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张瑾华
此时夏日，正是江南梅雨季节刚过，漫长雨季结束，酷暑来临。葛亮却一点不讨厌江南的夏天，他说，“苦夏一点也不苦”。相反，这些日子以来，他甚是思念江南的黄梅雨天。因为疫情原因，还未能回到江南消夏的作家葛亮，说自己在饮食方面，思念江南尤甚。
他最想回来过的，是江南的夏天。“江南的夏天，好多想念。就一盘地道的盐水鸭，就能解乡愁了。”
过了梅雨天，在从前，江南又到了晒书的日子。晒书，晒的是那些从时间的深处留下来的古籍。不让它们发霉，出乌花，破损。让它们在时间的深处，一直活下去。
破损的古书，需要最细心的修复。
一本古书，它的修复是一个繁复的工程，需要溜口、闷水、倒页、钉纸捻、齐栏、修剪……等二十多道工序。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匠人。
岁月静默，唯器能言。那么匠是什么？葛亮认为，“匠”本身的意涵十分丰富。它如一枚切片，可以透视我们文化传统中的多重面向。
他新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瓦猫》，是继《北鸢》、《朱雀》后的又一部重磅之作，书写的就是一个“匠”字。
《瓦猫》由三个匠人故事组成，横跨中国的江南、岭南和西南。其中，《书匠》写南京、香港两地“古籍修复师”的命运沉浮；岭南篇《飞发》讲述沪上“理发”与港式“飞发”的恩怨情仇；《瓦猫》则将背景设在昆明周边小镇，以陶制的神兽瓦猫为线索，完成了一次对西南联大时期文化脉络与匠人精神共现交辉的追忆。
在“匠”这个字的背后，葛亮看到的是，“匠”是“人”的载体。他还始终关注的是，“匠”的后面，紧跟着“入世”和“济世”这两个词语。
葛亮有一天读到诗人辛波斯卡的《博物馆》一诗，其中有一句，“金属，陶器，鸟的羽毛/无声地庆祝自己战胜了时间”，深为这句话触动，葛亮说，这便是“物”的意义。
别具匠心的是，葛亮也为这部小说设置了“密码”，与辛波斯卡的诗呼应着。在这样的精密构建中，葛亮是一名作家，也是一名以作品为器的匠人。
葛亮接触了很多的匠人。为了写其中的《飞发》，他光顾了好几家香港的理发店，“以头试发”，结果是，他和几位理发师混得很熟了，到了可以交心倾诉的地步。不过，因为要拜访不同的师傅，每次被打发后的发型，并非都符合他的审美。他戏称，这是为了写作的代价。
在他和这些匠人师傅的一路接触下来，他发现，他们并不如我们想象得那么悲观。
为了给匠人们写一部书，葛亮曾深入访问了有地域代表性的十多位匠人，后来其中的三位匠人，走进了他的《瓦猫》一书。
“匠人的好故事很多。这是很值得让更多读者了解并懂得的人群。不光是从“匠”的角度，而且是从‘人’本身的角度懂得他们，小说是个很适合的载体。如果我可以一尽绵薄，也是很美好的事。“葛亮对读者朋友们说。
从葛亮的一系列跟匠人相关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有着积极济世精神的作家葛亮，也看到了一位深具家学渊源的当代作家的精神图谱。
人在香港的葛亮，非常思念江南。南京是他的江南，杭州也是他的江南。
葛亮与杭州的缘分，是长达9年的春风悦读盛典上，他以《北鸢》获春风白银奖、作为春风颁奖嘉宾和春风榜评委的一次次经历，他对这座江南城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与杭州的感情，还因为祖父的一段“杭州往事”。
