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7日，梅娘告别人世。
女儿柳青说，妈妈走时没有痛苦，非常安详。
这是一个欣慰的结尾，对于苦难了大半辈子的梅娘来说，没有痛苦的离开，人还是体面的。
倔强的生命为她保存了最后一丝尊严，但她黯然苍白的人生，依旧让人忍不住伤感。
或许不止一个故事告诉我，从一个女人身上倾听苦难，都是会哭的。
但没有一段历史告诉我，从一个女人身上感受历史，是会渗出血泪来的。
图 | 梅娘
才情——美丽与哀愁1917年，梅娘出生在长春，那时候还没有梅娘，只有孙嘉瑞。
她的父亲孙志远是一位平民子弟家庭出身的商业巨子，因经商游历四方，思想新潮开放，没有重男轻女的腐朽观念。
梅娘4岁的时候，父亲就为她聘请了家庭教师。富裕的生活和满满的父爱，让梅娘一度错觉地认为她就是家里的全部，但没想到，所有的宠溺也仅限于父爱。
那么，母爱呢？
关于妈妈，她也很疑惑。
“我抱着小的纯真的女儿心去和娘亲近, 她总是不爱理我 , 跟我说话的时候扳着脸, 生气的时候就骂, 我没看见过娘的笑脸。”
后来，听惯了深宅庭园的闲言细语，她才后知后觉，原来“娘并不是亲生的”。
她的生母，已经在她2岁时被正室趁着父亲外出经商赶出了家门，最终因神秘死去而被冠以自杀了事。
毋容置疑，后母对她的冷漠，延续了对妾位生母的恨之入骨。
这是梅娘的一大不幸，所以她起笔名“梅娘”，听起来有点土味淳朴，但实际上是取自谐音“没娘”的意思。
尽管“没娘”的童年已经足够哀怨，但人生的糟糕亦未停止。
15岁时，父亲孙志远因为抗日不得志而抑郁去世。她的世界瞬间崩塌，偌大的家族中，没有父亲的庇护，每一个角落都容身艰难。
幸运的是，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社会中，多亏了父亲让她读书，她的人生从而不止眼前的“三从四德”。
梅娘的文学才华天赋异禀，11岁报考吉林省立女中初中三年级时，她凭借一篇500字的作文《论振兴女权之好处》使教员大为震惊，惊叹此女童文笔犀利，思想超前。
再至16岁高中毕业时，梅娘已在名师孙晓野的指导下，出版了自己的作品《小姐集》，彼时堪称神童。
1942年从日本留学归国后，梅娘受聘于北平《妇女》杂志，文学成就再次推向巅峰，创作出了最具代表性的水族系列小说：中篇《蚌》《蟹》，短篇《鱼》。
同期年末，北平一家书店与上海《字宙风》杂志联合举办了一项名为“谁是最受欢迎的女作家”的读者调查。
结果，上海的张爱玲与北平的梅娘并列第一，于是便有“南玲北梅”之说。
张爱玲有句名言说“出名要趁早”，而那时的梅娘，也不过才22岁。
不过，不知是不是因为年少轻狂，当时的梅娘并不欣赏与自己并列的张爱玲。
她不喜欢张爱玲的作品将人生看得千疮百孔、阴郁黑暗。或者说，她更希望张爱玲的笔下不仅仅只有豪门家族间的勾心斗角，恩怨情仇。
“我盼望能在张爱玲那如椽的大笔中，看见奋发图强的女侠，看见女人们在新的主义中获得新生。可她让我看到的是曹七巧、是流苏。我一点也不喜欢流苏，更憎恶曹七巧。”
正如她自己所追求的写作道路那样，“我们当时处境是那么难，之所以想要写，并不是想当作家。出发点是：社会那么黑暗，对女性是那么不公平，应该打破那种现状。”
当然，俗话说“文人相轻”，张爱玲对梅娘也并无好感。
1995年初夏，梅娘在美国逗留，曾托朋友联系张爱玲，很想见上一面，然而得到的回答却非常干脆：“陌生人一律不见！”
