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9日，刚刚抵达北京的中共中央之一、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少奇，在北京香山接见了一位特殊的同志。
刚刚见面，刘少奇就紧紧握住这位身材高大的同志的双手，感慨地说：“我在中央北方局当和在新四军当政委时，经常得到你的重要情报。你一个人顶三个师，在敌人心脏整整战斗了18年，今日得以凯旋，我看是个奇迹。”
被刘少奇紧紧握住双手的这位同志名字叫做李时雨，在三天前从香港携带一部用线装古书伪装起来的密写情报来到北京，面交给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央军委情报署署长李克农。
因当时南京已经解放，国民党败局已定，自从1934年开始从事地下秘密工作，一直官至国民党少将官员，先后在敌营潜伏15年的李时雨，第一次穿上了人民解放军军装。
在穿上军装的那一刻，李时雨激动地赋诗曰：“革命胜利归来日，换上军装笑开颜。”
李时雨在潜伏敌营期间究竟做了哪些贡献，以致让刘少奇高度称赞他一个人顶三个师呢？
作为中共历史上一名杰出的红色特工，李时雨曾进入到国民党东北军系统，抗战爆发后到汪伪政权去卧底，解放战争初期打入军统特务机构，不潜伏的不同阶段为党组织带来很多重要情报。
可以说李时雨身上服装的颜色一直在变，但是不变的永远是共产党人的初心。
很多人了解的李时雨是因为他潜入敌后开始的，其实他在执行潜伏任务之前就已经干过惊天动地的事情了。
李时雨原名叫李亭芳，1908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巴彦县万发镇红远村的一个大地主家庭，从小就表现得十分叛逆，和大多数地主家的孩子不一样，他敬佩《水浒传》中绰号“及时雨”的宋江，对杀富济贫、仗义疏财的梁山好汉抱有好感，因而改名为“李时雨”。
李时雨
1926年，他离开东北来到天津求学，考入天津南开中学，在那里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启蒙教育。
1927年，他又随一位家乡读书时的同学来到北京，考入北京弘达学院中学部四年级，中学毕业后考入国立北京法政大学（后改名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简称“北大法学院”）。
当时的李时雨并没有什么政治上的打算，在大学的前两年时间一直埋头读书，没有参加任何政治组织。
然而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沦陷，让已“无家可归”的李时雨十分愤怒，当即通过夏尚志的介绍了，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于1931年12月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员。
紧接着北平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示威游行活动，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出兵抗日，然而国民党当局却迟迟没有任何行动，李时雨在四个月后受党组织派遣潜回黑龙江从事抗日活动。
李时雨回到哈尔滨后，与满洲省委军委取得联系，根据满洲省委军委的指示，到农村去组织抗日武装力量，进一步宣传抗日救国言论，培养抗日的骨干力量。
李时雨很快活跃在呼兰、绥化县以及自己的家乡，动员曾经的老师、同学和朋友组建抗日队伍，当时李时雨还有一位童年结识的朋友进山当了胡子，李时雨还去找这位朋友，跟他晓以民族大义，对他说：“这回干的，是为国为民的大事业……是为国家为民族生死存亡而斗争！”
经过多日的奔波，联络了很多要起义的人，5月23日，李时雨将联络起来的人集中到洼星桥南一个村庄，开会组织成立黑龙江省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军司令部，李时雨担任副司令兼秘书长。
抗日义勇军通过进行抗日宣传，父老乡们争相入伍，经过四个月的发展，队伍很快发展到500人，最后发展到3000余人，成为东北白山黑土间一股重要的抗日力量。
