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
泰戈尔1924访华于北京所摄他的作品反映了印度人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种姓制度压迫下要求改变自己命运的强烈愿望，描写了他们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充满了鲜明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
其创作多取材于印度现实生活，反映出印度人民在殖民主义、封建制度、愚昧落后思想的重重压迫下的悲惨命运，描绘出在新思想的冲击下印度社会的变化及新一代的觉醒，同时也记载着他个人的精神探索历程。
关于死亡
泰戈尔对死亡有着超乎寻常的认识，他说:"生命作为一个整体永远不会把死亡看得很严重，在死亡面前它欢笑、舞蹈和游戏，它建设、贮藏并相爱。只有当我们把个别死亡的事实同生命整体分离时，我们才会看到它的空虚并变得沮丧。我们忘记了生命的整体，死亡只是它的一部分，就好像是从显微镜中看一块布，它看起来像一张网，我们注视着那些大大的洞，由于想像而颤抖。但事实是，死亡并不是最终的真实，它看起来是黑暗的，有如天空看上去是蓝色的，但是死亡并不是变黑了的实体，正像天空并不在鸟的翅膀上留下它的颜色一样。""在泰戈尔笔下，死亡充满着诗情画意，令人心向往之。例如在《吉檀迦利》的最后阶段，用了20余首诗歌赞死亡，抒写在死亡中与神同一的过程。
善恶观念
泰戈尔爱情泰戈尔是个乐观主义者，他认为世界是朝着绝对的善发展的，坚信恶最终将转化为善。诗人认为，我们之所以有痛苦，是因为我们感受到有限，但这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并不是最终的，欢乐亦是如此。因此，善恶且不是绝对的存在，但对于有限的我们来说却是真实的，必须通过《薄伽赞歌》中的业溶血，也就是通过无私善行的实践而与无限者的活动统一起来，以获得宇宙生命或道德生命。
他说，"生活在完全的善中就是在无限中证悟了人生，这就是最全面、最深刻的人生观，也就是我们通过内在的道德力量所能具有的对整个人生的看法。佛陀的教义是要把这种道德力量修炼至最高程度，要懂得我们的行动范围不应束缚于狭小的自我领域内。""当佛陀沉思使人类从痛苦的束缚中解脱的途径时，他已经达到了这种真理:即当人类通过把个别融合于普遍而获得最高的目标时，人类就从痛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正由于如此，泰戈尔对佛陀推荐备至，诗作无处不体现着这种从一切处去体会个体和整体的联系。
风格
从左到右，林徽因，泰戈尔，徐志摩泰戈尔在诗歌、体裁、语言及表现方法上能够大胆创新，别具一格。体裁上把现实题材处理成具有冥想因素，把冥想体裁处理为具有现实成分;体裁上，诗人创造出"故事诗"和政治抒情诗的形式;还致力于创造自由体诗。泰戈尔善于学习和运用人民生活中的口头语言，使诗歌的语言清新活泼;在创作方法上，他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只是在抒情诗中，浪漫主义成分较重，在叙事性作品中，现实主义成分较多。
泰戈尔作品中的女性来自各种不同的种姓和阶层，也有着不同的身份。如童养媳、守寡少女、陪葬寡妇、被骗失身的幼女、印度传统家庭妇女、受过高等教育的名媛、拥有新思想的知识女性等，这些女性形象身份或单一呈现，或揉合纷杂，往往被塑造成传统陋习的牺牲品、美满爱情的追逐者和作者理想中的印度新型女性。
印度妇女的低下地位和悲惨处境是政、族、神、夫四权束缚的结果，是印度宗教社会造成的种种弊端的反映。泰戈尔以寡妇们独特经历的关注以及其中表露出的鲜明情感，化作犀利的笔刀，直接指向了充斥着童婚制、包办婚姻、少女守寡、寡妇殉夫、嫁妆制度等种种不合理、不人道、歧视妇女的印度教传统陋习，表现她们境遇的凄苦、经历的曲折和反抗的无助，控诉这些传统陋习的积弊和给广大印度妇女带来的深重苦难。
人物影响泰戈尔的诗风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过重大影响，启迪了郭沫若、徐志摩、谢婉莹等一代文豪，其中许多作品多次被译成中文。 泰戈尔的《飞鸟集》影响冰心，使她写出了《繁星·春水》。
人物评价
泰戈尔尽管泰戈尔也受到西方哲学思潮的影响，但他的思想的基调，还是印度古代从《梨俱吠陀》一直到奥义书和吠檀多的类似泛神论的思想。这种思想主张宇宙万有，同源一体，这个一体就叫做"梵"。"梵"是宇宙万有的统一体，世界的本质。人与"梵"也是统一体。"'我'是'梵'的异名，'梵'是最高之'我'。""人的实质同自然实质没有差别，两者都是世界本质'梵'的一个组成部分，互相依存，互相关联。"泰戈尔以神或"梵"为一方，称之为"无限"，以自然或现象世界以及个人的灵魂为一方，称之为"有限"，无限和有限之间的关系，是他哲学探索的中心问题，也是他诗歌中经常触及的问题。泰戈尔跟印度传统哲学不同的地方是:他把重点放在"人"上面，主张人固然需要神，神也需要人，甚至认为只有在人中才能见到神。(季羡林评)
