加露天弥撒，天气太热，我显然被热昏过去了。当我醒来时，一位女士送我一个帆布折叠凳，在神奇的山洞前祈祷。对于母亲每次说起来都令她那么激动的地方，我真的说不出有什么美的。在沿着加沃活地区旅行时，天空阴暗，我置身于这些地方时并未感到任何的让我激动的地方，不仅如此，还让我略感到有些无聊。
我们随着旅行团参观了城堡，贝塔拉姆岩洞和全景图，即画在一种宽大的帆布上的贝尔纳特•苏比卢时代的风景画。我们和邮局退休的女职员是惟一没有去加瓦尼参观竞技场以及西班牙桥的人，因为参观这两个地方的钱没有包括在旅行费里，需另外付费。父亲肯定身上没带多少钱。（在彼阿里滋的露天咖啡厅，当他听到人家告诉他他刚与两位游客喝的白兰地的酒的价格时，父亲差点没吓晕过去。）
对于这次旅行，我们没有做任何的准备，因为我们当时也不知道可以做些什么准备。
珠宝商的女儿们手里拿着本旅行指南，她们拿着指南下了车去参观一个建筑物。她们从包里拿出带来的巧克力和干点心等食品，而我们除了有一瓶用以防病用的加糖的柠檬酒之外，我们没有带任何食品。
旅行时，我只穿了一双白色的皮鞋，那还是为开学庆典时买的。现在它很快就被弄脏了。母亲在我们临行前也没有给我们带上任何可以用来清洁皮鞋的东西，我也根本就没有想到过在旅行途中可以去买这些东西，好像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是不可以去商店似的。到了卢尔德，一天晚上, 我看到在一些房间的门前摆放着一些脏鞋子，于是我就把我的皮鞋也放到了门前，第二天我发现我的皮鞋还和原来一样脏。父亲讽刺我道：“我跟你说过，那是得要付钱的。”而这对于我们是不习惯的。
旅途中，我们只买了些纪念章，还有一些明信片寄给我的母亲、家里的亲戚和一些朋友。除了有一天买了一份 《鸭鸣报》以外，再没买过任何报刊，因为我们旅行途经的地区是不会报道“我们那儿”的消息的，在彼阿里滋，我既没有游泳衣也没有汗衫，在沙滩上，我们就穿着平常的衣服和鞋子在穿着比基尼的晒得黝黑的人们中间穿行。
还是在彼阿里滋，在一家大的露天咖啡馆里，父亲给人讲了一个我在家就听他讲过的关于一个教士的放荡的故事，人们强笑着。
在旅行回来的途中，有三件让我记忆犹新的事。
我们坐在可能是奥弗捏的一片散发着呛人的味道的长满红褐色杂草的土坡上，远离小酒吧里的人群。我刚解完大便，站起身来，当时我在想，我能在这块也许今生今世不会再见到的土地上留下了点什么呢。过一会儿，我就会远走高飞了，又要回家又该上学去了，而这个我刚刚留下的东西就会被抛弃在这里，在这荒凉的高原上，一直到冬天。
在布乐瓦高原的半坡上，父亲着了凉，不停地咳嗽。我在拱顶下就听见他的咳嗽声，连导游的讲解声都被他的咳嗽声盖住了。于是他只能与旅游团的其他人保持一段距离，我不时地回过身等着他，可能是当时我不能不这样做。
一天晚上，也是我们旅行的最后一个晚上，在图尔，我们在一家高级顾客光顾的酒店里吃饭，饭店里装饰着大镜子，餐厅里灯火通明。我和父亲坐在旅游团的大餐桌的最里面。侍者们光忙着照顾别的餐桌的人，对我们不予理睬，每一道菜都要等很长时间。在我们旁边的小桌上坐的是一位十四五岁的少女,她穿着一条十分裸露的裙子，浑身晒得油黑，与一个上岁数的、好像是她父亲的人坐在一起。他们无拘无束地旁若无人地尽情说笑着。少女吃着一种用玻璃罐盛着的浓浓的奶。过了几年以后，我才懂得那是酸奶，在“我们那儿”还没有人吃过。我自己看着对面镜子里苍白的我，带着副眼镜，看上去略带忧伤地坐在我父亲的身旁。父亲正看着远处，目光有些茫然。我明白自己与眼前这位少女的差别，但我不知道我该怎样做才能够像她那样。