当时侵华日军不断向黑龙江地区的县城和乡镇渗透，派驻守备队以保护铁路为名于1932年先后占领巴彦西北胡海铁路沿线，并且经常欺压百姓。
李时雨率领的抗日义勇军决定给敌人狠狠的打击，1932年8月初，李时雨派侦察员去打探敌情，得知日军将有一列军用列车路过泥河火车站，车内有日军一个班。
李时雨听后，当即召集军事干部开会，决定给日本人来一场伏击战，在这次战斗中，抗日义勇军100多名战士将货车上的敌人全部歼灭，并把军需带走，义勇军旗开得胜。
初战告捷后，极大了鼓舞了当时的群众，更多的青年踊跃参加抗日队伍，为了夺取更大的胜利，义勇军又开始筹备武装袭击兴隆镇火车站。
通过侦查得知，兴隆镇车站并没有多少日军把守，李时雨心里有了底，在一天夜晚，义勇军悄悄包围了火车站，突然开始对敌人发起进攻，仅用两个小时，就取得了胜利。
此战之后，李时雨领导队伍于巴彦一带继续与敌人战斗，让日寇不敢轻举妄动。
然而当时由于满洲省委遭到破坏，党组织决定李时雨回到北京复学，继续搞学生运动，在李时雨走后，这支抗日武装力量在日军的大举围攻下，不得不解散。
正是因为这段不同寻常的从军履历，磨练了李时雨坚忍不拔的性格，为后来的潜伏工作奠定了基础。
1934年李时雨大学毕业后，党组织鉴于他曾在东北的优秀表现，时任市委组织部长林枫找到李时雨，商议派他潜伏到东北军内部，为党组织获得情报并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李时雨于是找到了同乡好友张学孟，张学孟曾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内到东北军参军，此时已经担任张学良公馆警卫室主任。
经张学孟举荐，李时雨来到西安进入西北“剿总”第四处，任中尉办事员，并且住到了金家巷5号张公馆，由此开始了职业特工生涯。
当时受周恩来直接领导的西安地下党的领导人刘宇新与李时雨接上关系，他交给李时雨两个主要任务，一个是了解东北军的基本情况，第二个是做张学良公馆内警卫人员及“剿总”各厅处人员的工作，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利用大家思想的情绪，鼓励官兵打回东北老家去。
因为李时雨说的就是东北话，大家听起来很亲切，那些张公馆的工作人员都希望张学良能够带着他们打回东北去，李时雨趁机跟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间接影响力了张学良的思维。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当天上午，刘宇新就来到李时雨家中，与他一块研究下一步的工作。
由于事变突然，大家对形势的发展都没有准确的估计，刘宇新嘱咐李时雨要沉着应对，进一步和东北军的官兵加强联系，必要时策动他们跟着我党走。
尽管在中共的周旋下，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然而张学良为了保蒋介石安全，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结果刚下飞机就被扣押问罪，这对于东北军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东北军一时陷入群龙无首的地步。
东北军内部本来就矛盾重重，在蒋介石的分化瓦解下，东北军很快也分崩离析，后来又进行了整编，1937年3月，东北军被调往蚌埠，又进行了改组分散，东北军总部大部分官员都被裁减下来，李时雨也在裁减之列。
此时，李时雨再也没有继续留在东北军的必要，于是李时雨决定去北平找当时负责“东北救亡总会”的于毅夫同志，继续工作。
等到李时雨携带妻子孙静云到达天津后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很快攻占天津，切断了从天津去北京的路。
在这样的情况下，李时雨只得滞留在天津，后经老同学介绍，与天津中共秘密组织负责人何松亭建立联系，在天津继续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工作。
何松亭的意思是，直接打入日伪内部，获取敌人的重要情报，如何打入日伪内部？这是李时雨当时在思考的问题，直到碰到了一位他做东北军工作时的老相识吴光弼，才有了转机。
何松亭
原来在1937年8月1日，天津市成立了一个由日本扶植的治安维持会，李光弼在那里担任总务科长。
