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文华公书林（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的前身）诞生110周年，文华大学图书科（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前身）开办100周年。我不是文华人，也并非图书馆学、情报学或档案学专业出身，不过，在长期的校史研究中，我也了解到了不少关于文华公书林、文华大学图书科、华中大学文华图书科、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等一脉相承的“文华”图书馆学知识群体的动人事迹，在现实生活中，我也有幸结识过很多优秀的文华人，久而久之，我这个非文华人也慢慢地滋生出了自己的“文华情结”。
我个人的“文华情结”，曾于若干年前集中地体现在参与武汉大学校史馆的整个筹建过程之中。早在2012年7月，我为校史馆草拟的最早的一版陈列方案中，便已将“文华图专校史”列入其中。后来，由于展厅设计方案的限制，我不得不将文华图专的相关内容与原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湖北医科大学一同列为展厅某处的4个“专题展”之一。
在校史馆展览方案征求意见的过程中，有多位老领导、老专家曾对此提出异议，他们认为，文华图专当年是“并入”武汉大学，而后三所大学则是与武汉大学“合并”，在地位上并不对等，时间上也并不一致，不宜与后三者“并列”处理，因此，他们建议将文华图专的相关内容挪到其他地方，或者干脆取消。
不过，在我个人看来，由于展厅本身的设计缺陷无法弥补，此处的展览内容不论是挪位还是取消，都极其不好处理。而更重要的是，文华图专在1953年并入武汉大学之前，毕竟曾是一所独立的高等学校，虽然最后只是成为了武大的一个系（学院），但考虑到它在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及图书馆学教育发展史上的独一无二的特殊重要地位，同时又给武大带来了一个在全国可谓是一骑绝尘的学科集群，因此，我们完全应当在整个展览内容中为其留出一席之地，哪怕是跟老武水、武测、湖医三所大学并列，也并不为过。于是，在后来的实际布展过程中，我坚持了自己最初的想法，在整个展览空间极为有限的前提下，仍然为文华图专保留了2块专门的展板。
到目前为止，我对文华图专的历史都还谈不上有什么专门的研究，但尽管如此，我当时还是硬着头皮为文华图专拟订了具体的布展方案。在搜集图片资料的过程中，我有幸得到了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钱宏宇、彭敏惠等老师以及华中师范大学档案馆（校史馆）、武汉市档案馆相关工作人员的鼎力相助，实在令我感激不已！最后，在区区2块展板上，我总共塞进去了38张图片与将近3000字的文字说明。有意思的是，由于我个人的“偏爱”，武汉大学校史馆中关于文华公书林与文华图书科的内容，居然远远超过了华中师范大学校史馆中的相关内容，这实在是有点“僭越”了，嘿嘿。
到了2013年秋，也就是校史馆开馆前的最后冲刺阶段，由于具体负责展板制作的公司在汉口循礼门，为了做好排版、校对等工作，我必须每天坐地铁在武昌和汉口之间跑一个来回，有时候忙到很晚，连末班地铁都无法赶上时，就只好直接打出租车回家了。我记得当年在校史馆的所有展览内容中，我最后一个定稿并完成排版的部分，正是文华图专的那个版块，那天深夜，我一直忙到了凌晨1点半，那时候长江隧道都已经关闭了，我只能打车绕行长江大桥回武昌，经过17公里的“长途跋涉”，才终于回到自己家中。
就这样，由于我的极力坚持，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便成为了全校唯一一个在校史馆内辟有专门的版块介绍其前身（文华图专）发展历史的学院。
几年后，我突然又冒出了一个想法——专门为文华图专写一本书！不过，我自认为我对文华图专的了解很难达到比较专业的研究水平，因此，我并不打算就此主题写一本学术专著，而更希望写一本比较具有可读性的通俗读物——我觉得这也是颇有价值的。
想法固然是有了，但要付诸实施，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本来，2020年是文华公书林诞生110周年暨文华大学图书科开办100周年，正是一个推出此书的绝好时机。然而，过去几年，我实在是太忙了，完全无暇顾及此事，即使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早已安排好的庞大的研究和写作计划，也将占去我未来几年的绝大多数时间。不过也没关系，看看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的周洪宇教授，他的大作《不朽的文华——从文华公书林到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早在2003年就完成了初稿，但直到2013年才正式出版。所以说出书这么重要的事情，真的不必心急，有时候积淀的时间越久，最终打磨出来的东西就越有价值。我也不妨直接瞄准十年后，希望到了那个时候，能够如愿以偿地完成这个小小的计划。
现在，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刚刚举行了“百年院庆”，我一时也拿不出什么像样的纪念文章，唯一能做的，似乎只有将自己七年前亲手制作的文华图专简史展览方案发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了。除了其中的第一张图片因为版权问题而替换成另外一张图之外，其他所有内容均与校史馆中实际陈列的内容基本一致。如有错误之处，敬请广大读者不吝批评指正，谢谢！
