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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在哪里的作者背景
作者埃林·彼林（Elin Pelin，1877～1949），保加利亚作家。原名迪米特尔·伊万诺夫，生于富裕农民家庭。从小受到进步文艺的影响。中学时加入“瓦西尔·列夫斯基”文艺小组，并开始发表作品。后辍学在故乡当教师。 埃林·彼林
Elin Pelin
Елин Пелин
1877--1949 保加利亚著名作家，原名为迪米特尔伊万诺夫，出身于农民家庭。
主要作品有《杨.比比杨历险记》，《我的烟灰》，《土地》，《修道院坡下的葡萄园》。《幸福在哪里》选入北师大版五年级下学期课文。 1902至1903年创办《乡村漫谈》杂志。曾担任《保加利亚人》、《向日葵》等幽默杂志的编辑。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应征入伍,成为军事记者。1926至1944年任伊万·伐佐夫博物馆馆长。1940年成为保加利亚科学院院士。1945年保加利亚解放后主要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和主编儿童刊物《九月儿童》。
他的创作以中短篇小说见长，比较重要的作品有《短篇小说集》（第1集1909,第2集1911）,幽默作品集《我的烟灰》，中篇小说《格拉克一家》、《土地》，短篇小说集《修道院坡下的葡萄园》、《我，你，他》等。
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写的两部短篇小说集和中篇小说《格拉克一家》。这些作品以90年代以后的农村生活为题材。短篇小说《安得列什科》(1903)写一个法庭执事去农村惩办漏税者，反遭青年农民安得列什科惩罚的故事，谴责了资产阶级政府的竭泽而渔，歌颂了农民的友爱与机智。《在另一个世界里》（1901）写贫苦老农马特科死后进入天国的见闻，揭露了人世间的黑暗和农民的苦难。
《天灾》(1901)描写乡村神甫的诈骗行为，歌颂了青年教师为民除害的精神。《未收的麦田》(1904)表现了青年农妇拉扎琳卡对凌辱和迫害她一家的统治者所进行的反抗。
在《罪行》(1904)中，这种反抗采取了更激烈的形式：青年农民利波愤然杀死危害他的家庭的财主。但他笔下人物的反抗，只是单枪匹马的自发斗争。中篇小说《格拉克一家》描写格拉克一家由尊长爱幼、勤劳和睦而分崩离析，反映了19世纪末保加利亚农村在资本主义势力侵蚀下封建宗法制的解体，揭露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手段的野蛮和新生资产者的道德沦丧。
（1877～1949）是保加利亚著名作家。他以写农村题材的中短篇小说著称。埃林·彼林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曾作过多年的乡村教师，在1945年保加利亚解放前任过博物馆馆长、保加利亚科学院院士。从1909年开始，在近四十年时间里，他为儿童写了许多书，有童话、寓言和短篇小说。
《扬·比比扬历险记》是他最著名的一部作品，描写一个顽劣的、不听教导的男孩，干了许多坏事，最后还在小魔鬼阿嘘的诱惑下，被换掉了脑袋，骗入魔鬼王国。在魔鬼王国中，他的智慧和善良慢慢苏醒了，终于战胜了恶魔米里莱莱，冲出了魔鬼王国并找到了自己的脑袋，成了一个好孩子。 后来作家还写过一部《月亮上的扬·比比扬》，同样受到孩子们的欢迎。 他主要写童话、寓言和短篇小说。他的儿童文学作品中，最有代表性并且成就最高的就是写于1933年的《比比扬奇遇记》，它被称为东欧儿童文学的一块宝璧。
他的文章《幸福是什么》被选入人民教育出版社四年级上册第三单元第十课。
他的文章《幸福在哪里》选入北师大版五年级下册第六单元第二课。
小学课文 幸福在哪里 的全文
三个牧童每天驱赶牲畜到离村子很远的森林去，那里浑浊的泉水从凋落树叶和青草下面慢慢地往外冒。
一个孩子说：“我们来把泉水弄干净好吗?”