经党组织同意，决定派遣李时雨打入日伪政权，利用“汉奸”的身份为党组织做工作。
当时日伪政权为了它的殖民统治，正在大肆招揽为其服务的中国人，经吴光弼的推荐，曾经北大法学院高材生李时雨当上了天津高等法院检察官。
日本人很看重李时雨，特务机关还给他搞了一张拥有很多特权的通行证，让他可以便捷地往返北京和天津，负责传送我党的一些情报。
除此之外，李时雨曾用这个“汉奸”身份，两次圆满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艰巨任务。
第一次艰巨的任务是帮助党组织由天津向外运送电台机械和马达。
当时为了对敌斗争的需要，党组织在天津购置了一些电台机械和马达，装到了两个箱子里，打算寄放在李时雨的家中，李时雨先是用法院的汽车拉到法院，放到自己的办公室里。
过了些日子后，何松亭又把一个装有电台机件的箱子送到李时雨家，然后让李时雨送到“法国侨”，结果当时汽车不在法院，李时雨为了在约定时间把东西送达，在凌晨坐着三轮车，把这个装有电台机件的箱子送上路。
结果在路过一个桥的时候，日军却不准三轮车过桥，李时雨只得扛着箱子过桥，在通过检查口的时候，哨兵要开箱检查，李时雨就拿出了日本特务机关给他的通行证，使得对方没有开箱检查，李时雨安全地把箱子送到了办公室。
后来又按照指示，把另外两个箱子送到指定地点，交给了河北中共秘密组织转运站的同志。
第二次艰巨的任务是去营救被关押在天津监狱看守所的共产党员冯骥。
何松亭把任务交给李时雨后，李时雨已经升任天津高等法院官，经过打听得知冯骥的案子是由另一名康姓官。
李时雨就趁着康官外出的时候，把冯骥的案宗偷偷销毁，过了几天后，康官发现案宗丢了，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后来李时雨建议他，就说案卷可能在日军轰炸时被烧毁了，上级长官信以为真，就没有怪罪康官。
随后李时雨找个机会到监狱中悄悄告诉冯骥，他的案宗已经丢了，只要后面坚持说自己被人诬陷的，就有办法救他出狱。
随后李时雨又找主管此案的法警打招呼说：“有个未定案的青年嫌疑犯冯骥，是我一个朋友的亲戚，他是被人诬陷入狱的，到时候你给把握一下。”
不久，法院开庭审理冯骥一案，冯骥开庭就说自己被人诬陷的，庭长和检察官都没有证据，最后冯骥因证据不足，再加上李时雨的暗中活动，最终被无罪释放。
1939年8月，汪精卫投敌卖国，策划建立汪伪政权，为了准备在上海召开的所谓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派人到各地网罗出席会议的代表，以扩大大会的影响力。
谁当代表就是当汉奸，因此很多人都不愿意去，汪精卫派到天津去拉人的人是朱晶华，曾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通过熟人找到李时雨，让李时雨帮帮忙，当国民党的北方代表，去出席他们的大会，李时雨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何松亭，几天后，党组织同意李时雨到南京赴会，并趁机搜集重要情报。
8月下旬，李时雨随伪国民党“六大”北方代表团从天津赶往上海，在月底参加了汪伪政权组织的“六大”，汪精卫在会上宣布以“和平反共建国”为其卖国投敌纲领，听得台下的李时雨是牙痒痒，但是他却不能表现出来。
会议结束后，李时雨借着机会到东北走了一圈，对伪满的情况也有了一定的了解，回到天津后，把获取的情报详细地汇报给了党组织。
几个月后，汪伪政权决定改组其在北方的党部，指定参加过“六大”的李时雨为天津市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1940年1月，汪精卫还亲自召见了北方党部的常委，包括李时雨在内的12人乘火车到上海，听取汪精卫的指示。
汪精卫见了他们后，亲切地和他们握手，表示：“中国必须与日本携手，才能内则完成中华民国之建设，外则同负保障东亚之责，实现共存共荣。”
通过这次会见，李时雨对汪精卫等人的投敌叛国行为有了更深刻更全面的了解，而汪精卫却对李时雨印象颇好。
在1940年3月30日，汪伪南京政府正式成立时，李时雨成为伪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立法委员，同时任命他为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法制专门委员会委员。