泰戈尔"是个真正的诗人，而且是个新型的诗人，他能使东方和西方的想象互相理解。他的天才是抒情的"。(英国政治家吉尔伯特·默里教授评)
"泰戈尔不仅是对世界文学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天才诗人，还是憎恨黑暗、争取光明的伟大印度人民的杰出代表。"(周恩来评)
"耆贤不作，声委无闻，东方文明，丧失木铎，引望南邻，无人悼念。"(蒋介石评)
"泰戈尔是歌颂自然的诗人，也是改革现实的健将;是东方精神的号兵，也是国际主义的旗手;是印度的儿子，也是亚洲文化的卫士、世界文明的前驱;他曾为印度不合作运动而愤怒，他曾为中国反侵略战争而呐喊，他曾为东方兄弟的命运而忧思，他曾为西方朋友的学术而奔驰。"(国际反侵略运动中国分会评)
"泰戈尔是一个人格洁白的诗人"，"一个怜悯弱者，同情于被压迫人们的诗人"，"一个鼓励爱国精神，激起印度青年反抗英国帝国主义的诗人"。(沈雁冰评)
叶芝是21世纪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领导人。他是象征主义诗歌在英国的早期代表人物，对21世纪英国诗歌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叶芝的历史就是世纪之交爱尔兰的历史，而他的诗歌则将他个人的历史与那一时期的爱尔兰历史融为一体。
年轻时代的叶芝是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其早期诗歌多取材于爱尔兰本土的传奇与民谣。叶芝是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的参加者，因此政治是他诗中的一大主题；而与叶芝的民族主义激情紧密相连的是他对献身于爱尔兰文化复兴的杰出女演员莫德·冈的爱情，因而爱情对于叶芝也是个终生的主题。他与格雷戈里夫人的合作亦对爱尔兰戏剧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叶芝的这一连串人生经历同其诗歌有着紧密的联系。凭着他那能创造神话的想象力，叶芝将生活中许多平凡事件化为美妙的诗句，再在他的诗中创造出具有叶芝风格的象征主义。而且，艺术与自然的关系在叶芝的许多诗中亦得到了表现。在创造他的艺术、他的象征主义的同时，叶芝似乎也急欲为历史画像。也许是受到了神秘主义（包括布莱克的神秘主义）的影响，这一幅神秘的历史画像颇具悲剧色彩。人的命运是由外在力量所控制的，历史的轮盘不停地旋转，已现的必将重现。《丽达与天鹅》与《基督重临》描述的正是这一主题。多样性的人生，多样性的主题，多样性的风格与技巧，时隐时现的历史影子，构成了叶芝诗歌的伟大所在。正是由于这种多样性，后世的评论家一般将叶芝的诗歌分为三个时期。
叶芝的早期诗歌创作包括他从1883年起在《都柏林大学评论》（Dublin University Review）上发表的诗歌，直到1899年出版的《芦苇中的风》（The Wind Among the Reeds）为止。初入诗道，叶芝接受的是后期浪漫主义的传统。对他深具影响的是前拉斐尔派诗人及其后继者，其中的威廉·莫里斯可以说是叶芝的最主要的影响者。莫里斯是叶芝的朋友，他对叶芝的影响在《莪相的漫游及其他》（The Wanderings of Oisin and Other Poems，1889）中最为明显。布莱克和雪莱也对叶芝早期的诗歌产生过影响，因为叶芝曾编选过布莱克的诗集（1893）。这些诗人在作品中表达的信念及情感使叶芝深有感触。
然而，尽管叶芝的早期诗歌属于自十九世纪发展而来的英国浪漫主义传统，但由于其爱尔兰背景，他的早期诗歌以其独特的爱尔兰题材而有别于英国浪漫主义诗歌。这两者的结合产生了叶芝独特的早期风格：韵律感强烈，充满柔美、神秘的梦幻色彩；诗中所述人物则多为爱尔兰神话与传说中的英雄、智者、诗人以及魔术师等。同时，这些诗表现出一种忧郁抒情的氛围，笔触颇似雪莱。对于年轻敏感的叶芝而言，诗就是梦，梦能保护俗世中的诗人，而他从孩童时就沉浸于其中的爱尔兰神话与民间故事则是他寻梦的遥远去处。这一时期的主题大多为回忆和梦想，其顶峰之作也许就是“茵尼斯弗里岛”(“The Lake Isle of Innisfree”)。此诗可谓叶芝白日梦的杰作，实际上反映的是诗人对故乡爱尔兰的一种思恋情绪。其广为传诵的部分原因也许就在于其彻底的浪漫主义主题和独特的语言风格。
