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地铁报》近日消息，一位黑人孕妇口述了自己在浴室生下孩子的全过程。
一年多以后的今天，我对当时发生的事情，依然记忆犹新：我必须在没有医生帮助的情况下，在自家浴室里生下我的孩子。
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我浑身发抖：在那个时候，兴奋，恐惧，和一种奇妙的、原始又强大的力量占据了我的身心。
过了大约不到两分钟，和我的丈夫一起，我将宝宝拉出了体外，它安全地来到了这个世界，躺在我们的臂弯。
助产士们还在路上，但这其实是我想要的。我的第一个孩子的出生是场灾难，作为一名黑人女性，相比住院，在家生产似乎变成了最安全的选择。
已经有研究表明，有色人种——尤其是黑人，当遇到病痛的时候，常常不会得到认真的对待。
一年半以前，我的头胎快要出生的时候，我到了医院，做好了生产的准备——但是因为我习惯于忍痛，看起来很冷静，医院的人以为我的状况并不紧急，没把我当回事。我感到被忽视、害怕和失控。
直到我乞求助产士对我作检查，他们才意识到：我孩子的头几乎已经出来了。医护人员们开始惊慌失措。
虽然在送院30分钟后，孩子最终平安地降生了，我还是接受了一系列的干预措施；我做了会阴切开的手术，孩子在吸引器的帮助下出生。后来一位咨询助产士告诉我：这些艰辛本不是必须的，如果当初我得到了正确的支持。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感到对不起我的孩子。他的颈部需要物理治疗，我不知道这是否由吸引器造成，这加重了我的愧疚。
一年后，我再次怀孕了。我决心保护好自己和未出生的宝宝，无论如何也要避免去医院生产。
我花了很多时间，浏览那些关于医疗条件、并发症和生育权利的文章和研究。
然而，那些医护人员使用的语言（比如当时告诉我“我们要看看是否能允许你在家生产”的助产士）似乎展示了更为广泛的对身体自主权的剥夺。
最后我恳求一个助产士同意给我一个“完全安全”的家庭分娩。她看到我了解其中的风险，也认同她的一些团队成员“反应过度”了；我没有理由不在家生孩子。
纵观历史，女性一直被忽视、歧视和虐待。在讨论生育权时，我们不能忽视厌女症（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双重枷锁）的存在，而仅仅用“所有女性都重要”的标语来一笔带过。
从历史上由助产士主导的方式，转变为一种极端医学化的由产科医生主导的方式，会让怀孕和分娩的妇女感到难以对自己的身体作主。
老大出生后，我心中充满了怨恨、内疚、悲伤和焦虑，我怀疑医务人员是否真正把我的利益放在心上。
妇女生育时应享有的各种权利是人权的一部分。没有人在孕育时能放弃这些，每个人的经历都需要被倾听。
我喜欢讲述我的第二个孩子是如何来到这个世界的。我生了孩子，洗了个澡，点了披萨，和我的新生儿上床睡觉了——第二天早上，大儿子见到了他的新手足。
我不是反对医生或者医疗干预；只是这一次对我来说，不是正确的路线。事实上，这对其他人来说也许是好的——问题的关键在此：我们应当尽我们所能去支持那些生育的人们的需求。
我们需要更多的倾听，尊重，和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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