“好，就这么办！”他的两个朋友愉快地响应了。
第二天，他们带来十字镐、铁铲，先外开一条深沟，把杂草和腐烂树叶上的污水排出去。当积聚在地面的污水排光以后，小沼泽的沙土底下涌出一股清洁透明的泉水。孩子们高兴极了。他们又从远处搬来石块，把沼泽砌成了一个整齐的泉井。
孩子们愉快地、心满意足地坐在泉井旁的石板上，观赏着清澈的泉水。水清得同镜子一样。当泉井的水慢慢上来时，他们又把引向一条水沟往外流，
突然，森林里出现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姑娘，淡褐色的辫子拖到脚跟头上戴着一个白色的花环。
“孩子们，你们好！”她说，“我可以喝你们泉井里的水吗？”
“喝吧！”孩子们回答，“我们把它弄干净，就是供大家喝的。”
姑娘弯下腰，用自己雪白的手从井里舀了三次水。
“我为你们每个人的健康喝了三口水......”她微笑着说。
沉默了一会儿，她补充说：“你们做了一件好事，我非常感谢你们，并代表森林，代表森林里的动物，包括森林里飞翔的小鸟和生长在这里的花草，感谢你们！祝你们健康和长寿！再见！祝你们幸福......”
孩子们面面相觑，高兴得跳起来。
“你祝我们幸福，”一个孩子对她说，“但是你说说，幸福在哪里？”
“你们自己会知道的，十年以后我们再到这里见面。如果那时你们还不知道幸福在哪里，我再向你们公开秘密。”
姑娘和出现时一样突然消失了。
“那我们就各奔前程，去探索幸福，”一个孩子提议，“我向东走。”
“我向西。”另一个说。
“我就留在村子里，我认为幸福就在这里。”
于是三个人分头走了。
十年以后，他们又回到这里。现在他们已成了三个刚强、健康的小伙子。他们互相看看，心里充满喜悦。泉井和从前一样，静静地冒着晶莹的凉水。周围的树木茂盛起来了，向大地投向浓荫，这里增加了许多通向四面八方的林荫小路，都是人们来这里取水或者来这里解渴踩出来的。潮湿的沙土上布满鸟爪的痕迹，草地上留下了野象和羚羊的脚印。
年轻人看到这一切，激动地说：“我们的劳动虽然不伟大，但是它带来了多大的好处呀！”
他们坐在从前坐过的石板上，决定在这里等候美丽的姑娘。
“你们知道吧？”第一个青年说，“我们分手后，我到了城里，上了学校。我勤奋努力，现在已经成了医生。”
“那你已经知道幸福在哪里了？”朋友们问。
“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道理。我把饱受痛苦的病人治好，当他们恢复健康时，我就感到了幸福。”
第二个说：“我没有拒绝任何工作。在铁路上做过工，在轮船上做过服务员，我当过消防员，当过养花工。劳动是正当的，我知道我的劳动对人们有益是，我就感到了幸福。”
“那你呢？”他们转向留在村子里的小伙子。
“我耕田种地，地里长出粮食，我看到我的劳动没有徒劳，我也就感到了幸福。”
突然，和十年前一样，在他们面前出现了美丽的姑娘。她丝毫没有改变，仍然是淡褐色的辫子，蓝蓝的眼睛，头上还是那顶花环。
她显得那么美丽、朴素和温柔。
“我非常高兴你们信守诺言。”姑娘说，“我都听到了，你们的话已经证实：你们领悟了，幸福就在有益于人类的劳动中。”
“你是谁？”三个人异口同声地问。
“我是智慧的女儿。”她说完就消失了。
白岩松《幸福在哪里》的原文是什么？
1，《幸福在哪里》：
走在人群中，我习惯看一看周围人的手腕，那里似乎藏着一个属于当代中国人的内心秘密，从不言说，却日益增多。
越来越多的人，不分男女，会戴上一个手串，这其中，不乏有人仅仅是为了装饰；更多的却带有祈福与安心的意味，这手串停留在装饰与信仰之间，或左或右。这其中，是一种怎样的相信或怎样的一种抚慰？又或者，来自内心怎样的一种焦虑或不安？
手串有助于平静吗？我们的内心，与这看似仅仅是装饰的东西有什么样的关系？人群中，又为什么几乎没有人谈论过它？沉默之中，埋藏着我们怎样的困惑？
这是一个传统的复归，还是一个新的开始？这是因祈福而产生的下意识行为？还是因不安而必然的求助？
二
2006年的最后一天，我去301医院看望季羡林先生。到达时是上午，而很早就起床的季老，已经在桌前工作了很久，他在做的事情是：修改早已出版的《佛教十五讲》。他说：“对这个问题，我似乎又明白了一些。”话题也就从这儿开始，没想到，一发不可收，并持续到整个聊天的结束。
“您信佛吗？”我问。“如果说信，可能还不到；但我承认对佛教有亲近感，可能我们很多中国人都如此。”季老答。接下来，我好奇的是：快速前行的中国人，现在和将来，拿什么抚慰内心？
