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社会进入超现代的阶段，电影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周期：超电影。超电影呈现出三大基本逻辑，即夸张化、影片时空的去限制化以及时空形式的复杂化、自我指涉，由此又构成了三种影像概念，即过度—影像、多路—影像、距离—影像。在高科技的助推下，人们迎来了总体屏幕的时代，见证了屏幕的膨胀和爆炸、影像的饱和及其过度供应。电影受到来自其他媒介的冲击与威胁——电视、广告、信息屏幕、娱乐屏幕（电子游戏/MV）、表达屏幕（录像艺术/数字艺术），电影的类别身份和符号身份被置于危机之中。然而我们见证的不是电影的没落，而是在这种媒介文化中超电影逻辑和精神的全面扩张，它渗透到各种媒介之中，世界从此被建立在电影—风格之上的影像所塑造，存在从此成为一种电影—生活。本书中的理论与探讨构成了超现代性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们理解当今的电影和媒介文化、诊断今日全球的状况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
《总体屏幕：从电影到智能手机》
[法]吉尔·利波维茨基 让·塞鲁瓦著
李宁玥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文化和智能
屏幕营销活动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尽管这些问题从广告诞生之初就反复出现，但这次是由侵入式的广告刺激所引发的。除了这些问题之外，还有新式屏幕带来的文化和智力上的问题。例如，电子阅读器和平板的迅速发展在转瞬之间为电子书的屏幕带来了一种直观的、更为实验性的现实。由此产生了激烈的讨论，这些讨论认为电子书不免会让纸质书面临风险。我们曾在本书中提出我们的观点：纸质书如今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依旧会保持它独特的地位和影响力，目前而言，它是不可替代的。让-克劳德·卡里埃尔和翁贝托·埃科在《别想摆脱书》中，以平易近人且中肯的方式非常明确地表明了他们对于所谓的“死者”能存活下来的信心，认为纸质书能够对抗屏幕书建立起来的著名死亡帝国。但纸质书又能坚持多久呢？这已不是科幻故事中的问题了。
目前，纸质载体面临着一个对手。在最理想的情况下，这个对手会很快在一些领域中成为一种补充；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它会成为一个竞争者。我们曾在本书中以实操领域的书为例进行了说明，而对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来说也同样如此：新闻界。如今，所有的大报社都提供在iPad上的订阅，而且很多报社不仅有网页，还在传统出版之外，发展出数字版本。报社这么做的想法在于，由于纸质新闻在另一些信息来源——昨日是电视，今日是网络——面前节节败退，那么如今通过让读者使用一种与纸质新闻的本质并不冲突的载体，利用便携且易于操作的屏幕，便可以找到一个新机会，一个新的读者群，更年轻的读者群。这是一种获得资讯的方式，它应当及时报道新闻时事，并且通过这种方式，读者的阅读是快速且可处于移动状态的。这种屏幕，除了有便利的一面，还为纸质媒体带来了灵活且快速的操作优势，只需简单地点击一下，就可以删除已经过时的消息，以便将空间留给新的消息，而这么做只需一个虚拟的垃圾桶，除非我们在解决内存不够的问题时想要将这个机器所能容纳的记忆资源归档，当然这也是一个不小的优势。
在便利性之外，在书上，或是在一个更小的范围内——在新闻界——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性能越来越强的多样屏幕带来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用简单直白的话讲就是：这些新的屏幕会让人们变蠢吗？它们代表了智能和文化的死亡吗？我们试图在《世界—文化》中回答这一问题，这本著作是对本书思考的延续，是对它的扩展。我们曾在这本书中展开这样的观点：一切传播和通讯技术，无论它如何完善，永远都无法取消人们对基本教育的需求。学校的作用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首要，因为它不仅为人们的知识体系打下基础，而且它还教给人们进行思考、理解和判断所需的必要方法和批判思维。当然，我们在这里所谈论的学校应该是与时俱进的，它在一种新的普遍文化的背景下，向人们提供我们称之为“历史的文化”的东西，在我们看来，这种历史的文化是充实个体和教化以瞬时性为主导的世界—文化的优选方法。
