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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燕京图书馆中的陈梦家签赠本,陈梦家旧藏第一把交椅

时间:2024-06-10 22:00:01 阅读:583 作者:我敢不上妳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民国时期文献”内有一册陈梦家先生的《禺邗王壶考释》,系《燕京学报》第二十一期抽印本,出版时间为1937年6月,由北平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出版。其扉页右上方,自右而左写有三列毛笔字:

尔疋前辈先生教正

后学陈梦家谨上

廿七年二月杪香港

哈佛燕京图书馆中的陈梦家签赠本,陈梦家旧藏第一把交椅-第1张

陈梦家于1934年9月,成为燕京大学容庚教授的研究生。1936年7月,陈梦家研究生毕业,9月秋季开学后,留校在文学院任助理(子仪:《陈梦家先生编年事辑》,中华书局,2021年,71、90-91页)。《禺邗王壶考释》是诗人陈梦家向古文字学乃至考古学方向转型的早期之作。禺邗王壶成一对,有铭文十九字,陈梦家断句为:禺邗王于黄沱,为赵孟邗王之惖金,台为祠器。此器相传二十年代出土于河南卫辉,陈梦家因考证铭文中“黄沱”(即黄池)这一地理位置,认为此说“甚可信”。可惜文物当时已流失英国。1937年2月,陈梦家遵从容庚先生之命,依靠老师提供的伦敦The Burlington Magazine上的图影及叶慈(W. Perceval Yetts)教授摹写的铭文,加以考释,“旬日成之”。陈梦家将铭文解释为:“吴王夫差与晋定公午黄池之会,晋正卿赵鞅与其事,鞅以敬金奉吴王,吴王以之作为祠器。”铭文背后隐藏着晋、吴两国于黄池之会上“争长”的历史事实。那么,铭文中禺邗王为何不直接称吴王?陈梦家解释:“其时晋吴争长,吴以兵威刧晋,使屈居亚盟,然吴亦许以称吴公不称吴王,故此器作邗王,疑所以避称吴王也。”6月,他对此又作进一步的解释:“……盖此器用晋卿所锡之金,令晋工铸之,晋工慑于吴之兵威,不敢不王之,然又不欲过事屈辱以损晋之令誉,故改称禺邗王邗王所以两全之也。”

哈佛燕京图书馆中的陈梦家签赠本,陈梦家旧藏第一把交椅-第2张

陈梦家写成初稿后,曾和唐兰先生深入交流过。唐兰纠正了陈梦家“以赵孟为襄子之误”,而且他对铭文有不同的解释。唐兰认为“禺”非通假“吴”,而是动词“遇”,也非赐予,而是“摈介之介”,赵孟就是赵鞅派去和吴王联系的副手,他也是作器之人,断句也就不一样——禺邗王于黄沱,为赵孟,邗王之惕金,台为祠器。断句后的铭文含义就变成:“作器之人为赵孟介以见吴王,吴王锡之金,因以为祠器也。”如此,唐兰的释义和陈梦家相去甚远。所以,唐兰认为此器为晋器,而非吴器,故称之为赵孟壶。陈梦家坚持自己的主张,认为“作器者无主名,西周以下,决无其例”,所以唐兰不得不称之为“变例”,并从文法角度予以论证唐氏之说之误。当时和其后的学者,对于铭文的解释,分为两派,容庚、闻一多、吴聿明、董楚平、叶文宪等人持陈梦家的观点,杨树达、马承源、王文清、吴毅强等人持唐兰的观点(吴毅强:《赵孟介壶新研》,《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1期,63-68页)。陈梦家先生当年的论证和观点自然可作进一步的商榷,但难掩其学术研究上的才气和锐气,笔者作为完全的外行,在学习过程中深以为“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哈佛燕京图书馆中的陈梦家签赠本,陈梦家旧藏第一把交椅-第3张

此图引自方继孝所著的《陈梦家和他的朋友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

“尔疋前辈先生”即岭南名士邓尔雅,容庚的四舅。邓尔雅于二十年代初避居香港,靠撰稿、刻印、教书等为生。邓早年留学日本,学美术,对于金文、甲骨文等金石书籍多有钻研,“工篆隶书法,刚健婀娜,画亦韶秀,刻印在南方卓有声誉”。容庚年十五,父病殁,故在其成长道路上,邓尔雅扮演着亦师亦友亦家人的重要角色。1916年,容庚毕业于东莞中学,学画半年不成,“复从母舅邓尔雅学篆刻,编《金文编》”。容庚晚年为四舅所作的《绿绮园诗集跋》中追述前情:“余与弟肇祖游学京师,每暑假归省,必便道谒候起居。”(曾宪通编:《容庚杂著集》,中西书局,2014年,第2、9、147页)。因此,作为容庚弟子的陈梦家,到香港后将《禺邗王壶考释》签赠于邓,于情于理都是应该的。

