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斯坦利·罗森（Stanley Rosen）去世六年了。他和伯顿·德雷本（Burton Dreben）是对我的哲学观念形成影响最深的两位老师。德雷本是蒯因（W. V. O. Quine）的得意门生，跟着日常语言学派的奥斯汀（J. L. Austin）念过书，是反形而上学的分析哲学家。罗森是施特劳斯（Leo Strauss）的著名弟子，写过《分析的局限》，并自称做的是日常语言的形而上学（ordinary language metaphysics）。所以，选这两个人其中一个人课的学生，一般不会选另一个人的课。我去美国念书，准备做科学哲学的博士论文，选择波士顿大学（下称波大）哲学系是因为科学哲学是那里的强项，开始根本不知道这两位教授。因为自己懵懂无知，又没有组织联系我，跟我讲组织纪律（即使讲了估计对我这种一贯无组织无纪律的人也没用），所以我同时上了这两个人课。德雷本每学期只开一门课，我去波大后两年半他去世，所以我跟他上了五门课。至于罗森，我需要正式选课的时候，每学期都会上他的研究生课。课选够了以后，他的研究生课，我基本都旁听了，并且还给他做过两次本科生课程的助教。
不过，其中有一年，我要准备博士资格考试。当时这个考试，是要通读三十本指定的哲学经典，然后闭卷考三天。第一天是一本本经典里的具体论证和观点，第二天是两本经典比较，第三天是一般哲学问题。当时普林斯顿大学（下称普大）哲学系的资格考试是要求学生写三篇可发表的文章。两者比起来，我觉得波大的方式提供了更好的哲学教育，而普大的方式更容易帮学生就业，毕竟熟读三十部经典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而计数是谁都会的。在就业市场的竞争压力下，后来波大也废除了基于经典的资格考试，采取了普大模式。半路出家的我，不知道我的一些同学其实就是去读科普斯顿（Frederick Copleston）九卷本的《哲学史》（有些老师也这么建议），傻乎乎地一本本读那些原著，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心无旁骛，连罗森的课也没上。一次，我在图书馆里遇到刚下课的他（他有的课是在图书馆里的一个教室上），我跟他说：“对不起，罗森教授，我这学期没上您的课。”他只用了一个英文单词回问：“为什么（why）？”我说：“因为我要参加资格考试。”他又只用了一个词：“为什么？”我怔了一下，很无辜地说：“因为我要活下去。”他还是那一句：“为什么？”
几年以后的一次，我在哲学系楼道里碰见罗森，跟他提到我的儿子要出生了，但还没想好英文名字。他马上接茬儿说：“哦，‘斯坦利’是个好名字啊！”后来在哪里看到，其他施派的人说他是“牛逼哄哄的傻逼”（pompous ass）。他确实傲慢与咄咄逼人，并且自得其乐。别人这么说他，他肯定满不在乎，甚至觉得有趣。至于我，在北大的时候见过一些傲慢的老师。比如一位教量子力学的老师会对问他问题的学生说：“这样的问题，你也来问我？”对此，我的态度向来是，如果一个人配傲慢，那也无妨。罗森明显是我认为的配傲慢的人。而我自己，反正脸皮厚，是少有的问过那个量子力学老师问题的人，对罗森更是如此。
记得当年罗森讲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提到孟氏的说法，中国人是最不值得信赖的人的时候，他有意抬高声调，并且冲着我说，露出一脸坏笑。有时在系里的楼道中遇见，他会对着我喊一声“毛主席！”我都当个乐子听着。但同时，如果我真的有什么问题，我都会问他。有一次，法国推动施特劳斯思想的重要人物、也是罗森的好朋友布拉格（Remi Brague）来波士顿大学讲座，关于死亡。他从哲学上批评了各种对死亡的畏惧，讲得很好。但我还是觉得，对死亡，可以有哲学上看正当的畏惧，布拉格有避重就轻之嫌。我当面指出，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就写电邮给罗森，分享了我的疑惑和对他朋友的批评，他很认同。这样的电邮很多，关于各种哲学问题，有时候也会跟他谈及我们都喜欢的美剧（其实是他课上总提到，我好奇去看，然后喜欢上的）。可惜后来我毕业，波大的邮箱就被停用了，这些通信，都没有保存下来。