对屏幕在文化上的质疑还包含另一方面的内容，即对屏幕在智力资源上的质疑，人们认为它带来了有害的转变。2008年夏天，美国期刊《亚特兰大月刊》的封面标题就是“谷歌让我们变蠢了吗？”。一些人认为人们经常性地求助于网络会导致注意力不集中、认知肤浅以及精神上的懒惰。但另一些人对此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上网让人们变得更智慧，因为人们得以摆脱初级的智力操作，以发展其分析、创造和批评的能力。这一辩论的规模越来越大，尤其在网上，它催生了一些严肃的科学研究。其中一些研究指出，在不少国家，青少年智商发展停滞甚至是倒退，因特网可能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另一些心理学和神经医学的研究以智力活动的运作机制为对象，指出因特网在发展一些认知能力的同时会损害另一些。如果我们在这一问题上依旧困惑不已，那是否可以认为这种提问方式本身就过于简单化了呢？因为，难道不是这个问题本身就很“蠢”吗？难道不是它本身就带着一种无法适用于人类智慧的、机械的决定论的腔调吗？人类智慧的出色表现或不足并非一个外部机器所能直接决定的，哪怕它是电子的机器。智能（但是是哪一种呢？）是与个体所受的教育和情绪刺激一同形成的。个体的能力是与主观的动力一同发展起来的，而主观的动力又是随个体经历的不同而不同的。诚然，目前的时间跨度还不足以让我们对屏幕一代，对“数字原生代”（digital natives）的大脑下定论，但无论如何，个体的家庭环境及其最初在学校所接受的教育永远都比与屏幕的单一联系更能决定大脑的认知能力。
自我、隐私和他人
在这个新的世界，屏幕的另一影响力在2007年还只处于起步阶段，如今已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那便是社交网络的影响力，“social network”的影响力。2010年，大卫·芬奇的影片《社交网络》让传记片（biopic）这一电影类型具有了合法性，这部影片讲述了Facebook的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的创业历程。这个系统源于2004年扎克伯格的一次信息窃取行为，他以此建立了哈佛女大学生的数据库，这个数据库在2011年发展为一个全球性的网络，汇聚了全球超过5亿人的个人信息。用户可以在这个网站上公开展示他们的生活，可以在“墙”上通过照片和影片与他们的“朋友”交流，可以将他们正在进行的社交关系细节化。Facebook、Twiter、Youtube这些社交网站惊人的发展并非只体现在量上，同时也体现在质的转变上，这种质的转变说明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情况。因而，我们需要关心的是这一社交关系激增的内涵。
首先需要看到的是，社交关系的激增描绘出当代个人主义的图景。个体之间从未像今天这般联系紧密：消费的人变成了联系中的人。就好像有一种担心自己无法与他人产生联系的焦虑，有一种想要填补离群索居所带来的空虚的欲望，由此产生了想要大量增加社交关系的欲望。对于关系的疯狂以一种激增的逻辑为标志：现在是3亿、5亿、7亿，很快就会有10亿、20亿、30亿的个体通过网络与他人联系起来。我们可以对此感到不屑或是感到恐惧。但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说明了伴随着超现代时代的个人主义的悖论：个体越是被认为是自由的、没有束缚的、独立的，他就越在心理上依赖关系式的生活，越沉溺于对他人的兴趣，成为关系的疯狂购物者。他人不再是地狱，与他人失联才是。从此，做自己不再是骄傲地摆脱传统和社会规范，而是不间断地与或多或少认识的他人建立联系。过去曾有过个人主义的保持距离，而如今是超个人主义的相互连接。“我是”不再体现为一种对真正的、至上的内在性的要求，而是体现为在社会化的网络上我与他人的虚拟联系的不断增加，这些社会化的网络的规模越来越大，主体在其中既是参与者也是消费者。在这样的背景下，“朋友”的定义都发生了改变。在过去，友谊是指我们与一小部分人的关系，我们认识他们，喜欢他们，可以有所选择地与他们分享一些事情。然而在社交网络上，“朋友”参与到一个巨大的网络中，在这张由无穷尽的丝相互连接构成的网上，我们与“朋友”产生联系。这种网络是一种社会性的抽象结构，它保证我们与他人——无论是哪一个他人——的联系，远远超过了个体传统的归属——无论是社会的、民族的、政治的，还是宗教的归属。这是一种抽象的、虚拟的、超个人主义的友谊，因为它从过去构建社会的形式中解放出来。并且个体从此处于一种根据其拥有的朋友数量被赋值的状态，这意味着一个人受欢迎的程度与此人在网上的表现息息相关：那喀索斯成为可数的，他通过他人之数来对自己负责。