党组织得知这一情况下，当即决定让李时雨打入汪伪政府，到南京去获得更多的情报。
在李时雨去南京前，何松亭对他说：“你具有开拓者的才能，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大显身手，为党做出更大的贡献。”
4月中旬，李时雨抵达南京后，与汪伪政权的核心人物陈公博多次打过交道，因为陈公博曾在广州法政专门学校学习，自诩懂一点法理，当时担任的还是汪伪中央立法院院长，所以对李时雨法学高材生特别欣赏。
李时雨深知陈公博是政治舞台上的老手，十分难对付，因此见面时以青年老成、不卑不亢的姿态与其进行交谈，当陈公博提出问题时,他就有条不紊、有理有据地应对。
这次见面给陈公博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当李时雨离开的时候，陈公博的秘书对李时雨说：“陈先生对你的印象很好，说你为人敦厚诚实，法学很有功底，是个有才能有作为的青年。”
后来陈公博得知李时雨曾在天津伪政权当过法官，就认为他是有真才实学的人，李时雨因此取得了陈公博的“信任”和“重用”。
当时汪伪立法院的人都不知道李时雨的底细，但是见到他深受陈公博的重视，就认为他是陈公博的亲信，主动跟他搞关系，于是李时雨很快在立法院打开了局面，在南京活动几个月后，就与各方面建立了关系。
C位为陈公博
何松亭认为，李时雨一个人在南京比较危险，容易暴露，于是将他在天津的妻子孙静云也到南京与李时雨会合，由孙静云负责李时雨的机要和交通工作。
1940年，陈公博到上海兼任上海市长，随即把李时雨调去上海兼任保安司令部秘书处处长，成功打入敌人的心脏。
很快孙静云向党组织汇报说：“我们已在敌营站稳了脚跟，打开了局面，可以步步深入敌人的心脏了。”
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分局社会部部长的许建国高兴地说:“好啊，汪精卫、陈公博身边也有我们的人了，这两个大汉奸做梦也不会想到，真是精明过分、蠢驴一对。你告诉时雨，让他大胆往上爬，对伪组织不管它什么部门，应广泛打人！”
当时很多人为日伪政权工作的人，都人浮于事，李时雨却不这样，而是“处心积虑”地向上爬。
1942年，李时雨负责上海清乡军政人员犯罪的侦察审判等事务，当时有一个清乡执法队的分队长包庇一个赌场，担心时期败露，向李时雨行贿，李时雨当即把这个分队长抓了起来，并且判刑治罪。
陈公博得知李时雨办事如此雷厉风行又认真，十分赞赏，还告诉了日本人，当时上海保安司令部日本联络官五十岚大佐和池田少佐也都称赞李时雨“执法如山”。
自从上海保安司令部成立以来，李时雨越来越受到日伪当局的重用，可以获得更多机密文件，鉴于这种情况，中共北方局社会部于1943年3月派遣张友恒来上海，布置接收工作，并帮助他们在津浦路下关火车站建立了一个转运点，供传递情报。
张友恒还带来一个消息，组织上委任李时雨同志为上海特派员，孙静云同志负责机要，并派杨宁同志来沪，由他们三个人组成一个党小组，李时雨让杨宁化名为杨德修，安排他担任上海保安司令部少校军法官。
当年8月，陈公博调李时雨兼任汪伪警察局司法处处长，一时间成为上海滩的显赫人物，通过手中的权力，巧妙地搞死很多汉奸和特务。
当时上海租界算是冒险家乐园，李时雨利用推行“廉洁政治”的机会，在这里搞禁烟、禁赌、禁毒、禁止流氓侵犯百姓的利益，使得李时雨在日伪军政界有一定的口碑。
正因为如此，当他们身份暴露的时候，使得日本人都没敢贸然对他进行抓捕。
1944年4月，李时雨与妻子孙静云正在家里休息，突然闯进来三个日本宪兵和一个翻译，当时李时雨也是一惊，当即问道：“你们这是干什么？”
日本宪兵队表示要抓捕他的太太孙静云，孙静云知道情况不妙，没等李时雨张嘴说话就说到：“好，我跟你们去。”
实际上，当时北平日本宪兵队来上海是要逮捕李时雨和孙静云两个人的，但是上海日本宪兵司令部等部门考虑到李时雨是汪伪政权的高官，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恐怕引起不好的影响，因此他们决定先抓捕了他的太太孙静云，然后从她那里取得口供，然后再抓捕李时雨。
妻子被带走后，李时雨连夜来到陈公博住处，表示有人要搞他，自己在上海做了太多的事，得罪的人太多，所以有人要搞他。
陈公博听了当时也有一些生气，你一个宪兵队的敢抓随便动政府高官，然后愤怒地说：“他们眼里还有没有我？简直是无法无天了！你不必焦急，我叫林秘书打电话，叫市警察局特高处处长五岛茂来办理此事。”
