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报客户端 | 记者 王金跃
由程耳执导的民国谍战片《无名》正在热映。2月3日下午，《无名》导演程耳、主演黄磊和嘉宾贾樟柯走进北京大学，跟现场的几百位师生进行了交流互动。贾樟柯现场点评道，“很久没看过一部电影有那么高的自我美学要求，《无名》不是传统物理学的叙事，不是线性的，是一种崭新的‘量子纠缠’式的叙事，从而获得了情感的感染力、更多氛围营造的魅力。”
试图去靠近一个真实的历史
“以前我在北京电影学院上学的时候，一般都是骑着自行车到北大转转，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能够站在这里。”程耳这样感叹道。而贾樟柯透露，程耳本来上一部电影要拍《不浪漫》，是一部小成本制作，“找我演男主角，但是疫情来了，后来他就要拍《无名》，我也见证了这部电影拍摄的全过程，去上海探过两次班，知道这部电影拍得非常辛苦，也非常专注。”
贾樟柯分享自己的观后感，“里面的角色都衣冠楚楚，服装和布景也都非常精美，但我印象最深的是影片的叙事方式，可以说是进入到了‘量子纠缠’式的叙事，而不是‘传统力学’式的叙事，所谓‘传统力学’式的叙事就是因果连环，A导致了B，B导致了C，是线性的、自由落体的经典叙事。但是在程耳的电影中，就是各种因素的纠缠，在打乱的时空叙事中获得了更多的情感感染力和氛围营造的魅力，这是一种崭新的叙事方式，它往前走的步伐比传统的叙事方式更有启示性。”
程耳这样形容自己创作时的心情，“我希望电影的创作能够严肃一点，《无名》从初衷考虑，就是希望影片能够更加靠近历史的真实，创作出一个严肃的历史观。幸运的是，我有这么好的团队，最后拍出了一个在我自己看来还算不错的作品。我们尊重了历史，试图真正展现在历史的洪流下，作为个体命运的各种转折点。我们做到了真实，做到了朴素。”
程耳对中国近代史一直非常有兴趣，“我一直在梳理民国这段历史，试图去靠近一个真实的历史。我是通过阅读去了解的，在此过程中发现，没有一本书是能面面俱到的，同一件事甚至会有相反的说法，通过自己的思索和逻辑推理，我慢慢会得出一个自己认为最正确的历史解读。不管上一部电影《罗曼蒂克消亡史》还是《无名》，我希望给大家呈现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希望能够引起观众们的思索。我自己从其他优秀的导演作品中受益很多，当我有幸成为一个创作者时，我希望也把这种收益延续下去，搭建起一个沟通的桥梁。”
接下来用最便宜的成本去拍电影
一个学生站起来说，自己发现黄磊饰演的叛徒“张先生”大部分时间都穿着一件长衫，而其他人都是西装革履，这是为什么？程耳称赞道，“谢谢你观察得这么仔细！张先生在片中身处一个新旧交替的年代，他的身上既背负着旧道德的枷锁，又背负了对新道德的恐惧，他也有个人的欲望，我们是刻意为他这样设计的。他之前穿着长衫，当最后摊牌的时候，穿的却是西装。”
《无名》公映后，观众的反应比较两极化，程耳对此全部接受。他坦言，这次拍摄《无名》，自己的压力很大，尤其是成本太高，需要平衡各种关系。“如果这一次的票房状况还不理想的话，我决定接下来用最便宜的成本去拍电影，我不愿意背负这种压力，我其实不太享受拍电影这件事，因为它太昂贵了。”
《无名》上映12天，已经收获了7亿元的票房，这个成绩，已远超他的上一部电影《罗曼蒂克消亡史》仅1亿元的票房。
“我希望能够拍出有价值的电影，就像我看过的那些电影一样，在心灵、意识、认知、思想上对观众有一点点价值，这是唯一去平衡电影成本的一个方式。作为导演，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要严肃地去创作，不要瞎掰，不要煽情，不要投机，我们真正去抚慰观众的心灵。”程耳这样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