仅仅几十天后，梅娘接到了张爱玲的死讯。她孤独地死在了自己的公寓，梅娘黯然感叹，惭愧道：“我尚未达到她的高度，愧对并称”。
图 | 张爱玲
错愕——多舛的预兆是否愧对并称，读者的眼睛自然是雪亮的。但在人生选择上，两位才女，却有着不能相提并论的远见。这么说，当然是因为张爱玲孤独死去的结局并不比梅娘凄凉。
梅娘有着个人无法逃避的命运，10岁刚过，她就成为了沦陷区的“子民”。自然地，她的作品也诞生在沦陷区。她获得的奖项叫“大东亚文学奖”，荣耀的背后，无疑与当局殖民政府有着说不清的暧昧。
图 | 领受文学赏的梅娘女士
与梅娘一样，在上海沦陷区大红大紫的张爱玲，处境同样尴尬。
“南玲北梅”，她们都在同一背景下成功，然而却奔向了不同的未来，
张爱玲在1950年参加完上海第一届文代会后，就嗅到了不祥的气息。
她的动作是那样的迅速，匆匆去了香港，再移民美国，此生都没有再踏故土。
上天是公平的，梅娘也有机会走，而且她已经走了，但遗憾的是，她又回来了。
1948年，梅娘曾随到台湾做策反工作的丈夫赴台，两个女儿也接到了身边生活。一家四口其乐融融，她腹中还孕育着胎儿，一切美好的画面都在温馨中期待着。
但在离乱年代，无数家庭都上演着悲欢离合，梅娘身在这片土地，无法拒绝这一际遇。
她的丈夫柳龙光在去往台湾时乘上了彼岸无法抵达的太平轮，死于海难。
图 | 梅娘与丈夫柳龙光
惊闻噩耗时，梅娘正站在冷雨中的台湾海峡岸边。雨水冰冷，打湿了眺望的眼眸，海风刺骨，吹散了凌乱的头发，一切意境，都为她的厄运而衬托。
此刻迫在眉睫的不是悲伤，而是生存。她面临着需要独自一人担起两个女儿以及一个将要出生婴儿的责任。
厄运并非没有许多安慰，失去丈夫，她仍有妥善的选择。
“未来只需我跨出另外一步，我只要委身于任何一个已经向我提出邀请的富绅，便可立时解决，像过去我娘、我姐姐那样吊在男人腰带上过荣华的日子”
即使自立，她也有已铺好的路，她大可接受台湾、日本的大学邀请，留下来或者出国教书。
但她拒绝了一切活路，情愿抓住两岸封锁的尾巴，回到了新中国大陆。
无法不对梅娘的抉择作出揣测，因为早在1945年，国民政府清算“沦陷区”汉奸时。她就因为一本书的缘故，被出任伪职的周作人连带指控，虽然最终未被起诉，但也算是提前得到“忠告”。
她应该意识到，作为“沦陷区”的在场者，甚至是华北沦陷区影响力广泛的女性作家，突然收到无端指控，就意味着这一身份具有危险性与敏感性。
可惜她就是缺乏了这么一根敏感的政治神经，否则她应该可以像张爱玲那样预兆到什么，然后远走高飞。
新中国成立后，梅娘在北京当过中学教师，后来调入农业电影制片厂做编剧。
但短暂的风平浪静很快迎来了风起潮涌。
在非黑即白的意识形态下，梅娘是最早的一批被清理出去的人。她首先被认定为“汉奸文人”；1952年在“忠诚老实”运动中又因资本家身世被批有资产阶级腐朽思想；1955年在肃反中再因历史复杂被打成“日特汉奸嫌疑”。
一系列的罪名莫须有，怀疑即是罪状。
整她的人质问她，抗日时热血青年都在往延安走，你不去，反而心安理得地在沦陷区写小说？不是拿了日本人好处，那又为了什么？
梅娘倍感委屈，自己曾经营救过革命分子，最不应该有“汉奸文人”这顶帽子。她想辩驳，却又欲言又止，说多到底都是错多。她纵然有一百张嘴，也不可能敌得过一帮有思想无头脑的人。总之，蘸了墨的笔，怎样都是洗不白了。
山雨欲来风满楼，梅娘本已是惊弓之鸟，但1957年开始，才是她悲剧的重头戏。
