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三星堆网红火锅修复背后的扫地僧”上了热搜，73岁的“扫地僧”曾卷炳收获众多年轻人追捧。
曾大爷是三星村农民，上世纪80年代就跟着三星堆考古队干活，后来学修陶器，三星堆博物馆里的陶器大多数由他修复，至少有8篇考古论文中有曾大爷的署名。不过，说到大家送他的“曾院士”外号，他还挺不好意思。
31岁结缘三星堆
曾因报告“铜脑壳”摔掉了牙
三星堆遗址距离曾大爷的家也就100米，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让他得以深耕三星堆半生，31岁跟三星堆打交道，参与过一号坑、二号坑以及城墙的发掘。
1980年，直升机航拍三星堆遗址让他印象深刻，“那会儿考古队来挖房基遗址，喊我们生产队的人去帮忙，晚上还要帮忙点火把，后来也下地，就是考古队的老师喊我们挖哪里，我们就挖哪里，喊怎么挖——比如用手铲刮薄一点，就刮薄点……”
1986年，因为当地一座砖厂挖土方时发现了玉石，三星堆一号坑被发现，就开始挖掘一、二号坑。曾大爷回忆说，一号坑挖了2个月，他白天负责给考古队买菜，晚上负责把坑里的水舀掉。有一天下午1点多，他准备去一号坑拆棚子，结果有个村民说“挖出了铜脑壳（注：三星堆面具）”，开始他还以为是逗他玩，结果一看是真的，赶紧蹬自行车去报告公安局，“当时路烂得很，回来的时候摔了一跤，牙齿都摔掉了。”
“那会儿有很多村民在一、二号坑帮忙，我是坚持时间最长的。”曾大爷说，两个坑发掘完，他就跟着考古队在周边跑野外勘探，也开始正式学习各种考古技能。
作为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的老技工，曾大爷凭借精湛的技术和踏实的态度，得到了考古队的认可，后来他开始学习陶器修复。曾大爷告诉记者，陶器是常见的历史遗存，是各时期百姓生活样态的印证，勘探中他看到了很多陶器，有了经验后每当发掘到陶片，他都能精准判断出陶片的朝代。
“那会工作站来了几个陕西的老师修陶器，几天几夜才修一个。我还记得，他们把黄蜡熬了，淋到要修复的地方，硬了后撬掉，再打石膏。我看了都觉得拖沓得很，我是把泥巴补到胎里头的。老师们都好奇我咋修这么快呢，我修三个，他们才修一个，后来他们都学我。”说到这里，曾大爷有点小骄傲，还说当时要修一个壶，只有一点点宽，很难弄，老师们就给他修，他也顺利完成了。
曾大爷在修复文物
修复陶器最难的一步是“石膏补形”，曾大爷告诉记者，他有诀窍：胎泥巴，就是先用泥巴捏出陶器缺失部分的形状，然后在表面抹上石膏，等石膏晾干了，把里面的泥胎刮出来，陶器差不多也就修复好了。“胎泥巴”听起来很简单，不就是捏橡皮泥嘛，但真正上手就会发现，要捏成什么样，是需要根据残存陶片的形制，结合经验来推算的，并不是信马由缰地随意发挥。学方法很简单，学会之后如何灵活运用，那就需要成千上万件陶器修复的磨砺了。
在视频中，他修复了一件三星堆出土的陶盉，是三足酒器。只见他把拳头大小的特质泥巴往地上砸，砸成摊饼，而陶盉残缺部分的数据都在曾大爷的脑海里，根据断口的弧度，靠经验和感知，他精确计算出缺失部分的形状。不过盉足要修多长，是最大难点，他腼腆地笑说：“都要靠经验，靠残留的足尖来判断和收口，因为难，所以一直没修。”最后，曾大爷再把特质泥巴一点点全部掏出来，“这个泥巴比米还贵，好多钱一斤呢，从很远地方买来的，要重复利用。”
问起修复陶器的乐趣，曾大爷朴实地说，把它们搞得漂漂亮亮的，别人看着高兴，自己看着也高兴，有成就感。
“曾院士”带过不少“过路徒弟”
“只要愿意学，我就愿意教”
没有发掘任务的时候，曾大爷就做修复。这一修就20多年，修了多少件呢？曾大爷说没有统计过，还在其他地方修过很多，他在重庆就修了900多件。他说，这么多年经验下来，别人修过的陶器可能会垮，但他的不会，“有些陶器是我10多年前修的，甚至淹过水，也还好好的。”
曾大爷还说，修复陶器的活上手门槛不高，“只要愿意学，我就愿意教。”他带过很多“过路徒弟”，不少人学会了就去别的地方修，比如四川眉山，“有个甘肃学生来找我，他读的文物修复专业，但没有实践过。还有个学生也是费了很大劲找过来，看我怎么上石膏、上泥巴，她都拿手机拍照记下来了。”但也有好多人愣是学不会，“主要是修复陶器太枯燥了，好多人修了一个月就不修了。”
73岁了，曾大爷每天往返于家和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生活两点一线，修复陶器是他的爱好，“就算到了八九十岁，只要喊我去修，我都会去。”记者问他：“觉得自己是一个认真的人吗？”曾大爷笑了：“不管做啥子，都要认真嘛。”而说到现在的心愿，曾大爷希望能带徒弟，“只要你肯学肯钻，都可以的”。
有趣的是，曾大爷这辈子算是和三星堆绑在一起了，尽管三星堆博物馆就在村外，他却只去看过一次，“东西都看过的啊，不过，在馆里看到自己修复的陶器，还是很开心的。”
说到不工作的时候，会做啥？曾大爷笑呵呵地说，会去小菜园里转转，日子安逸巴适。
（扬子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