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陕西有一出秦腔名剧《张连卖布》，借布商张连之口，道出了秦商的生活理想：“清早起人参汤先把口下，到晌午把燕窝伴成疙瘩。张口兽琉璃瓦高楼大厦，置几顷水浇地百不值下。”
秦商是农民进城经商，他们早年周流四海，闯荡天涯，栉风沐雨，吃尽千辛万苦。本着“富贵不归故里，如衣锦夜行”的传统观念，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晚年在故乡建造荫蔽子孙的“四合院”。这种“四合院”既是秦商经营业绩的物质标志，又是秦商保守心态的物质反映。
在故乡宽阔的川道平原上盖一院四合院，供全家人安居乐业是秦商终生的理想。陕西地势平坦，视野开阔，使人们有足够的空间安排自己的居住，因此关中居民的四合院全都是方方正正的，大多数取正南正北取向，他体现了关中人有棱有角的性格和做事“钉是钉，铆是铆”的直爽。而建筑本是人与自然之间亲和关系的体现，中国人尤其是关中人受道家“返璞归真”思想的影响，将自身与自然的关系全部融入建筑物中去，即“天地入我庐”。因而四合院建筑群体向四面四处做有序展开，平面布局有严格纵直的“中轴”意识，讲究对称、均齐、严格的建筑秩序。加之陕西耕耘为食，土木为居，土地木材是农耕文化的有力馈赠。因此，陕西四合院均为木土结构，由门房、过庭、厦房、上房构成。四合院又分为单独或二进、三进以上连接四合院组成的组合庭院。而旧时秦商最理想的模式就是“前庭房、后楼房，两面厦房加厨房”，体现了秦商内向型的心理诉求。
对秦商来说，在家乡盖一院四合院，是他们全部心血的凝聚和展望。秦商早年背井离乡，外出经营，奔波一世，年老落叶归根，在故乡建造堂皇的四合院，以光宗耀祖，炫耀事业的成功，是他们全部生命价值的体现和一生心血的结晶。同时盖一院可以荫蔽子孙的四合院，又是秦商为人父母的责任感和留给儿孙的最大遗产。秦商一生抛妻别子，外出经商，很难克尽丈夫之情和父母之道，他们闯荡天涯，拼命赚钱攒钱，就是为了回乡为妻儿盖一庄四合院，既作为对妻子终生劳碌的馈赠，又为儿孙留下世代可以记下恩情的遗产，并作为晚年可以获得赡养的保障。因此，四合院可以说是秦商创造力的物质标志，四合院的大小和气派，是秦商财富和兴旺的物质表达。因而，成功了的秦商在故乡莫不建造高房大瓦的四合院。
渭南孝义镇赵家大院
赵家是陕西在明代最早从经营盐业中发家致富的商业家族。清代末年陕西有一首流传的民谣《荒岁歌》，其歌词曰：“孝义镇它本是渭南所管，赵老五也算是关中富汉”，就说的是孝义镇赵家的事。而清末文人李伯元所写的世情小说《官场现形记》就是从孝义镇赵家写起。该书开宗明义写道：“陕西有个朝邑县，朝邑县有个孝义镇，赵家是镇中富户，有一年赵老爷的一个孙子考上了状元，阖镇祝贺，另一富户方家见了眼红，也找了一个举人夫子名王仁给他儿子老三做私塾先生，在庆贺赵家孙子中举中，王乡绅大谈制艺入官经济之道”，足见赵家在全国的影响。赵家原本是山西人，明初从洪洞县大槐树下移居陕西朝邑望乡关，后迁到渭南孝义镇，从明初利用“食盐开中”，力农致富，家资数百万，自明迄今，累世忠厚。赵家在明代出过廉访使，到清代主要是经商发财，一门九府，皆是富户。
