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图 |《绿洲》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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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见阿秀时，她28岁，身高1米5左右，全身略浮胖，小腹突出稍下垂，是典型长期服药的体型。但她眉眼清秀，皮肤白嫩，或是天生的，或也是长期住院少见日光的缘故。
在我印象里，阿秀没留过长发，一直是寸头，跟男孩子一样，前不遮额，耳际以下的四周刮成乌青，稍长点就剃了。我猜多半是家属为了省时省钱，但开始也会问她：“你这么漂亮，留长发不好哇？”
阿秀大笑，抚摸颅顶，瞧向热烈的太阳：“凉快呀！”
阿秀爱笑，遇着人，认识或者不认识的，冷漠的或是热切的，她都“哈喽哈喽”，率先笑得灿烂。我总觉得，快乐如果有具体模样，就该是阿秀的样子。
有时候笑久了，阿秀的面部肌肉会突然失去控制：从眉头到嘴角疾速抽搐，五官挤成一团，随机拼成各种表情，很久才会停下来。阿秀的主治医生曾认为这是药物副作用，可调来调去，也没有好转。
大多数时候，阿秀意识不到自己的异常，也看不懂旁人的审视。人家说她是小时候就“发癫”，吃了太多乱七八糟的药，把脑子里管“表情”的那块（神经）给吃坏了。阿秀从不羞赧，更不懂什么反讥，像没听见一样，自顾自抱着双臂站在人堆边上，任由人把她揪进话题里说长道短。
阿秀一直住在我们医院收治长期精神疾病患者的“成四病房”（后文简称“成四”），病历上的诊断是“青春型精神分裂症”。按照她大伯的说法，大概是在阿秀十五六岁时，“忽然就变得奇奇怪怪，瞎乱讲话，越来人越讲，吼不听，也不怕打”。阿秀本来就没读多少书，最开始是说定了她家镇上一户送煤气人家的小儿子，办了身份证就嫁，结果这一“疯”，“狗屁”都没了。
阿秀的大伯讲得愁眉苦脸，我也听得苦脸愁眉。趁着他酝酿下一个话题的空隙，我抓紧问阿秀父母的情况。
“阿秀她爸妈，是不是也……”
“死了，早都死了！”
“嗯……”我应了一声，小心翼翼地，观察着他莫名而至的冷淡。
这是阿秀。
认识阿森时，他33岁，是我们医院和市残联合办的日间康复中心的一位居家患者，只在我们白天上班时间来医院参加治疗活动。相较“成四”，日间康复中心是一个公益组织，治疗完全免费，主要是为了照顾附近登记在册的居家患者，但会经过较为严格的筛查，总共二十多个人。
阿森相貌挺普通，圆头圆脑，小眉小眼，塌鼻厚嘴，可他的身材在南方小城绝对算得上“珍奇”——身高1米86，体重304斤。再加上他皮肤黑，又总是上下一身乌麻麻的肥佬装，活脱脱一只熊，举两把笤帚就是画片里的程咬金。
事实上，阿森很老实，近乎怂。忘记谁跟我讲，说阿森有个游手好闲的瘦弱表哥，曾妄图拉着体型壮观的他进军本地的“收数”行业。没料到，表哥执行首笔业务，绕着棍子跟欠账者耍威时，阿森却在摩托后座睡撅了过去，呼噜声比排气管还响——“开局一辆摩托两个人，结局一人都被（对方）给了两巴掌”。也不知道这是真的，还是个笑话。
其实阿森的家境也算不错。阿森妈讲，从阿森爷爷辈儿他们家就是城里人，市中心拆不掉的城中村里，几代人努力留了一栋自建楼。阿森爹运气爆棚，城建还没下禁令的头一年，他又往上加了3层，一共5层，10多间套房，每个月光收租就有上万块钱。
只可惜这都是过去的光景。
阿森很小就确诊了“智力发育迟滞”，大了之后又显现出一些精神症状，其脸相、心性都和八九岁的小男孩差不多。他爹还在时，勤勉务实，守得住家底儿。他爹走了之后，边边角角的亲戚都找上了门，有的硬说（阿森家建房的）地是本家的，他们有权分房，有的假托照顾孤儿寡母，有的拖家带户地卖惨，到头来，十来套房被占了个七七八八。
