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社会结构上来看，唐代仍是世族化社会。虽然，科举制的实施，已改变了中古世族制的政治功能，但是，世族仍是唐人普遍认同的归属，他们追求的是科举才能与世族出身双重价值，科举功名唯有与世族身份相配才更有光彩。因此，研究唐代社会结构，了解唐人生存方式，仍需以世族为基本细胞。近二十年来，新出的唐人墓志数量日增，家族墓志整体出土之事也较多。利用新出石刻文献以补充传世文献不足，考述相关史实，已成为当代唐朝文史研究的热点，也是继敦煌文书之后，又一个由出土文献带来的学术增长点。即以世族研究一事论，已出现了如赵超《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集校》、伊沛霞《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等颇有影响的成果。
近年，谢思炜等著《唐代荥阳郑氏家族——世系与婚姻关系考》也是这样的成功之作，其突出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文献收集全面，材料充实。作者将传世文献与地下新出文献都作了较充分的调查，本书共辑得与郑氏人物有关的碑志材料365件，此外，还利用其他各种史料26篇，共录得郑氏人物近600人，见于书后索引的郑氏人名近800人。此前以《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列郑氏人数（1064）为最多，本书已增补一半以上，应是迄今为止荥阳郑氏最丰富的史料集成了。同时，从文献学角度看，本书又具有很强的工具性，既从谱谍学方面补充《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及各类郑氏族谱，又列有《荥阳郑氏婚姻关系总表》《荥阳郑氏墓志存目》等，扩展了谱表的功能，展示了郑氏社会网络。与其他家族郡望与居地分离者的不同，荥阳郑氏多生活在洛阳周围，墓葬相对比较集中，墓志呈现的家族面貌也较全面。本书所附《荥阳郑氏墓志存目》，不仅是列举篇目，而且设制了“出处”“墓主”、“祖（曾、高）、父”、“婚方”等项目，提升了文献工具的学术层次。
二是本书对荥阳郑氏发展史中关键点有较深入的发掘，如作者关注到李肇《国史补》所述“四姓惟郑氏不离荥阳”，发现所谓山东四姓很早已将居住地与郡望所在地分离开了，高门世族都是乘世乱各自经营的结果，而非凭自身高贵血统自然形成的。郑氏家族在魏晋后几次鼎革之际，都能抓住时机，通过联姻，加大家族在权力结构中的比重，提升家族地位。如郑冲在晋初显达，郑默被十二郡中正评为与皇家司马炎等第的品级。司马睿纳寡妇郑氏为妃，就是缘于郑氏家族的社会影响。西晋末，“值有晋弗竟，君道陵夷”，郑羲高祖郑略“隐括求全，静居自逸”，加入石勒政权。父郑晔“仁结义徒，绩著宁边”，开始在河南本土经营。至郑羲时已是很有影响的地方实力派了。民有乱，“以羲河南民望，为州郡所信，遣羲乘慰谕。羲到，宣示祸福，重加募赏，旬日之间，众皆归散”。乱世中，他们还与崔、卢、王、李及皇室联姻，形成了稳固的世族联盟。作者提出：“郑氏家族始终保有北方世族强大的宗族关系和乡里基础，作为荥阳当地的强宗豪族势倾一方。与北方范阳卢氏等传统强宗相比，在北魏移都洛阳后，荥阳由于接近南北对峙的前线地带，为北魏统治者着意经营，郑氏家族的政治影响力也因此有很大提升。”他们是控制一方的豪强，掌握了一定规模的私人武装。世族不仅仅依士族影响，还需有势族的实力。当然，世族也为参与政治付了很大的代价，北魏郑胡墓志出土地有成批的郑氏墓志，作者推断很可能与尔朱荣河阴屠士事件相关。作者又发现由于居地相近，唐代郑氏家族中多人有从仕河北的经历，如郑云逹为朱泚掌，郑众为王武俊节度巡官，郑晃为康日知司法参军，郑逍为李全略副使等。作者还由墓志发现，在动乱时期，世族成员多成为地方藩镇控制的人质。如郑潨墓志言：“从建中初，镇冀之间，自为一秦，颇禁衣冠，不出境界，谓其弃我而欲归还。府君与夫人男，辑在匪人之土矣。暂谓隔王化于二千里之外，离我戚于五十年间，府君至于身殁，不遂却返。”郑氏士人也都利用自己身份在沟通籓镇与中央的联系中发挥了特殊作用，表明世族与王室同命运的立场，提升了家族在王权政治结构中的地位。