1937年7月15日,陈梦家及其家人离开北平南下。经闻一多推荐,朱自清赞同,梅贻琦签发,10月20日,清华大学聘请陈梦家为该校中国文学系教员。11月3日,陈梦家同柳无忌、朱自清、金岳霖、冯友兰、燕卜荪等人赴设在南岳衡山的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任教。到次年约1月中旬,根据国民政府指令,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另行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教师陆续返回长沙。2月,师生分三批往昆明。第一批走水路,包括教师及眷属、体弱的男生及全体女生,计六百多人,分批经粤汉铁路到广州,转香港,乘轮船到安南(越南)海防,再乘火车由滇越铁路入滇。陈梦家夫妇在第一批中,2月中旬(约15日)出发(《陈梦家先生编年事辑》,101-109页)。

吴宓当时也是经海路转赴昆明的西南联大教职员之一。据其日记,他是随陈铨率领的团队挤火车南下,于2月13日凌晨发车,16日上午抵广州,休整数日,19日下午抵香港。吴宓在香港的活动范围,大致在九龙的弥敦道至隔海对望的香港岛上环一带。他的好友叶公超住弥敦道上的新新大酒店,“其他清华教员住此者极多”,原因是“整洁有礼,房价亦廉”。长沙临时大学在香港基督教青年会设有办事处,其地点应该在上环的必列者士街——1918年,香港基督教青年会在此建成本港首间拥有室内运动场、泳池、餐厅及宿舍之中央会所。所以,到港的联大教职员必定要和办事处有所接洽,如2月24日吴宓来办事处“领得赴滇过安南旅行须知各件”(《吴宓日记》第6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297-308页)。由此推断,陈梦家夫妇到港日期当在20日左右,很有可能住新新大酒店或附近,他也需要去临时大学办事处。凑巧的是,1937年7月遭受飓风后,邓尔雅已从新界大埔迁至香港岛。次年,他与友人合资,“于港岛文咸东街租赁小楼,曰季庐,以为游息之所,解衣挥毫,笑谑无禁,常至夜分乃去”(陈莉:《邓尔雅评传》,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162-163页)。而文咸东街,就位于必列者士街的北边,相距不到四百米,步行大约六分钟。不妨想象一下,2月底的一天,陈梦家从九龙渡海来办事处,他顺道赴季庐谒见邓尔雅,将《禺邗王壶考释》抽印本签赠予老先生。想必老先生会问起外甥在北平是否安好。

几天后,陈梦家作别香港。3月1日午后,陈梦家、赵萝蕤夫妇及其弟赵景伦登上去安南的广东船,与吴宓同舱。他们所乘的三等舱在船头。吴宓如此记述周遭环境:“梦家在宓下,而萝蕤则与梦家床成直角,景伦又在其上,均沿壁窗。三等窗外,人货满堆,厕所亦极不洁。且甲板上之左方为羊栏,群羊居拥,污秽可想,然比津、沪间之轮船已远胜之矣。”到了晚上八九时,船行颠簸,赵萝蕤已经生病呕吐。第二天,通过王烈介绍,吴宓和陈梦家曾多次到位于船尾的二等舱的中厅,进食咖啡和面包,那里的厕所也相当整洁(《吴宓日记》第6册,311-312页)。一行人于3月7日傍晚抵昆明,开始新的生活。

邓尔雅先生得到陈梦家的签赠本后,不知是否翻阅过,总之内页没有留下其任何批注。在此之前,陈梦家曾将《禺邗王壶考释》寄给在长沙的常任侠,1938年1月21日,常读完此文在其日记中记下:“梦家所贻《禺邗王壶考释》读毕。近来考古又成一时髦学问,虽写新诗习法律者,亦改辙为此。乃至鄙其故业,亦太过矣。……”(《陈梦家先生编年事辑》,108页)常任侠快人快语,有惋惜之意。陈给他的签赠本不知尚存世否?邓尔雅1954年在港去世,此签赠本可能在其身后散出,它跟着新主人漂洋过海,最终落脚哈佛燕京图书馆,也算是他乡遇故知——来对了地方。

(注:以上未注明出处的图片,均来自“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民国时期文献”,在此一并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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