叶芝中期创作的诗歌主要包括《在七片树林里》（In the Seven Woods，1904）《绿色头盔及其他》（The Green Helmet and Other Poems，1910）《责任》 ，（Responsibilities，1914）《库尔的野天鹅》 ，（The Wild Swan at Coole，1917，1919）以及《迈克尔·罗巴茨与舞蹈家》（Michael Robartes and theDancer，1921），其时间跨度约为1899年《芦苇中的风》出版之后至1926年《幻象》 （A Vision，1925）出版之前。关于叶芝诗歌时期的划分，并没有截然的界限，主要以其诗歌主题、风格变换为参照。正当叶芝感到早期风格已到顶点，而新的发展方向尚未明确时，艾兹拉·庞德进入了叶芝的生活圈子，并对其新风格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这种影响直接导致了叶芝中期诗歌中有一种新的精微的具体性，这一特点同庞德的意象派诗歌有共通之处。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内容上，也表现在措词上，其结果就是一种新的质朴无华的、具体的风格。它更关注精神的意象和细节，所表现的情感也更为明确。
这一时期，叶芝开始用贵族的理想观点来衡量爱尔兰民族主义的革命者及爱尔兰大众，其结果只能是失望。在叶芝看来，暴力、内战并非爱国的表现，而是“黄鼠狼洞里打架”。他觉得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人缺乏在约翰·奥利里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种爱尔兰传说中的高贵和古老的英雄主义气质。对爱尔兰政治的失望使得叶芝改变了他的诗风。早期寓言般的梦想被抛弃了，他的诗更加现实、复杂、世俗化，逃往“茵尼斯弗里岛”已是大可不必。他早期的象征主义柔弱无力，必须注入新的活力；而他的新象征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对神秘中的秩序的追求。为此，叶芝发展了一种神秘的历史循环论，集中表现在《幻象》（1926）一书中。叶芝认为：历史的发展周而复始，当一个周期完成后，又进入下一个周期，如此不断循环。他的许多诗歌就是这种历史理论的直接说明。
叶芝后期诗歌的风格更为朴实、精确，口语色彩较浓厚，多取材于诗人个人生活及当时社会生活中的细节，且多以死亡和爱情为题，以表达某种明确的情感和思索。后期诗歌包括诗集《钟楼》（The Tower，1928）《盘旋的楼梯》 ，（The Winding Stair，1929）《三月的圆月》 ，（A Full Moon inMarch，1935）和《最后的诗歌及两个剧本》 （Last Poems and Two Plays，1939）。《钟楼》收集了叶芝的一些内涵最丰富的诗，如：“驶向拜占庭”（Sailing to Byzantium）、“钟楼”、“内战冥想”（Meditations in Time of Civil War）、“1919”、“丽达与天鹅”以及“在学童们中间”（Among School Children）。对于叶芝来说，生活与艺术是一种冲突。随着年纪不断增大，年龄与欲望又成为一对矛盾。在“驶向拜占庭”一诗中，诗人构造了日渐衰老的肉体的渴望与灵魂对自由的向往。诗中，一位老人拒绝了年轻人的感官世界，表明渴望摆脱肉体束缚而追求永恒的艺术世界的愿望。在“在学童们中间”一诗中，他也谈到了时间与人生的问题。而“丽达与天鹅”则又使他回到《幻象》中的历史循环这一主题上。
《弯弯的楼梯》（1933）包括了一些很优秀的哲理诗，如“自我与灵魂的对话” （A Dialogue ofSelf and Soul），但也有一些是回忆过去的诗歌，包括对朋友的怀念。其中“库尔庄园与巴利里”（Coole Park and Ballylee，1931）一诗谈到诗人与格雷戈里夫人的友谊与他们的文学功绩。诗云：
我们是最后的浪漫主义者，选择了
传统的神圣与美好为主题。
这“最后”意味着一个历史时期的结束，叶芝在文学史中为自己提前找到了位置。《三月的圆月》（A Full Moon in March，1935）包括一组称为“超自然的歌”的文学诗。这些诗浓缩了叶芝的思想，语言简朴。其中“人的四个年龄阶段”一诗体现了幻想中的思想，也反映了对人类文明的思考。
叶芝的理论成就主要表现在《诗的象征》一文中，但他并不是一个理论家。《幻象》中的思想也并非什么完整的理论，而是个人色彩很浓厚的一种价值观念。叶芝是个诗人，他的成就在于那多样性的诗歌，丰富的题材与想象。此外，娴熟的技巧也是他吸引读者的重要原因。如果说华兹华斯统治了上一个世纪的英语诗歌，那么叶芝则统治了19、20世纪交替时期的英国与爱尔兰诗歌。
