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秦晖教授的新作《王气黯然：宋元明陕西史》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系大型地方性通史《陕西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陕西通史》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筹备、1998年全部出齐，共14卷，详细记述了从远古到当代陕西地区的历史和人民生活，后来编委会又曾重拟体例、更新分卷、扩充内容。秦晖教授负责撰写其中的《宋元卷》和《明清卷》，经过重新修订，辑为《王气黯然》一书。
▌ 秦晖所著《王气黯然》
周秦汉唐等数个大一统朝代的建都史，为陕西带来了极为厚重而璀璨的历史底蕴，但人们对政治中心转移、经济式微后的关中地区则谈论甚少。《王气黯然》一书独特之处就在于，集中研究并叙述的是陕西自唐代以后不再作为政治中心的历史时段。
宋代伊始，“战争”成为陕西的主旋律，秦晖着重分析了宋朝及与陕毗邻的西夏的关系，历数主要战役，兼论宋代改革，指出宋代边防不力的原因。南宋以来，秦岭一线始终是宋金双方争夺焦点，在金军南下入蜀遭遇挫败后，和战不定，直至蒙元统一。元朝治理关中实施了一些独特措施，如忽必烈的“汉法治陕”，书中着重讨论该政策的优劣，并叙述了陕西作为行省的创立过程及元末陕西的起义。明朝克复陕西后，有明一代对陕西重新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其中涉及了明代卫所军户制度、藩王在地方的专权、督抚体制的开展等。明末清初之际，陕西遭遇一系列天灾人祸，书中侧重陕西与周边异族政权的关系，讲述了李自成起义始末和清初的抗清斗争。最后一部分，则按朝代梳理了陕西突出的文化成就和文化发展特征。
秦晖在本书中结合他过往的一些经典理论，诸如“关中模式”及农民系列研究等，以扎实的史料、闳通的视野、可贵的问题意识，呈现出既有条干史实，又有精要论述的整体面貌。虽是一地之史，却兼含宋夏战争、北宋改革、宋金对峙、蒙元治理、明代体制、明末起义等重要议题，可谓“凭一隅窥王朝全景，以单地谋宏观问题”。借该书出版之际，书乡特为独家专访秦晖教授。
开地方史研究“先河”
书乡：《王气黯然：宋元明陕西史》一书主要内容写于上世纪90年代，当时的背景是怎样的？
秦晖：《陕西通史》启动时，“宏大叙事”较为流行，那时地方史还不是很“热”。整个项目启动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真正开始写作已经是90年代。那时，我一方面关注宏观思想论争，写关于现实的文章，包括农村改革、国企改革、社会公平问题等；另一方面，因为之前多年已经积累了比较具体的东西，可以继续写《陕西通史》，而真正交稿是在1994年。到90年代，史学开始有所谓细微化、具体化、日常生活化的趋势。有人说我开地方史研究的“先河”，其实我那时候做地方研究，也是想提一些对宏观问题的看法。
书乡：书中提到，写宋元明的陕西，其实也是把陕西作为中国的一个缩影来写的，应当说是放眼中国的问题研究。宋朝以来陕西战乱频仍，反映的是整个宋朝的武功不振、边防不力，这里面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秦晖：以前讲中国古代对外关系成不成功，本身有“王朝本位”的价值判断。如果要像汉武帝那样才算成功，那么像“澶渊之盟”就会被认为是很耻辱的事。西夏和辽、金、元都不一样，除向西夏李元昊短期不称臣外，基本宋朝都在称臣，所以宋朝赔很多钱，但给西夏是“岁赐”，皇上赏赐臣的意思；给辽算是“岁币”，平等些；给金就叫“岁供”，就更屈辱。其实，换个角度说，不止宋朝，历朝历代都纠缠于“进不进贡”“下不下跪”之类的问题，这些是关于“面子”的事，有些事情纯粹是为“面子”而搞起来。总的来讲，宋朝军队比较糟糕，原因一方面在宋朝本身。宋朝皇帝对于军人太不信任，不仅宋朝，皇帝打天下起家，信不过武将，因为害怕武将效仿自己，宋朝最典型。另一方面这也是一种普遍现象——古代冷兵器时代，很大程度是在比赛野蛮，文明程度高反而受影响。
书乡：对于历史研究，您有比较倡导的方法论吗？
秦晖：我不太喜欢过于强调历史研究的方法论，方法论有很多时髦的东西，但我觉得古往今来做学问，无非是第一要有事实，第二是从史实中得出各种各样的结论，或者说弥补史实之间的空白，这中间要靠逻辑，逻辑一定要严谨，讲求推理的合理性。所谓“摆事实、讲道理”，讲道理要有逻辑，摆事实要尊重史料。每个人做学问都有他的现实关怀。此外，在西方历史哲学和历史学是不相干的两门学科，历史哲学更多的是哲学，不是历史学，但是中国经常强调靠什么理论来研究，以论代史，好像历史哲学是历史学的指导方针一样。我也不太喜欢列书目，因为以我的判断标准，可能并不适合所有人。还有就是我们搞研究的人，不太容易对某本著作产生崇拜，做研究大部分时候都是在查书，所有书都是资料，非要把一本书作为一个范本，考虑它的中心思想、方法论，研究者是很少用这种眼光去读书的。
▌ 秦晖
封建王朝的核心弊病
书乡：从范仲淹仕途起落的事例看，边地问题很大程度是内廷斗争的延伸，“党争”现象是否是官僚体系运转的核心弊病？