三是本书写出了荥阳郑氏在唐代世族文化中的特色。荥阳郑氏在进入新朝后，一面继续保持与皇室的联姻，多家世代为驸马，仅《新唐书·诸帝公主传》就记有八位公主嫁荥阳郑氏，高祖安定公主嫁郑敬玄；睿宗代国公主嫁郑万钧；睿宗鄎国公主嫁郑孝义；玄宗临晋公主嫁郑潜曜；肃宗萧国公主嫁郑巽，肃宗纪国公主嫁郑沛；顺宗梁国恭靖公主嫁郑何；宣宗万寿公主嫁郑颢。同时，也益发重视科举功名，如《唐摭言》所说：“草泽望之起家，簪绂望之继世。孤寒失之，其族馁矣，世禄失之，其族绝矣。”荥阳郑氏顺应了进士科文化上升趋势，家学传统较早完成了由经学到辞赋之学的转型，累代皆有进士科人材，甚至出现了郑虔这样专门教授辞科的广文博士。本书第二章关于各房支系的叙录以及第三章“荥阳郑氏宦历与生活”多有这一内容的说明。现知唐代郑氏科举及第者凡158人，其中进士114人（状元13人），主要集中在郑进思、郑邻、郑珣瑜、郑絪这三个家族（参见许友根《唐代郑氏科举家族的初步考察》，《科举论丛》，2018.2）。这在当时世族中是比较突出的，提升这一家族的社会声望，以至其时流行的科举故事也多以郑家子弟为素材。本书正是从这一角度专章分析了《李娃传》中荥阳公子原型问题，揭示了这一文学作品中的历史真实。又如，新近出现的郑鲂墓志、鲂与妻合葬墓志，比较集中反映了郑氏家族文化特征，本书也作了专门论述，指出：一方面如郑鲂父以门风标榜：“吾世家能读书为文，保素业，老足矣。焉能求名辈耶？”另一方面，又孜孜以求之，郑鲂由江南到长安求试了四五年才及第。作者还由此连缀出李景让事，“景庄老于场屋，每被黜，母辄挞景让，然景让终不肯属主司，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岂敢效人求关节乎？’”弟考试失利兄则被母打，并以此出名，博得宰相同情而使弟及第。此事既说明世家家教之严，又表明世族也极重进士科功名。取材典型，饶有趣味。
四是以荥阳郑氏姻亲为中心，勾稽出了唐代世族社会关系网络。本书第五章分别梳理了郑氏与皇室、赵郡李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及其他世族的婚姻关系，列表展示，分列人名、科举、年代、职事官及官品等类目。这应是宋前世族社会形态最直接的揭示，甚有价值。世族在唐代并不是一个制度性存在，而是作为一种社会习俗发生着影响，主要是以婚姻方式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联盟社会。虽然，唐初李氏王朝曾想以王权法令打破这种联盟体，但是，积俗难改，终唐一朝五大姓世婚仍相沿不断。这种姻亲关系就是世族在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存在方式，也是唐代士人社会的活动空间，每人都可在这种关系网中找到自己的坐标点。如书中论及杜甫与郑氏的关系，就是从这一关系网入手深究其事。杜甫有《唐故德仪赠淑妃皇甫氏神道碑》一文，约作于天宝元年。其时，杜甫三十岁，既无官职，又无科举功名，何以能为当朝皇帝淑妃作此文呢？首先，这是因为三王子事件后，皇甫妃作为瑶王母，尊位已有下移；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杜家与郑家的姻亲关系。杜甫的外祖母是李世民的孙子义阳王李琮的女儿，下嫁到崔氏家，有二女，一女嫁杜家，生杜甫母亲，一女嫁崔家，生郑宏之母，故杜甫与郑氏子弟有姨表亲关系。之前，他与郑宏之曾合写过一篇《祭外祖母文》：“维年月日，外孙荥阳郑宏之、京兆杜甫，谨以寒食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外王父母之灵”，“宏之等从母昆弟，两家因依。弱岁俱苦，慈颜永违。岂无世亲，不如所爱？岂无舅氏，不知所归？”由文看，郑宏之与杜甫都有早年丧母的经历，故多得外家同情。可能即缘此关系，杜甫与郑家人郑虔、郑潜曜交往颇多。由本书所列《郑氏北祖平简公房世系表》看，郑虔、郑潜曜是堂叔侄关系。潜曜妻是皇甫妃与玄宗的女儿临晋公主，杜甫文中说：“甫忝郑庄之宾客，游窦主之园林。以白头之稽、阮，岂独步于崔、蔡。而野老何知，斯文见托；公子泛爱，壮心未已，不论官阀，游、夏入文学之科；兼叙哀伤，颜、谢有后妃之诛。”虽然自认是无名无位的野老，又说他是郑氏清客。对照《郑氏北祖平简公世系》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可发现杜甫与郑氏及皇家之间的关系。