思想核心神秘主义（occultism）“神秘主义”一词是从拉丁文“occulo”（意为“隐藏或隐蔽”）派生而来的，
其基本含义是指能够使人们获得更高的精神或心灵之力的各种教义和宗教仪式,但未确定其参加。神秘主义包括诸多理论和实践例如玄想、唯灵论、“魔杖”探寻、数灵论、瑜伽、自然魔术、自由手工匠共济会纲领、巫术、星占学和炼金术等。
叶芝一生都对神秘主义和唯灵论有浓厚的兴趣。1885年，叶芝和一些朋友创立了“都柏林秘术兄弟会”（Dublin Hermetic Order）。这个组织在6月16日召开了第一次集会，叶芝是领袖。同年，都柏林的神智学会馆在通灵法师婆罗门·摩西尼·莎特里的组织下正式开放，叶芝于次年参加了他的第一次降神会。之后，叶芝沉迷于炼金术和通神论。1890年他加入金色黎明秘术修道会，并于1900年成为该会的领袖。在结婚以后，叶芝夫妇曾经尝试过风靡一时的无意识写作。叶芝的神秘主义倾向在他的名诗《丽达与天鹅》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这首短诗从希腊神话中取材，讲述的是宙斯幻化成天鹅与美女丽达结合并生下两个女儿的故事（一是著名的海伦，引发了特洛伊战争；一是克吕泰涅斯特拉，希腊军队统率阿迦门农的妻子）。这一母题在西方文学艺术作品中曾反复出现。关于叶芝创作这首名作的初衷，西方评论界曾有过各种不同的诠释和解读，有的认为是“历史变化的根源在于性爱和战争”，有的则认为是“历史是人类的创造力和破坏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西方主流的文学史将 《丽达与天鹅》作为象征主义诗歌里程碑式的作品。
在叶芝的神秘主义思想形成过程里，凯瑟琳·泰楠的影响不可谓不大。泰楠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女诗人，叶芝早年和她过从甚密。正是在泰楠的影响下，叶芝频繁的参加各类神秘主义组织的活动。泰楠一生都很仰慕叶芝的才华，而叶芝却在后来逐渐疏远了她。叶芝的神秘主义倾向受印度宗教的影响很显著，他晚年甚至亲自将印度教《奥义书》译成英文。通灵学说和超自然的冥思则成为叶芝晚期诗歌创作的灵感来源。一些批评家曾抨击叶芝诗作中的神秘主义倾向，认为其缺乏严谨和可信度。W·H·奥登就曾尖锐地批评晚年的叶芝为“一个被关于巫术和印度的胡言乱语侵占了大脑的可叹的成年人的展览品”。然而正是在这一时期，叶芝写出了他一生中很多最不朽的作品。若想理解叶芝晚年诗作的奥妙，就必须要了解他于1925年出版的《灵视》一书的神秘主义思维体系。今天，人们通过阅读这本书来理解叶芝后期的诗作，却不把它当作一本宗教或哲学的著作。
现代主义威廉·勃特勒·叶芝1913年，叶芝在伦敦结识了年轻的美国诗人艾兹拉·庞德。事实上，庞德来伦敦有一部分便是为了结识这位比他年纪稍长的诗人。庞德认为叶芝是“唯一一位值得认真研究的诗人”。从1913年到1916年，每年冬天叶芝和庞德都在亚士顿森林的一个乡间别墅中度过。这段时间里庞德担任叶芝名义上的助手。然而当庞德未经叶芝的允许擅自修改了他的一些诗作，并将其公开发表在《诗》杂志上后，两位诗人的关系便开始恶化了。庞德对叶芝诗作的修改主要体现出他对维多利亚式的诗歌韵律的憎恶。然而很快两位诗人都开始怀念双方共事、互相学习的日子。尤其是庞德从欧内斯特·费诺罗萨的寡妇处学到的关于日本能乐的知识为叶芝即将创作的贵族风格的剧作提供了灵感。叶芝创作的第一部模仿了日本能乐的剧作是《鹰之井畔》。他于1916年1月将这部作品的第一稿献给庞德。
现代主义对叶芝诗作风格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诗人逐渐放弃早期作品中传统诗歌样式的写作，语言风格也越来越冷峻，直接切入主题。这种风格上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他的中期创作中，包括作品集《七片树林》、《责任》和《绿盔》。
1923年叶芝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由瑞典国王亲自颁奖。他在两年之后发表了一首短诗《瑞典之丰饶》，以表达感激之情。1925年，叶芝出版了一本呕心沥血的散文作品《灵视》，其中他推举柏拉图、布列塔诺以及几位现代哲学家的观点来证实自己的占星学、神秘主义及历史理论。
折叠写作思想雪莱的诗对叶芝产生了很大影响。后来，叶芝在一篇关于雪莱的文章中写道：“我重读了《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在世界上所有的伟大著作之中，它在我心里的地位比我预想得还要高得多。”叶芝早期还受到彼时爱尔兰著名的芬尼亚组织（Fenian）领袖约翰·奥里亚雷的影响。诗人晚年曾说，奥里亚雷是他所见最“风流倜傥的老人”，“从奥里亚雷的谈话以及他借我或送我的爱尔兰书籍中，成就了我一生的志业。”在奥里亚雷的介绍下，叶芝认识了道格拉斯·海德和约翰·泰勒。奥里亚雷于1893年成立盖尔语联盟（Gaelic League），致力于保存并推广爱尔兰语言的使用。