以往父母俱在，家里阔气，阿森大小也是个傻少爷。可爹一早走，娘就受欺负，久病患者家庭的那些凄苦便一滴不漏地全撒了出来。这么些年，阿森除了饭量见涨几乎“毫无长进”，自从2012年加入康复中心就没再出去过。阿森妈说就算自己铆足了所有的劲儿，只能说刚够“活着”。
与我聊这些的时候，阿森妈一如阿秀大伯那般愁眉苦脸，“就不知道，我死了他要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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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说，我最先认识的既不是阿森，也不是阿秀，而是阿森妈。
2015年，我还有半年就要毕业，在医院实习。阿森妈就在医院的门口推车卖早点。几乎是每回，大概7点半，我刚下公交车，她刚出摊。医院的门口开始人头攒动，阿森妈的早餐档内容丰富，肉、素包子、玉米豆浆，还有她自己蒸的糯米饭，医院的员工几乎都在她那里买，价钱还不贵，起码比起隔壁装修精致的早餐店实惠不少。
大概是早餐店的女老板嫌阿森妈争了她的生意，干了件馊事儿——她也学阿森妈推个三轮车，每天比阿森妈还早出档，先把地方占了。说到底，阿森妈家里是没有顶事儿的男人，争不过家里人丁兴旺的老板娘。被人摆了几天，便默默地把车推到医院侧门的小路上。
一来是同情阿森妈，二来早餐店老板娘的东西确实贵，我每天都绕远路去光顾阿森妈的摊位。一来二去就熟稔起来，她见我回回都是匆匆扫码付账，再看见我，就直接按照我的习惯拿出早早装好的小米粥跟馒头，“你先去上班，钱下班再给。”
我把这件事说给带教的马老师听，她掏出手机，翻出阿森妈的微信给我看转账记录：“阿森的妈妈呀？很会做生意哦，医院的人基本都是下班再给钱。”
我很佩服阿森妈的“大气”。没过多久，她的早餐档又开始人声鼎沸，虽然隔壁的老板娘一直没让位置，这反而越是衬得阿森妈做生意诚心诚意。再往后，阿森妈越发兴旺，干脆把隔壁的报刊亭兑了下来，算是有了自己的门脸。
2016年7月，我正式入职这家精神专科，在日间康复中心轮转，做了阿森的治疗师。阿森妈知道后，对我更加热情，每次都给我多装1个鸡蛋，“吃吧吃吧，不要钱，你总吃馒头可不行，得补充蛋白质。”
当然，钱我还是照给。
认识阿秀，是连同他大伯一起认识的，因为阿秀的大伯老是拖欠住院费。
其实，“成四”收治的几乎都是阿秀这样的患者——长期服药，家庭困难，出不了院。本来以阿秀的条件是可以拿到残联补贴的，不必这样紧紧巴巴。可是阿秀的档案有缺失，医院跟她大伯提过很多次，让他去跑跑，办齐了他们经济上会宽松很多。但她大伯一听补贴是直接“补进住院费用里”，到不了他的手，而跑手续还得花钱、花时间，又不愿意去了。
我不止一次听过护士给阿秀大伯打电话。
“阿秀的大伯哦？医院呐，阿秀的住院费要交了啵。”
“知道了，知道了！过几天。”
“不得过几天哦，拖好几个月了。”
“哎呀，过几天就交嘛……”
阿秀大伯总是“过几天”“过几天”，谁也不知道他到底要过几天。医院也拿他没什么办法，只能月月催，季季催，直催到威胁“再不交钱就把人送回去了啊”，他才会来交钱。
3
真正将阿森母子、阿秀伯侄4人联系到一起的，是一场联谊。
2016年的中秋，医院说，要在患者群体里面举行一场“包饺子”中秋联欢。本着“小事大办”的原则，医院邀请了日间康复中心所有患者，病房里也把“灵醒”一点的患者都请来了，包括能来的患者家属。
中秋的前一天，大家齐聚医院的康复大厅。阿森妈特别积极，她说饺子馅她全包了，韭菜猪肉、白菜豆干，拖来了整整4大盆。
