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奇妙?一位女诗人因为申请加入中国作协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按说加入作协的多了，张三李四，天南海北，谁认识谁呀？人家评职称入作协，管其他人什么事？只是这位女士太出名了，别开生面的“屁、尿”入诗，写出了前所未有的风情，就倍受关注了，现在小编就来说说关于诗歌的奇妙?下面内容希望能帮助到你，我们来一起看看吧!
诗歌的奇妙
一位女诗人因为申请加入中国作协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按说加入作协的多了，张三李四，天南海北，谁认识谁呀？人家评职称入作协，管其他人什么事？只是这位女士太出名了，别开生面的“屁、尿”入诗，写出了前所未有的风情，就倍受关注了。
不管是文学业界的人士，还是其他业界的读者，空前地加入了这场对诗的讨论，冷清的诗坛一下子热闹爆棚。人们冷风热潮，懂诗的大加挞伐，不懂诗的也顺口流出俏皮的顺口溜，诗坛一片哄笑。我不知道，诗人们的脸红不红？我们需要冷静，冷静下来，我想，群情愤怒不是对着一位女士，而是对着一批所谓的“诗人”，对着当下的诗坛，愤怒他们对新诗的亵渎，用无良的糟改替代诗的精华，以及一些“诗评家”指鹿为马，指鱼目为珠玑，把新诗创作引向了邪路。于是诗的读者忍无可忍，引爆了这场井喷。诗的读者开始时是冷落诗，拒绝诗。诗走入冷清之境，不是读者的过错，恰恰是诗人自己把这个伟大的文学品种引入不被人待见的境地！
新诗在发展的路上彷惶，在读诗人的心中愤怒，被千百万读者抛弃。由此，我们需要严肃地思考如下问题：
新诗应该如何表现它所属的时代？
新诗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
如果是诗人自己的抒怀，应该抒发怎样的情怀？
诗从来都是时代的
诗从来都是时代的。诗脱离了它的时代不成诗。
新诗百年。1919年五四运动催生了新诗，新诗走过了百年历程。因了中国两千年诗歌的传统，新诗是以反叛者的面孔出现在诗坛的，甫一问世，就带着新文化的痕迹。五四新文化举起了“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旗帜。当然，有思想层面的旧与新，也有形式层面的旧与新。诗歌作为文学的重镇，首当其冲地经历着时代的淬火。第一个发出倡导的是胡适，他提出不仅要新思想入诗，还要打碎旧体诗词的固有框架，创造出自由的，无拘无束的，不受格律、平仄限制的新诗体。并率先垂范创作了《尝试集》，在其序言中说，新诗挣脱旧体古诗的艰难，犹如小脚放成大脚的妇女，其鞋样“总带着缠脚时代的腥气”。
新文学这重重的一击，击断了旧体诗词应有的传承链，使它停滞了百年。当百年后，它重新振起，时代一时找不到它的韵律。这一个事实说明，文化的东西可以改进却无法打碎；可以淘汰却不能禁行。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不在这里祥叙。
紧跟着胡适的是刘半农，他用一首《冰》暗喻那个无奈的时代：“难道我与你/有什么解不了的冤仇？/只是我要赶我的路，/便不得不打破了你！”随后就是郭沫若的诗集《女神》，他大声歌唱：“我要去创造些新的光明，不能再在这壁龛之中做神”、“妹妹们，新造的葡萄酒浆，/不能盛在那旧了的皮囊！”这种诗体完全从旧的格律诗体中解放出来。此后，蒋光慈创作了《哀中国》、《新梦》，瞿秋白创作了《赤潮集》，一批表现社会进步的政治抒情诗破土而出。新诗的大潮集合起不同流派，不同意识，不同风格的新派诗人，他们组成“湖畔诗社”、“新月社”，涌现出闻一多、徐志摩、沈尹默、康白情、周作人、俞平伯、刘大白等诗人。他们的诗作有个人情绪的抒发，决无人生的调侃，无聊和颓废，新诗一诞生就带着改造社会的印记。
在延安时期，由于战火纷飞，诗歌多是用歌词的形式表达的，最著名的《黄河颂》抽出曲谱就是优秀的诗篇。在延安，无数的秧歌，民歌，都是那个时期唤起民众，激励全国人民斗志，召唤他们投身到抗日战争，争取民族解放的战歌。人民喜欢诗歌，新诗创作热情空前高涨。除了这些能唱的诗，还有阮章兢作于1940年的叙事长诗《漳河水》和李季的《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这些诗歌在人民中传诵，激起了人民同心同德，同仇敌忾的民族情绪。进入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新诗仍然继承和发扬着它激励人民的作用，涌现出更多的诗人和诗作，从延安走来的老诗人贺敬之创作的大量政治抒情诗深入人心，《回延安》表现了对革命圣地延安的眷恋：“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西去列车的窗口》诗人描写了一群开发大西北的兵团战士，唱出了奔赴荒漠，把青春赋予那个热火朝天时代的浩歌。《桂林山水歌》尤其奇绝，以夺天公，惊世俗的笔墨唱出了桂林山水之美：“云中的神呵，雾中的仙，/神姿仙态桂林的山。/”“情一样深呵，梦一样美，/如情似梦漓江的水。/”“水几重呵山几重？/水绕山环桂林城。”“是山城呵，是水城？/都在青山绿水中”。没有对祖国的深情，绝唱不出这样的赞歌。
