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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水浒传》剧情，在历经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后，最智慧的说法为；会看的看文化，不会看的看武打。无所事事看剧情。其实快意恩仇与行侠义气是他的表体。个性思维导向与人性叠加则是内在的实质刻画。
众所周知《水浒传》是根据施耐庵《水浒》原著而导演拍成的电视剧，所以当然有情节表现的个性是最让观众产生不同种看法不一的。在看完电视剧《水浒传》后，针对各种情节，谈一下我在热闹中找点门道的看法。
首先在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的是《水浒传》虽然已经过两次版本的拍演播放。它的主题和突出矛盾点是统一的，但细微的情节有所不同，就说施耐庵整理写成原著时，也无法完全改变各小本故事的小情节和小主题。再是从北宋末年至元末明初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极其尖锐，在《水浒传》的流传过程中，这些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不能不在其中有所反映，所以我们看《水浒传》的情节也不可能完全局限于北宋末年宋江集结一百零八好汉的起义事件说起。
我们在研究《水浒传》里面的许多情节时，有必要从情节的角度看《水浒传》，它是否真实地、典型地反映了社会矛盾，并以此为依据，对《水浒传》作出恰如其分、实事求是的评价。关于《水浒传》的大情节和单个的英雄故事的小情节，是一个首先需要搞清楚的问题。他的大情节，是以单个的英雄故事的小情节为基础，为积累的。无论是《水浒传》还是单个的英雄故事，都有个人长处的精华和性格缺陷，在观看其情节时，我们既应看到大情节的精华面，也要注意思考看到小情节的精华面和人物性格缺陷的一面。只有这样去看得艺术，才觉得艺术才是完美的。
前期看到的是英雄好汉出台后，表现的是把单个的英雄故事联贯起来，越看越使短篇发展成为长篇；更可重视的是他提高、加强了人物故事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力量。”在分析单个的英雄故事和整部《水浒传》的关系时，对单个的英雄故事，确有“提高”和“加强”的一面，但我以为对这一意见应做些补充，电视剧不管是新版还是老版，突出一百零八将组成梁山聚义军的描写，比起其它的拍演的《水浒》和一百零八将中任何个人情节的拍演要突出情节个性好的多。他强调的情节基础要细致一些。这对于综合的拍演创作来说，无论在政治素质或精神面貌各方面，都作了明显的提高。他们更能突出各自的人物个性。只有通晓性格各异，才知道不同性格的长“方位”。
例如在看到一些杂剧，零散剧的单个好汉主演的鲁智深、武松、林冲、燕青、李逵、鼓上蚤时迁，等人多为一些无稽之事件大卖力气，通过细节刻画人物的性格，不形象、不逼真。这些杂剧、零散剧给人的感觉是大的方向虽然没跑偏，但内容大部分是“体材不够，故事来凑”。
比如看一看元杂剧《诗酒丽春院》的名目，就知道李逵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元杂剧中的英雄人物，多写得非常萎缩狼狈，往往忍冻挨饿，躲躲藏藏，跳墙头，搞偷窃，都是常事。在封建统治重压下的人民群众，希望梁山英雄帮助他们摆脱政治压迫、经济剥削，他描写了当时的老百姓同梁山英雄情同骨肉的亲密关系，老百姓的婚姻爱情受到封建统治者的破坏摧残，梁山英雄见义勇为除暴安良，这也是应予肯定的。
《水浒》的前期主要歌颂以英雄好汉的个人单打战斗为主。前部分写了梁山英雄因“处处受阻排挤”的全过程，其中用大量篇幅刻划各将领的经历和各小股起义的发展情况，还包括各路义军汇集水泊梁山后和朝庭的作战，以及再受招安，后又打方腊，直至最后的悲惨结局。要谈《水浒》的大情节，就要分析各单个故事的小情节，在分析小情节的基础上再综合分析大情节。这样就既看到小情节的“表现处”，也看到作为整体的大情节。
《水浒》的大情节可以“受招安”的前后为界分为两阶段。前阶段为梁山英雄侠气义聚。因受招安后的部分，他们走上了投靠朝庭的道路，成为接受天子指令的武装了。前面通过众将领参加梁山聚义的多个场面。通过好汉和各路英雄武装的作战，说明了朝庭内部狼狈为奸，昏庸无道，导制众好汉齐心反戈走出属于自己的阳光大道。