“我未在杭州长期生活过，但因为我祖父毕业于杭州国立艺专，所以我对这个城市一直抱有亲切与温暖的感情。”葛亮说。
葛亮透露，他最近在筹备祖父遗作《据几曾看》的再版，遂重又整理和回顾他的生平。“祖父遗下杭州国立艺专毕业证，于民国二十二年颁发，照片上是微笑的白衣青年，校长印鉴为林风眠。艺专为祖父母校，为中国美术学院前身。”
葛亮提及，很感谢在中国美院执教的王犁先生为他寄去过艺专的资料。
“犁兄启蒙师洪勋先生为祖父同班同学，1928年入读国立艺术院专门部绘画系秋季班。同寄来的是林校长携该届师生在这年冬日的合影，依稀可见西湖岸畔的萧瑟气象。其中李可染、蒋海澄（艾青）、 等都还是青涩模样。恰同学少年。此后的几十年， 他们各自走上了未可预知的道路。”
“我在《北鸢》中写了不少杭州的情节，作为对先祖父的怀念。其中虚构克俞（以祖父葛康俞为原型）在西泠印社附近开了一间“徽浙合璧”的菜馆，叫“苏舍”。我现在拿来做书房的名字，也是和杭州之间美好的缘分吧。”
据悉，陈独秀先生的江津墓碑碑文，正是葛康俞先生写的。
葛亮正在写一个新的长篇，除了写粤菜，也溯源了江南饮食对粤港民间的历史脉络乃至社会、文化结构的影响。
夏至后，搁下心血之作的《瓦猫》，葛亮的笔耕仍在继续。夏炼三伏。思念江南则变成了一种浓浓的乡愁，正在写作的这个新长篇，“除了呈现现实，大概也包含了我的乡情所致。”
以下是本报记者与葛亮的对话——
书匠在修复古籍。
【曹雪芹不为人知的一本书，是我关注匠人这个群体的开始】
钱江晚报：你的自序中写到了曹雪芹的一本不太为人知的书《废艺斋集稿》中，有一篇《南鹞北鸢考工志》，你说到当时奇怪曹雪芹“何以致力于此书”，我们是否可以看成，这部曹氏并不那么为人所知的写风筝制作法的书，是你《北鸢》、《朱雀》到《瓦猫》一路在文学路上走来的其中一个来处？一个精神源头？
葛亮：我接触《废艺斋集稿》是在写《北鸢》期间，因为当时要写其中的一个人物，风筝匠人龙师傅。考察了不少资料，应该说《南鹞北鸢考工志》，是我关注匠人这个群体的开始。“匠”本身的意涵十分丰富。它如一枚切片，可以透视我们文化传统中的多重面向。这是后来我写《瓦猫》这本书的一个重要原因。《废艺斋集稿》本身涉猎十分广泛，纵横金石、风筝、编织、脱胎、织补、印染、雕刻、竹制器皿、扇股、烹调等数项技能。但我更关心的，是在技艺背后， 它作为“入世”和“济世”之书的意义。它教残疾者“自养”之道，寓艺于义。因而“匠”也成为了“人”的载体。我想这一点，对我开启匠人题材的写作，启发很大。
钱江晚报：您说到，“匠”字的根本，多半关乎传承抑或持守，在《瓦猫》中，《书匠》、《飞发》和《瓦猫》，民间匠人的传承似乎都濒临绝境了，里面的几位主人公，拥有绝活技艺的书匠、理发匠、瓦猫匠这一代人走后，你对“失传”这件事更多的是感到痛心，还是坦然看待时代滚滚向前，曾经的美好事物终究会消失，新的前人不知的事物又会产生？这中间是否有感情与理性的冲突？
葛亮：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匠人。我们常谈及“匠”的式微。其实挽歌往往由局外人所唱。现在新的东西，将来必然成为旧的。新陈代谢，是自然规律。基因的变异，不见得是坏事。对于一个行业而言，可能会产生更为有生命力的变体。在我和这些匠人师傅的接触下来，他们并不如我们想象得悲观。因为手艺更多是出于“揾食”（讨生活）的需要，并无很大的行业传承的压力。就艺术而言，这其实也在呼应“民艺”的理念，在“致用”的过程中传承与发展。所以其价值与意义，也是在于用的方向，这也是青年一代产生心理认同感的方向，也是在当代得以传递的可能。比如《书匠》中“简”的几个学生，拜在其门下，都是因为各自的生活境遇和心理需要，而非薪火相传的使命感。我想这为我们思考“匠传”这个命题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一方面由“简”与“静宜”这样的专家去实现行业技艺的专精诉求，一方面也可以让它日常化与普适化，去应和当代人的心理诉求，比如Work shop（“工作坊”）就是一个不错的思路。
