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我们正处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第三次工业革命风头正盛，第四次工业革命也即将到来。舆论更喜欢用科技革命来替代工业革命这个老旧的词汇。和“工业”相比，“科技”显然更能反映科学技术的特征和趋势。
然而，“科技”这个热词的含义，其实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清晰。对于许多研究者来说，“技术”比“科技”更值得探讨。尽管就未来主义的美感而言，谈论技术远没有谈论科技那么时尚，但在整个文明的发展进程中，技术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事实上，如果不首先理解技术的价值和内涵，对于科技的看法也势必会变得大而化之，尤其是科技、科学与技术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明了。因此，当人人都爱谈论科技的今天，反而应该先弄清楚到底什么是技术。
当今最具影响力的技术哲学家卡尔·米切姆曾经在《技术哲学》中梳理了技术的四种外延定义：1.作为客体的技术；2.作为过程的技术；3.作为知识的技术；4.作为意志的技术。
作为客体的技术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种看法：将技术直接等同于人造物，也就是由人类制造出的各种工具、机器、消费品等等。
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哲学界对历史上出现的技术客体进行过若干分类。面对五花八门的概念阐释，恩斯特·卡普最终基于人类学分析，把技术客体理解成“人体的延伸”。米切姆指出，该定义后来也成为了“最广为接受的一套理论，尤其确立了人造物的绝对地位。
这一对技术的基本定义如今已遭到普遍质疑，许多当代作者更倾向于将技术看成是制造和使用的过程。“把过程或活动当成技术的基本范畴，这是工程师和社会科学家……的共同特征。”但他们的侧重点又截然不同，对此，米切姆写道：
工程师强调制造，社会科学家则强调使用。在工程师看来，技术的根本在于发明和设计，即原创意义上的制造，而社会科学家则认为生产和利用，即技术的社会应用才是最重要的。
法国著名思想家雅克·埃吕尔是首先倡导这种定义的作者，在他看来，“与现代技术等同的是‘技法’（technique），它被定义为一种活动，其基本特征是对效益的理性追求。”
作为技法的现代技术是“在人类活动的每一领域内，由理性得来的以及具备绝对功效的方法的总和”。哲学家兰登·温纳在其著作《自主性技术》中将“技法”解释为：包括技巧、方法、步骤、程序在内的大量技术活动；而作为人造物的“工具、仪器、机械、用具、武器、小器件”等对象，温纳将它们统称为装置（apparatus），“即技术运作的物理装置。”
在区分并解释技术与人造物的关系方面，也有作者认为技术是最典型的以解决问题为主的活动，而人造物则是对具体问题的解决对策。也就是说，开发各种人造物，是技术的目标和任务，而不是技术本身。
另一位技术哲学家约瑟夫·C·皮特对技术的定义着眼于两个方面：人类活动和对工具的有目的的应用。在这两种意义上，他针对技术给出了一个宽泛的定义：技术是“人类在工作”（Humanity at work）。”
这里的关键是区别工具和工具应用：工具自身并非技术，按照皮特的说法，只有对工具的应用，并且是“人为了某种目标而进行的对工具的应用”才是技术最突出的特征。在工程师眼里，技术的目标是创造人造物，而社会科学家则认为技术的目标是应用人造物，它们恰好反映出这两种视角的区别。
把技术理解为过程，是当下较为流行的一种立场，与之相比，作为知识的技术则显得更为传统。根据米切姆所述，有作者曾列举过四种作为知识的技术：
第一种：“在制造或使用人造物的过程中存在着无意识的感觉运动技能……它只有通过直觉训练才能传授，就像师徒之间通过实践、示范进行传授一样”；
第二种：“前科学工作的经验方法”，它们说明了如何成功制造或使用某个人造物；
第三种：“以经验为基础的普遍化的经验规律”；
第四种：各式各样的技术理论。
在古代社会，各行各业的人都必须掌握这类知识，比如木匠拥有的技术就是一种在师徒间传授的技能知识；许多发明创造也都依赖于“前科学的经验方法”。今天，我们依旧会听到有人说掌握一门技术的重要性，指的便是作为知识的技术。
米切姆总结的第四大类，也就是作为意志的技术，主要与哲学思想有关。实际上，它探讨的已经不再是技术本身，而是技术引发的一系列社会议题和生存议题。