在他的眼里，“生命是一个过程，正如诗歌一样。当你青春年少时，生命就像枝叶婆娑的绿树，在夏日的流风中欢快地歌唱，快乐却缺乏思想的沉淀；而当你年老了，你的生命枝叶现出繁华落尽的凋零，但是你遒劲的枝干，通过根蒂和大地紧密相连，那就是你的根本所在，这种对生命的认识，只有在生命最后才能真正领悟。而叶芝对爱情也是终生追索不已。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这是叶芝的《当你老了》里最为有名的诗句，也是他流传最广的诗歌，表达了对女演员茅德·冈的一生不懈的追求。
早期的叶芝，对缪斯充满着无限的向往，抒发了爱情的不幸。他写道：“在那里岁月会遗忘我们，悲哀不再来临；转瞬就会远离玫瑰、百合和星光的侵蚀，只要我们是双白鸟，亲爱的，出没在浪花里。然而这种追求总是那么空茫，那么充满浪漫蒂克，还没有承担起丰富人生的痛苦和普遍的真理。”
他的诗歌从早期的自然抒写，到晚年的沉思凝练，真正完成了一场思想和艺术的修炼。正如他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感言：“现在我已经苍老，而且疾病缠身，形体不值得一顾，但我的缪斯却因此而年轻起来。”在他看来，“除了太阳一无所有，然而他没有逃避现实，也不安于现实。他深知，只有把针扎在肉里，穿针引线，血泪迷蒙，才能走到上帝面前。”在《驶往拜占廷》里，叶芝在剖析自己：“一个衰颓的老人只是个废物，是件破外衣，支在一根木棍上，除非灵魂拍手作歌，为了它的皮囊的每个裂绽唱得更响亮。为了追求真理，他对自己冷酷无情，勇于暴露自己人性的弱点。”
在叶芝的身上，可以看到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莎士比亚的悲剧里表现出来的，为追求真理而穷尽毕生不懈的努力。叶芝最终没有达到那些伟大诗人的高度。大诗人奥登在《悼念叶芝》中的说：“叶芝辛勤耕耘着诗歌，把诅咒变成了葡萄园”；卡夫卡说：“每个人都必须从自己内心一次又一次地生产真理，否则他就会枯萎。叶芝以毕生来追求真理，即使那不是终极真理，但他至少做到无悔于一生。”
折叠编辑本段人物成就威廉·巴特勒·叶芝是20世纪现代主义诗坛上与 T·S·艾略特各领风骚的爱尔兰诗人，其创作理论和实践对现当代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他被艾略特称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诗人”。他因对爱尔兰文艺复兴做出的杰出贡献而于192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创作风格对埃兹拉·庞德、詹姆斯·乔伊斯甚至艾略特都产生过较大影响，即使在当代，他的作品集如《苇间风》（The Wind Among theReeds）仍为无数外国读者争相传诵。
叶芝作为后期象征主义的代表，其作品的现代性却颇具争议。分析叶芝作品的浪漫主义抒情传统，并结合其象征主义的发展和面具理论的应用，可以看到叶芝不断追求自我创新的现代性。叶芝象征主义的发展，本身体现了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的过渡。叶芝的浪漫主义传统和现代性的对立统一。浪漫主义抒情是他的本质，而象征主义的发展和面具理论的应用则体现了诗人不断自我否定和创新的精神。某些批评家因为叶芝作品中缺乏城市印象所以否认其现代性。此观点实际上是对现代主义本质的误解。从象征主义的观点看,无论城市还是叶芝笔下的爱尔兰斯莱哥乡村，都仅仅是内在情感的客观对应物而已—— 一种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和人的异化危机的逃避和反抗。叶芝的这种独特性不仅使他的那路诗在以艾略特为代表的“反抒情”现代诗歌中显得如此出类拔萃，卓尔不群，而且在后现代主义接过现代主义的旗帜之后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美的和谐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创作的精神实质是对美的和谐的追求，但这里的"和谐"并不是一味地指各部分之间的融洽与"友好"，而且也包含着冲突。这种冲突在普希金的创作中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精神与肉体，英雄主义与田园气息，悲剧精神和乐观原则，这就构成了作品潜在的或深层的二元对立精神;同时，这种二元对立精神体现出创造性和艺术力量 。
