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结合传播学和认知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将个人心理认知的发展阶段和中国媒体技术变化带来的环境变化重叠起来，划分不同受众的世代，分析不同世代受众在媒体认知上的基础性差异。
在综合分析以往研究和报告数据的基础上，我们分析了当前媒体素养教育忽视这种“媒体观变迁”引发的两个基础悖论，从“概念工具”和“关系隐喻”两个层面入手。
未来的参与者：数字时代的原住民
在许多国家，15岁以下的网民人数远远超过25岁以上的人。 在中国，共青团中央青少年权益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等机构2018年5月联合发布的《中国青少年互联网使用及网络安全情况调研报告》报告显示，当代青少年网民的“初次接触”年龄越来越早，约6成以上的青少年“接触网络”年龄为6-10岁。
对于一出生就伴随着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信息环境的孩子来说，使用媒体这种行为与“技术接受模式”和“媒体仪式”无关，日常就是卧室里有电视，手上有游戏机，口袋里有手机媒体无处不在，几乎是儿童物理和信息环境中永远存在的输入源。
有学者将互联网普及后的参与者区分为“数字移民”和“数字原住民”。 长大前适应新信息获取逻辑的是“数字原住民”，长大后学习新信息获取逻辑的是“数字移民”。 对此，“数字移民”的特点是“将数字技术作为工具使用”，例如印刷纸质版进行修改校正，使用电子版进行传输； 检查手册后，了解新的工具……与数字技术同步成长的“数字原住民”们，可以完全无纸化工作，可以在数字工具前扔掉说明书。 他们是持“在使用中学习”(learning by doing )基本态度的全新群体。
实际上，旧式媒体和新媒体产业都在继续探索“数字原住民”这一全新群体的媒体使用方法和习惯。 ——2016年，谷歌儿童版登场，2017年，YouTube儿童版登场，2018年初，《纽约时报》年儿童月刊发售。 国内百度儿童频道为儿童开发信息检索工具，“获取”(青少年版)开发儿童知识付费产品； 曾在游戏产品上引发一时物议的腾讯公司也于2018年8月发布了“青少年守护”功能，发布了具有社会建设意义的“功能性游戏”的开发等，这一方面是为了获得未来用户的商业战略，另一方面也是持续探索新媒体消费形态的阶段
在研究界，“孩子”也不再是大众传播阶段那样的“弱势群体”，不再是参与者研究对象中的“心智尚未成熟”的人群，而是以独特的“媒体伴随模式”成长，主导未来媒体形态的新主体，未来传播。
“童年的结束”:网络与受众世代的裂痕
互联网以“连接一切”的方式重塑着我们的世界，深刻改变着孩子认知和心智成长的传统范式。 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 )在010(3010 )中早就断言，电子时代的到来使儿童与成人的边界变得模糊。 孩子不用读，直接从电视和网络上从大人的世界获得秘密信息。
他指出，大人和孩子在行为、语言习惯、处世态度和需求意愿，甚至身体外貌上，越来越难以分辨。 而且，手机媒体这种高度感官、情境化的传播方式，消除了儿童与成人之间的信息围栏，使儿童暴露在完全成人化的信息世界中，从而导致了进一步的“童年结束”。
认知心理学家让皮亚杰(Jean Piaget )认为：“孩子认识世界不是信息量的简单积累，而是通过不同年龄阶段的一系列心理变化形成获取信息的新战略。” 媒体技术的发展，信息渠道访问所需的基本认知能力的下降，是儿童越来越早成为“媒体使用者”的重要原因，但认知发展过程和媒体信息访问环境的差异重叠，形成了不同媒体伴随环境下不同世代的参与者。
我们试图综合各方面的数据和新闻资料，将参照国内信息技术发展状况的四个“信息一代”分开。
1 .文本一代： 1982年以前出生的人
没有迎来电视普及的一代，在智能冰棍感知运动阶段(认知实体)、相互关系阶段)认知符号)的发展过程中，主要面临着以印刷媒体为媒介的文本信息环境。 个人大规模访问信息需要基础的读写能力，大规模信息获取渠道的开设与学龄基本一致，访问信息系统依赖于文本工具的掌握，媒体信息的大量介入与逻辑思维的发展基本同步开始，因此信息接收者同时排列信息的能力
2 .影像世代：出生于1982年-2000年之间的人
随着电视的普及，1982年以后出生的人在具备以影像为主体的信息丰富的电视媒体、影像媒体的特殊文本、图像、声音之间的非线性传输和相互解释能力、文本阅读能力之前，先用视频文本进行大量的理性(事实和逻辑)和非理性的
情等）的接收，在可以理解相互关系的认知阶段吸收大量多元、复合的信息文本，并将有实时功能和切换权利的电视媒体纳入自己的日常信息系统。3.工具世代：2000年-2012年之间出生的人
随着互联网的逐渐日常化，伴随这一环境成长起来的一代，对信息的基本认知是，信息可以无止境地链接下去，使用者只要连接上网络总会找到自己需要的内容。在之前遥控器选择频道的基础上，互联网媒介使用者们在知识认知和关系理解阶段之前便启蒙了“搜索”意识，信息获取范围不再受频道和线性时间安排的限制。媒介开始成为一种可以被“使用”的工具。
4.主体世代：2012年以后出生的人
以无时空限制的移动互联技术为基础，以智能触屏技术为终端的个人化媒介使用环境，为使用者设置的门槛几乎为零。最近有研究已经将6个月的婴儿纳入媒介习惯培养的视野，甚至有学者提出数字婴儿（digitatods）的概念。
现实中，产业界为一岁以下儿童设计使用的媒介产品不计其数，自然也不应该成为研究界的空白领域。更为关键的是，终端使媒介使用者的“门槛”降低到仅仅具备点触动能力的婴幼儿，媒介使用意识的主体化启蒙于空前低的年纪，全面参与了最早的认知发展阶段。
这一代的媒介使用者们，早在运动感知阶段（认知实体）就理解信息可以通过多种终端进入，从而成为一群没有任何“历史负担”，从不认为媒介需要仰视、需要全面接收的全新的、面向未来的新受众世代。