突如其来的凑数，梅娘头上又多了一顶帽子。这注定是一场疾风迅雨，开除公职，下放劳动，双管齐下。梅娘的人生瞬间从天堂跌落地狱，困厄在教养所干遍所有脏活、累活、重活。
然而再苦再累尚可冷暖自知，但在囵圄之外不通音讯的三个儿女，才是她最放心不下的。
那一年，她的三个孩子，最小的弟弟九岁，最大的女儿柳青也才15岁，中间还有一个身子羸弱的妹妹。
显然她一片茫然，每天夜深人静时，只能流泪祷告，祷告孩子们健康平安等她回来。
妈妈不在的日子，弟弟早已哭破了喉咙。15岁的柳青撑起了无主的家，她擦干弟弟的眼泪，告诉他：“以后，姐姐就是妈妈。”
为了吃饱饭，柳青卖掉了家里能卖的东西，最后剩下的书桌、饭桌也都卖掉，换来的也只是与弟弟妹妹饱一顿饥一顿。
这样的日子，妹妹最先顶不住了。
妹妹病了，没钱治病，没钱吃饱，没有任何营养，病情越来越重，到后来，她的运动神经失调，用勺子往嘴里送饭都送不准。
妹妹需要人照顾，是年幼的弟弟，还是正在读中学的柳青？最终社区给出了方案，将她送进了清河疗养院——一个收容孤苦老人，生病的、无家可归的人的地方。
分离半年，梅娘终于有机会提起笔写信。
一切都好，四个字，隐藏了身后的涕泪交加。妈妈想你，轻轻的，释放了万千牵挂。
不知多久，等来了探望的日子，柳青骑着自行车，在泥泞的路上狂奔20里，来到了北苑农场。
妈妈就在眼前，却被一张长长的桌子隔得咫尺天涯。她坐在这一头，妈妈坐在那一头，只能听得清说话，却够不着对方。
15分钟的交谈，每一个不安的消息，都使时间漫长得惶恐，又短暂得心慌。
当听到妹妹被送进了救济院，梅娘的眼神，终于是黯淡下来了。
无论如何，她都要去看看妹妹，她争取到了。
那是梅娘最后一次见到小女儿，她带去了一个大柚子，掰开了，一瓣瓣地喂着给她吃完。
没过两个月，小女儿就病死了。
柳青是唯一被通知去的人，她最后见到的妹妹，身体是干瘦的，缩得像个六七岁的小孩，脸是青的，眼眶是湿肿的，眼睛再也没有她的倒影。留给她的，只有无尽的内疚与自责。
“我知道妹妹由于运动神经失调，吃饭时连勺子都放不准到嘴里去。那里的护理人员对她不耐烦，同房间的人也欺负她。我哭得不行，我不能原谅自己，为什么同意把她送到这种地方。我应该辍学，自己照顾她。”
而得知噩耗的梅娘，她此刻只能在教养所默默遥祭：“是妈妈没有能力救活你, 妈妈对不起你 , 愿你在另一个世界吃饱穿暖、有病能医治。”
图 | 梅娘与三个孩子
人间——孤独与亲离1962年，梅娘患了严重的肺结核，允许解除劳教，保外就医。
有限的自由是无限的彷徨，刚出来她就成了无业人员，想想怎么挣出两个孩子的吃喝是紧要问题。
毋庸置疑的，那个年代，是她作为知识分子最苍白失血的时刻。为了养活三口之家，她在街头巷尾串冰糖葫芦，在北风呼啸的冬夜里扛冬贮大白菜，在瓢泼大雨的火车站外当脚力，在人来人往的劳动服务站等分配，脏衣服一盆接一盆，洗得她手指发颤。
没过几年，作为从不缺席的“老运动员”，她又要活在管制之下。周遭人都对她嗤之以鼻，畏而远之。
“只要一出街门，到处都是盯视你的眼睛，盯得你走路都不自在：哪怕是去胡同口的小合作社买把盐，若凑巧碰上一位根红苗正又爱突出自己的红五类，甩过两句响当当的最高指示来，就能噎得你连舌头都不会打转儿。”
无奈，她偷偷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当保姆，雇主却警惕地查她背景，她倍感尴尬。自己似乎是自带嫌疑，无论走到哪儿，都躲不开审视的目光，就连当清洁工去通下水道都要遭人非议，“呀！这人是个知识分子吧，干这活八成是成分......”