葛亮拜访的木刻师傅，正在做龙船。
【不光是从“匠”的角度，而且是从“人”本身的角度懂得他们】
钱江晚报：是先有这些匠人故事，比如说因为家学渊源，使得你接触这些老物事比同龄人多，耳濡目染，然后你想到要把他们写出来，还是先有一个想写一部匠人题材文学作品的想法，你再去搜集这些匠人故事？我看到你说，写书匠跟您先祖父的手稿救护有关，那么其他两部呢？
葛亮：救护祖父的手稿的确是个重要的因由。当时看到手稿时，自然觉得颇为疼惜。《颜氏家训》里那句“先有缺坏，就为补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令人感怀，并心有戚戚，就引在《书匠》一篇的开首。我亲身经历了这个救护的过程。也就知道了“补治”的价值和意义。实际涵盖的细节比我们的想象，要丰沛得多。一本书的修复其实是很繁复的工程，大概需要“溜口、闷水、倒页、钉纸捻、齐栏、修剪……”二十多道工序：因为又有写《北鸢》龙师傅时带来触动，因而坚定了我写这本书的想法。
我陆续探访了大约十几位匠人，选择书中这三位来写，有几个原因。第一是因为他们各自有地域的代表性。第二是覆盖了不同的界别，对于时代的折射，各自有其意义和特出之处。第三其实是我自己的一点构思。因为当初写这本书，是读到诗人辛波斯卡的《博物馆》，其中有一句，“金属，陶器，鸟的羽毛，无声地庆祝自己战胜了时间。”我深为这句话触动，这便是“物”的意义。岁月静默，唯器能言。所以，我将之作为密码对应三则小说最重要的物象。分别是金属发剪，陶制瓦猫、和古籍修复师除渍的羽毛扫。我请插画家，以此为主题分别画了篇首题图。相信读者看到，也会会心。
钱江晚报：你说过，这个“匠传”写作计划，你希望能延展下去？
葛亮：匠人的好故事很多。这是很值得让更多读者了解并懂得的人群。不光是从“匠”的角度，而且是从“人”本身的角度懂得他们，小说是个很适合的载体。如果我可以一尽绵薄，也是很美好的事。
钱江晚报：在写作中，您把握的一种分寸，是人性高于匠性，还是匠性高于人性？
葛亮：探讨这个话题，还可以先将“匠人”这个词汇落点到“人”。 具体也可结合书中内容来谈。《书匠》中的“简”是位香港背景的古籍修复师，对“简”而言，“修书”与其作为事业，毋宁是对自己人生的某种交代。 如简所陈言走出抑郁阴霾，“做这行，何止是医书，医人，也是自医”。她身上的这种理想主义的光华，无疑是将“修复”这个概念，从“匠人”回归到了“人”的意义。
《飞发》写香港传统理发界的行业之争。小说中写到一个细节，翟康然的师母抱怨如果当年没有买几千块一把的椅子，用这些钱买楼买房，如今肯定是不同的生活。这个细节是真实的，原型来自一个上海飞发师父的慨叹。但他并不后悔。你很难完全从经济学的角度，去衡量人生得失。也很难将人生所有的选择与投入视为机会成本。作为匠人，多少都有一些“我执”的成分在其中。他人笑我太痴癫，便不足与他人道。所以我想写的，便是他们的选择，和潮流的同声相和，或者是异气相求之处。这其中一定有落差，但不必视为错对。性情使然，不止是技艺，也会构建他们的整体人生轮廓。《书匠》中的老董修了半辈子的鞋，只为等一个陌生人；《飞发》中庄师傅和翟师傅，拗了半辈子的劲儿，直到为后者在临终前剪发；《瓦猫》中宁瑞红不顾镇上所谓公序良俗，执意收留并嫁给了已经残疾的联大学生宁怀远。这些都是选择，是“匠”的选择，也是“人”的选择。只要人在时代中要往前走，匠人也必然要往前走。