赵家主要是经营盐业、布店、典当、茶庄、粮店发的家。西安有不少赵家的生意，西安的“赵鼎元”、旬阳的“乾益号”、咸阳的“调元号”都是赵家的生意。入清后，赵家向四川发展，主要是开盐井和贩茶。赵家在自流井和乐山五通桥开有盐井和盐场，叫“元记”盐号，在涪州有“恒盛元”盐号，两号的规模都很大，既经营盐坊又办运销，川盐入黔有不少食盐是由赵家参与包销的。还在泾阳设有“恒春益”茶号和“德厚堂”茶号，从湖北运茶，在泾阳加工后运到甘肃等地。赵家还在西安湘子庙街开有当铺，并在兴平、武功、户县、周至各县设有分号。咸丰时赵家的赵渭南是关中赫赫有名的大财东，同治年间的赵老九和赵元中都是有名的陕西绅士。赵家在孝义镇修了九座宅院，恢宏宽敞，仅院内的戏台就有七间房宽，还修了占地很大的祖墓，石狮、石兽分布左右，修墓基时以石匠雕刻石件的粉末付工钱，一两粉末一两银子。乔家后人乔峰泰说：“赵家每年赚的银子都从四川运来，运的办法是人挑、马驮，成群结队的，这些银子经常有保镖随行，所以也叫出镖银。一次，赵家出镖银时，先头部分已进了赵家大院，后一部分还仍在渭河滩上，挑银子的担子足足排了八里路长。”有的银子是大块的，搬运不易，干脆埋到乔家的地里。在孝义镇与赵家并富的还有严、柳、詹三大财东。严家也是从山西迁来的，与赵家是老表关系。严家后人出过不少当官的。
如道光朝抵抗派领袖之一，历任河南、湖北巡抚的严树森就是严家的后人，所以当时孝义镇就流传着“严家功名大，赵家银钱多”的话。严家的生意主要在四川，在四川乐山五通桥办有乾记盐号，从灌县到松潘的茶运业、伐木业几乎都被严家垄断着，并在成都、什邡、绵竹、灌县、彭县有商号(名称为“义和”)，还有大量水田。严家发财后，举家迁到了四川的新繁县。柳家是孝义镇四大财东中发财最早的，主要是在四川开当铺和金货铺，以“亨顺”为号，仅在成都开的店铺就有48家，赚的钱很多，当时渭南人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的钱多比不过姓柳的”。柳家发家早，衰败的也早，据说今天已经绝户。詹家也是做生意发的家，但富厚不如前三家。孝义镇的“赵、严、柳、詹”四大财东，共同支撑了孝义镇几百年的辉煌，当年渭南流传的一句谚语就是“孝义的银子，赤水的蚊子”。
渭南信义焦家大院
焦家在渭南信义镇南焦村，其兴家在焦荣栋、焦耀栋之手，二人的事迹《续修渭南县志》卷8“笃行”中有记载。荣栋、耀栋兄弟二人最初在四川彭县岐山马家(马松岭)开的“万盛”号当掌柜，荣栋为“万盛”八分号总管，耀栋为“万盛”一号掌柜。由于焦荣栋精明能干，深得“万盛”号另一东家——渭南王家的信任，很快荣升为“万盛”号总经理，并使业务蒸蒸日上，道光六年(1826)资本积累到10万两银子。道光十七年(1837)，王马两家发生分歧，折股分伙，王家将其渭南籍雇员一齐迁到四川新都，仍以焦荣栋为经理，在焦荣栋的精心执掌下，“万盛”号业务发展很快，从一号发展为八号，支号81处，遍布成都、新都、什邡、温江、荣宁、广信各地，资本积累到100万两。后焦荣栋兄弟生有离心。有一年，老二耀栋回陕西过年，老大荣栋嘱其迟归，并以违犯店规为由硬要将老二开除，当时有人劝老大资助老二点钱，让其另立门户，老大佯作不许。
陕西籍客商纷纷解囊资助耀栋在新都开设“恒丰荣”商号，焦荣栋见策划成功，暗中将“万盛”号输向“恒丰荣”并辞东不干，专意经营“恒丰荣”号。在兄弟二人勤奋努力下，“恒丰荣”从一号发展为五号，其为新都“恒丰荣”、彭县“恒丰顺”、金堂“恒丰新”、成都“恒丰裕”、郫县“恒丰合”五号，主要经营烟、茶、票、当诸业，在川东成都一带主营典当，在川西雅安一带主营茶业。另外，在西安、华县、潼关、羌白、赤水等地设有分号，主营钱业与皮货。到光绪年间，焦家业务发展到极盛时期，除四川五号外，在陕西分了西安“恒丰益”，渭南“恒丰德”，大荔“恒丰永”“新盛裕”“谦太和”“敬盛祥”等六号，又在陕西开当铺八处，其他行业18处，店员800余人，成为渭北三大富户之一。