李时雨于是照常上班，当作没有事一样，果然两周之后，上海日本宪兵司令部就派人去北平毕恭毕敬地把孙静云接回了上海。
孙静云被押到北平后，关在西交民巷日本宪兵队队部，连日受审，询问他们夫妻与何松亭是什么关系，何松亭现在在哪里？
孙静云猜测是何松亭那边暴露了，说不认识显然不可能，就回答说：“我们与何松亭是同乡朋友关系，只知他是银行职员、大学教授，在天津见过面，不知他的住址，更不知他现在何处。”
日本宪兵队素来不把汪伪政权的官员当一回事，很快就对孙静云动刑，经过一系列的刑罚后，孙静云几度昏死，始终没有交待，敌人在没有证据的情况，又有陈公博等人施压，不得不释放孙静云。
尽管他们释放了李时雨，但是仍对他们进行暗中监视，陈公博得知后十分生气，又动用关系与日本人交涉，后来李时雨拿出一部分钱，日本宪兵司令部的人才不再找李时雨的麻烦。
考虑到当时的处境，李时雨也不方便在频繁传递情报，当时上海市警察局要组织一个考察团到日本考察警政，李时雨见这是一个好机会，于是就跟陈公博提出请求，想要去日本考察一下，陈公博也同意了。
1944年5月，李时雨到日本参观了各地的警政机关，在考察的同时，李时雨发现当时的日本已经出现物资供不应求，能看到在工作的大多数是女人，他认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来，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
回国后，李时雨将这一发现整理出一份详细的材料，然后交给杨宁密报中央。
1944年11月汪精卫死后，陈公博很快取代汪精卫，成为汪伪政权的头号人物，到南京工作，由周佛海到上海担任师长，陈公博打算把李时雨调到司法行政部担任次长。
然而李时雨看时局发展，认为日本人撑不了多久了，于是请求调到太湖地区任专员，目的是找个有条件的地方搞点武装，准备发动武装起义。
让李时雨没有想到的是，周佛海却向陈公博点名留下李时雨，陈公博不好驳周佛海的面子，就询问李时雨的意见，于是李时雨就继续留在上海工作。
其实周佛海早年跟蒋介石的关系还算可以，在投敌叛变后，也背着汪精卫跟重庆方面有联系，曾在1942年派人到重庆面见戴笠，给自己留条后路，戴笠把这一消息报告给蒋介石后，蒋介石表示“可”。
自此以后，周佛海不断向重庆方面输送重要情报，根据戴笠的指示，周佛海还设计杀死了汪伪政权特务头子李士群等人。
在日本投降后，汪伪政权被迫解散，周佛海当即给蒋介石拍电报，表示他将用控制的一万多人武装，维持上海的秩序，以“完整”的将上海奉给中央。
国民党军统特务陆续回到上海，作为国民党政府接收上海的先遣部队，很快戴笠也来到了上海。
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华中局决定派张执一以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代表的名义，化装潜入上海，与李时雨接上了关系，负责组织上海人民武装起义，迎接新四军解放上海，李时雨从伪军火库中搞到了一批武器交给张执一。
左1为张执一
张执一决定派遣李时雨通过过去认识的熟人打入军统，获取情报，李时雨于是找到老熟人，军统指挥站负责人余祥琴，让他帮忙。
余祥琴是杜月笙的弟子，他知道戴笠会卖杜月笙的面子，因此有一天余祥琴就带着李时雨到杜月笙那里，正在他们聊天的时候，戴笠就来了，余祥琴趁机向戴笠介绍李时雨。
戴笠听完后说道：“我知道你，听余祥琴说过，你很能干，打进南京伪组织为党国做了不少工作。”
李时雨马上表示:“那是戴先生领导的好。”
戴笠虽然知道这是奉承的话，但也很受用，他比较欣赏李时雨的地方是，李时雨潜伏在汪伪，竟然没有被李士群的“76号”发现，这一点确实很厉害。
经此会面后，李时雨凭借戴笠的赏识，进入军统系统，军统上海区改组后，余祥琴担任军统上海区第二站站长，余祥琴推荐李时雨任第二组组长。
李时雨因此有机会接触很多军统内的机密文件，再选择有价值的内容交给地下党的同志，从而使我党了解到军统特务的许多机密。
由于李时雨的频繁传递情报，很快被军统的人怀疑，并暗中对他进行了调查，很快了解到他的弟弟李春芳和他的爱人孙静云曾因共产党嫌疑而被捕过，大特务沈维翰便把此事报告给了戴笠，请求先逮捕李时雨。
因为当时蒋介石要裁撤军统，给戴笠施加了很大的压力，戴笠也没有心情去调查李时雨的事情，就询问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任督察长的李国章，向他打听一下李时雨是一个怎样的人。