这还意味着由现代人开启的透明文化的一个新阶段。从此，在世界各地，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无论是男是女，无论是失业者还是生意人，都让自己在网络上可见，通过博客或是社交网络，通过摄像头或是收集记录下的影像。将自己放置于网上，不再是参与到一次耐心的、自愿的、有条不紊的对自我的探索中，而是通过自己正在经历的生活，在瞬间性中暴露自己，毫无保留、毫无掩饰。不再是藏起来的私人日记，而是不间断的展示。这就是被托付于Facebook照片墙上的透明自我的时代。过去的个人主义努力摆脱传统，摆脱社会和宗教规范，而如今的个人主义不同于往昔的结构，它成为追求交流、分享、建立联系的执念。这是一种不再追求明确目标——确实性、真相——的展现，而是追求那些有助于直接的、即刻的表达的展现：不再是分析式地、如同探索迷宫般地深入自我内部，而是对个人经历、爱好、印象的即刻展示。一个“现场版的”（live）自画像，没有修改，在一瞬间完成，它是提供信息的，而不是内省的，它对新个体的形象进行实时说明。
一些人将这种自我展现的繁荣看作超越个人主义的信号，因为个体从此只存在于他人的目光中，只寻求他人的目光以存在。这一看法是完全错误的。个体在此的所作所为完全构成了超现代的个人的形象之一，他是摆脱框架的、易挥发的，他在全方位的沟通中做自己，没有任何集体性的构建标准。自我在此是第一位的，他暴露自己生活中最细微的、最不足挂齿的细节。说出我们是谁的需求成为迫切的，因为沉重的、集体的参照系（教会、民族、社会阶层、宗教、政治）不再足以定义个体。因而有了信息的飙升和爆炸：我是单身汉，我喜欢这个或不喜欢那个，我是这个人或那个人的“粉丝”……这就是我的独特性，只需点击一下便足以定义，它没有综合性的规律，不讲究，也没有一以贯之的目标，但是它存在于众多关于我的衍射性的小碎片中。超现代的个体的自画像不再构建在了不起的内省上，它不仅以一种越来越普通的生活方式表现出来，以交流的强迫症表现出来，而且以自我营销表现出来，每个人都努力获得新的“朋友”，通过他的爱好、照片、旅行来让他自己的“画像”（profil）增值。这说明了一种自我美学，它时而是虚拟的新式唐璜，时而是在屏幕镜子面前的新式那喀索斯。
在这种新的自我独特性中出现的现象是它正在移动私密的边界本身。这大概是因为有关私人生活的社会标准在改变：屏幕时代催生并说明了对私人领域的新定义。从此，人们将不久前还被认为是羞耻的内容示人；人们同他人分享在过去被定义为属于秘密花园的事物；而且没有任何尴尬或顾虑。由此有了“私人生活的终结”这一引发众议的宣言。诚然，这是无可置疑的。但年轻人在网上进行自我表达，是因为他们在这里看到了某种私人的空间，处于父母和学校的监视之外的空间。我们不要急于把“父母的一代”与“透明的一代”对立起来。只需看看那些第三者为了自证而进行的“不情愿”的揭发带来的个人悲剧。分享一切、展示一切、公开一切的趋势并没有穷尽自身：秘密和羞耻依然存在。不过是羞耻的边界有所移动，不过是如今的秘密花园与我们当年保留在私人日记里的内容有所不同。私人生活并没有消失，只不过我们所认为的私密空间变得主观化、多样化了。划定起于何处、止于何处的界线如今是每个人自己的事，何为私密的、何为可以公开的同样也是。在总体屏幕上就和在其他地方一样，都表现为个人化和去限制化的进程，它们模糊了边界，也模糊了对标准和社会形态的定义。
因为这并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悖论：几乎成为绝对价值的透明度导致了一些无论如何都成问题的实践，无论是在私生活上的，还是在公众生活上的。一些网友在私生活中最不为人知的一面在网上被揭露后选择自杀就是证明，外交秘密被公之于众也是证明，例如2010年维基解密泄露的外交机密。总体屏幕在此向民主文化——自卢梭起，民主文化让透明度本身成为价值——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绝对的透明是我们所希望的吗？需要为屏幕彻底的揭露逻辑划定界限吗？如果说民主从网络带来的透明度中获利不少——突尼斯和埃及的“因特网革命”足以说明问题，那么这种民主本身难道没有被它所允许存在的网络上的绝对自由所威胁吗？当人们以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由表达的权利——它可能与集体制度的民主运行机制背道而驰，将在集体生活的现实中面临的另一些限制抛在脑后——的名义毫无限制地扒集体制度的秘密，集体制度还能抵抗得住吗？
——摘自《总体屏幕：从电影到智能手机》新版序言，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法]吉尔·利波维茨基 [法]让·塞鲁瓦
编辑：蒋楚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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