焦家致富后，在家乡信义焦村大兴土木，盖了“九院三堂”的华丽住宅，总堂叫“协和堂”，下设三堂，老大荣栋为“德厚堂”，老二耀栋为“春敬堂”，老三相栋为“天一堂”，每堂三院，每院建筑花费千余两，号称“焦家大院”。老大、老二经商，老三在家务农，体现了“以商求富，以农守之”的经营策略。并且上联官府，下惠乡党，博取积善名声。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焦家助饷5000两，被赏以花翎，还以3000两修筑了本村的堡寨。1870年渭南修县城时，焦家出资数千两，1877年、1880年的饥荒中，焦家又分别赈捐麦粮千石，施惠乡里，得官府青睐。在焦家的支持和联引下，南焦村共63户人家，从商的就有62户，可谓一村皆商。如焦承祥在成都温江县开设“泰和昌”号放贩生理，有焦承武在成都李氏处帮贸，道光十四年(1834)“承祥念系同宗，将承武携入号内为伙，承祥从李氏号中带过银八百两，寄存生息”。焦家还巴结官府，庚子年间，慈禧、光绪逃难陕西，焦家捐银5万两，麦6000石，被授予“资政大夫”衔，“恒丰号”资东焦联奎出任刑部员外郎，焦联甲出任四川新丰知县。仅老三相栋一门中，二儿任四川昭化县令，三儿任山东济宁道台，六儿秀才，七儿湖北试用知府，使焦家财大气粗。
光绪三十四年(1908)“国丧”期间，例禁演戏，而焦家七老爷焦振甲过寿照旧演戏，知县张世英路过，闻听锣鼓喧天，派差查问后，不敢干涉改道而过。焦振甲死后，举办盛大葬礼，送礼的有当朝亲王贝勒、宰相、督抚等。
渭南板桥常家大院
常家现住渭南故市镇板南村一组。常家祖上从山西迁来，因此对于常家的姓氏读音有不同说法，按山西发音读“尚”，按陕西发音读“常”，五音不纯正说明常家系迁徙户。据说常家的发家人叫常克珍，道光年间人，出身贫苦，初为手工裁缝，后在四川金堂县设估衣铺，又入岐山马家“金盏”号为经理，发家后于咸丰年间在金堂县设“光义珍”号，长期自东自掌，独家生意。常克珍有五子，称“常五经堂”，即华新、华中、华栋、华宾、华坤。第一代掌柜为常克珍，故店号曰“义兴珍”；第二代掌柜为长子常华新；第三代掌柜为次子常华中；第四代改革为“东西制”，东家为克珍长孙常生春，掌柜为外姓人马朝贵。常生春秉承祖脉，自幼善于经商，18岁开始主政，他有一套经营秘诀，凡是从四川本号回来的伙计、学徒都要留在常家住一个月才能回家。在这一个月中，通过与伙计攀谈，对四川生意的经营情况了如指掌，而常家生意在他的管理下长达50年，发展极盛。而常生春经营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敢于重用外姓人马朝贵。马朝贵是岐山人，精明能干，是个行家里手，在他的执掌下，“义兴珍”获得大发展，先后开设了简阳“义兴珍”、成都“义兴和”、新都“丰裕森”、广汉“义兴珍”、彭县“义兴惠”、绵竹“义兴恒”、什邡“义兴珍”、金堂“义兴珍”等八号，支号20余处，主营典当和钱业，典钱以土地为抵押，仅金堂县“义兴珍”号就掌握土地8000亩，几乎占据了金堂县全部土地的2/3。每年收租1万多石，现金120万，利息10余万两。光绪初年又在陕西开设了汉中“义兴琳”，西安“义兴泰”、“自积永”，故市“顺兴生”、“公正诚”、“凝运长”等号及其他行业20号，房产200余座。仅西安“义兴泰”从郑州、河北贩运各种布匹到西安、甘肃各处贩卖，生意最盛时有10万银两的资本，店员30多人。“义兴珍”系统最盛时资本300万两，总值450万以上，店员800余人。