另外，在为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百年华诞献上诚挚祝福的同时，我个人也不会忘记武大信管院最早的“母体”——当年的文华大学（如今的华中师范大学）。我想说的是，饮水当思源，这么多年以来，我们武汉大学在全国始终高居第一的“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我们的近邻——华中师范大学的“间接贡献”，就像本校的另外一个同样名列全国第一的王牌学科——“测绘科学与技术”（还有数一数二的“地球物理学”），在很大程度上也主要是由千里之外的上海同济大学所“间接贡献”的一样，对此，我们理应常怀感恩之心，高度珍视本校与兄弟院校之间的这些难能可贵的历史渊源和纽带，并与之友好往来，携手并进。当然，我同样也认为，拥有全国名列前茅的“机械工程”与“电气工程”学科的华中科技大学，也应该对我们武汉大学怀有同样的感恩之情。至于我今天发出来的这些文字，实际上，也是以一个普通的武汉大学校友的身份，写给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全体“院友”以及华中师范大学全体校友的一封“情书”和“感谢信”。
最后，顺便也祝我自己——生日快乐！
文华精神——从文华书院阅览室到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1901－1953）
1899年，美国巴塔维亚里奇蒙德纪念图书馆（Richmond Memorial Library）首任馆长韦棣华女士来华，并于1901年开始在美国圣公会创办的武昌文华书院（Bishop Boone Memorial School，今华中师范大学的主要前身）担任英文教员。因感于文华校园乃至整个武汉地区图书资料之匮乏，韦棣华开始从美国募集英文书刊，并在文华书院校园的八角亭设立了一个小型的外文报刊阅览室，供广大师生借阅，或将其拍卖以募集资金购买新书。
韦棣华（Mary Elizabeth Wood，1861－1931），美国纽约州人，著名图书馆学家、图书馆事业家和教育家，中国近代新图书馆运动的倡导者，美国圣公会传教士。1900年来华，任武昌文华书院英语教员，后又兼任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湖北省公立外国语专门学校英语教员；为文华公书林、文华大学图书科和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的创始人；曾被中华民国第二任大总统黎元洪誉为“中国现代图书馆运动之皇后”（The Queen of Modern Library Movement in China）。
文华书院八角亭（学生称之为“报房”，意即阅报室）
1906年，韦棣华返回美国，一面进修图书馆学，一面募集资金和书刊，以图在中国中部建立一所“供公众用，也供学院用”的“基督教图书馆”。1908年，她回到中国，在其主持下，一座号称“十万元（美元）之建筑”、“三万册之图书”的新图书馆大楼于1908年奠基，1910年春落成，并正式命名为“文华公书林”（Boone Library），面向社会公众开放，是为中国第一座美国式的公共图书馆。
文华公书林正立面设计图
文华公书林奠基仪式
文华公书林远景
文华公书林侧景
文华大学校友为文华公书林开馆题赠的匾额
湖北地方政府官员出席文华公书林开馆典礼
文华公书林正厅，为读者借还及阅览图书的中心地带，此处的设计与韦棣华女士创办文华公书林时开架借书的经营理念有直接联系
文华公书林罗公瑟士纪念室，又名罗公纪念室、罗氏纪念厅、罗氏厅、罗瑟厅等。文华公书林筹办时，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塞思·罗（Dr. Seth Low）第一个捐款，故专设此室以资纪念。厅内专藏关于中国及远东情事的英文书籍，除用作阅览室外，还举行过多次内部会议、小型活动及文华学子的毕业典礼
文华公书林司徒厅，又称司徒纪念厅、演讲厅、礼堂，由美国纽约著名慈善家奥利维尔·菲尔普斯·斯托克女士（Miss Olivia Phelps Stokes）捐建，因纪念其姐Caroline Phelps Stokes而命名。文华公书林后来扩建时，其楼上的建筑费用仍为斯托克女士所捐赠。扩建后的司徒厅可容纳上千人，不仅用于举办大型的会议、演讲、电影、欢迎会、典礼等，也常常为华中大学和文华中学所借用，作为音乐会、戏剧化妆表演等学生活动场所
文华公书林期刊室，图中站立者为韦棣华女士
文华大学学生在公书林内阅览图书
1914和1917年，韦棣华先后资送文华大学毕业生沈祖荣、胡庆生赴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School）学习。1916年，沈祖荣学成归国后，赴全国各地宣传欧美图书馆事业，讲解创办新式图书馆的方法，掀起了一场席卷全国的“新图书馆运动”。
沈祖荣（1887－1977），字绍期，湖北宜昌人，著名图书馆学家，中国历史上获得图书馆学学士学位的第一人。历任文华公书林协理（即副馆长），文华大学图书科主任，文华大学、华中大学图书馆主任，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校长，公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副校长，武汉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图书馆学系教授等职，被誉为“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