有时她真的恨，恨自己懂点文化，恨自己是资本家的女儿。但一切都是为了两个孩子，她可以不计较脸面，可以忍受风霜剑雨，但独独不可以承受母子决裂之痛。
梅娘绝没有想到，自己这边埋头苦干，那一边的小儿子热情高涨，竟宣布与自己断绝母子关系，离家出走，跟着大部队串连去了。直到染上肝炎，病重，折返回家。
梅娘焦头烂额，绝不能让儿子重蹈覆辙小女儿的悲剧，但营养费在哪儿，医疗费在哪儿，活着已经够不容易了，为什么偏偏还要生病。
什么女子本弱，什么为母则刚，对于她来说，束手无策是真，竭尽全力也是真，等不到奇迹，这才叫绝望。她只能眼睁睁看着小儿子苦撑了几年，于1972年死去。
匆匆告别遗体，她又赶在了掏脏水沟的路上，像是一个没心没肺的人，只因生活的重压不允许悲伤有丝毫喘息。
一家三口，梅娘已经送别了三位，剩下的大女儿柳青是幸运的。高中毕业后，她有幸得到革命作曲家刘炽赏识，有这位“老延安”做担保，使得柳青在艺术院校的提前招生中“蒙混过关”，顺利上了大学。否则以她的出身，绝对与大学无缘，等待她的命运将是在街道工厂当一名默默无闻的女工。
女儿只要能上大学，前途一定是一片光明。梅娘又重燃了新一股热望，她凭着那点厌恶的文化水平，自告奋勇地给街道核对会计帐目，给邻居的中学子女补习功课，赢得了好人缘，争取到了一份绣花的活计。
不论天寒地冻，不论严寒酷暑，她总要点着一盏油灯绣到深夜，恍惚中食指不知被刺破几次，几十针才能挣一分钱，一小时也只挣一毛钱，但她满怀感恩，因为目前为止，这是做过最舒适的工作了。
再苦再累女儿都是她的动力，可以很自豪地说，她从未因为贫穷而剥夺女儿读书的权利。
苟延残喘的生活尚有希望，所以最不能出意外的就是她的收入。
与此同时，面对愈演愈烈的气氛，步步升级的行动，她无时无刻都要跟小将们斗智斗勇。但她还是害怕。
为每一次即将到来的抄家而忐忑不安，被迅雷不及掩耳的猛然推门吓得魂魄全无，亲眼看着旧作被撕碎而瑟瑟发抖，如获至宝的一份日文报纸问得她百口莫辩。翻箱倒柜过后，目睹扬长而去的私人财产，她呆若木鸡，久久惊魂未定。
“我没有号哭的权利。没有。说一句悖逆的话，将会招致更加难堪的窘境。”
脚下满地狼藉的碎纸，记录着她生命的辉煌，如今只能搓成煤球，付之一炬。一本从父亲家带出的木刻《元曲选》珍藏已久，奇迹幸存，却使她彻夜难眠。
“我亲手撕碎了这本书，倒上水，团成了我特有的纸煤球。我把珍藏的书也烧了，我和文学的缘分到此为止，上天保佑，能平平安安地做我的绣花女，就是我最大的幸福了。”
图 | 1948年年末在台湾的梅娘和她的两个女儿，右上角被剪掉的是丈夫柳龙光
活在人与人之间才叫人间，此前，梅娘还一直在人间。直到她的世界一片空白，没有一丁点人味。
“这些红五类为了自保，不再跟我搭讪。那个跟我走得挺近乎的治安保卫组长董金娥，还当着管片民警的面，扇了她那十四岁的儿子两个嘴巴。因为那少年叫惯了嘴，无意中又叫了我老师，没有跟我划清阶级界限。”
但她断不会想到有一天，跟自己相依为命的女儿，也离她而去，她成为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因为受不了各种歧视，柳青宣布和妈妈划清界限。她愈发憎恨别人喊她“狗崽子”，诅咒自己为什么生在这样的家庭，从此一去不回，杳无音讯。
“和我划清阶级界线、断绝一切往来。如果说心会碎，那时暗夜中的感觉，确实是心在一块块地碎裂、碎裂。”
这种彻底的众叛亲离等同于家破人亡，为什么要让一个母亲尝到这种滋味，毫不夸张地说，阎王爷已经担心她的到来。