在波大第一学期我选了四门课，成绩一般。不过，第二学期适应了，并且选了“数理逻辑”这样比较轻松的课，成绩就都很好了。不过，罗森的课，我一直得的是A。我倒不觉得是自己学得多好，而是觉得他不太在乎学生，更不在乎给学生的成绩。听说他有时候就是扫两眼学生的期末论文，然后给一个分数。他自己的辩护是一个聪明人可以很快认出另一个聪明人。后来我跟他的一个很温文尔雅的博士生聊天，不知道怎么提到他的课的成绩的事情，我说，我得的都是A。看见他有点惊讶，我补了一句，难道他不是给所有人都是A吗？那个学生说，他得的都是B ，我只好顾左右而言他。
后来我想改换方向，跟他写一篇比较柏拉图与孔子的论文。我跟他提这个事情，并且提到有所谓波士顿儒家，其中几个代表人物就是波士顿大学的几个神学家，自称是“儒家式的基督徒”（Confucian Christians）。罗森说，他们不是儒家式的基督徒，他们是“糊涂的基督徒”（confused Christians）。不过，他说我还是应该接着做科学哲学，因为那是很好的面具（mask）。我当时并不明白他这句话什么意思。我找工作的时候，他给我写了推荐信，从拿到的面试机会看，在那届学生里面，我的情况是相对很好的。回想他的面具的说法，也许他只是随便说的（我说了，他不那么在乎学生，更不用说他们的职业前途），但也许我的科学哲学专长的“面具”，是我找工作相对顺利的原因。如果我跟他做柏拉图，认可他推荐信的地方，应该已经有了做古典的人，也就不需要另一个古典哲学专家。我既有他的推荐信，又有着科学哲学专业的面具，所以确实工作找得相对顺利。
后来我回国加入复旦，也需要推荐信。那个时候他已经退休，八十岁了。我不想折腾他，并且复旦这边也没有特别要求，因此我写信问他，如果他不介意，我让我在美国教书的泽维尔（Xavier）大学哲学系系的秘书，把他当年给我写的推荐信发给我（之前我并不知道他写了什么，理论上也不能去查看的），我给复旦。他说可以，因此我也就有机会看到了他给我写的推荐信。当时泽维尔大学哲学系的系主任、也是罗森之前的博士莱西（Robert Rethy）就告诉过我，罗森给我写的推荐信很好。但在我看到他的信的时候，依然被他很个人、很真诚的语言所惊讶到了。其中最让我感动的一句话是：“我很高兴把他算作我的一个朋友。”
能被他这样我真正认同的人认同，我当然沾沾自喜。有一次跟莱西提到那个只得B 的博士生。莱西跟我说，罗森的直指人心、咄咄逼人、甚至是傲慢，可能也是他考验学生的方式。学哲学，需要的不但是智慧，还要有勇气或气概（spiritedness），要看到并且敢于揭穿别人乃至自己的糊涂甚至是故弄玄虚，要不计虚名，也要敢于面对不太方便的真实。如果学生被罗森的锋芒戳穿了伪装、击碎了玻璃心、或者被震慑住，他会觉得这个学生学习哲学的资质不够。如柏拉图的《理想国》里所说，具有哲学天性的年轻人，会因为各种外界的腐蚀，偏离他们的本性。可能我的厚脸皮与无畏，以及童言无忌，让他喜欢吧。我现在也快年过半百（这话自己说出来还是要把自己吓到），看到了很多聪明的朋友和学生被外界的各种威逼利诱所毁掉，因此就更理解罗森的做法。
斯坦利·罗森
罗森是个很睿智和幽默的人。我给他做助教的课上的一个很不错的本科生就跟我说，他的父母是表演者，他发现罗森讲课，很知道怎么掌握节奏（timing）。罗森在芝加哥念书的时候，尝试过做美式喜剧（stand-up comedy）演员，在大学电台里做过搞笑的节目，并以曾经参加过芝加哥著名的喜剧团体“第二城市”（the Second City）的活动为荣。作为资深北京人，臭贫是我的母语。有一次我跟罗森说，我现在明白了他的本科生课和研究生课的差别。他在研究生课上贬损（make fun of）海德格尔，在本科生课贬损克林顿。他听了很高兴，说以后会把这个区别剽窃来用。