常生春对马朝贵礼遇有加，每次马朝贵回陕向东家汇报业务时，常生春都亲自带上乐人、轿车到渭河岸边迎接，放炮敬酒，亲自为马朝贵执镫，一路吹吹打打，场面极为隆重，体现了良好的“东伙关系”。对其他伙计、学徒也是以礼相待，帮其在家乡结亲娶妇，发送亲故，使伙计有知遇之恩。辛亥革命后，四川动乱，总号“义兴珍”的伙计们将账本藏好后，携带500两银子逃回陕西交给东家。东家问：“这么多银子交给我咋办?”伙计们答道：“四川那边乱了，人都散了，银子是你家的，不交给你给谁!”后来东家无法，除一部分分给伙计外，均分给自己的儿子，体现了东伙的诚笃人格。常家当年财宏气盛，“五经堂”在板桥南村修有五大房院，都是水磨砖砌成，有大量石雕、砖雕，大厅宏畅，后院修竹，一派富贵气象。房梁的担子从终南山买来，两个人都抱不拢。二门还专门养有戏班，有陕西著名秦腔名角王文明，艺名双喜，来××等，社长叫金叶子，逢年过节在常家戏台办堂会，在渭南很有影响。光绪二十七(1901)年，常生春其母“过三年”举办大祭，演大戏五台，小戏十几台，知县张世英闻讯不准，但见有省藩台樊增祥送的挽幛，并派兵队前去护卫，只好作罢。庚子年间，义兴号五经堂助银10万两，捐粮5000石(每石300市斤)受褒奖，被封为“资政大夫”。常家生活奢靡，常生春有孙叫祥和子，养有名马叫“独角兽”，因马头生角而得名，十分珍贵，名闻全省，每年全省三原腊八古会上跑马，若独角兽不到场，会就不算圆，后来被慈禧太监李莲英知道了，要出1000两银子占为己有，祥和子赶忙偷骑回家藏了起来。
渭南吝店曹家大院
曹家现住渭南吝店镇程曹村三组。其发家人叫曹元绅，嘉庆年间在兰州贩马，后入岐山马家“万盛”号为学徒，学得经营本领，后来归乡在吝店设“新兴惠”商号放账为业，开始走上发家道路。曹家三兄弟，总堂号为“三经堂”，老大元绅为“树德堂”，老二元卫叫“同庆堂”，老三叫“四聪堂”。产业在陕西和四川。老号“新兴惠”设于吝店，总号“新兴盛”设于四川彭县，主营典当钱业，蒲城“永兴公”经营粮食，凤翔陈村有烟坊，并在成都也有字号。最盛时每号资金都在10万两以上，店员500余人，仅蒲城“永兴公”就有100多名伙计。
曹家发家后，在程曹大兴土木，修建了华丽的曹家大院，有房屋千间以上，尤其以元绅的五间厅和花园别墅最负盛名。元绅别墅占地10亩，入门三间大厅，步入蔽日长廊入后花园，四季不谢之花，八节长青之树，又修八角亭，极目北望，可见渭河，翘首南眺，可望蒲城宝塔，成为渭南有名的私家花园。庚子慈禧西狩，各县筹款甚急，曹元绅捐银1万两，粮2000石，并声言不要借据，西太后褒曹为陕西开明士绅，其子曹京贤授为河北宛平知县。曹认为是神灵显佑，便携其母三月三日在程曹立古会为神还愿，使曹村三月三古会成为渭南著名庙会。立会三日，连唱三天大戏，皮影二三十台。过会时以经营木材、骡马为主，木材来自华阴、华县，木材所集比整个渭南县都多，三天后若卖不出去，全由曹家收购，成为渭南有名的木材市场。牲畜交易量也很大，一晌上市的牲口就有一两千头，是有名的“骡马大会”。曹家还与板桥常家、程曹焦家互相联姻，曹家三代云瑞之姐嫁给程曹焦家三少，住在西安柏树林，云瑞之侄女平鸽嫁给板桥常家祥和子之子，使三家荣损与共，成为渭河北岸著名的“焦、常、曹三大富户”。
渭南西塬贺家大院