不难发现，随着技术的变革，不同的认知阶段开始接触媒介化传播介入点的不同，必将导致信息处理与认知建构方式的不同、对媒介基本观念的不同，以及未来对媒介使用方式的不同。
媒介素养教育：最新的发现与启示
当下媒介素养教育的悖论
1.悖论之一：建构与批判
在媒介素养教育中，尤其是在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构成中，媒介批判能力成为衡量受众媒介素养的一项重要指标。在德国，青少年媒介批判能力的培养一直是媒介素养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方面是因为青少年处于思想尚未成熟时期，媒介接触频繁，倘若毫无媒介批判意识，容易盲目全盘接受大众媒介提供的信息和图景，成为媒介的“俘虏”；另一方面，也更重要的是，一个能对媒介进行理性批判分析的青少年受众群体，不仅能够间接促使媒介产品质量的提高，从长远看，更有益于社会的民主文明建设。
因此，对于世界观尚未稳定的儿童而言，互联网信息过早地介入并成为其认知图式建设的一部分，在信息处理、构建认知图式的同时，要求在建立认知过程中同时建立批判思维，是这一逻辑矛盾的根源。
2.悖论之二：自律与无界
数字移民与原住民的最大区别在于对信息输入方式的匹配。在数字移民看来，移动互联网是等同于其它媒介渠道的渠道之一，而伴生一代的原住民由于无处不在的媒介信息输入源的存在，将信息视野比照扩展为“无限”，因此成年人对信息边界的理解与儿童迥然不同。
研究发现，儿童对于互联网的理解在于知识，而并不清楚概念，对其社会维度的复杂性更是很难理解，他们通常“查看”的“互联网”，约等于终端设备，而不是一个网络技术与社会制度。
成年人了解互联网的无限性、无界性，并在有限的时间精力中分配给媒介信息实现“自律“，对认知成长中的儿童而言，自律只能靠人为边界来设定。而在实践中监护人干预的“他律”方式被证实是无效的干预，因此，媒介素养教育中的“自律”观念本身与现实存在一定的错位。
未来受众的建构主义范式
我们认为，在最应与时俱进的媒介素养教育中，关于媒介的“元认知”，可以理解为“媒介观”。“媒介观”是现代传播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因为受众使用何种媒介，如何使用媒介及利用媒介传播中的何种信息，都与媒介观念相关。
因此，从媒介观入手研究新世代受众对信息系统的认知观念，是受众研究、媒介行为研究、媒介素养教育研究的有效入口。正如nqdsg•bzdxm（Charles Taylor）在“认同危机”的论述中所说，基本观念上的“认同偏差”将导致缺乏可以真正对话的理解框架。
（一）媒介技术是一个“科学概念”
从源头认识和了解媒介，是继续进行媒介素养教育的方向和基础。成年人和儿童对于互联网的理解偏差，首先表现在对互联网概念的认知（internet cognition）上。
学者给出建议：与其在上网途径和渠道上不断调整儿童的接触可能，不如从 “儿童本位” 上入手，明确配合幼儿的日常互联网概念的理解，提供对互联网的“科学概念”而非“日常概念”的认知，进而树立对互联网认知的“成熟概念”，理解互联网是一个集合多样技术和相互连接的人的平台（technical and social platform），进而更好地进行网络安全教育。
以互联网为例，如果儿童不能理解互联网技术是人与人的连接，就无法真正建立安全意识；如果不能理解内容可以被无限复制粘贴，就不能明确对内容源头的把关意识；如果不能理解人人都可以发布和制造内容，就无法建立对信息真实性的质疑和批判；如果不能理解发布的内容可以被真实的陌生人所见，网络文明与非恶意行为就无从谈起。因此对媒介技术的“科学概念”解释，是媒介素养教育不变的命题之一。
（二）媒介是一种人与外界关系的介质隐喻
在以欧洲为代表的文化研究学派看来，媒介不能单一被理解为“技术”，它还应该具有更多文化与政治的内涵。以网络媒介为起点，媒介代表一种全新的信息与传播环境，在这种环境下，要求使用者既要拥有关于媒介技术的技能，更要以对技术为界面的各种关系间的相互作用有所了解。
对儿童与青少年互联网原生一代培养，尤其需要在其“以自我划界”的认知范围的基础上，为他们建立起 “自我、他人、世界”三种不同认知层面上的跨界关联，以促进他们对于“群体”与“自我”之间辩证关系的认知与理解。换言之，应借由媒体的技术赋能，不断拓展积极的仙人掌一代在“人+技术”主体性之后的自我技能、社会关系和实践边界。
概言之，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的崛起与主流化，不仅改变了我们传播沟通的方式、改变了传播领域的“游戏规则”，也重新划定了传播研究的学科体系与框架，而且正如本文所考察的，新媒体以其特定的传播机制改变着网络积极的仙人掌代的认知方式与价值观念以及媒介接触使用乃至社会行为。
因此，基于“科学概念”和“关系隐喻”两个基本范畴，建立媒介观教育和实践的基本路径，以这样的逻辑框架为基础，实现对不断演变进化的媒介受众观念的干预和影响，这对于未来受众的媒介素养教育、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有效传播都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
编者按：
来源：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者：大胆的老虎，传媒经济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师资博士后。
美满的小兔子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内容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