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巴九灵（吴晓波频道）
这天，你来到办公室，看到桌上放着一张纸条，“你被解雇了，但是工资照发，现在去干你想干的工作吧。”
你擦了擦眼睛，反复询问同事后，确定这不是一场恶作剧，此时，你会选择立刻离开，还是像往常一样坐下，继续一天的工作？
一
1930年，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预言，到20世纪末，科技水平将足够进步，人们每周的工作时长会缩短至15小时。
但现实却是，加班还是家常便饭。
先后执教于耶鲁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人类学教授，大卫·格雷伯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科技的发展没有大幅减少人们工作的时长，甚至带来了一批毫无意义的工作。
“人力资源顾问、沟通协调员、公关研究员、金融策略师、企业律师，以及那些专门负责给某种委员会招聘的工作人员，而这种委员会的工作正是讨论哪些委员会没必要存在。这类岗位多到列都列不完。”
格雷伯因此写了一篇名为《谈谈“狗屁工作”现象》的文章，他没想到，这篇文章在短时间内就获得了过百万点击，评论区涌来无数白领的吐槽。
乘着文章的热度，民意调查机构发起了调查，结果显示，近40%的受访者觉得自己的工作没有存在的理由。
格雷伯觉得，是时候系统地来审视一下，这些毫无意义的工作了。
为此，他主动收集了近22万字的反馈。根据这些反馈，格雷伯把他的文章扩展成了一本名为《毫无意义的工作》的书。
事实上，这本书的原名更为直接，就叫《狗屁工作理论》。
他总结道：狗屁工作是一份毫无意义且往往有害的定期领薪水的职业，其无意义或有害程度是如此之高，乃至从事这份职业的人都无法为其找出合适的存在理由。虽然要从事这份工作有一个条件，即从事者不得不假装这份工作的存在是完全合理的。
格雷伯的探索不止于发现这一问题的存在。
他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并非论述某种社会效用和社会价值理论”，真正让他好奇的是，“为什么很多人明明知道自己的工作没什么社会效用和社会价值，还要日复一日地继续下去？这背后又会产生怎样的心理影响、社会影响和政治影响？”
二
格雷伯把他观察到的狗屁工作总结成了五大类：随从（flunky）、打手（goon）、拼接修补者（ducttaper）、打钩者（boxticker）和分派者（taskmaster）。
▶▷“随从”，他们存在的主要目的，是衬托另一个人的重要性。
一位曾经担任过某家出版公司接待员的女士就表示，她一天的工作量，差不多就是接一个电话。那这家公司为什么不让已有的员工顺便接一下前台电话呢？
因为当客户来到这家出版公司时，他们会惊讶，“咦？怎么还有没有前台的公司”进而怀疑这家公司是否正规。更有甚者，如果这家公司连前台都舍不得雇，那它是否也会克扣客户应得的报酬？
▶▷“打手”则是一种隐喻，指的是那些有一定进攻性，但存在仅仅是有人花钱让其存在的岗位。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国家武装部队。一个国家之所以需要武装，是因为其他国家也有武装。如果大家都没有武装部队，世界完全可以继续运转。除了部队，大部分游说者、公关专员和电话推销员也符合这类情况。
▶▷“拼接修补者”是为了应对组织的某个故障而存在。
就好比房顶漏水后，房主觉得找人修屋顶太麻烦了，就在漏水处下方放了个水桶，然后雇人来把水桶里的水倒掉。
▶▷“打钩者”指的是那些被雇用来掩盖某个组织不作为的员工。
在格雷伯收到的反馈中，有一份工作就是询问疗养院住户们的业余爱好，然后填表，再录入到电脑里。录入完成后，工作也就结束了。至于这些爱好要不要变成疗养院的福利，管理层无人关心，因为疗养院已经算是完成了关心住户的任务。
▶▷“分派者”工作可以分成两类。
第一类分派者工作的全部内容就是给他人派活儿。如果没有他们的介入，下面的员工依然可以把活儿干好。第二类分派者的主要工作就是制造狗屁工作，监督这些狗屁工作的完成，甚至还要招更多的人来完成这些狗屁工作。
上面这五大类只是粗略的分类，这些工作存在的共同意义或许在于“撑场面”，对于老板们而言，狗屁工作，似乎意味着“既然别人都有这些岗位，我也不得不配上几个狗屁工作”的囚徒困境。
三
狗屁工作伤害的不只是花了“冤枉钱”的老板。
在格雷伯的调查中，只要你意识到自己干的是狗屁工作，那么无论你是为了八千月薪在办公桌前假装工作7个半小时，还是在咨询公司中拿着30万年薪来写没人看的数据报告，你都会觉得痛苦而困惑。
但干一份薪酬可观，又不需要做多少实事的狗屁工作，难道不是一件美事吗？为什么人们会感到备受折磨呢？
格雷伯解释道，对应聘者而言，“你感到自己是因为有用才获得了这个岗位，结果却发现事实完全不是如此，但又不得不配合表演，假装自己是有用的，假装这个岗位是有用的。这种先让你产生自己有用的错觉，然后再被全然否定的经历，不仅仅是对自尊感的摧毁，还直接动摇了自我意识的根基。一个人一旦停止对世界产生有意义的影响，那这个人就不复存在了。”
“要做一个有用的人”，这句话似乎并不是一句轻飘飘的口号，如果说亚当斯密曾经把市场机制比作“看不见的手”，调控经济运行，那么“对社会作出贡献，获得肯定”也可以被比作“看不见的小红花”，在成年人的世界中，仍然调控着你我的行为。
四
作为一名无政府主义者，格雷伯并不喜欢给出“政策建议”，他认为，“大部分人都喜欢在抽象层面谈论自由，甚至声称自由是最重要的事情……很少有人去思考自由的生活具体意味着什么。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倡导大家去思考和讨论真正自由的社会具体会是什么样的。”
但格雷伯仍从自己从事社会运动的经验中总结出了对付狗屁工作的两大策略：大规模减少工作时间或者实行全民基本收入。
第一个策略相当直观，增加的闲暇时间不仅能够缓解人们的压力，还可以带来新的消费。而实行全民基本收入则意味着不论贫富，所有社会成员都获得一份足以维持日常生活的补助。
这听上去是个养懒汉的法子，但是格雷伯在书中从历史和价值理论角度论证了并非如此。
无所事事，不能对他人有所帮助，正是许多狗屁工作者的痛苦源泉。翘班六年的公务员愿意钻研经院哲学，憎恨debug的程序员却在休息日做着无偿的开发工作。
人性，或许并不像我们所想的那样幽暗。
五
格雷伯在2020年9月意外去世，他来不及看到，2022年2月，比利时通过法案，员工可以选择四天工作制，且下班时间有权忽略工作消息。
同年6月，英国70家企业（包括超过3300名员工）提出100:80:100工作模式，以100%的薪资换取80%的工作时数，并达到100%的工作效能。
他也来不及看到，2021年3月，研究者们回访了一场开始于2019年的全民基本收入试点。这一场在美国纽约的社会实验证明了，获得了基本收入的受试者，找到全职工作的比例从一年前的28%提高到了40%。
格雷伯的两大策略正在逐步走向现实，这些积极的结果给了我们新的希望。
身处社会中的人们，为实现自己的意义，在无意间变得崇高。对于每一个想要实实在在工作的人来说，我们值得生活在一个更好的世界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