我毕业去了其他城市，不能再听他的课。我的一个好朋友钱江，继承了我的遗志。其实钱江为什么喜欢罗森，我一直不太明白。他是北大和斯坦福大学的物理本科，哈佛的物理博士，对各种文科式的无病呻吟和孤芳自赏的诗和远方都有一种不可遏制的蔑视，包括对我这个前物理学士的各种理想与浪漫的说法，都总是冷酷地深揭狠批。但他却比我还爱前诗人罗森——罗森出版的第一本书是一本青少年时写的诗集，《埃及之死》（The Death of Egypt）。钱江跟我说，在罗森的一次课上，他先说，二手文献是垃圾，不值得一读。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是施特劳斯重新发现和强调了柏拉图对话的戏剧性，而现在分析哲学家也开始讲这些，但从来不承认施特劳斯的贡献。钱江就在下面接了一句，因为他们不读二手文献。虽然被这么狠地噎了一句，但是罗森丝毫不介意，反而很喜欢钱江。一个真正大度（magnanimous）的人，不需要被他的光芒晃瞎了眼而唯唯诺诺的追随者，而喜欢能够敢于跟他对话、配和他对话的朋友。有一次，几个学生在教康德的埃利森（Henry Allison）教授家吃饭，提到罗森，他说：“哦，那个尼采式的人（oh, that Nietzschean）！”这句话，虽然带着一点康德主义者的不屑，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不过，就像尼采本人一点都够不上他所推崇的超人一样，罗森也有配不上他的大度的一面。莱西跟我说，有一次罗森和几个前学生聚会，大家吃饭，聊得特别高兴。临近结束，罗森说，聊得很好，咱们分别付账吧！罗森自己曾经调侃说，他是美国最有钱的哲学教授之一。在一次参与者自费的哲学会议上，其他人都住在便宜的房间，他是仅有的住在酒店顶楼的高级房间两个与会学者之一，另一个是罗蒂（Richard Rorty）——一个在罗森眼里的当代智者（Sophists）。虽然美国分账很普遍，但是老师请学生吃饭（哪怕是已经工作的学生），尤其是罗森这么有钱的老师，其实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生于美国大萧条时期，但他的不够大方也许与时代无关，而就是他的天性。不管原因为何，他的这种性格让我们看到哲学的影响，其实是有其最终的局限。但至少在我眼里，这一缺陷只是衬托了他的光芒。
可能与这种不够慷慨相关，罗森退休后要搬家到费城，走之前他把他的大多数藏书，都卖给了旧书店，包括挺不错的、别人送他的书。后来成为我的朋友的一位年轻学者，就在旧书市场上偶然买到了美国著名政治理论学者施科拉（Judith Shklar）送给罗森的书。他去世一年多之后，他的妻子也走了，他的女儿瓦莱莉（Valerie）要把他的书捐给波大，但波大并没有要。至于原因，我并不知道，但是也许与他把自己大部分藏书卖了，没有送给对他成为美国最有钱的哲学教授做了重大贡献的波大，有一点关系。我听说了，跟瓦莱莉联系。现在这些书，都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虞锋书室里面。书并不多，但是除了他书上面做的笔记，这些书本身，就很有趣：一位哲学老人，会觉得哪些书，是要带着并继续不断阅读的书呢？
我自己也是节俭惯了的人。当时联系运书回来，为了给学院省点钱，我找到了复旦校友王健和他的儿子王普林，帮助去把这些书督运到一个便宜的海运公司，用了比正常价格五分之一不到的开销，就把上千册的书运了回来。普林和瓦莱莉聊得挺好，瓦莱莉就把罗森一辈子写的十来本书送给了他一套。普林后来把这段经历写到了他申请哈佛大学的文书里面，说在翻看罗森的藏书以及他的著作的时候，他觉得进入了一个共同体，感受到了传统的延续，也希望自己承继与发扬这一传统。普林后来顺利地被哈佛录取，选择了哲学专业。
罗森教授是在2014年5月4日走的，这让我对这个日子又多了一点抵触情绪。他去世后，我给瓦莱莉写信，最后说到：“我肯定你知道，罗森教授依然活着，通过他影响过的学生，不仅仅是在美国，甚至是中国这样遥远而陌生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