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作品中每一个鲜活人物的背后都离不开演员的反复推敲，从人物命运的变迁到内心的细微浮动，对一个角色的“吃透”“咬准”是演员“变身”前的必备功课。此篇为《白鹿原》中白孝文的扮演者翟天临谈对这一角色的表演创作，其在实际创作中把白孝文的角色进行拆解，将人物变迁与内心演变相联系，呈现了一个角色灵魂深处的矛盾发展。
饰演电视剧《白鹿原》中的白孝文一角，对于我而言是一次颇为丰厚的创作体验。在我看来，白孝文是一个具有“九重人格”的人物形象，甚至是陈忠实先生笔下最为具有灵魂深度的角色之一。我们无法用寥寥几言来概括对他人性层面的读解，甚至于在我刚刚读完剧本后仍有无从下手的困惑。我选择了从最简单的方法逐步深入，本文将由此切入，简要回顾对白孝文角色创作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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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嘉轩的一番苦心从表面上看无疑是成功的，他的言传身教加上徐先生和朱先生的先后教导，造就了白孝文行止端庄、非礼不为，就连白嘉轩也觉得“孝文是好样的”。这个白嘉轩眼里的“好样”，是传统的成功，此时的白孝文一门心思都倾注在对未来族长位置的渴望上，这种心理期待决定了他的为人处世——他甚至没有想过以后除了当族长还可以干什么。
然而，当所有人都认为白孝文是必然的“族长继承人”时，却迎来了重大转折。在面对田小娥的诱惑时，作为“族长继承人”的白孝文表现出了不端行为，并且明显与“族长继承人”的身份不符, 但他依然没有由此及时止损。可以看到，此前的白孝文心理是被遮蔽的，而这一次“不端行为”将他蒙蔽内心的黑纱揭开了。从此，他不再是人们眼中的“族长继承人”，在感性的越轨与理性的制约之间的冲突，最终感性打败了理性，他开始了自己的“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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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长继承权的“剥夺”，以及接下来的分家，使得白孝文在传统的伦理威权上变得一无所有。正是白嘉轩彻底的惩治，反倒使白孝文没有任何回转的余地，只能被动地接受一切, 同时也使他将原来奉行的一切抛得干干净净，或者说，是将原本父亲寄予他的一切又还给了父亲。这也侧面说明，过往的这一整套传统道德规范并没有为他所内化，仅仅是停留在世俗实用的层面上被遵守。
至此，他才真正成为他自己了，一个对以前的自己有强烈内心叛逆和外在反差的人物。他不断地堕落，以至于最后沦为乞丐几近饿死，在人群中彷徨着，不要任何廉耻地说了一句，“谁能舍我个碗，我叫他声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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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观者的反应则说明了他的状态：这不是个人, 这不是个东西。连鹿子霖都感叹：“这个人完了！”
然而即便如此，白孝文却也得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他把自己“行了”的原因，归结为“而今不要脸了”，心里不仅没有悔过，甚至带着几分得意。白孝文发迹以后，雄心勃勃。他卖力地缉拿鹿兆鹏、竭力要赎回卖给鹿子霖的门楼，这些都反映着白鹿两家的明争暗斗。
新的政权建立，白孝文摇身一变成为“革命身”，并且残忍地、不由分说地朝着自己的上司张团长开了枪，原因只是因为后者在起义与否的问题上犹豫不定；当上团长之后他又毫不怜惜地“处理”了幼时的玩伴、哗变的同盟——已经学为好人的黑娃鹿兆谦。他歪曲事实、邀功请赏，这就不难理解他还会为此报复，是以“以革命名义”来剪除他“个人的敌人”。在此时，白孝文已经完全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阴谋家，人性的扭曲与异化抵达至高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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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便能理解白孝文之于《白鹿原》的特殊之处，他是虚伪、无耻、阴毒的，是作者在性格刻画上具有深度阐释的人物之一。作者抓住了他内在心理的演变，刻画得栩栩如生。促使他心理变化的重要因素，是传统伦理和个人情欲之间的冲突，人性的扭曲一步一步地形成。