阿秀大伯却跟质检员似的，拿着盆里的木勺把馅儿搅来搅去，一脸嫌弃：“稀汤寡水的，肉呢？全是菜啊。”
我抢过木勺，“人家家属自己出的钱，说什么呢你。”
他倒是一点都不尴尬，反而跟我打听起阿森妈的事儿来，什么她家里是干嘛的呀，她旁边那个胖子是谁呀，在这里住多久了呀。
“你问这么多干嘛？这是人家隐私。”
自阿森妈开始煮饺子，阿秀大伯就一直跟在她身边团团转，端碟子、分饺子，倒饮料、分碗筷，干得顺手又热情。我当时以为他对阿森妈起了心思，想做阿森的后爹。
联谊结束后没几天，阿秀大伯忽然跟开了窍似的，来医院找“成四”的主任，说自己已经把阿秀缺失的手续跑完了。知道阿秀大伯的为人，主任摸不清他这又是几个意思，再次强调，补贴是到不了他的手的。
“你们别误会啊，我要我侄女的补贴干嘛？你们放心，以后的住院费我一定不拖。我就一个要求，她现在什么手续都是全的，能不能转进日间康复中心？”
主任不敢立即答应。
日间康复中心其实自设立开始就一直是入不敷出的状态，满员之后，人员数一直在控制，塞1个人进去，不仅要跟残联报备，院里也得开会讨论。主任让他去找领导，没想到阿秀大伯竟然拿出了一张残联的申请表，上面批准了阿秀加入日间康复中心。
谁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拿到批准的，主任给医务科典主任打电话，可典主任也表示医院同意阿秀转入日间康复。
“没办法，不知道他去找了谁，资料什么都是全的，转就转吧。”
两天后，护士帮阿秀收拾好东西，她顺利转进了日间康复中心。原本日间康复患者需要家属接送，阿秀大伯也没有作什么妖，每天兢兢业业，9点送阿秀来，下午4点再把人接走。就是一点，其他的家属都是送到了就离开，他不是，他是直到康复中心下班，再和阿秀一起走。
后来，我从日间康复中心的协管员口里听到，阿秀大伯只提了个要求，“每天听课，参加治疗，阿秀和阿森必须坐在一起。”他自己也不总是待在康复大厅，一有空就往阿森妈的报刊亭跑，帮她拣包子、递豆浆，跟个伙计似的。
后来是协管员点了我两句，我才明白——阿秀大伯不是看上了阿森妈，他是看上了阿森。确切地说，是“替阿秀看上了阿森”。
对于阿秀和阿森这样长期反复发作的精神病患者的恋爱婚姻，我们精神卫生从业者就一个原则——不提倡、不反对。
说不提倡，原因很简单：虽然病理学上没有确切的论断，但就统计数据来看，阿秀和阿森的后代遗传精神疾病的可能性还是有的，而且概率不算低。况且哪怕运气好，孩子不遗传，但两个精神疾病患者父母，又如何能对孩子的成长教育负责呢？
说不反对，也很简单：跟人生病有权利看病一样，恋爱结婚也是人的自由，在法律允许的前提下，没人有资格阻止。
其实我大致能猜出阿秀大伯为什么会看上阿森。阿森家里有营生，阿森妈目前看起来还身强力壮，能做能养，阿秀嫁过去，大概率能过上好日子，起码不会缺药少吃。最重要的是，他能把这个亲兄弟留给自己的大麻烦摆脱出去。
当然，这些都是在我心里瞎转的想法，只要阿秀和阿森不影响康复中心的日常运转，没人会去说什么，起码医院里的人不会。
4
然而，后面的事儿就让我很意外了。
我好像一屁股坐在了阿秀和阿森故事的快进键上，等我再关注他们的消息时，“成四”的护士长告诉我，阿秀怀孕了，“怀的是阿森的孩子”。
其实后来想想，这件事有过征兆。大约是阿秀转进日间康复中心后的第二个月，好像有十来天的时间，阿森妈的报刊亭没开门。等她再回来开门做生意时，阿秀大伯就不来了。护士长跟我说，那十来天，阿森妈领着阿秀，到处去找医院抽血，要鉴定她肚子里孩子的父亲是谁，还闹到了我们医院里。
“闹什么，有什么好闹的？”
“闹什么，”护士长扯着嘴，“说我们医院管理不严啰！这跟医院有什么关系，怀孕就嫁呗，她大伯不就是想把阿秀甩出去？”
我很讶异，在我的印象里阿森就是个大点的男孩，怎么会通男女之事。我更讶异的是，阿森和阿秀每天只是在治疗期间有接触，医院下班，他们各回各家，去哪儿怀的孩子。
