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一秒钟》上映之前，主创团队就以“写给电影的一封情书”为宣发语，来给这部影片找卖点。
可看完影片之后，不禁要问一句：电影中的角色，是真的爱电影吗？
张九声不爱电影。
他连正片《英雄儿女》都不看，千辛万苦寻找加映的22号“新闻简报”，也只因上面有女儿一秒钟的影像。
刘闺女不爱电影。
她说自己看了好多遍《英雄儿女》早就腻了，虽然每次放电影她依然会去看，可目的却是偷胶片做灯罩。
范电影不爱电影。
哪怕他是光荣的电影放映员，拥有一身娴熟的放映技术，但他享受的是这份职业带给他的地位和被讨好的滋味。
观众不爱电影。
他们蜂拥而来，捧着鸡、推着自行车、爬上窗台、站上椅子，看似爱看电影胜过一切。
可范电影道出玄机：这些人，你不管给他们放什么，都能看一晚上。
情不知所起，缘何一往而深呢？
一、刀锋依然延宕
烈日，大漠，张九声从远处的一座沙丘走来，瘦削的身影已显疲惫，可他的步伐沉重却不失坚定。
《一秒钟》开篇的第一个镜头，就为影片奠定了基调：漫天风沙的灰黄是贯穿全片的基本色，对比之下，黑白色的电影成了人们心中唯一的色彩与幻梦。
所有的故事都是围绕着胶片而起，影片在《英雄儿女》的放映中进入高潮，沉浸其中的观众高声跟唱《英雄赞歌》，而张九声正近乎癫狂地寻找丢失的刘闺女与“新闻简报”。
这让人不禁联想起张艺谋在过往作品中塑造过的诸多父亲的形象。《红高粱》里的九儿爹、《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管家，都是有父亲之名无父亲之实的形象，投射了对于父权文化的批判。
《我的父亲母亲》中的骆长余、《千里走单骑》中的高田刚一则是具不同人格魅力的父亲形象。
张九声延续了无父亲之实的特征，但这回张艺谋给他安排了一个无女儿之名有女儿之实的“女儿”。当众人齐心协力帮忙“抢救”胶片时，张九声和刘闺女，既不在乎胶片也不想看什么电影，他们争抢的仅仅是一些出于个人角度的实际需求。
张九声为刘闺女要来了做灯罩的胶片，刘闺女为张九声保存了两年的“一秒钟”，完成了“父女”关系上的情感链接
从《活着》到《归来》，再到《一秒钟》，在集体主义时代下提炼私人情感，用个体的别离相聚映射着时代的变迁，历史在张艺谋创作上渐渐成了“淡而远”的符号。
但是遗憾也就在这里。
一些关键的情感转折点，并没有在电影中被完整地阐述出来。比如说为什么张九声这么想女儿，不去找她本人却跋山涉水只为了看这一秒钟的电影呢？
其一，张九声的女儿因为争着当“先进”，在干活时被面袋子压死这一桥段缺失了。这包含了张九声这个人物的全部行为动机。
其二，正片中添加了两年后的故事，恢复高考、张九声出狱、刘闺女有了重新上学的机会。
一删一增之后，《一秒钟》的刀锋依然延宕着，但由于人物在情感层面被人为地抹去了时代印痕，我们只看到历史在人身上发生，却感受不到历史给予人的压力，使得这部躺在缅怀的温床上的电影更显几分寡淡。
《一秒钟》的增删部分难免让影片的艺术性有所折损。
二、精致利己的悲剧放映员
戴手表、穿马甲、头戴贝雷帽、手握搪瓷缸，把放电影的人刻画成光鲜亮丽的角色，看电影的人则千人一面，此时的张艺谋是高傲的。
但他把故事里最爱电影的人描写成了一个悲剧人物，此时的他也是自省的。
为什么说范电影是个悲剧人物？
首先，因为电影放映员的工作，他的儿子误服胶片清洗液，导致烧坏了脑子，只能赶大车，这是一悲。
其次，由于人们看电影的热情如此高涨，唯一懂得如何操作放映机的范电影很享受在修复电影、放映电影的过程中带给他的“权力”和“尊严”。
但是，他没有一个当领导的哥哥，以至于要用“出卖”张九声的办法来保住自己放映员的岗位，尽管他很同情张九声。
众人接力用床单运送受损胶片，如运送伤员般庄重。
最后，张九声重复观看了很多遍女儿的“一秒钟”，算是求仁得仁。刘闺女想要胶片灯罩，她也得到了最时兴的彩色灯罩。
但范电影让崔干事替他说好话这件事，看起来就像是空中楼阁一般，放映员的位置不会因为他立了个功就板上钉钉，他依旧要承受突然有一天不会再有“多一勺油辣子”的不安。
范电影也是极致的利己主义者。
胶片被损坏，明知是自己儿子的过错，却当众将锅甩给了自己的徒弟，还大肆传播身为厂长亲戚的徒弟惦记放映员位置的猜想。
得知张九声是逃犯之后，一改原本端着的架子，用谄媚到有些滑稽的态度将张九声稳住，背地里给保卫科通风报信，想要立功。
不过范电影的所作所为谈不上坏，和张九声、刘闺女一样，都是出于个人角度的实际需求。