精神肉体之美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爱的诗歌有两种元素，一种是精神性的，是"对地和现实性的摒弃"与"渴望进入非肉体性的幻影领域"，另一种是肉体性的，是"依附于地和躯体，依附于可感的现实"，而肉体的美寄寓了精神的美。在精神方面，他创作了一系列关于彼得大帝题材的作品(《彼得大帝的黑奴》《波尔塔瓦》等)，其根本目的是督促俄罗斯和俄罗斯人民追求人类最高层次的精神境界。在执着于这种精神追求的同时，他还追求感官和肉体的享乐，具有俄国贵族那种无忧无虑、纵酒享乐的性质 。
英雄主义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的英雄主义气质暗含着对个人价值和个人荣誉的热爱和追求。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也十分重视荣誉，他非常维护本国的荣誉观。并且，他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他一生经常为荣誉而决斗，甚至他的死也是为了维护自己和妻子的荣誉。至于对个人主义的思考，《茨冈》即为例，这种个人主义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是普希金时代的反映 。
热爱田园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对田园生活的厚爱源于俄罗斯这个具有浓厚土地情结的民族，当然，这与其特有的历史也密不可分。古老的俄罗斯以农耕为主，将广大的人民系在土地上，而农奴制的实施更加强了农民对土地的依附。而且，田园生活对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来说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还是一种境地: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它充满了安宁与快乐，质朴自然且和谐自由;作为一种境地，它代表了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而从深层意义上讲，田园生活更代表了一种回归。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渴望由纷繁喧嚣的都市生活回到安宁平淡的田园生活，自然是一种内心和精神上的回归，但是他却只能以死--化入尘土的方式完成这种回归 。
历史意识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曾衷心地表达自己不想用世上任何东西来替换祖国，或者除了祖先的历史。诗人将俄罗斯不算悠久的历史摆在与祖国同等高度的位置，可见他对俄国及俄国历史的重视和热爱。这样的历史意识建立于普希金一生对俄国历史与现实社会的认识和反思之上，是诗人进行历史叙事的基础与核心 。
折叠艺术手法空间转向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的诗歌叙述中就呈现出了鲜明的空间性，运用"空间转向"艺术，使得叙述不再被简单地看作陈词滥调的穿越时间的变化，而是一种经由空间的变迁，就是说历史叙事在叙述过去事件的同时，必然存在于过去的地点之中，地点由此成为一切事件必不可少的先在条件。比如《波尔塔瓦》《青铜骑士》中，波尔塔瓦和彼得堡作为实在的物理空间是诗人笔下的叙事诗得以发生、发展的，诗歌中人物存在的真实场所，也是历史时间得以考察和衡量的标尺，由此构成叙事诗的大背景，诗中的一切叙事都在这个固定的空间中得以完成，同时大空间又可以分割出一个个"橘瓣儿"一样的小空间，彼此定置或包围，从而组成这首诗歌丰富而生动具体的地理空间 。
心理空间艺术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的诗歌中心理空间的存在是一种对外部社会空间和自身生命体验的投射，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同样会对外部产生某种感受和认识，形成人物独特的心理空间。所以，诗中不同人物的心理空间就随着空间场所和生存境遇的不同发生了极大的转变。诗歌除了展现出上述事故人物心理空间的转变，也展示了普希金在创作时的随着时间推进的心理空间变化 。
语言特色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抒情诗语言的丰富、简洁。他的抒情诗的语言使用广泛，不仅包容了浪漫的美文和传统的诗歌字眼，还有现实的话语、日常惯用语和乡野民间词汇，甚至还有古斯拉夫语和时髦的外来词等等。尤其是他关于爱情的诗歌，篇幅不大，但结构紧凑、语言精练、十分精致 。