后来父亲对这家饭店表示强烈的不满，因为在那里我们吃的只是些用“喂猪”的土豆做成的土豆泥，白白的，无滋无味。几个星期以后，父亲还对那顿用“喂猪的土豆”做成的饭忿忿不平哩。不过这只不过是一种毫无意义的牢骚罢了，也许就是在那里，我开始懂得所有这一切不公正的待遇，被人瞧不起皆因为我们不属于那些“吃点菜”的顾客的圈子，或者说不属于那个阶层。
（在经历了那个夏天的事之后，我自然会这样写“于是我发现”或“我意识到”，但这些同实际上都意味着我真正经历过了的和我真正体验过的事实，而其中耻辱感在我的感觉中是最强烈的。什么也不能阻止我有这样的感受，这种压抑，这种虚无的感受，它是真真切切的。）
就是这种真实将1952年的我与这个正在写作的女人联系了起来。
后来，这次旅行去过的地方除波尔多、图尔和里莫日之外，我没有再去其他任何地方。
对图尔饭店发生的那一幕给我的印象是最深刻的。在写关于父亲的生活和经历的时候，在图尔的经历不停的浮现在我的眼前，我们和那些人就像生活在两个世界似的，那天所发生的这一切都证明，我们属于社会底下的那一层。
也许在六月的这个星期天发生的那事与我所讲的这次旅行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但是怎么能证明这一件事情的背后就不能孕育着另一件事情呢？怎么能证明事物之间没有联系呢？）
在回家以后，我还时常想起这次旅行。我一次次地回忆着旅馆中的房间，我们所进过的饭店，以及充满阳光的城市的大街。这次旅行使我知道这世界上还存在着另一种不同的世界，那是充满阳光，人们住着有带热水盥洗盆的房间，而且真有像小说中描写的那样的画面，女儿和父亲讨论着什么。而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不属于这个阶层，没什么可说的了。
好像就是在这个夏天我开始玩“理想一日”的游戏的。我根据《时尚》杂志——因为刊登在它上面的广告最多——在读完上面的小说连载还有其他的几个栏目以后，我便开始玩我的游戏。我想象自己是一个美丽的少女，独自一人生活在一座宽敞漂亮的大房子里（有时也会有变化，如一个人住在巴黎的一间屋子里），我总是根据报刊杂志上广告宣传的产品来想象设计自己的形象，如:美丽的牙齿 （根据吉博牙膏的广告）肉嘟嘟的红唇（根据奇士美的广告），苗条的身材（根据广告中的紧身褚衣）等等。我屋里的家具皆来自巴贝斯家具店，我上学的学校是毕业后找工作最好的学校，我吃的食品也是那些广告宣传过的好产品：如面包，阿斯塔奶油。我根据报刊上刊登的广告产品来想象着自己的形象并从中获得很大的乐趣。在游戏中我每天都有新的发现，然后悠然自得地发挥着自己的想像力勾画着理想的一天。譬如：自己是睡在一张莱维旦床上，吃着巴尼亚早餐，用维达班特梳子梳理着我耀眼的头发，以函授的方式学习护理和社会救助课等等。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地过去了，广告不断更新，我的游戏也翻着花样，而我的玩游戏时的想象与读小说时所激发的想象完全不同，这种想象非常活跃，不可遏止。我用实际存在的东西来想象制造未来,但同时也会令人失望，因为我从来没有能够勾画我理想中的一整天的形象。
这是我个人的秘密活动，没有名称，而且我也从未想到过有其他的人会玩和我同样的游戏。
