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阶级教育无处不在，从报刊、广播宣传到学生课本，均不放过任何机会来进行阶级教育，而在阶级教育中忆苦思甜这种形式是最为重要的一种形式，这种“言传身教”式的教育形式，能够让受教育者与诉苦人感同身受，极具感染力。因此，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工厂，还是在学校，大大小小的诉苦会数不胜数，笔者在小时候就参加过几次这样的忆苦思甜大会。
在忆苦思甜会上上台诉苦的这些苦大仇深的诉苦人，声声泪、句句血，控诉万恶的旧社会，让台下听众怒火万丈，群情激奋。这样的效果，正是组织者要看到的。但如何让一场诉苦大会开好，有效果，起到阶级教育的作用，如何让诉苦人把“苦”说的更真实，更有信服力，则需要组织者对诉苦人进行专门的培训。
笔者在整理一批材料时恰好看到了东平农场下属的两个单位对“诉苦人”进行培训的总结材料，一篇是该农场农业大队诉苦思甜阶级教育的做法的经验介绍，《以阶级教育为纲，开展广泛的诉苦思甜阶级教育》（1966年3月23日），一篇是该农场马市岭队的总结，《典型苦主的培养及诉苦概况》（1966年3月20日）。这两篇都是四清运动发展到对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阶级教育阶段，四清工作队（组）在这两个单位所进行的经验总结材料。在《典型苦主的培养及诉苦概况》中，工作队总结的经验如下：
一、首先，用阶级及阶级斗争的思想武装贫协、干部，在贫协干部的回忆上讲明这次诉苦、讲村史的政治意义与可能碰到的困难。在他们提高认识自后，由他们将全队的贫苦家人作排队，然后确定苦主对象及将村史的人员。
二、工作队根据上会的决定分别找典型苦主对象，试探思想，发现问题，排除障碍。在这工作中各队都分别发现了不少问题。如文盛*队所确定的苦主几乎全部不愿意去大会上诉苦，突出的是李进有（大），由于未能真正理会这工作的意义，思想上就是考虑生产队的情况，说“我全忘记了！”，表示坚决不讲，马二队的陈桂英亦表示不愿讲，因为她听到有人风言风语说她过去有地有屋，她有点牢骚说：“我过去有地有屋，有什么苦好诉？”黄草埔的最苦的典型钟**亦因为这几天为着女儿早嫁所引起的问题而情绪不好。
三、根据所了解的情况，召开典型对象的座谈会，针对他们所存在的问题作了思想上的打通工作，详细讲明诉苦的目的、意义，同时也以同情的心情指出他们过去的苦难，征求他们的意见，转而工作队分工包干培养。
四、这一阶段分两步走。第一方面是愿意讲的，第二方面是不愿意讲的。对于愿意讲的，要帮助苦主组织材料，突出中心，保证质量。对于不愿意讲的，由工作队负责发动，从思想教育入手，使苦主认识到不会为诉苦而诉苦，而是达到教育自己和他人（特别是青年一代）的目的，要将这次诉苦当作一次政治任务去完成。经过一番努力，原先不愿意的也讲了，有的还讲的很好。
上述材料的中心意思就是对不愿意讲的做思想工作，用政治任务向他们施压。至于为什么这些苦主不愿意讲，这种不愿意讲的现象是不是这场阶级教育运动中的一个普遍现象，笔者在此不作讨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不是每一个上台诉苦的人都是自愿的。
而农业大队的《以阶级教育为纲，开展广泛的诉苦思甜阶级教育》的内容，除了动员不愿意讲的苦主上台，还对诉苦大会召开的具体程序做了周密的安排，以期望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1、诉苦前培养典型诉苦人。物色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作为培养典型诉苦人。通过干部、贫协共同研究选定后，分工进行培养。首先对诉苦人做好思想工作，打消思想顾虑。有些人不重视这个工作，如贫农古朗说“解放后诉了四五次，讲都讲臭了。”贫农梁丽珍是数次转卖到这里来的，她怕讲了往事，工作队走后，人家会笑她。通过我们启发教育，使他认识到诉苦是一项现身说法的阶级教育，作为一个政治任务来看待，后来讲的很成功。苦主物色后还要召开一次苦主座谈会，请他们讲述过去苦情，并组织他们学习“中国各阶级分析”，根据他们试讲的内容，指出哪些重点详讲，那些略讲，诉的应是受三大敌人的苦，亲身经历的最深的苦，不要诉解放后的苦。同时把他们安排好典型大会诉苦的顺序，一个接一个地诉下去，中间不要冷场。为了充实村史内容，另外召开年纪较大的老贫下中农座谈会，叫他们凑村史，使村史讲得生动有力，最好是记录后替讲的人写个提纲，或告诉他们要讲主要内容和重点。
2、要注意对青年的教育。为了使青年一代在这个机会受到一次较大的教育，事前召开一个青年座谈会，对他们提出要求：要他们做好记录，并作为他们写村史、家史的参考材料。要求他们在会上严肃认真。（会后还要召开青年座谈会，谈认识，谈感想）。
3、开典型诉苦会和小组诉苦会，要做好普遍诉苦，要先有典型带动。典型诉苦回一般以队为单位，也可以联队召开。诉苦人1—4人，根据苦情的大小作适当安排。一般是较苦的先诉，其次是一般苦的诉，把最苦的放到最后诉，使会场空气一开始就沉重起来。或者从一般的苦到较苦，再到最苦的诉，使整个会场气氛从低潮到高潮。我们认为前一种做法较好。有的一开始先讲村史，讲村史的同时谈到有关在场的苦主的苦处，起到“点火”以苦引苦的作用。在诉苦过程中可插上几句口号增加悲愤气氛，如说 “古朗的苦是全体贫下中农的苦，永远不要忘记这个苦，有苦的人都来诉苦！”
诉苦时，除了口号、表情外，尽量利用实物来诉苦效果较大。如老屋的钟霖树讲到八岁时因父母穷苦，忍痛（把他）卖到这里来时，就掏出他父亲遗留下来的卖身契，一边谈一边哭，感动了很多人。还有钟屋的钟才有诉苦时也拿出了他家穿了三代，一百多年的破棉衣给大家看，都很感动人。当诉苦到最高潮时会就结束，使每个到会的人带着沉重悲情的心情回去。
苦主讲什么、重点讲什么，哪些不能讲，哪些能讲，组织都会教苦主们的，这其中特别是“不要诉解放后的苦”这一句话，是重点中的重点。以前听到过不少说法，说很多人在忆苦思甜时讲的讲的，就从旧社会讲到新社会，哭着诉说三年饥荒时期的苦，让忆苦思甜会议只有“忆苦”而没有了“思甜”，教育意义就没有了。当然，笔者没有亲耳听到过这样的忆苦，但这一说法流传很广，不会是没有根据的。
为阶级斗争和阶级教育服务的忆苦思甜会，必然会把以前个人的任何不幸都归结于社会因素，而忽略了个人因素，把罪恶都集中到所谓的剥削阶级进行剥削的这个必然结果上，而忽略了个人的偶然性，就如同当今社会，我们仍然能够找出无数可以痛诉的“苦主”。
为了证明今天生活的甜蜜，就得把昨天的苦夸大，让人们感激今天所谓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的人，用当时的一句流行话就是“喝水不忘挖井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组织好一场有效果的诉苦大会，也是一个政治任务，必须要做好，要做好，首先要从培养诉苦人做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