将角色分阶段“拆解 ”
在我的创作习惯中，将角色分阶段、分层次“拆解”是常用的形塑角色的方法。这是在大学时期排练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著作《捕鼠器》时养成的。
总体上，白孝文的人物轨迹是明朗的，即便简单也很难从具体的某个节点切入。在我的创作习惯中，将角色分阶段、分层次“拆解”是常用的形塑角色的方法。这是在大学时期排练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著作《捕鼠器》时养成的，当时我把角色分为了伪装期和真实期两个部分，这个方法有利于让角色在发展过程中的层次更明晰地区别开，不容易造成模棱两可和不准确的情况。于是遵循这一方式，我也将剧中白孝文的人物轨迹分为两大阶段：“过去那个样子”和“现在这个样子”。
虽然剧本和小说中描写的白孝文的不同“样子”并不少见，但难得的是，原小说作者笔下的白孝文并不仅仅为人们展现了“样子”的表象，而是将人物变迁与内心演变相联系，呈现了一个角色灵魂深处的矛盾发展以及必然结局，也让他从此在世界观和人性的构成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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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理白孝文的前期角色形象时，他作为白家长子，是循规蹈矩的，在所有人面前都是优秀的——日常的言行举止都是父亲白嘉轩对其以族长的标准来要求的。他单纯而善良，却又极其压抑。于是，我在与张嘉译（白嘉轩饰演者）的前期对戏中，放大了对父亲的恐惧和敬畏，且注重表现平日来自于父亲的强压式管教。
白孝文的心灵扭曲也有父亲教育“双标”的责任。小时候，白孝文告诉白嘉轩黑娃翻墙偷看祠堂时，白嘉轩一脸凶煞地批评白孝文告恶状。后来，白兴儿偷拿吹糖人的钱，白孝文却拒不举报白兴儿，又被批评怂人一个，他一脸委屈，当父亲的却全然无知。在这种压制、隐忍、顺从中，白孝文慢慢表现出了扭曲的痕迹。在找到传统的规训和内心压抑的平衡点后，我便融入了角色前期的状态，慢慢积累了角色的隐忍，最终在田小娥的介入下，这一系列压抑终于迫使白孝文迈出那一步，得到了族里“对于道德的惩罚”。
白孝文和田小娥的首次交集是送粮食，可田小娥拒绝接受，两人推让下，粮食撒了一地，白孝文遭尘土糊了眼睛，田小娥去给他吹眼睛，撩得白孝文落荒而逃。
而后，为了和田小娥在一起，白孝文离开家庭，拒绝母亲给的口粮，“我宁愿像你们眼里的畜生一样活着，我也觉得比做人强。”
白孝文与田小娥的“不端行为”对白嘉轩的打击是毁灭性的，这从白嘉轩对白孝文的严厉处置中可见一斑。白嘉轩用刺刷抽打在白孝文的脸上，当着全族人让白孝文在传统的伦理威权上变得一无所有。由此，白孝文的自尊心完全被毁灭，白鹿原的礼法已经对他失去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这本身就是一种悲剧。
从此，白孝文进入了第二阶段的“这个样子”——完全的堕落。在角色处理上，遵循人物的心理轨迹，我认为这是这一形象在强压之后的情感解放，长期的紧张得到了释放，于是才有了他的“行了”。
在白嘉轩教训白孝文不该卖掉他爷爷的两块水田，让他把田买回来，他反驳道“那不行，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驷马难追，你给我再多钱也收不回来。”这就是白孝文明目张胆地反抗父权，也蔑视家庭的表现。
田小娥死后，白孝文回到白鹿原，竟然看到身着白衣的鬼魂在飘，他大叫着“小娥，小娥，我来了。小娥，我知道你等我呢。”可见用情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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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田小娥的过世又构成这一阶段人物的节点，再往后，他就变成了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具有城府的、内敛的甚至于麻木的人。
为区分上述两个阶段的人物形象，我还在节点的部分做了一些细节处理，也就是在被父亲审判的部分为自己留下一个明显的疤痕，这个疤痕在角色的身上留了一辈子，象征着人性改变的烙印，也成为白孝文“滑落”的转折点。在明确这两部分的角色感觉后，对白孝文一角的形构也得以搭建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