在世家社会观念里，外家侄依托舅姨也是一种生存方式。显然，仅凭《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无法看出这些沾亲带故的姻亲，唯有将地下史料与传世文对照，才可理出这些旁根错节的关系。作者由此表还考证出元稹为杜甫作墓志铭原因：元稹《叙诗寄乐天书》言：“故郑京兆于仆为外诸翁，深赐怜奖，因以所赋呈献京兆翁，深相骇异。……又久之，得杜甫诗数百首，爱其浩荡津涯，处处臻到，始病沈宋不存寄兴，而讶子昂未尝旁备矣。”元稹母是郑家女，此郑京兆即郑云逹，为郑虔之侄，与杜甫为同辈，是元稹的外祖父辈人物。可能就是缘于这层关系，元稹才接触到数百首杜诗，了解杜甫，并能为杜作墓志。这一发现是很有意义的事，元稹在杜甫墓志铭末写道：“予尝欲条析其文，体别相附，与来者为之准，特病懒未就。适遇子美之孙嗣业启子美之柩，襄祔事于偃师。途次于荆，雅知余爱言其大父为文，拜余为志。辞不可绝，余因系其官阀而铭其卒葬云。……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殁，命其子嗣业。嗣业贫，无以给丧，收拾乞丐，焦劳昼夜，去子美殁后馀四十年，然后卒先人之志，亦足为难矣。”杜嗣业为祖父迁坟途经荆州，就能以寒士身份，求得当时科场名星元稹作墓志，显然，其因不完全如元稹所叙知其好杜诗，而是他们之间存在着这种姻亲关系。
如此看来，本书不仅是郑氏家族史的史料补充，还是研究中古社会史的专书，既有全局性历史陈述，展示荥阳郑氏在历史上的演进过程，又能对文献作深度发掘与分析，对一些关节点进行了专题研究，有由微知渐、由小视大的史家意识。不仅长于辑录新文献，而且能从新史料中发现了易被忽略的盲点，纠正了传世史料的讹误。因此，无论从资料性、工具性还是从知识性、思想性方面看，本书多有值得称道的内容，提升了唐代世族文化研究的学术高度。
同时，本书又贡献了一个关于唐代世族与文学的研究个案。如杜甫与郑氏多人有交往，从开元天宝到大历初，一直有联系。由杜甫诗文看，他只是与郑宏之有姨表亲关系。郑宏之应是解析杜郑关系的关键人物，应须深考。将书中几表对照即可见出，郑宏之父属弼诚家九字辈人（唯此家有九思、九臣、九言、九同、九徵带九字的名），后过继到弘简家。《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记其终官定州刺史，《太平广记》卷四四九记有他的故事：“唐定州刺史郑宏之解褐为尉……宏之掌寇盗，忽有劫贼数十人入界，止逆旅。黄撅神来告宏之曰：“某处有劫，将行盗，擒之可迁官。宏之擒之果得，遂迁秩焉。后宏之累任将迁，神必预告。至如殃咎，常令回避，罔有不中，宏之大获其报。宏之自宁州刺史改定州，神与宏之诀去。以是人谓宏之禄尽矣。宏之至州两岁，风疾去官。”他的仕宦经历已成当时的传说。《全唐文补遗》收有郑宏之撰《拓拔寂墓志》，署朝散大夫、使持节都督夏州诸军事、守夏州刺史、上柱国，文作于开元二十五年（737），墓主亡时三十岁，郑宏之称其为兄，郑氏其时年岁也当在此上下。至开天之际，郑宏之约四十岁左右，比杜甫大十余岁。杜甫《壮游》回忆：“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此句应理解他从十四五岁起就出游于东都翰墨文场，其所结交的郑氏表亲，如郑虔、郑审、郑潜濯皆年长于他。这些都是超出五服之外的姨表亲关系，杜甫旅食京华时所指责的“富儿”，主要应是这些人。宏之终官定州刺史，小说言其他由宁州改定州，墓志言其为夏州刺史，应是他在宁州前的职务。其与杜甫祭外祖母，可能是在退官闲居之时。又，元朝郑太和编《麟溪编·别集下》收有司空图撰《荥阳族系记序》，其有曰：“唐之有天下也，仰稽前代族姓之学，下诏高士廉、韦挺、岑文本、令狐德棻，参以天下谱牒，合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定为九等，号曰《氏族志》，藏之秘阁，副在左户。”足证唐代谱谍学之盛。又有言：“观陇西郑回《族系记》：‘回为定著，桓公至温为上篇，南阳至回为下篇，且旁稽户部侍郎郑元哲《故家考》。’”“回，进士也，宜有以久其传矣。”郑元哲终官“仪王文学”。《旧唐书·玄宗诸子传》云：“仪王璲，玄宗第十二子，开元十三年封为仪王，永泰元年薨。”任仪王文学的郑元哲可能是玄宗时期的人。郑回是其晚辈，是郑宏之侄，由《旧唐书·南诏传》看，郑回天宝中明经，授嶲州西泸县令，嶲州陷，为南诏所虏。成为南诏国六相之一（见张固也《读司空图﹤荥阳族系记序﹥札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9.4），这些都是新见材料与新的研究成果，本书都未及列入，足见，这里的研究空间尚有待于进一步拓展与充实。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题图：杜甫前辈友人郑虔的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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