季老给我讲了一个细节。有一天，一位领导人来看他，聊的也是有关内心的问题，来者问季老：主义和宗教，哪一个先在人群中消失？
面对这位大领导，季老没有犹豫：假如人们一天解决不了对死亡的恐惧，怕还是主义先消失吧，也许早一天。看似平淡的回答，隐藏着一种智慧、勇气和相信。当然，“早一天”的说法也很留余地。
和季老相对而谈的这一天，离一年的结束，没几个小时了，冬日的阳光照在季老的脸上，也温暖着屋内的其他人。那一天，季老快乐而平静。我与周围的人同样如此。
三
又一天，翻阅与梁漱溟先生有关的一本书《这个世界会好吗》，翻到后记，梁先生的一段话，突然让我心动。
梁老认为，人类面临有三大问题，顺序错不得。
先要解决人和物之间的问题，，接下来要解决人和人之间的问题，最后一定要解决人和自己内心之间的问题。
是啊，从小求学到三十而立，不就是在解决让自己有立身之本的人与物之间的问题吗？没有学历、知识、工作、钱、房子、车这些物的东西，怎敢三十而立呢？而之后为人父为人母为人子女，为人夫妻，为人上级为人下级，为人友为人敌，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你又怎能不认真并辛苦地面对？
但是随着人生脚步的前行，走着走着，便依稀看见生命终点的那一条线，什么都可以改变，生命是条单行道的局面无法改变。于是，不安、焦虑、怀疑、悲
观……接踵而来，人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内心，还是那一个老问题——我从何而来，又因何而去？去哪儿呢？
时代纷繁复杂，忙碌的人们，终要面对自己的内心，而这种面对，在今天，变得更难，却也更急迫。我们都需要答案。
四
如果更深地去想，又何止是人生要面对这三个问题的挑战？
中国三十余年的改革，最初的二十多年，目标很物化，小康、温饱、翻两番，解决人与物之间的问题，是生存的需求；而每一个个体，也把幸福寄托到物化的未来身上。
这些物化的目标陆续实现，但中国人也逐渐发现，幸福并没有伴随着物质如约而来，整个人群中，充满着抱怨之声，官高的抱怨，位卑的抱怨，穷的抱怨，富的也抱怨，人们似乎更加焦虑，而且不知因何而存在的不安全感，像传染病，交叉感染。上面不安，怕下面闹事；下面也不安，怕上面总闹些大事，不顾小民感受；富人不安，怕财富有一天就不算数了；穷人也不安，自己与孩子的境遇会改变吗？就在这抱怨、焦虑和不安之中，幸福，终于成了一个大问题。
这个时候，和谐社会的目标提了出来，其实，这是想解决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力图让人们更靠近幸福的举动。不过，就在为此而努力的同时，一个更大的挑战随之而来。
在一个十三亿人的国度里，我们该如何解决与自己内心之间的问题？我们人群中的核心价值观到底是什么？精神家园在哪里？我们的信仰是什么？
都信人民币吗？我们的痛苦与焦虑，社会上的乱像与功利，是不是都与此有关？而我们除了幸福似乎什么都有，是不是也与此有关？
幸福，成了眼下最大问题的同时，也成了未来最重要的目标。
可是，幸福在哪里？
五
幸福在哪里暂且不说，痛苦却是随时可以感受得到。这个社会的底线正不断地被突破，奶粉中可以有三聚氰胺；蔬菜中可以有伤人的农药；仅仅因为自己不舒服便可以夺走与自己无关人的性命；为了钱，可以随时欺骗，只要于己有利，别人，便只是一个可供踩踏的梯子。理想，是一个被嘲笑的词汇。
这样的情形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随处可见。没有办法，缺乏信仰的人，在一个缺乏信仰的社会里，便无所畏惧，便不会约束自己，就会忘记千百年来先人的古训，就会为了利益，让自己成为他人的地狱。
有人说，我们要守住底线。但早就没了底线，或者说底线被随意地一次又一次突破，又谈何守住底线？可守的底线在哪里？
一天下午，我和身后的车辆正常地行驶在车道上，突然间，一辆豪华车逆行而来，鸣笛要我们让路，可是正常行驶的我们无路可躲，于是，感觉被怠慢的那个车主，在车过我们身边时，摇下车窗痛骂一番。那一瞬间，我惊呆了：为这辆逆行而来的车和这个充满愤怒的人。车主是一位年轻女子，面容姣好，像是有钱也受过良好教育，然而，这一瞬间，愤怒让她的面容有些扭曲。
被指责的同时，我竟然没有一丝的愤怒，倒是有一种巨大的悲凉从心中升起。因为我和她，不得不共同生活在同一个时代，而且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可能成为她。我们都无处闪躲。