秦晖：我觉得正好相反，古代的中央集权导致不同意见没法正常共存，它不像现在能够公开在社会上讨论，而都是拉帮结派，在皇帝面前告状，这在古代是很自然的事。问题不在于有争论，还在于宫廷政治是那种互相打小报告的方式。
书乡：这种不良状态，有没有某段时期得到比较好的解决？比如宋仁宗“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能说是解决党争问题比较好的例子吗？
秦晖：也没有，宋朝还是皇权意义上的党争，归根结底都是靠皇上，大家等于想方设法巴结皇帝。到宋代后期，皇帝听了一派意见，另一派就做太后的工作。所以，有种现象是太后主张什么，小皇帝长大就反对什么。这时候的争论和现在我们讲的左右派之争，表面上看起来一样，但左右派之争是让老百姓做决定，以前还是皇上做决定。像王安石的主张，绝不是搞福利国家，横征暴敛也是为皇上，不是为百姓。相反，司马光的主张，有些人认为比较自由主义，主张皇上减轻控制，不要过分，但这里的“不过分”，也不是说普通百姓就可以自由竞争了，而是对权贵起到一些限制。用我的说法就是，“王安石不搞福利国家，司马光不搞自由市场”。
书乡：一般观念认为，国家兴衰和皇帝个人优劣干系极大。您怎么看待明代皇帝的“怠政”现象？在明中后期腐败畸形的政治情形下，究竟是什么维持明朝统治？
秦晖：其实皇帝的“怠政”和“专权”一点都不矛盾。比如万历不上朝，但他照样横征暴敛，专门派出太监征“矿税”，他比那些上朝的皇帝手伸得更长。有人认为，皇上不负责任就表示他没权力。现代政治的特点是权、责对应，但专制政治就可以不对应。专制意味着他想做什么事，你不能阻拦；他不想做什么事，你也不能要求，万历便是如此。多征“矿税”属于破坏规则，朝廷已经征收钱粮，不应该再征。但万历振振有词，认为钱粮多的群体或阶层不利于老百姓，社会上最坏的是有资产的人，他认为这些人上缴钱粮不够，所以要派人“敲诈”，这也是为老百姓减轻负担。这一点士大夫与之无法争辩，因而也说“重农抑商”。从宋到明，历代皇帝都打着“贫富不均”的旗号，让敲诈富人变得“正义”，从王安石到万历皇帝都是如此。
▌ 出土于西安曲江的元朝耀州同知王世英墓陶车马
“关中模式”在江南也有
书乡：结合《王气黯然》和您另一部著作《田园诗与狂想曲》，在明清时代的陕西当地主，既要巴结权势获得保护，又要剥削农民，是否可以理解为，这是一个权贵-地主共同体，只不过权势在权力核心，地主是其羽翼？
秦晖：如果承认市场经济，就应该认为无论主佃关系、主雇关系、借贷关系等，只要双方自愿，应该是双赢的，任何一方如果不同意，就不能成立。只要双方是契约关系，那就是自由的，自由的前提下，就很难用“剥削”这个词形容。但是也应该承认，即使在完全自由的契约中，也有一方定价权更强，另一方没什么定价权，这并不取决于持有哪种要素，而是取决于这种要素的供求关系。一般情况下，都是稀缺要素持有者有更多谈判实力。我们现在经常讲要素回报，你投入劳动、土地或者资本，就得到相对应的回报，但如果在专制时代，有权力介入，权力便可以侵犯所有要素，权力从来都是既侵犯地主，又侵犯佃农。所以才会出现梁山泊里地主带领一帮佃农造反，明末的“土寇”也是如此。从宋以后，赋税田粮等基本都是按财产征收，尤其是“一条鞭法”后更是如此，大部分资源都被朝廷收走，真正有本事拥有土地并可以经营土地的，往往是那些有权力可以规避赋税的人。但如果你是权贵身份，就不会想着去改善生产、创新创业，这当然会对经济产生不良影响。
我早期讲陕西和江南的对比，现在其实很少讲了，因为后来证明“关中模式”（编者注：“关中模式”是秦晖关于古代经济的重要理论，他曾以关中地区为研究对象，提出其主要矛盾并非是地主剥削、地权不均、人地关系紧张等，而在于权力等级压迫民众，导致经济活性极低。）即便在江南地区也有应用之处。江南的租佃率更高，地主多，如果按现在世界通行基尼系数标准衡量它们，江南的基尼系数也许比关中高一点，但也没达到“极端不平等”的水平。古代社会的确很不平等，但它另有来源，我认为是权力造成的不平等，它比土地造成的不平等更重。
书乡：您在书中拿陕西和江南科举情况做对比，明清时期江南读书风气之盛，是否和土地免税及特权有关？
秦晖：清朝统治者是满族人，对汉族士大夫有排斥，压抑士大夫的特权，所以明末清初的抗清运动，至少在江南都是士大夫搞起来的。不过明代那种缙绅特权带来的弊病，清朝的确减少，清朝缙绅会带有更多地方色彩，有时候会为乡里说话；但明代不是，明代乡绅往往在乡里被讨厌，因为他们的免税特权由朝廷授予，却都损害乡里百姓利益。读书和经济特权呈现正相关，“书中自有千钟粟”，越是横征暴敛的时代，人们越要追求特权。当时读书就是追求特权的一个办法。
书乡：我个人感觉中国南方地区的宗族势力，相比北方地区更大些，是这样吗？
秦晖：南方宗族影响力更大，因为富裕程度和商品市场化程度基本与其成正比，越发达宗族影响力越强。在晚清乃至民国以前，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以前把宗族作为一个中国传统，好像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其实这是晚近现象。（责编：张玉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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