戴笠不会想到李国章是中共地下工作者，李国章高度称赞了李时雨，戴笠也就没有再考察，随即给沈维翰回电说：“李时雨过去打入敌人内部有功，工作很出色，我很了解。他参加本局工作成绩如何？须详查再核，不可逮捕也。”
有了这个电报，沈维翰才没敢动李时雨，然而戴笠于1946年3月上旬乘飞机失事摔死，军统内部倾轧更加严重，有人就开始打李时雨的主意。
张执一得知军统特务准备对李时雨下手时，当机立断，指示李时雨撤退，鉴于李时雨曾在东北工作过，就安排他到东北民主联军那里工作。
为了安全撤走，李时雨到南京，找到自己曾经的老师，时任国民党中央政府税务总局局长的王抚洲，请求他给找一份东北的工作。
王抚洲问他想到东北的哪里？李时雨说：“最好是委我为营口分局局长，因为我的同乡、同学王家善师长在那个地方驻防，会得到他的照应。”
当时正好中央税务总局东北局局长张维在上海，王抚洲就让张维安排李时雨去营口，并且给安排个工作，张维给找好了职务，王抚洲给李时雨开了护照和委任状，等着9月18日坐飞机出发就好了。
然而就在李时雨要出发的前一天，余祥琴忽然来电话，叫李时雨到他家去，有要事相告，等到李时雨到余祥琴家里时，余祥琴告诉他说：“刘方雄副市长请你到市政府调查处去一趟。”
李时雨问余祥琴出了什么事，余祥琴说：“我也不知道什么事，你去一趟吧。”
李时雨不得已乘坐自己的小汽车来到了上海市政府，下车后，李时雨已经预感不妙，因此对自己的司机安排说：“这辆车送给你啦!一小时我若不出来，你就回我家，在我家门口等上两三天，凡是常来我家的客人，你都要告诉他们，就说我被捕了。”
和司机告别后，李时雨进入上海市政府，见到了刘方雄，刚进办公室不久就被军统的人带走了，接着就开始审讯。
由于李时雨怎么也不肯招，特务们就开始动刑，动刑后李时雨破口大骂对他动刑的特务：“你们算他妈什么东西？八年来你们躲到重庆捞大钱、玩小姐，不打日本鬼子，今天却来迫害我这同敌人艰苦斗争的地下工作人员，真是丧尽天良！”
本来特务们以为对李时雨动刑后，李时雨就会交待，没有想到李时雨这么抗打，还十分理直气壮，一时也束手无策，本来他们也没有实质的证据，后来也没有做实，最后经过法院判决，判处七年零六个月的有期徒刑。
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推进，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迫于压力，国民党当局不得不释放一批犯人，李时雨在1949年2月，被地下党组织安排保释。
李时雨出狱后，同上海各界上层人士频繁接触，为渡江战役做宣传，取得了重大的工作进展，但是李时雨的工作也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时任国民党上海公安局长的军统特务头子毛森意识到李时雨有问题，开始对其进行监视，一旦抓到证据就打算对其进行抓捕。
张执一了解到李时雨的处境后，立即决定安排李时雨撤出上海，1949年4月初，按照党组织的指示，李时雨和妻子孙静云由上海乘坐飞机抵达香港，与中共驻香港办事处取得联系，几天后李时雨带着驻港办事处的情报资料，乘坐开往天津的轮船离开香港，取道天津来到北平，将情报交给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央军委情报署署长李克农。
在公开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后，李时雨被分配到中央社会部研究室工作，孙静云被分配到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直到1982年才退休。
80年代初，中央电视台拍摄了一部9集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就是以李时雨的事迹为原型创作的，一经播出，就引起轩然大波。
1999年12月28日，91岁的李时雨病逝于北京，走完了自己传奇的一生。
注解：李时雨同志是在1931年受党组织委派到东北参加抗战活动，因此有人认为他是在敌人心脏战斗了18年，而李时雨是在1934年开始潜伏到敌后进行地下工作的，李时雨自认为是潜伏敌营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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