贺家在渭南阳郭镇贺家洼村，是清代陕西有名的财东，人称“九龙贺家”。贺家是关中大姓，据说他们家是明代从湖北迁入陕西，分为三支：一支在湖北；一支在贺家洼；一支在蒲城。现今每逢清明，三支还互相走动。贺家在明代出过一个总兵，当官的人不少，入清后二门还出过一个临汾知府，但官运下降，开始走上经商之路。贺家在清代兴起于贺士雅、贺士英之手。贺士雅兄弟五人，长门贺士泰、二房贺士雅、三门贺士杰、四门贺士英、五门贺士顺。从贺士雅、贺士英起，贺家办钱业起家。贺士雅时在陕西及西北各地办有36座当铺，每一当铺同一街上又设两个钱铺，即72座钱铺，到贺士英时在“西同凤乾五郡四十余州县质库凡八百余”，当时办一座当铺至少需万两白银，可见贺家财力之盛。据贺家后人回忆，他家“每年的进息当有八九十万缗”。
贺家的当铺建筑很有特点，首重高大坚固，两邻的隔墙必高出屋面数尺，以防火灾蔓延，因此，见到这种建筑，打眼一望便知是贺家的当铺，成为很好的实物广告。而且贺家人口众多，仅贺家洼就有390户，每次分家，哪家分得哪个当铺，就随哪个当铺住在哪个镇，由哪家当铺供应生活，从而使贺家的当铺分布于渭河以南及蓝田灞河流域各镇。如临潼斜口、新丰、零口、马额，渭南的三张、阳郭、年曲等镇，蓝田的洩湖、普化、李后等镇，都有贺家当铺的分支，从而使贺氏家族遍布关中各地。贺家在清中叶后一直执陕西钱业的牛耳，贺士英一句话可以左右陕西的金融。徐炘抚陕时，见典当利息每月三分，疾典病民，提出减息二分，遭到同业反对，贺家当家人贺士英去见陕抚，提出“不可力取，我(家)质库在省者八百余，下令各典当终年二分利，贴招贴于通衢，质者见利轻，不之他而质之士英”，不久关中40余质库，胥改为终年二分，足见贺家财大气粗。贺家除办典当外，还在四川、兰州、新疆等地办有字号，做皮毛、茶叶生意，贺士雅和贺士英入川巡视从不歇别人家的店。贺家还在眉县黑水峪、蓝田清明山(也叫青草坪)设有林场和石灰场，所以贺家典当都是自建，不采购别家材料，木料从太白山经黑河运来，工匠则用自家常年雇用的铁木匠人，从而保证了贺家当铺建筑的如出一辙。贺家还大量购置地产，阳郭镇至严村方圆几里都是贺家的产业，还买断了从阳郭镇到县城的路，使贺家人去县城经商办事不踩人禾。西安有贺家大量房产，北院门的一条街都被贺家买下，青年路省政府招待所、建国路的东南城墙角的房屋也为贺家所有，使“九龙贺家”成为当时陕西闻名的富户。贺家钱铺的钱很多，东家们说多得用不完，钱都摆成一摞一摞的，便在家乡大举建宅。宅院规模很大，一般一个院子包括：门房五间、厢房六间、书房十间、庭房五间、上房一间，庭房中设暖阁，还有花园、戏楼、书楼等。贺家洼九条巷子，十里内都盖满了，这便是“九龙贺家”的由来。贺家还在村中修了四个牌楼和一座魁星楼，像一叶桅杆矗立在贺家洼的船形建筑形制上，表现了贺家外向发展的气象，后来陕西巡抚樊增祥在贺家巡视，专门写诗称赞贺家的富厚。更值得一提的是，贺家还在贺家洼修了有名的“贺家会馆”，由36间房子构成，每年岁末36家当铺掌柜回村汇报业务，便各自住在自己的招待室中，听由东家评功行赏。这种私人会馆在中国会馆史上是并不多见的。贺家致富后不忘同乡，施惠乡党，兴办了大量的公益事业。贺士英捐资修建了西安的渭南会馆，“计屋四百五十间，八榻器具，费金三万五千两”都是他家拿出的；捐修了渭南城东通往阳郭镇的石桥，方便行旅；还捐资了华山千尺幢上的铁链，至今的铁链上还刻有“贺士雅捐赠”的字样。为了惠及乡党，贺家在贺家洼设了两个“市”，一是四月初十的“古会”，会期唱大戏，招引各地客商，贺家声言凡带来的东西不论农具、牲畜、食品、衣物，都在会上销售，售不完的一律由贺家收购，决不让乡党带回去。这个古会立了百余年，至今还是渭南有名的物资交流大会。另一个是劳动力市场，即“人市”，贺家声言凡是来村西头人市揽活的乡党，没被雇用者，一律由贺家包下来，为贫困村民提供了干活的机会。有趣的是贺家还从扬州娶了一房姨太太，这位姨太太在贺家住了几十年，做饭从不烧木材，而是烧书做饭，她说：“用书做出来的饭有书香。”就是这位姨太太，有一年除夕不小心把贺家用制钱堆的“钱山”蹬倒了，于是贺家财东大惊失色，说是不祥之兆，钱山倒了贺家就没钱了。这当然是“女子祸水”的一种版本罢了，不过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封建商人对商海不测风云的恐惧和担心。