诗中的赞歌好唱又难唱。好唱是捡尽颂词堆砌就是，这样的颂歌多阿谀逢迎，落入俗套。好的颂歌是人民心底由衷之言，是人欲言而难言的代言，是点燃人民心底那盏炬火的种子，一经点起便轰轰烈烈地燃烧。《雷锋之歌》是政治抒情长诗，以玛雅科夫斯基的阶梯式诗体展示了汉语诗强烈的语言节奏，歌颂了雷锋精神，也是诗的表现形式的重要探索。
与贺敬之同时放歌的还有郭小川，他以《青纱帐——甘蔗林》，《秋歌》，《春歌》，《林区三唱》，歌颂了新中国火热的生活和人民群众的豪情壮志，他的长诗《将军三部曲》则唱出了大战前夕一位将军的胸怀和豪迈。
这是新中国成立十七年的新诗，在诗人队伍里还有臧克家、闻捷、戈壁舟、魏钢焰、忆明珠、石英、李瑛、袁鹰、袁水拍、刘征等一大批诗人，他们在前边领唱，后面跟着亿万人民的应和，诗人和他的读者共同组成了一个诗的时代。
新诗的形式
一个民族的语言决定那个民族诗的语言形式。中国诗歌是从有固定形式的体制走向“无形式”的体式。诗既然是诗，它还是有形式的。
中国格律诗是世界上最独特的诗的品种，语言之美和诗意之美浑然一体，缺一不成诗，构成了“中国诗词”。其他任何语种都无法造就这样的艺术品。
当这个艺术品被强行打碎，我们试图用语言的碎片构筑另一个诗的体系。这个体系就出现多元的形式，犹如搭积木，一个诗人一个搭法，就看到仿英语的十四行诗，又看到仿苏联马雅科夫斯基的阶梯式，看到眼花缭乱的行与句的组合。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新文学八条主张，为：一、须言之有物。二、不模仿古人。三、须讲求文法。四、不作无病之呻吟。五、务去烂调套语。六、不用典。七、不讲对仗。八、不避俗字俗语。在诗歌创作上，他主张破格律、破平仄，破一切束缚自由的桎梏。然而，革命的破与立是一个整体的两个侧面，文学革命不是为了单纯地破某些东西，而是在破的同时，立起一些具有时代属性的东西，那么汉语诗的旧体式破了以后，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体式呢？
百年过去以后，重申胡适的改良八条，极端化的偏颇很多，比如不模仿古人，如何继承？比如，不用典，诗的传统铺陈势必要说很多话。比如，不对杖，对仗的修辞怎么用？
五四时期对旧体诗词的打破，在此后的百年间正是新诗体的构建。我们构建了一个什么样的新诗？似乎是茫然的。每一个现代诗人都努力着，标新立异地造出了奇形怪状的诗体，在这些奇形怪状的诗体中又填充了形形色色的思想，无病呻吟有之，自我呓语有之，“黄瓜”的性暗喻、尿的长度与坑洼，“走过千里万里去睡你”，统统登堂入室。于是，我们对比一下新诗走过的路程，只问一句：我们的新诗是进步了，还是堕落了？
诗人抒怀
不难发现，诗人的关注点发生了漂移，当代诗人已经不像以往的诗人关注社会，他们写不出《黄河颂》，也写不出《雷锋之歌》。现代诗人整体沦为自我呻吟，他们的诗，在形式上像西风敝树，疏落地散在风中，在内容上像黄叶萎顿，缺少了生命的蓬勃。唤不起时代的共鸣，也没有人瞩目，连孤芳自赏也没有，只剩被人唾弃！
其实，诗歌表现自我不应该被责备，这种现象自古有之，比如陶渊明。他不为五斗米折腰，辞官后隐居山野，写下的都是表现自我的抒怀诗，请看：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嗳嗳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这个“自我”的狂疏是对躬腰事权贵的对比，追求的是对封建官僚制度的反抗，是众多知识分子的心声，它已经不是一个人的呓语，也不是避世的小我，才赢得千年的尊重。
新诗应该反思，反思它的方向，反思它为什么被冷落，反思它被什么理论误导。新诗发展与完善还需要时间。从《诗经》走向唐诗用了千年，唐诗走向新诗又用了千年，诗的形式是变化的，诗的变化是诗人的创作实践促成的，而不是评论家论述出来的。
新诗任重道远。
壹点号孙葆元墨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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