小说艺术
首先，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的小说注重形式，如《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在文体不同于当时流行的长诗与古代的叙事诗，它更像是诗体小说，即用诗的形式写的小说;也像是小说体诗，即小说式的韵文。其次，他的小说在描写内容上取材广泛，包括当时各种阶层的人物和各种事物，他细致入微地刻画社会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景象与人民的生活和民间风习。在艺术效果上，他的小说给读者以真实、平凡、具体的感觉，而不是像同时代的作品，给人理想化的感觉 。
人物影响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被誉为"俄国文学之父"，他在继承古代俄国文学的优秀传统的同时不断将其发扬光大。在俄国文学中，他为现实主义夺得了主导地位，从而影响了19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浪潮，他的作品是反映当时俄国社会的一面镜子。在各种文学体裁上(抒情诗、叙事诗、诗剧、小说、童话等)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也为后人提供了优秀的范例，后来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更后面的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叶赛宁、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马雅可夫斯基等人都直接或间接受过普希金的影响 。
人物评价前苏联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普希金之于俄国文学，正如达·芬奇之于欧洲艺术 。
俄国作家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他(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创立了俄国的诗的语言和俄国的文学语言 。
俄国作家尼古莱·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一提到普希金的名字，马上就会突然想起这是一位俄罗斯民族诗人。他像一部辞书一样，包含着我们语言的全部宝藏、力量和灵活性。在他身上，俄罗斯的大自然、俄罗斯的灵魂、俄罗斯的语言、俄罗斯的性格反映得那样纯洁，那样美，就像在凸出的光学玻璃上反映出来的风景一样 。
俄国评论家维萨里昂·格里戈里耶维奇·别林斯基:只有从普希金起，才开始有了俄罗斯文学，因为在他的诗歌里跳动着俄罗斯生活的脉搏 。
俄国哲学家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赫尔岑:在尼古拉一世反动统治的"残酷的时代，只有普希金的响亮辽阔的歌声在奴役和苦难的山谷里鸣响着，这个歌声继承了过去的时代，用勇敢的声音充实了今天的日子，并且把它的声音送向那遥远的未来 。
俄国作家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冈察洛夫:普希金是俄罗斯艺术之父和始祖，正像罗蒙诺索夫是俄罗斯科学之父一样 。
贝克特一生的创作经历，以1952年话剧《等待戈多》的上演为标志而被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主要创作小说，而后期则主要写剧本。尽管如此，贝克特的文学风格却始终没有很大变化，而是从一开始就选择了一条远离现实主义传统的道路。
早年的贝克特深受意识流文学的影响。他对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深恶痛绝。他曾指责当时的读者只愿意“不费劲地”阅读“形式与内容严格分离”的作品，而不愿意接受像乔伊斯小说那种“直接表述的”作品。
因此，在贝克特早期的小说创作中，他绝少涉及真实的社会生活场景和具体的社会问题，而是致力于揭示人类生存的困惑、焦虑、孤独以及现代社会中人们丧失自主意识后的悲哀。他喜欢用一些生活的碎片和幻象来负载哲学思想。他的小说没有连贯的情节和动人的故事，其晦涩程度和当时勃兴的意识流小说并无差别。