钱江晚报：因为“匠”是有门槛的，不是会虚构会想象就能写，我们看到这三个匠人作品中，很多“行话”都很有意思，比如您专门写了“飞发”暗语，为了这个您是否做了很多的功课去了解到极致，要无所不知才开笔能写“匠”？
葛亮：在我看来，小说家始终还是需要具备某种代入的能力，或者说通过训练尽量地达到这种状态。写一个人，就尽量在心理上成为他。这种代入是多方面的。你要建构这个人物，他的出身、背景、职业、喜好、生活习惯，以及给他带来辨识度的更多细节。都在这个范畴。
要写“匠”，这种前期准备就需要更充分一些。我之前和记者葛维樱做过一次对谈。我们提到修复过法轮寺的小川三夫，这个宫大匠对学徒非常严格。学生也对他很敬仰。以至于对他的学习包括一些动作细节的模仿，比如他在完成一道工序后，会习惯性地抚摸一下木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在写匠人时，在心理上就是这个学徒。要模仿他的最细微及微妙之处。您说的“行话”“暗语”都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功课，还有一些其他相关职业特性的部分，熟悉它，并习以为常，这就可以下笔了。
葛亮采访木雕佛像匠人。
【当时年少，如今不惑，反觉当不起“老灵魂”】
钱江晚报：当您打量“时间”这个词，“时间”是什么？
葛亮：时间对我而言，是个容器。能装载所有时态的事物、思想。它包容并宽容。
钱江晚报：我们都知道作家葛亮有一个老灵魂，晨钟暮鼓仿佛是你灵魂里发出的声音，但你又是一位年轻的作家，“瓦猫”中西南联大为背景的一批青年，比如后来不知所终的闻一多弟子宁怀远，其实可以说是一代“新人”，你怎么看自己精神层面的“新”与“旧”呢？
葛亮：其实评论界提到“老灵魂”这个词，已经是近二十年前的事了。那时我尚年少，这个词带来了某种“反差萌”。如今年过不惑，人生的阅历多了些，反而觉得已当不起这个评价。
关于“新”与“旧”，在书写的层面，我更倾向以“常”与“变”代之。这方面沈从文先生未完成的《长河》给我带来很大的影响。讨论新的东西，如文明的流变与迁延，还是要放在历史的脉络中去看，或者在文化传统的沉淀中去厘清。这是我在写作上贯彻的观念。我想，在《瓦猫》这本书中，也是一样。“匠”的变迁，就是新与旧不断的循环与辩证。
比方《飞发》中的翟康然，是新一代的“匠人”。他显然是更为倾向将理发视为艺术化的生活方式、或者说是生活化的艺术。他摄影师的出身与审美，成为他致力改革这个行业的依据，比如对“fading”与黑白摄影“灰度”层次的执着。而他的父亲翟玉成，则是行业规则的捍卫者。即使是理发，仍然有其经年不变的谨严法度。他以一己之力消灭了“fading”，不见退晕，非黑即白，界限分明。如翟康然对他的胞兄所说“你看看，他永远不放过。别人都是错的，只有他自己那套老古板的套路才是对的。”而究其底里，因为康然的师承为“海派”理发，以追求时髦品味为能事，天然与讲究务实的“广式”飞发分庭抗礼。这自然不光是审美观念的差异，也包括生存乃至生活的态度。而在小说的最后，其父子的和解，不仅是代际，也便象征着行业的两支主脉，在时代的淘洗下殊途同归。
钱江晚报：您书中的匠人，特别是书匠和瓦猫匠，似乎他们身上都有一种“隐”的气质，是时势所逼，政治、社会环境等因素造成了他们最终的“隐”，还是身怀绝艺的“匠人”确实很接近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隐士”，他们之间有相通的一面呢，您是怎么看的？