渭南阳郭姜家大院
姜家现住渭南阳郭镇南姜村。姜家世代为商，嘉道年间从姜望绪起已发家，姜望绪因荒年散粟七次花费制钱万缗而成为渭南著名乡绅，《续修渭南县志》卷八“笃行”中有记载。嘉道年间，姜恒泰在渭南城西门开了一间药铺叫“药济堂”，为人行医抓药治病，为人厚道善良，穷人买药可长期赊账，在渭南小有名气。姜家的发家与陕抚谭钟麟有关系。谭钟麟最初为陕西藩台，因事被参，赴京受刑部盘问，离西安时大小官员都冷眼相待，到渭南后因与姜恒泰有金兰之交，受到姜的热情款待，并送给上京的盘缠。谭钟麟便对姜恒泰的情谊铭记在心，入京后不仅没有丢官，反被提升为陕西巡抚，回陕行职途经渭南，西安大小官员到渭南东门接官厅迎接，谭钟麟停轿未问别人，只说了一句话：“姜恒泰来了没有?”有人回答说“来了，跪在后边”，谭巡抚急步走到姜的身边，拉着姜的手走进接官厅。为感激姜恒泰解救于危难之间，谭封姜恒泰为黄河水利道台。
河督是清代最来钱的部门，从此姜家开始发达起来。姜恒泰做生意很有头脑，他看到发行私家货币(当时称为绺子)很能赚钱，便投资办钱庄发行绺子，随时可以兑换制钱，一共发行了百万串，折换白银百万两，是融资的便捷手段，但有挤兑风险。有一次姜家发生挤兑风潮，形势危急，姜恒泰去找省抚，谭钟麟命陕西藩台打开藩库，以库银接济姜家兑银之需，人们看到姜家有省库为靠山，从此对姜家的财力深信不疑。姜家不仅办钱庄、典当，在陕西各县都有生意，字号叫“悦茂号”。除此之外，姜家还在川省和西北经营水烟、药材、山货等生意，由渭南到兰州沿线都有姜家的店铺，据说从阳郭到兰州，姜家的东家们从不住外人的店，成为与阳郭贺家并驾齐驱的渭南西塬两大富户，人称“贺家的钱多，姜家的官大”。姜家发家后在阳郭镇南姜村修造老宅，占了南姜村半个村，南北共八院，其中坐南朝北五大院，一律五开间，有门房、厢房、庭房、上房、围房，还有西北两花园和绣楼等。院内除花坛外，不见黄土，一律砖石铺地。各院后房都是横向庭房，打开院门，五院便连为一体。与众不同的是，五院的外围不用围墙，而是建成三面的围房，房檐高五六米，外人很难爬入。姜家这么做，与一段逸事有关。据传有一个汪洋大盗听说姜家很有钱，入姜家抢劫，姜家主人将其礼请入内，好吃好喝款待，对强盗说：“你不用强抢，你要什么给你什么。”强盗很感动，临别时告诉姜家，如果用高大的围房将住宅围起来，外贼就很难入内。从此姜家的围墙便翻盖成围房。今天阳郭镇政府就驻扎在姜家的一院房中。姜家致富后，也做了不少施惠乡里的事情。咸丰年间捐银27000两，同治年间捐城工银3000两、庙工街署银2000两，光绪年间捐考卷银2000两、赈荒捐麦2800石、籽种耕牛1000头，还捐修了渭南城到阳郭路经的“油河大桥”。同贺家一样，姜家也给本村的穷人立了一个会，即腊月三十的穷人会，姜家订立规矩，凡这一天上会者，不许向人讨债，如有要账的，由姜家家丁持棍棒将其赶出会，使穷人可以安心过年。年三十晚上，姜家还大摆宴席，宴请村中穷苦老人，博取“乐善好施”的好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