之所以范电影被设计成带有悲剧色彩的人物，就是在张九声为了多看几眼女儿要求他重放新闻简报时，范电影想到了自己的儿子——这是两个父亲的共情时刻。
但张艺谋没有让两个落难父亲的形象进行更多的互动，点到为止。
两年后，身为片中最爱、最懂电影的范电影，和他剪下留给张九声的一秒钟胶片一样，不知去向。
技术在更迭、思想在翻新，那些在白色幕布面前热闹的人们，其实不知道正是自己在推动着历史朝着没有胶片的时代大踏步地向前，头也不回。
三、为什么是张艺谋
保有持续创作能力的老导演都是电影世界的财富，作为华语影坛的领军人物，张艺谋的作品可以说在全球都享有一定声誉。
但其实，张艺谋每拍一部作品，背后的故事比作品本身更动人，换句话说，每部影片都有他内心的情怀在作祟。
1987年拍摄的《红高粱》，是张艺谋导演生涯的处子秀。
那个年代流行文化反思，文化寻根，身为西安人的张艺谋用豪放的影像风格抒发着对黄土高地、乡下、农村的热爱之情，更是斩获了中国历史上首座国际电影节金熊奖。
1999年拍摄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描述了穷困山区的孩子读不起书，好不容易来一个老师也走了，但是走之前交代给13岁小女孩一句话：“我回来时，一个学生都不能少。”
这部电影被很多人称作是张艺谋最感人的电影，感人的背后还是张艺谋对于曾经辍学的自己，以及众多被迫辍学的孩子们童年的追忆。
同年上映的电影《我的父亲母亲》中，被章子怡扮演的“我母亲”爱上的骆长余，就是张艺谋以自己的父亲为原型创作的角色。
后来，张艺谋说：“每个男人心中都有一个武侠梦”，他自己又何尝不是？
《英雄》的剧本打磨了三年时间，眼看着就要开工，可谁知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抢先一步横空出世，获得空前成功。
当时张艺谋想放弃，怕被人认为是跟风，幸好制片人江志强为他找来了梁朝伟、张曼玉、李连杰、甄子丹，才让张艺谋放手一搏。最终《英雄》荣获美国电影金球奖最佳外语片，被被认为是中国电影“大片时代”的里程碑。
至于《影》，有人说老谋子又一次把摄影玩出了新高度，也有人说这片子是空洞的黑泽明模仿秀，无论如何，创作的原动力依旧与他自己有关。
因为家庭原因，张艺谋辍学后，做过搬运工、放羊娃，纺织工。后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学习摄影专业更是命运多舛，两进两出，入学退学，再入学。这一切的人生起落，让张艺谋学会了一个字“忍”。
我们不难发现，他不像冯小刚姜文，语不惊人死不休，也不像陈凯歌，当一个综艺的弄潮儿，除了给新作宣传之外，张艺谋鲜少露面，更不愿意将私生活曝光于天下。哪怕遭遇不公正的贬损时，与其愤愤不平，倒不如缄口不言。
与其说影片中总有一只无形的“笼子”在笼罩着邓超饰演的“影子”，倒不如说张艺谋是在含蓄地表达自己，无论命运待我如何，我都选择隐忍面对。
与张艺谋其他作品相比，这部电影最大的特点就是融入了他对电影最初也是最深的感情。
为此，张艺谋甚至还写了一封亲笔信。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我永远也忘不了小时候看电影时的某种情景，那种难言的兴奋和快乐，就像一场梦。电影，陪伴我们长大；梦，伴随我们一生。总有一部电影会让你铭记一辈子，铭记的也许不仅仅是电影本身，而是那种仰望星空般的企盼和憧憬。”
在那个娱乐匮乏年代，看电影不亚于逢年过节，人们的悲喜全都在幕布前一股脑释放出来。
到了今天，看电影这件事变得无比方便，随着流媒体的不断冲击，更多的人选择在手机电脑等端口观影，就算是狂热的影迷，会在零点买一张电影票或吆上三两好友N刷一部喜欢的影片，然而那种郑重的仪式感终究是不复存在。
《一秒钟》像一种羁绊，试图拨开数十年的层层藩篱，在那个年代里，陌生人之间的关系搭建于“电影”这一公共语境下实现，这种理想化的精神寄托，或许正是张艺谋对电影的表白。
回到开头那个“为什么刻画了三个并非真心热爱电影的角色”的问题。当初坐满放映厅一遍遍看《英雄儿女》的人真的热爱电影吗？如今在电影院看电影的我们又是真心热爱电影吗？
或许是，或许不是。
当初的人们对技术无比好奇与尊崇，他们向往的是新时代的召唤；我们坐在影院里观看过去或者未来的故事，更多是为自己做一个“灯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