但梅娘对血浓于水的母女情有信心，她相信女儿的离开是暂时的，甚至是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她就是抱着这种侥幸，在漫长的日子里等待。
果不其然，三年后，柳青回来了。她追悔莫及，措辞严厉地批评自己“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不惜先革了自己亲人的命”，恳求妈妈原谅。
“我的良知让我明白，这里没有解释，什么解释都是苍白的。我已经做了失去人性的事，越找解释，就截止见人性的残破和丧失。”
浪子回头金不换，世间哪有不原谅孩子的妈妈，再责怪于事无补，女儿的人生还有漫漫岁月，不应抱恨终生。
梅娘原谅了女儿。
但她还是怨，怨谁？怨时代没有这样的雅量，这么多年过去了，她居然一事无成，毫无作为，所有精力仅仅匍匐在饿不死的路上，成了一个写满岁月沧桑的老妈子。再想想当年回来时的远大抱负，报国初心，真是倍感羞愧。
“现实嘲笑着我的理想，时间揶揄着我的良知。”这些憋屈她一直无处发泄，直到1978年，她才忍不住，“我不讳言，这一系列的整肃，给我一心报国的初志带来了多么大的侮辱与伤害。”
80年代，梅娘由绣花组回到了原来的农业电影制片厂。也正如她所期盼的，女儿没有成为厂里的女工，而是成为了电视编导，这就足够欣慰了。
但在1989年，还是发生了一件捏把汗的事情。
那年柳青因公出国采访，却因故不能按时回国，她所在单位下达通牒：若在限定时间内回不来单位报到，就开除公职，交回住房。
梅娘紧张了，她不惜花费一分钟十几元的电话费到邮局打国际长途，催促女儿归来，保住工作和房子。
电话那头的柳青心有余悸地说，“妈妈，会不会重复您的遭遇呢？我想想吧！”
最终，柳青选择了留在美国，靠着自己的打拼，奋斗出了一片天地。在加拿大的几个地方都有她的别墅，甚至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也有自己的海滨别墅。
母亲晚年时，柳青想接她到加拿大颐养天年。
梅娘去了，但不久，她又回到了北京。她终究是舍不得这片土地，即使这里有悲伤逆流成河的眼泪，有往事不堪回首的记忆，但魂归故里，落叶归根，始终是她的夙愿。所谓“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莫过于此了吧。
唏嘘她60多岁才过上正常人的日子，却已是力不从心的年纪。
“如今随着老之已至，经历了生命的七灾八难，被生活淘洗得酸甜咸五味俱全的心态，仍然豪情未泯，还时不时地冒出忧国忧民的傻气，甚至‘该出手时就出手’的草莽之忧。”
梅娘一生的分水岭，在于丈夫去世。有时会想，如果丈夫没有罹难，梅娘的人生会不会不一样。不管另一种人生有多少变幻莫测的事情发生，但起码她不必融入这一场集体的苦难。
当然，没有任何如果的结果。“如果”只是回首往事的感慨，人生本来就是环环相因，处处吊诡。就像当年的张爱玲，如果留下，以她的性格，应该会自杀。
或许留下是错的，愚蠢的，或许梅娘没有张爱玲的觉悟高，但必须承认，她的选择无愧于国家民族，为此她的生命融入了一段民族史，不必回避，也不必责难，一切向前看。
最后，相信你我都不禁概叹梅娘顽强的生命力，她活了96岁。
几乎认识梅娘的人都说，“这个老太太命真硬”，这句话不知是夸奖还是惊讶，但希望下一辈子，她要命好，不要命硬了。
图 | 梅娘和女儿柳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