可没过多久，我就收到了阿森妈给我的请帖，阿森和阿秀，要结婚了。不少医护人员也接到了请帖，都是在阿森妈早餐摊上承过情的人。但到了当天，去的只有我一个，其余的都是包了利是托我带过去。
阿森和阿秀的婚宴就定在城中村的一家茶餐厅里，地方极偏，门脸极小，我举着导航在门口路过了好几轮，直到看见门口迎宾的大红纸才认准地方。大红纸上正贴着一张大照片，应该是阿秀和阿森的登记照：两个人穿着白衬衣，发亮肤白，红嘴粉腮，脑袋像是硬拗似的靠在一起，不知道在看向哪里。
我进去的时候，里面已经满满当当，一共6张桌子。阿森妈撑在门口的桌台上，大声催着老板赶紧上菜。阿秀大伯在她身后屡屡想插嘴，“那个……讲点……讲几句，几句……”他大概是提醒阿森妈要讲几句场面话，可看阿森妈这个意思，她应该是没有考虑过什么礼俗流程。
老板尴尬地赔着笑，最终还是得听阿森妈的话，大手朝后一挥，后厨服务员阿姐们鱼贯而出。菜一上，席面立即沸沸扬扬，拿出袋子搂菜的，端着杯子劝酒的，抱着孩子喂饭的，终于是热闹得像个婚宴。
阿森妈领着我坐在了阿森和阿秀身边。阿秀一如既往，抱着手臂端坐，眼睛时不时瞟向在对面桌划拳的大伯。阿森倒是淡定地左顾右盼，仿佛结婚的不是他，只是屡次想拿起筷子夹肉时，全被他妈一巴掌拍掉。
“秀儿啊，秀！”阿秀大伯喊一声，朝阿秀扬着空杯，“敬酒，去敬酒！”
阿秀神色一惊，站起又坐下，脸上的肌肉抽搐起来。阿森妈脸色沉下去，眼朝阿秀大伯刺过去。大伯没看见似的，抓起酒瓶跨过来塞到阿森的怀里，不由分说地讲：“哪有结婚吃席不敬酒的，快去！”
阿森抱着酒瓶，无措地看向阿森妈。席面的声音压抑了一些，阿秀大伯见拽不动阿森，又朝阿森妈抱怨：“哪户人家接媳妇跟你们一样，酒也不知道去敬？”
我吐掉口里的鸡骨头，一把将阿森怀里的酒瓶抽了出来，塞回一瓶可乐进去，“他们还在服药呢，不能喝酒。”
阿秀大伯打量了我几眼，伸手又要把酒瓶塞过去：“不能喝也要喝，今天该喝！”
“哎呀医生都讲了，不能喝酒！”阿森妈挥手挡开大伯的酒瓶，像赶苍蝇一样把阿森和阿秀驱起来：“拿可乐去，去去去！”
阿秀大伯终于是心满意足地住了嘴。
席吃得很快，除了大伯几个人四处喝酒，大多数人都是吃几口过来讲两句祝福的话便走了。人一散，场面冷下来。阿森妈皱眉看了几眼还在咋呼的大伯，起身大声地招呼老板“赶紧来结尾账”。
阿森如释重负，抓起筷子在汤里戳起块鸡肉。阿秀也不抽搐了，低着头一点一点地，大概是困。看着阿森没心没肺的样子，我不知为啥，就是忍不住想“说教”两句。
“以后晚上出去遛弯要把阿秀带上，记得别走太快，看着她点，嗯？”
“你妈要是弄好吃的，那都是给阿秀做的，别跟她抢，知道吗？”
阿森没反应，又嘬起烟来，小口小口地，悄悄往桌子底下吐。烟雾划个弯儿，弥漫而上，阿秀被熏得直捂鼻子。
我气不打一处来，拍掉阿森手里的半截烟，一脚踩灭：“最后一件事，以后把烟戒了，再让我看见就跟你妈说！”
他终于警觉了，连连点头。
结婚后，阿森和阿秀都没再来日间康复中心。
大概是又过了半个月，有天，我带着老婆在城中村附近的小吃街闲逛，正路过两栋建筑之间的天桥，忽然，一个黑乎乎的身影窜到我眼前，跟个抢桃的胖猴儿一样，弯腰、挥臂、起身，捞起了别人丢在地上还没熄灭的烟头，就准备塞进嘴里。
定下神，我这就看出来是谁了。
“阿森！”我呵了一声，他、我身边的老婆都吓了一跳。
我朝他摊开手掌：“拿来！”
阿森糯糯地低头，把烟头藏在身后。
“你怎么答应我的？”我只记得生气，“叫不抽烟了，阿秀怀着孕呢。”
阿森脸红了一会儿，很快恢复如常。他转过身去，像是与我不相识一般，自然地就着下面来往不息的车流，抽着刚捡的烟屁股。
我气性越发旺盛，恨不得立即一步跨到他脖子上。老婆立刻扯住我，她悄声说：“这里不是医院。”