无论采取哪种定义，绝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技术应该独立于科学。皮特认为技术不能等同于“应用科学”，并且应该在认识论上优先于科学。通过研究科学概念和技术的对应概念，他认为“科学和技术也许不应该像我们目前所认为的那样有如此紧密的联系。”
这种观点认为，由于技术的历史远远长于科学的历史，发明、设计和人造物的制造也就从根本上独立于科学之外。从事技术，与从事艺术、科学和文学一样，都是独立的人类行为。
因此，也不能将科学和技术简单等同于理论和应用的关系。在技术哲学领域，技术的独立性一直以来都被反复强调。“技术规则与科学定律不同”，米切姆写道，“科学意义上的定律是对实在的描述，而规则却是对行动的描述。这种差别应切记在心”。
这一重要结论表明，对科学与技术进行基本的区分显得很有必要。而在目前的流行语境里，科学和技术在很多情况下是被结合在一起的，“科技”这个词语在某种程度上就反映了这种结合。
不过，当人们大谈“科技”（science and technology，英文缩写Sci. & Tech）时，其实很容易对科学与技术二者进行某种简化，这种简化有时会影响其表意的完整性和准确性：科学是对客观现象和规律的探索与发现；技术是一种与意图和制造相关的主观行动及其结果，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组成部分。
当然，不是所有作者都赞同将技术与科学彻底分开。比如美国现象学家和技术哲学家唐·伊德就对流行的技术独立论提出了质疑。在他看来，科学与技术之间存在一种后现代关系，它以一种文字游戏的形式表现为：“当代科学完全是技术化的科学（techno-science）；而大部分当代技术都是技术化的科学（techno-science）。”
在《让事物“说话”：后现象学与技术科学》一书中，他援引了海德格尔的观点来说明科学和技术之间的紧密联系。海德格尔认为现代物理学的发展依赖于技术设备的进步，而诸如工程学所涉及的现代技术又必须采纳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
蒸汽机的出现曾让科学理论受益良多，相比之下，18世纪的科学成果并没有给蒸汽机的发明提供相同程度的启发。蒸汽机在运作中必然产生能量损失的现象“成为研究热力学的起源”，因此，“科学实际上是从对技术的观察和实验中获得了热力学的理解，而不是从自然中获得的”；
另一方面，大部分当代技术则直接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只有当光子的概念被爱因斯坦提出后，人们才能通过操纵光子进而发明并利用激光。对此，唐·伊德总结道：“技术科学是科学和技术杂交后的产物，在同一个杂交体中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
将技术与科学完全剥离，并不符合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在绝大多数现实情境中，二者很难彼此独立运行。
唐·伊德提到的文字游戏其实并不新奇。比利时哲学家霍托伊斯早在1979年便率先提出了“技科学”（technoscience）这一术语，去掉techno-science中的连字符，反而更能突出科学与技术的不可分割性。
科学社会学领军人物、法国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则用“技科学”来进一步强调科学、技术和社会之间的杂合网络。
但这种术语创新，除了方便研究以外，在日常语境下其实并无太大必要。我们只需要记住：技术与科学更像一个共生体，而“科技”这个词的内涵，绝不只是对科学和技术二者的简化。
实际上，在表现科学技术的所有词语中，“科技”反而是最为公平的一个称谓，没有明显的倾向性。“技科学”其实更加突出科学，而不是技术。运用相同的逻辑，其实也可以创造一个更加偏向技术的词语：科技术。
然而这些术语至少在中文的表意系统里均不如“科技”这样准确而又公允。说到底，科技的逻辑必须与社会发展和个人生存的逻辑相匹配。在今天，对科技的理解越深，也就越能理解我们所生存的环境，以及未来世界的发展趋势。
雅克·埃吕尔曾说过：“传统的伦理环境和各种传统道德价值无疑正在不断消失，我们正在见证新的技术伦理及其自身价值的出现。”而科技最终走向何方，其实最终取决于我们对于自身的认识和理解。新的价值体系，依旧是围绕着人的诉求而产生的，科技只是帮助我们更好地实现了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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