小说贝克特在小说和戏剧上追求新表现形式的先锋，继承了乔伊斯、普鲁斯特和卡夫卡的文学传统，而他早年的戏剧作品则受益于十八世纪九十年代的法国文学和埃尔弗特·吉尔瑞的《乌布·诺伊》。贝克特的小说在结构上独树一帜。他的小说大多采用一种环形封闭的结构，情节不断繁衍而又不断消解。主要情节被不断打结和扯断，直至被叙事彻底解构。总体来看，贝克特的小说创作取得了一些成就。可是由于语言和结构实验走得过于极端，使得他的作品成为很难解读的私人写作。
戏剧
荒诞派戏剧荒诞派戏剧是对西方现代派文学中的“荒诞文学”的发展。这一流派被认为战后西方社会思想意识通过舞台艺术的最有代表性的反映。荒诞最有概括性的含义是：人与世界处于一种敌对状态，人的存在方式是荒诞的，人被一种无可名状的异己力量所左右，他无力改变自己的处境，人与人、人与世界无法沟通，人在一个毫无意义的世界上存在着。这种“荒诞”观集中体现了西方世界带普遍性的精神危机和悲观情绪。
贝克特在他的剧作里塑造的人物都是些病态、丑恶的流浪汉、瘪三、残废者、老人。从《等待戈多》中的流浪汉，《最后一局》中的4个残废人，汉姆和他的缩在垃圾桶里不时探头出来觅食的双亲，到《美好的日子》里埋在沙土中的老妇温尼，都是些丧失“自我”、徒具人形的人。一方面呼号“自我”的不存在，一方面又在探索寻找“自我”。他在剧作中一再表现的另一个基本命题，即人在死亡面前束手无策，人生荒诞绝望，只能无可奈何地走向死亡。尤内斯库的剧作描述了现实的荒诞、人格的消失、人生的空虚和人的存在无希望无意义。阿达莫夫剧作中的人物几乎全是还原为人的原型的人，旨在揭示物质文明的残酷而又冷漠无情。热内的剧作最突出的特点是美化罪恶，使邪恶成为美德，视黑暗为光明的化身，把地狱变为天堂。他笔下的人物全是正常社会之外的人，并表明人世间现存的一切都是梦幻和骗局。
人物评价1969年，贝克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评语是：“由于他具有新奇形式的小说、戏剧作品，使现代人从贫困的境地得到了振奋。”
贝克特后半生定居法国，却始终没有取得法国国籍。而由于贝克特使用法语而不是盖尔语进行创作，他的祖国爱尔兰也拒绝承认他的国民身份。贝克特的思维始终是欧洲的、国际的，而不像他的同胞萧伯纳或叶芝一样，始终带有民族主义的狭隘气度。尽管贝克特的作品至今仍受到很多争议，但他作为20世纪一流文学大师的地位确是毫无疑问的。英国学者沁费尔如是评价：“就贝克特而言，他的剧作对人生所做的阴暗描绘，我们尽可以不必接受。然而他对于戏剧艺术所做出的贡献却足以赢得我们的感激和尊敬。他描写了人类山穷水尽的苦境，却把戏剧艺术引入了柳暗花明的新村。”
2005年布克奖得主、爱尔兰作家约翰·班维尔（John Banville）曾说：“今天的爱尔兰作家就分为两派，要么是乔伊斯派的，要不就是贝克特派的。乔伊斯总是想方设法把世界填得满满的，而贝克特刚好相反，总是给世界留空，等人们思考‘怎么办’。”
英国作家及剧场导演、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哈罗德·品特说：“他不引领我走上任何一条花园小径，他不偷偷给我使眼色，他不向我灌输疗救的办法、前进的道路、上天的启示，也不端给我一盆面包屑；他不会卖给我任何我不想买的东西——不论我买不买，他都不会跟我胡扯——他的手从不高过他的心。不过，我乐意买他的货：不论是钩子、线，还是锤子，因为他把所有的石头都翻了个底朝天，一只蛆也没剩。他催生了美的事物。”
人物影响贝克特以其不屈不挠的精神和新奇形式的小说和戏剧，刺激了不止一代的作家和哲学家对自我和时代的审视与思索，从而使他们受惠。作为荒诞派戏剧的创始人之一和集大成者，贝克特一生共创作了30多个舞台剧本，其中有20多个被拍成电视剧或电影。其中最重要的三部作品是《等待戈多》、《剧终》和《啊，美好的日子！》。
贝克特一生最高的成就体现在他对荒诞派戏剧做出的贡献。正是因为他的一系列优秀剧作，使得荒诞派戏剧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壮大的文学流派跻身后现代主义阵营。其中成名作《等待戈多》1953年在巴黎演出时引起轰动，连演了三百多场，成为战后法国舞台上最叫座的一出戏。贝克特为此名噪一时，成为法国文坛上的风云人物。由于“他那具有奇特形式的小说和戏剧作品，使现代人从精神困乏中得到振奋”。
正如源于品特姓氏的形容词Pinteresque（意为“品特式的”或“品特风格的”）已经为英国最权威的《牛津英语字典》所收入，源自贝克特姓氏的形容词“贝克特式的”（Beckettian）也已进入了英语词典。不过，据品特专家罗纳德·海曼考证，贝克特要比品特晚一些（而品特比贝克特小24岁），这也就意味着品特及贝克特的风格，都各有自己的特色，其不同易为人们所辨别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