六
如果是简单的坏，或是极端的好，也就罢了，可惜，这是一个人性最复杂的时代。医生一边拿着红包，一边接连做多台手术，最后累倒在手术台上；教师一边体罚着学生，坚决应试教育，另一边多年顾不上家顾不上自己的孩子，一心扑在工作上；官员们，也许有的一边在腐败贪污着，另一边却连周末都没有，正事也干得不错，难怪有时候百姓说：“我不怕你贪，就怕你不干事！”
其实，说到我们自己，怕也是如此吧。一半海水一半火焰，一边是坠落一边在升腾，谁，不在挣扎？
对，错，如何评价？好，坏，怎样评估？
岸，在哪里？
七
有人说，十三亿中国人当中，有一亿多人把各种宗教当做自己的信仰，比如选择佛教、天主教、基督教或伊斯兰教，还有一亿多人，说他们信仰共产主义，再然后，就没了。也就是说，近十一亿中国人没有任何信仰。
这需要我们担心吗？
其实，千百年来，中国人也并没有直接把宗教当做自己的信仰，在这方面，我们相当多人是怀着一种临时抱佛脚的态度，有求时，点了香带着钱去许愿；成了，去还愿，仅此而已。
但中国人一直又不缺乏信仰。不管有文化没文化，我们的信仰一直藏在杂糅后的中国文化里，藏在爷爷奶奶讲给我们的故事里，藏在唐诗和宋词之中，也藏在人们日常的行为礼仪之中。于是，中国人曾经敬畏自然，追求天人合一，尊重教育，懂得适可而止。所以，在中国，谈到信仰，与宗教有关，更与宗教无关。那是中国人才会明白的一种执著，但可能，我们这代人终于不再明白。
从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所有这一切被摧毁得荡然无存，我们也终于成了一群再没有信仰的孩子。这个时候，改革拉开了大幕，欲望如期而至，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在没有信仰的心灵空地放肆地奔腾。
于是，那些我们听说和没听说过的各种怪异的事情，也就天天在我们身边上演，我们每一个人，是制造者，却也同时，是这种痛苦的承受者。
幸福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来到我们的身边呢？
八
钱和权，就越来越像是一种信仰，说白了，它们与欲望的满足紧密相联。曾经有一位评委，看着台上选手用力地表演时，发出了一声感慨：为什么在他们的眼睛里，我再也看不到真诚和纯真，而只是宝马和别墅？
其实，这不是哪一个选手的问题，而是时代的问题。人群中，有多少个眼神不是如此，夜深人静时，我们还敢不敢在镜子中，看一看自己的眼睛？
权力，依然是一个问题。
个人崇拜减少了，可对权力的崇拜，却似乎变本加厉。
不知是从哪一天开始，上下级之间充满了太多要运用智慧和心智的相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领导面前，下属变得唯唯诺诺，绝对没有主见？一把手的权力变得更大，顺应领导的话语也变得更多，为了正确的事情可以和领导拍桌子的场景却越来越少。
其实，是下属们真的敬畏权力吗？
你仔细观察后就会发现，可能并非如此。或许是下属们早已变得更加聪明和功利，如果这样的顺从可以为自己带来好处或起码可以避免坏处，为何不这样做？
但问题是，谁给了下属这样的暗示？
九
每一代人的青春都不容易，但现今时代的青春却拥有肉眼可见的艰难。时代让正青春的人们必须成功，而成功等同于房子、车子与职场上的游刃有余。可这样的成功说起来容易，实现起来难，像新的三座大山，压得青春年华喘不过气来，甚至连爱情都成了难题。
青春应当浪漫一些，不那么功利与现实，可现今的年轻人却不敢也不能。房价不断上涨，甚至让人产生错觉：“总理说了不算，总经理说了才算。”后来总经理们太过分，总理急了，这房价才稍稍停下急匆匆的脚步。房价已不是经济问题，而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也许短期内房价会表态性地降一些，然而往前看，你会对房价真正下跌抱乐观态度吗？更何况房价动不动就三万四万一平米，它降不降还跟普通人有关系吗？所以，热了《蜗居》。
而《暗算》的另类流行，又暴露着职场中的生存不易，论资排辈经过短暂退却，重又占据上风，青春，在办公室里只能斗智斗勇不敢张扬，不大的年龄却老张老李的模样。至于蚁族们，在高涨的房价和越来越难实现的理想面前，或许都在重听老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或许逃离北上广，回到还算安静的老家才是出路？