我们的买卖于九月份衰落下来，因为在市中心又有“古波”商店或是“家用”商店开张。去卢尔德的旅行对于我们来说无疑是开销太大了，下午我的父母在厨房里小声盘算着。一天，母亲指责我和父亲在岩洞前没有虔诚的祈祷，看着母亲那个样子我们捧腹大笑，母亲被笑得不好意思脸都红了，好像她刚刚泄露了我们根本不可能懂得的她与上帝的关系。他们计划把小店盘掉，然后到食品店当个售货员或是回到工厂上班，后来这些计划没有变成现实，因为情况有了好转。
到了月末，我的一颗龋齿痛起来，母亲带我去Y市看牙医，这还是我平生第一次去看病，医生在用针往我的牙龈上注凉水前问我道：“你喝苹果酒时牙痛不痛?”苹果酒是当时工人家庭和乡下人家庭餐桌上孩子大人的饮料。在家里，我和在学校的寄宿生一样喝白水，有时在水里加些石榴果汁。（难道这些表现我们社会地位的词汇就永远不会被忘记吗？）
开学后，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和另外两三个女生一起和六年级的老师B女士一起做卫生。由于习惯了使用肮脏的抹布，我一边用抹布做着卫生一边扯着嗓子唱起了一首爱情歌曲《博莱奥》，唱了几句我突然停住了，B女士要我唱下去，我拒绝了。因为我坚信她会盯着我，发现我的地位的平庸，然后去肆无忌惮地揭露给大家听。
没必要再往下说了，耻辱只是无休止地重复着，累积着。
我们生活中的一切都只是耻辱的象征：院子里的公共小便池，两代同睡一个卧室——按照我们这个阶层的人的习惯，同时也因为我们缺乏房间，我和父母睡在一起——母亲的耳光和粗话，喝得酩酊大醉的酒鬼和赊账的贫穷的家庭，我对醉酒程度的确切的了解以及月末赊账的贫穷家庭的深刻了解都证明了我属于那样一个阶层，而对于这个阶层的人来说，教会私立学校只是能表现无知和傲慢而已。
我感到耻辱是很正常的，这是父母们所从事的职业以及我们生存的方式所造成的。耻辱存在于六月的那个星期天，耻辱对于我已变成了生活的一部分，现在让我感到它已经进入了我的骨子里，我已经麻木，熟视无睹了。
我一直想写些书，可我又不敢说出这些，因为这会让我受不了别人的目光，但是我想写我十四岁时的感觉的书又会给我带来什么样的耻辱呢？我不怕。
1996年的夏季结束了。当我开始想写这本书时，一个迫击炮弹被人投在了萨拉热窝。炸死了几十人，伤了几百人。在报刊上，有人写道“耻辱在包围着我们”。对于他们，耻辱是一种心理感受，他们今天有这种感受，明天可能就会不再有，在一个特定的地方有（如波斯尼亚）,而在另一个地方就不会有（如卢旺达）。所有的人都忘记了萨拉热窝的人们流的血。
在我写这本书的几个月里，我会立刻回忆起1952年发生的各种事情，如:新上映一部电影，新出版一本书，某一位艺术家故去等等，好像这一切都证明着我童年时所经历的事情和生活。在1952年一位日本作家的小说《火》中有这样一段话:“这一切可能只是幻想，但是我不能怀疑我所感受到的，记忆本身也是一种体验。”
当我看我们在彼阿里滋照的照片时，父亲已经故去了二十九年了。现在的我与照片上的我已无丝毫的相同之处，除了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的六月的那个星期天父母吵架的那一幕以外，也正是那一幕才让我写下了这本书，是它让我与照片上的这个小女孩成为同一个人，毕竟让我认识自己并且感受深刻的第一次性高潮是在两年以后才经历的。
（选自《一个女人》， [法] 安妮·埃尔诺 著，郭玉梅 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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