我立刻惊醒过来。确实，现在是在医院外面，我没有权利对他大呼小叫。我走到阿森身边，从口袋里掏出烟盒，拽了一根给他：“脏不脏啊，舔人家口水。”
阿森望了望手里的烟蒂，没有接我的烟。
“阿秀呢，不是跟你说了遛弯带上她吗？她现在怀着孩子，出来走走才好。”
“哎呀麻烦死了！”阿森忽然把烟头朝桥下一扔，“阿秀天天占着我的床，我又不想理她，烦死了！”
“她是你老婆啊，不睡你床上睡……唉，阿森，阿森，你去哪儿？”
他不管我，直蹬蹬往下桥的楼梯走去。
5
日子一天天过，日间康复中心里老有人念叨阿秀和阿森，说他们命好，“还能找个伴”。但也有些人说“等着看笑话”，说这种话的大都是结过婚又因为精神疾病而离婚的人。
好像是又过了两个月，忽然有天，临近下午医院下班的时间，阿森妈领着阿秀，带着大包小包来到医院，她要给阿秀办住院。
当天我正好在门诊做志愿者，看着面黄肌瘦的阿秀，问阿森妈：“生了？这才几个月？”
阿森妈没好气地回答：“孩子掉了！”
看着阿秀晕乎乎的模样，护士不敢给她办理住院，联系了值班医生。医生也不敢给阿秀办理住院，劝阿森妈把她带去妇幼医院。
“你们真是，这么麻烦干嘛？我生阿森的时候都没这么娇气，赶紧！我不少你们住院费。”
我们没办法，只能给阿秀大伯打电话。他一开始不愿意来，说阿秀既然嫁了出去，就是他阿森家的人，跟自己没半毛钱关系。值班医生曾经接手过阿秀的治疗，知道里面的事，他跟阿秀大伯讲，要是他也不管，医院就只能拒绝收治，到时候，阿森妈肯定领着阿秀去找他。
阿秀大伯这才愿意来医院。
急诊的办公室里，医生跟阿森妈还有阿秀大伯讲明情况，说现在阿秀刚流产，不适合住在精神专科，“必须去妇幼调理身体”。可说到费用的问题，阿秀大伯、阿森妈两人当场翻了脸。
阿秀大伯还是那套说辞，阿秀既然嫁到了阿森家，那就是他们家的人，流产了跟他有什么关系。
“狗屁！”阿森妈破口大骂，“当初咱们说好的，要是生了儿子，我养他们一辈子。现在呢，孩子呢？”
“你跟我要啊？又不是我怀孕？”阿秀大伯一脸诧异。
阿森妈趁势而上：“那我不管，孩子没了，这个儿媳妇我就不要了。今天你也来了，人给你，阿秀从此跟我家没关系。”
“你真是，当初阿秀怀孕了，你不是也赞同他们结婚？现在孩子没了你就反悔，真是……”
“放屁！”阿森妈狠呵一声，“他们怎么怀上的，你心里没数？！”
阿秀大伯像是被点了死穴，阿森妈也住了嘴，两人对视片刻，又把头不自然地扭开。与此同时，我、值班护士和医生三个人也彻底沉默下来。
我意识到，这里面怕是有很麻烦的事。我原以为阿秀和阿森是自然怀孕，但从阿森妈他们的对话里，事情怕不是那么简单。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诱导精神病人发生性关系，是犯罪。就在我不知道要怎么办时，值班医生毫不犹豫地报了警。
面对警察，阿森妈直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阿秀大伯则支支吾吾，也是什么都说不出来。其实我们也没什么证据能证明，阿秀和阿森是在被诱导的情况下发生的关系，况且距离阿秀怀孕已经过去了这么久了，也不知道要从哪里查起。
警察说，如果我们拿不出确切的证据，只凭这几句只言片语，他们也无能为力，只能劝他们自己商量。可是一说到商量，阿森妈和阿秀大伯又扯到该谁出阿秀的治疗费的问题上，两个人谁也不让谁。
阿秀实在虚弱，我们只能把她暂时安排在门诊楼住院，请妇幼的医生来会诊。阿森妈垫付了1个月的医药费，直言后面的事跟她没关系。阿秀大伯则更干脆，连医院的电话都不接，好不容易换个电话打通，他也是一句，“等派出所的结果”。
可哪儿有什么结果。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阿森妈和阿秀大伯谁也不管住在医院的阿秀。医院要不到住院费倒是小事，最重要的是，阿秀有老公、有婆婆、有亲人，大小检查、治疗都要人来签字，总拖着也不合规。