浪漫固然可爱，然而面对女友轻蔑一笑之后的转身离去，浪漫，在如今的青春中，还能有怎样的说服力？如果一个时代里，青春正万分艰难地被压抑着，这时代，怎样才可以朝气蓬勃？如果人群中，青春中的人们率先抛弃了理想，时代的未来又是什么？
十
改革三十余年，我们进步了太多，这一切，都有数据可以证明。而新闻进步了多少？又用怎样的数据证明着？
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可以用数据证明的东西，但是，依然有太多的标准，比如，是否有真正优秀的人才还愿意把自己的理想在这里安放；再比如，不管经历日复一日怎样的痛苦，仍然隔一段时间，就会在社会的进步中，感受到一点小小的成就感。
假如并非如此呢？
假如真正有理想有责任的新闻人，永远感受的是痛苦，甚至在领导的眼里，反而是麻烦的制造者，并且这样的人，时常因理想和责任而招致自己与别人的不安全，那么理想与责任可以坚持多久呢？
而如果理想主义者都在生活巨大的压力和诱惑之下，变成现实主义者； 如果现实主义者都变成功利主义者，而功利主义者又变成投机分子……
希望会否变成绝望？理想是否成为空想？
当然，这仅仅是一种假设。然而，它依然如同噩梦一样，虽然虚构，却会让醒着的人们，惊魂未定。
新闻事业的前行，同样需要信仰。
十一
社会有社会的问题，我们又都有自己的问题。
在2000年即将到来的时候，上海一家报纸约我写了一篇新千年寄语，当时，我选择了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反思，一个是平静。
反思，不难理解。由于生存都堪忧，荒唐岁月一结束，过去一路上的伤口只是草草地遮盖了一下，来不及更负责任地处理，我们就匆匆上路，这没什么可指责的，这是生存遭遇危机时近乎唯一的选择。
然而，三十多年走过，生存已经不再是最大的问题，或许有一天，我们该停下脚步，把伤口上的浮尘擦去，涂上酒精或消炎的东西，会痛会很刺激，然而只有这样，伤口才可以真正愈合，之后才可以真正轻装上阵。
这是对历史与未来负责的一种态度。
而之所以另一个关键词是平静，原因也并不复杂。因为安抚我们的内心，将是未来最大的问题。上世纪的战乱时代，偌大的中国，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而今日，偌大的中国，再难找到平静的心灵。
不平静，就不会幸福，也因此，当下的时代，平静才是真正的奢侈品。想要平静与幸福，我们内心的问题终究无法回避。
十二
古人聪明，把很多的提醒早变成文字，放在那儿等你，甚至怕你不看，就更简单地把提醒放在汉字本身，拆开“盲”这个字，就是“目”和“亡”，是眼睛死了，所以看不见，这样一想，拆开“忙”这个字，莫非是心死了？可是，眼下的中国人都忙，为利，为名。所以，我已不太敢说“忙”，因为，心一旦死了，奔波又有何意义？
然而大家还是都忙，都不知为何显得格外着急，于是，都在抢。在街上，红绿灯前，时常见到红灯时太多的人抢着穿过去，可到了对面，又停下来，等同伴，原来他也没什么急事，就是一定要抢，这已成为我们太多人的一种习惯。
在这样的氛围中，中国人似乎已失去了耐性，别说让生活慢下来，能完整看完一本书的人还剩多少？过去人们有空写信、写日记，后来变成短信、博客，到现在已是微博，144个字内要完成表达，沟通与交流都变得一短再短。甚至144个字都嫌长，很多人只看标题，就有了“标题党”。那么，下一步呢？
对此，一位老人说得好：人生的终点都一样，谁都躲不开，慢，都觉得快，可中国人怎么显得那么着急地往终点跑？
十三
在墨西哥，有一个离我们很远却又很近的寓言。
一群人急匆匆地赶路，突然，一个人停了下来。旁边的人很奇怪：为什么不走了？
停下的人一笑：走得太快，灵魂落在了后面，我要等等它。
是啊，我们都走得太快。然而，谁又打算停下来等一等呢？
如果走得太远，会不会忘了当初为什么出发？
2，作者简介：
白岩松，央视主持人，1968年8月 20日出生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1989年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主持《新闻周刊》、《感动中国》、《新闻1+1》等节目，以其“轻松、快乐、富有趣味”的主持风格，深受观众喜欢。
好了，文章到此结束，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