葛亮：所以“隐”的气质，可能也是时势与“匠”的相互成全。他们在处理个体与时代的关系上，从不长袖善舞，甚而有些笨拙。任何一种手艺，长期的打磨，都将指向微观。因此，他们多半是囿于言词的，因为向内心的退守，使得他们交际能力在退化之中。慢慢的，时间也就包覆了他们。成为一枚岁月的茧，可以免疫于时代的跌宕。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时代泥沙俱下，最终他们还是会面对时代的淘洗。这就是匠指向“人”的部分，也是小说中很值得书写的面向。
当然，我也写了入世的“匠”，比如《飞发》里的理发师傅，他们的作品，势必跟时代的潮流有关。因为需要与顾客打交道，是开放的姿态，也更具有人的温度。
钱江晚报：一个懂得特别多的老底子的事情的作家，拥有相当多的“老”的资源，会不会更容易缠绵于旧事旧人旧物的书写，而很难将这个“局”抛弃于自己的写作核心圈之外，另起炉灶？
葛亮：我很小时，父亲在阅读上就为我厘清历史的意义。历史和当下，本身就是交缠一体。克罗齐那句著名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核心内容表明历史与当下无穷的对话。我们叙述历史，会随着当下的思考，不断调整讲述的倾向与模式。我始终认为这是有意义的。而对当下，要放在历史中检验，才凸显其动态的意义。从《朱雀》开始，我就想做这方面的处理和探讨。我也有全然写当下题材的小说，比如去年的《小金》，题材十分现世。从现代时的角度呈现青年的生存状态甚至心理危机。历史与当下，对我的写作一直是一体两面。
钱江晚报：书中也写到，因为疫情的原因，香港一批老店受到了冲击，无奈关张，《瓦猫》对您来说，是写一曲“挽歌”，还是一种新旧交替中的生态的客观呈现？您又如何解释这句话：“现实对现实的舍弃”？
葛亮：其实“挽歌”，多半还是局外人所定义的。我们同样面临两种现实，一种是遗留的历史态的现实，一种是当下我们所面临的处于永动状态的现实。在疫情这种非常情势下，我们不得因后者而有选择性的放弃前者。“老字号”“老行业”都是前者的范畴。我倾向于客观呈现这种现实的交替。在这个过程中，我也遇见过持乐观心态的匠人，自觉地去处理现实。比如在澳门拜访的一位当地的木雕佛像非遗传承人。虽然澳门很重视民间传统，但是现代语境对这项手艺仍然形成了一定的冲击。作为旁观者，会为这种衰落而遗憾。但老先生却十分豁达。他说，现在的自己，已经是在“望天打卦”。“望天打卦”是广东的俗语，与“尽人事听天命”的释义相通。老先生说，他自己非常知足，因为现在行业被列为了非遗，一些科研院所会专门为他做口述史。他所掌握的技艺的细节，都被完整地记录了下来，如果有朝一日想去复原，根据现有的资料就足够了。所以对待自己的手艺，顺其自然就好，不必有一己执念。
西南联大的文化巨匠们和他们的孩子。
【当匠人群体与知识分子群体相遇，他们有一个共性】
钱江晚报：《瓦猫》中，瓦猫似乎更像一个线索，或者一个重要道具，目的是再现西南联大的民国文化名人们在昆明的生活，展现联大精神，其中闻一多夫妇、梁林夫妇、老金等都出场了，一段历史以“瓦猫”为媒，得到了艺术的虚构化的呈现，这个西南篇中，是否工匠精神的位置是稍稍让位于联大精神的？还有一个，我们看到最终固守的，还是荣瑞红，宁怀远不知所终，似乎基于“匠”之上的“荣宁爱情”最终也显示无力，我有个疑问，那么是否显示出，某种特定时代环境下，“匠人精神”也是无力的而只能退出主场？更宏大的，比如爱国，救亡，开启民智这些，都成为遮蔽小一点的匠人精神的因素？或许能否说，这一篇是对“匠人精神”的局限性的一种反思？