医院组织了一次调解，把阿森妈和阿秀大伯请来。其实事情在我们看来挺简单，无非是落实阿秀到底该哪边负责。医务部典主任跟阿森妈说，按照法规，阿秀既然嫁给了阿森，那必然是由阿森家来负责。阿森妈很果断：“那就离婚，孩子都没了，还不离婚？”
“阿姐，话不是这么说的哦，”典主任回，“精神病患者的婚姻不是说离就离，毕竟法律上他们不算是有完整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是说，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个要法院那边……”
“对啊！”阿森妈大声打断，“我阿森他是个傻的，你们都知道，他怎么知道去让阿秀怀……反正我不管，你们去问她大伯，问问他，孩子是怎么怀上的。”
阿秀大伯一副懒得说话的模样。典主任停了嘴，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典主任暂时把他们留在医务部的办公室，让我找来日间康复中心的协管员，在另一间办公室里商量对策。
典主任说，现在扯皮怕是扯不清，得“从根子上解决问题”。
我很不解，“哪儿是根子？”
“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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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主任是想搞清楚，这个孩子究竟到底是不是自然受孕。如果不是，那可就不是离不离婚的问题了，诱使精神疾病患者发生性关系是违法行为，谁违法，谁就要对目前住院的阿秀负责到底。
典主任让我们回忆，自从阿秀转到日间康复中心，她跟阿森除了在日常治疗期间接触，还去过哪里。我是肯定不知道，因为除了治疗的排班，我很少到日间康复中心去。
“我记起来了，”协管员忽然说，“是露营，就是上回，我们带康复中心的患者去市郊的森林公园，在那里住了一晚上，扎帐篷，嘶……也不对啊，帐篷是一人一顶……对了，还有家属，有几个家属来帮忙，阿秀大伯也来了。我们是轮流值夜，说不定就是那回……”他不说话了，三个人互相对视。协管员的意思很明显，他认为阿秀大伯是趁值夜的时候，诱使阿森和阿秀发生了关系。
我忽然感到很不安：“典主任，阿森跟个孩子一样，你说……就是把阿秀塞到他帐篷里，也不会……吧。”
典主任没说话，抽了好几根烟。他让协管员回去了，再次跟我回到医务部办公室，他把阿森妈留在办公室，单独把阿秀大伯叫了出来，问道：“阿秀转到康复中心后，是不是去了上回那次的露营？”
阿秀大伯答得很干脆：“是啊，我也去了，是你们说要家属帮忙，我也是……”
典主任摆摆手：“协管员说，看见你领阿秀进了阿森的帐篷。”
“哪儿啊！我们几个家属轮流值夜，他睡得跟猪一样，哪里能看见我……”阿秀大伯大声质疑，忽然又停住。
典主任嗤笑一声，盯着他。
阿秀大伯这才意识到，典主任是在“晃”他。但他毕竟自己讲漏了嘴，支支吾吾：“我就是想……想他们多接触一会儿，说不定就有感情了。我出去了，我发誓我不知道后面的事，谁知道后面怀孕了，两个……两个年轻人……”
“行了，你不用说了，”典主任再次打断他，“我不跟你说其他的，阿秀现在住院，按法律，第一监护人是她的配偶，就是阿森，现在你也知道，阿森也是个精神疾病患者，他无法履行监护人职责。按法律，阿秀监护人就是她的父母或者子女，孩子是没了，她父母也不在，那监护人就应该是你。当时补全她的手续是你自己去跑的，板上钉钉的事，怎么也扯不到阿森妈身上，这些我都会告诉阿森妈，随你们去闹，去打官司。”