沈祖荣演讲如何创办新式公共图书馆
1920年5月，韦棣华与沈祖荣、胡庆生仿照美国图书馆学教育模式，在文华大学共同创办了文华图书科（BooneLibrary School of Boone College），开创了中国图书馆学高等教育之先河。文华图书科招收大学毕业和肄业二年以上学生入学，再修两年图书馆学专业课和文哲等课程后毕业。
1921年，文华图书科全体教师韦棣华（后排站立者）、沈祖荣（前排右一）、胡庆生（第二排右一）、周楚蘅（前排左一）带领裘开明、陈宗澄、黄伟楞、桂质柏（第二排左一）、查修、许达聪等有“快乐六君子”（Happy Six）之称的第一届学生在文华公书林的课堂上翻译《杜威十进分类法》
1922年1月，韦棣华（中）、沈祖荣（右四）、胡庆生（左四）与裘开明（右三）、桂质柏（左三）等第一届毕业生（身着长袍分列左右两边）在文华大学校园合影
1925年1月，在文华公书林落成15周年纪念前夕，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段祺瑞为韦棣华女士题赠“导扬文化”匾额，以褒扬其成就
1925年，文华大学校友为纪念韦棣华女士来华服务25周年，将文华公书林参考阅览室命名为“韦氏参考室”（“Woodside” General Reference Room），意为“（读者）在韦棣华（Wood）身边（side）”，或“（我们）和韦棣华女士在一起”，图为韦氏参考室内景，室内全为红木家具，窗户为木框，亦切合“Wood”（树木）的中文意义
1924年，文华大学与武昌博文书院大学部、汉口博学书院大学部合并，成立私立武昌华中大学。1927年5月，华中大学因受政治时局影响而停办，沈祖荣坚持继续开办文华图书科，武汉国民政府准予立案。1929年8月，经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立案，文华图书科正式脱离华中大学独立办学，定名为“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Boone Library School），经费来自中美庚款补助和公私赞助，学制二年。
文华图专在武昌城的位置示意图（1930年）
文华图专校徽
韦棣华、沈祖荣为文华图专制定的校训
1931年确定的文华图专校歌
20世纪30年代文华公书林的借阅制度
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图书馆印章
1934年10月20日，位于武昌昙华林13号的文华图专新宿舍落成，为纪念校董华德女士（Miss Marian De C. Ward），乃将新宿舍命名为华德楼。文华师生同住此楼，亲如手足。
文华图专学生实习情形
文华图专全体师生合影（1931年）
文华图专全体师生合影（1936年）
抗战爆发后，文华图专于1938年9月西迁至重庆曾家岩求精中学继续坚持办学。1940年，正式设立档案管理专科，开创了中国档案学高等教育的先河。
1941年7月，文华图专在求精中学的校舍被敌机炸毁后，又购置重庆江北相国寺廖家花园为校址，于当年10月迁入，并陆续兴建了学生宿舍、教职员宿舍、附有图书室和教室的礼堂等。“初因重新建房未及竣工，尝进餐于露天之下，讲授于卧棚之间。面对此种情景，全体员生无一人因此馁气，而精神之振奋，反而有加无已”（校长沈祖荣语）。
廖家花园文华图专旧址平面图
廖家花园文华图专旧址全景
沈祖荣校长为文华图专档案管理训练班第五届同学题词（1944年）
文华图专第七届图书馆学专科生在廖家花园办公室前合影（1946年12月）
文华图专第七届图书馆学专科生在唐家桥边合影（1946年12月）
文华图专第八届图书馆学专科生在廖家花园教室前合影
抗战胜利后，文华图专于1946年5月迁至武昌崇福山街2号。
1951年8月，中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接办文华图专，将其改为公立学校。
1953年，文华图专并入武汉大学，成为武汉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1956年升格为图书馆学系，1984年升格为图书情报学院，2001年定名为信息管理学院。目前，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与研究机构。
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是20世纪中国创办最早、规模最大、影响最广，且唯一长盛不衰的图书馆学档案学高等教育机构，是维系20世纪中国图书馆事业、图书馆学术发展的命脉。在20世纪上半叶，它不仅开创了中国图书馆学和档案学教育的历史，培养了中国大多数的图书馆学、档案学高级人才，造就了一大批在海内外成就卓著的图书馆学专家，而且主导和演绎了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的发展，代表着中国近现代图书馆运动的中心。而文华图专的“智慧与服务”（Wisdom and Service）精神，更是代表着中国的图书馆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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