葛亮：这部小说中，我想探讨一个主题，就是中国的人文传统。这也给予对“匠”的再次定义以一个空间。《瓦猫》以西南联大的岁月作为背景。这是一种尝试，在一个虚构的框架里植入一些历史现实，包括一些具体历史人物，但是我更倾向放在更日常的情境下去表现这些人物的性格特性，也可说是情怀，甚至是风骨。同时也希望它能够契合“匠”这个主题 。
龙泉镇今昔。上图，林徽因在龙泉镇生活场景。下图，葛亮所见的现在的龙泉镇。
钱江晚报：为什么《瓦猫》是以昆明周边的一个小镇为核心，也作为主要现场，来展开联大人物们的故事？
葛亮：这个小说我构思了很长时间，其间发现昆明龙泉镇，是一种机缘，也是一种幸事。这个地方很特别，一方面它是瓦猫匠人的聚集地，同时它又是西南联大任教的文化大家、教授曾经聚居之处，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昆明城经常有日军的飞机轰炸，为了安全，他们住在比较边远的地区，比如龙泉镇，而且不光他们住在这，中国文化史上非常重要的科研院所，也曾经在这个小的古镇上复建，一系列的院所在匠人聚居的村落里如雨后春笋一般，在很短的时间内复建起来。 在一个古镇上，一系列彪炳史册的文化人，科研院所，他们的形象又切合着这个村落的风物与图景，这一点非常打动我。我想小说有没有可能，把我们谈论的匠人主题和中国的人文传统、知识分子的一些理念，能够借由日常的生活场景，把它编制为一个故事，能够体现两方面的呼应，后来我思考很久写了《瓦猫》这个故事。无论是匠人群体，还是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有一个共性，他们都是一种理想主义者，他们心中都有自己独特的信念，匠人的坚持，匠人对于手艺的传承，甚至他自己独特的任性，跟知识分子在非常艰辛的岁月里怎样保持、坚守内心的人文信念，这两点是相通的。《瓦猫》中，瓦猫艺人荣瑞红和西南联大学生宁怀远的情感，其实也是隐喻，代表着匠人精神与近代精英文化理念的辉映，是中国文化传统的轴线上，两个切面之间的惺惺相惜，融汇一体。在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下，我希望“匠”能成为见微知着的切口。虽然宁怀远离去，去追寻他的理想。但他在所经之处，都留下了亲手所制的瓦猫。哪怕在卡瓦格博山麓如此边缘之处，这既是“匠”的痕迹，也是作为物的永恒意义。
钱江晚报：你去过那个地方吗？
葛亮：去过的。我最后一次去昆明，是2018年。现在的龙泉镇已开发成一个周边完备的住宅区了，但那些故居和科研院所旧址都保留下来了，还造了一个闻一多公园。后来昆明的朋友又寄来上世纪40年代梁思成先生手绘的龙头村平面图，还有手绘的龙头村桂家油坊，非常珍贵。
【舌头很江南，“飞发”港式】
钱江晚报“《书匠》中的匠人老董当了很多年的鞋匠，您写的补鞋等非常精准的细节，也构起80年出生这一代人的集体记忆，鞋底钉上铁掌目的是为了省鞋子，少磨损，江南街头巷尾能看到补鞋摊，也时而听到铁掌落在石板路上的清脆之音，似乎从《书匠》中，可以读到移居香港后的您对江南生活的怀念？
葛亮：这种想念的感情，是一定有的，而且很浓厚。在香港，隔三差五要去吃一吃江南菜。我母亲说，我的舌头还是江南的。味蕾大概构成了我们文化基因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每次回南京，第一顿必吃地道的盐水鸭。那口吃下去，心里真的会感动。是生理与心理上的某种打通。这时，乡情可不是个抽象的词了。它变得那么可触可感。这两年，因为疫情的缘故，许久没回家乡了。真的很想念。