我原以为阿秀大伯会哑口无言，没想到，他说出个更让我们惊讶的事。他说，阿森和阿秀怀孕，确实是他有意为之，但是，阿森妈也参与其中。
按阿秀大伯的说法，当初他的确缠着阿森妈，百般劝说，说自己跟她都会先两个孩子死的，死了之后怎么办？阿森妈听到了心里去，但她又怕两个孩子自己都照顾不好自己，结了婚又能怎么办？这个时候，阿秀大伯给她出了一个主意，让阿森阿秀怀孕，生了孩子，只要孩子没遗传到问题，阿森和阿秀的下半生就有指望了。
典主任听得恼火：“那生下个孩子就是给你们……孩子他活该啊？”
“那你告诉我怎么办？”阿秀大伯也愤怒起来：“我死了之后呢，阿森妈死了之后呢，拖着他们两个进棺材里？”
看着他们斗牛的架势，我实在不知道怎么插嘴。自从进了精神专科，我听过不少患者和他们家属的故事，这样无可奈何的情况在我们这里太多了。
阿秀大伯闷着头蹲下来，典主任就直直站在一边，谁也不知道接下来还要不要说话。
我蹲在阿秀大伯身边。想了一会儿词儿，我拍了拍他：“他们怀孕的事儿，您没有……没有用什么违规的做法吧，我是说……药物什么的……”
“手把手教呗。”他闷闷回了一声，头埋得更低。
典主任来回踱步，看看他，又看看办公室。他朝我点点头，自己走进办公室里，关上了门。我一直陪着阿秀大伯蹲在外面，屋子里时不时传出几声争执，啜泣，最后彻底归于平静。
后面的事都是典主任告诉我的。
阿森妈承认，她确实默许了阿秀大伯的做法，她自己也认为，阿森有了孩子之后确实能有条活路。阿森妈其实早就有这个心思，她原本是希望能给阿森找个正常人，家境什么的都不在乎，只要能过日子，可是只要一听到阿森是个精神疾病患者，媒人们都摆摆手。
后来，确认了阿秀怀的确实是阿森的孩子后，阿森妈按照约定，接了阿秀过门。医生说，怀孕期间，服药要慎重，最好调整一下药物。她心里怕，到处问服药会不会对胎儿有影响，有人说不会，有人说会。她生怕服药会影响孩子，干脆就直接不给阿秀吃药，还用绳子把阿秀绑在家里，不准阿森靠近。阿森妈觉得，自己当初怀阿森要生的那段时间也是成天哪儿都不去，不会有事的，一切等阿秀把孩子生下来就好了。
只是她没料到阿秀会流产。
妇幼的医生检查过阿秀的身体，说阿秀常年服药，身体条件就不适合立刻怀孕，需要调整一段时间才行，“怀孕后又哪儿都不去，还绑在床上，任由精神症状发作，流产本身就是个大概率的事”。
后来，阿秀和阿森离婚了。
他们作为两个精神疾病患者怀孕的事，说到底，谁也无法举证他们是出于自愿还是强迫，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阿秀大伯自知理亏，表示愿意负担阿秀继续住院，阿秀又被转回了“成四”。阿森自从结婚后到阿秀流产，一直没在医院出现过，直到这件事彻底完结，阿森妈把早餐档挪到其他地方后，他才回来，继续在日间康复中心当一名居家患者。
这整件事就像空中燃烧的一张纸，落到地上只剩灰烬，风一吹，什么都没了，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随着我在康复科定岗，往后的几年，我只在治疗室见过阿秀。“成四”的护士说，阿秀还是那个样子，人白了回来，见谁都乐，就是忽然抽搐的毛病越发严重。在病友群里，知道她结婚又离婚的人不多，阿秀的变化在他们看来，就跟自己多年反复不断的病情一样，早就可以接受了。
阿森我是几乎见不到的，只零星地在上班路上见过几回他抽烟的背影。他不怎么理我，我也不想理他。
我总觉得，这些精神疾病患者，都像背着壳儿一样，缓缓地往前走，除了像我这样日日陪着他们的工作人员，谁会知道他们的壳儿里装着什么，谁也不知道。可说到底，他们跟我们一样，都是一群想好好顺利生活下去的人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