钱江晚报：《飞发》写了一个很香港，也很好看的故事，主场移到了香港，主人公翟玉成的一世沉浮，令人想起王家卫的电影，我以为是其中人性写得最充分，也最有空间施展人性各层面的作品，可以说是您这些年的香港生活的馈赠，看了这部作品，是否可以说，人们心目中似乎有些“高”的葛亮（比如在大学任教，名门出身）其实与香港的市井生活也是无缝对接的？可以说说《飞发》的故事与您个人的理发经历有关吗？是否可以说，另一个葛亮不在象牙塔，也不在故纸堆，他很香港也很接市井的地气？
葛亮：写小说方面，我一直比较重视民间的立场。前期准备工作，除了做一些必备的案头，方式也并没有这么的学院派。在资料收集方面，会比较重视田野考察与访谈。有时也比较随性。比如你提到《飞发》。所谓探访这些理发师的过程，其实最可行的方式就是去光顾他们的理发店。师傅和顾客，是最为自然的互诉心事的角色关系。“飞发”的过程，也是坦诚地打开彼此的过程，手与头发，身体的碰触，会产生一种相互的信任感。有关自己的事业，家事、人生的沉浮，都是在这个过程中，顺其自然地展开。这远比郑重其事的访谈要放松与诚实。当然，因为要访问不同的师傅，并不是每个发型都合乎自己的审美。这是需要付出的代价。
钱江晚报：你在“后记”中写到“疫情改变了许多事情，也结束了许多事”，“无可奈何花落去”，谁又能独善其身？人们甚至形容为“后疫情时代”，那么作家何为？
葛亮：在讨论作家何为之前，其实我们已经感受到了疫情对我们写作行为的改变。我们更加习惯于以虚拟的方式去感受和呈现世界。在大学里教学，见不到自己学生。我与他们的交流，完全依靠网络，依靠moodle，zoom等一系列的软件是实现。这本身已经是以生活来模仿甚至建构小说了。以现实来模仿虚构。作家应该习惯于这种虚构，并且在虚构中去重新厘清我们所认知的社会秩序。这其中包括社交、政治经济走向，文化心理结构等等。以此为前提，才有可能建立适应当下的历史观乃至写作观。
钱江晚报：请您谈谈最近的生活和阅读、写作？从人到人，可否透露一下，在生活方式上，您是否是一个有诸多“讲究”的人呢（比如，会不会对各种传统节日有一种讲究的重视）？
葛亮：前段时间在读《伦敦六百年》，是部纪录片式的城市史著作，跨越伦敦不同时期的全景文字导航。以小说笔法，切入这座城市的历史纪年。有琐屑与丰饶的细节，读者便是一个踏踏实实的都市漫游者，在疫情期间，这种纸上游有独特的意义。我自己刚完成了一个中篇《侧拱时期的莲花》，灵感来自一个梦境，但却给我一个去探寻香港早期种植业发展的机遇。来自幻梦，落笔于现实。同时还在继续我的长篇写作，从饮食文化变迁的面向，切入岭南近现代历史。在生活方式上，其实我是比较随性的。对传统的重视，更多来自对地缘和血缘的感情，也是内心的一种牵挂吧。
钱江晚报：因为疫情的原因，您在香港呆了蛮久了，您从大江到大海，南京是故乡，香港或许可以称为“第二故乡”之城，我们聊天时您也说起非常想念老家南京的夏天，虽然人们常说江南的炎夏是难熬的，但您似乎只记得江南的夏天之美了，在这样的一种思念中，会对您近期的写作产生怎样的影响？
葛亮：是啊。非常思念，我前面讲到尤其在饮食方面，思念尤甚。所以这个新的长篇，除了写粤菜，也溯源了江南饮食对粤港民间的历史脉络乃至社会、文化结构的影响。除了呈现现实，大概也包含了我的乡情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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