因为在当时宋朝依靠的大地主。大官僚，而大官僚大肆搜括民脂民膏，“生辰纲”的事情由来是充分说明“承上启下”，靠升官发财的腐败行为，惹得众好汉“取不义之财”，用之于“替天行道”。于是智取生辰纲，引得各路好汉、小手工业者、小市民以及地主、官僚中分化出来的受阻排挤者都从不同的途径、以不同的经历、不同的觉悟水平走进了“聚义厅”的队伍。
开始以鲁智深为主，包括朱武、陈达、杨春、史进等的聚义过程，紧跟着以林冲出场为剧情，开始了梁山水泊的草创时期，包括吴用等七人智取生辰纲的精采情节。
我们认为，好汉将领参加聚义，以他们的理想实践为依据，初衷并不是以反皇帝为依据。首先就说林冲吧，他是在“有家难奔，有国难投”的境遇下，“忠为君王恨贼臣”的排挤中“逼上梁山”而参加聚义的。这是毫无质疑的《逼上梁山》，给观众所反映的场景就在这段情节之中。肯定了“逼上梁山”，就是肯定了林冲参加聚义。《水浒传》剧情中说到；“主要写晁盖造反上梁山，宋江杀惜投柴进。梁山泊义士尊晁盖，林冲火并王伦。“一从火并归新主，会见梁山事业新。”在电视剧情中每个生动的情节无不给观看者“快意恩仇，侠义解气”。
其实梁山泊的草创时期，大多数观众是持褒奖态度的。说到武松参加聚义的经历。武松上山，曲折较多，但他终于走上了聚义的道路。看到这一段打虎，敢为己者思想开，武松，提得起，放得下，吃酒时快意吃酒，打斗时力势猛斗。他超然的思想不被世俗所干扰。徒手打虎也恰恰是结合武松的性格“拳拳之心击敌心”，这种不畏“强权”如“虎”的敌人最终都被武松干掉，实属叫人快意。
继续以宋江为线索的剧情包括李逵、戴宗、花荣、秦明等一大批好汉将领上山的经历。先说李逵上山是不存在问题的。问题是宋江究竟是参加聚义还是混入聚义？我们认为是参加不是混入。当智取生辰纲事发，官府搜捕晁盖等时，宋江“担着血海似的干系”为晁盖通风报信，这是宋江走上起义道路的起点。在清风寨，宋江由于知寨刘高的谋害，险些至死，决定参加聚义，他用计断了秦明后路，使其“落草”；他再引荐花荣、秦明等投奔梁山泊。只因一封父死“来家迁葬”的假信又动了孝心，使他又走了一段弯路。后到在浔阳楼他饮酒一时狂兴写了反诗：“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谩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此诗一出，这是宋江的凌云壮志啊！封建朝庭政权迫害下狱中的囚犯，提出“报冤仇”，要“血染浔阳江口”，难道不是反诗？不是反诗又何至于治以死罪？智救宋江后，宋江对晁盖表示：“今日不由宋江不上梁山了，今日同哥哥上山去，这回只得死心塌地与哥哥同死同生”，并动员其他的好汉一同上了梁山。
可以说《水浒传》中最难上梁山的是宋江，最后也终于上了梁山。尽管上山后，他犯有许多错误，他头脑中的忠义观念仍在作怪，以至把这支聚义队伍带上了“受招安”的不安道路，导致打方腊时，被宋王朝用作“以毒攻毒”的自损败亡后，穷途归路早定数。不管怎么说但他仍不失为梁山的杰出领袖。对宋江要一分为二，前期是他个人的魅力和能力集结众好汉撑起“八百里水泊”，后期是希望自己的付出和忠心能感动那个宋王朝所谓的“上苍”。“看清兄弟皆好汉，哪知朝庭鹰犬心？”
宋江的主导面是赞同聚义，非主导面是忠义观念、他不反皇帝。如果他上梁山参加聚义是假的，是混入聚义，也就谈不上什么“替天行道”了，更没有“受招安”一说。宋江不从押司慢慢干，偏要通联“生辰纲”，而又聚义梁山泊，最后又要受招安，未了还是受制于朝庭。弯了这么个大弯，这是宋江的逻辑不对？还是他一不小心被众兄弟推上了自己的人生不归路？
简说杨雄、石秀上山，拼命三郎石秀的“拼命精神”就是这段情节表现的。为什么要拼命？因为有难念的经，要实现自我生存的价值。在那个封建的腐败朝庭，一般人和好汉的所作所为，都是揭露了宋朝庭那些巨腐官僚的贪得污厌。从而形成对广大百姓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说明了逼上梁山的实在过程是人性的极限挑战受到阻碍，从而另辟途径向光明之路的求生道理。
我们再说梁山众好汉的聚义和反动地主剥削的武装战争，其中包括三打祝家庄，攻打高唐州，打青州，智取华州，打北京城，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等。《水浒传》上宋江组织众好汉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战略方法，从新调査实际情况，以实事求是入手，要打入内心，先要熟悉盘陀路，再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与国外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象的方法。果然第三次就打了胜仗。从这里可以瓦解到有用的资源，宋江和吴用心中有数，并不是以时迁偷鸡吃而引起的矛盾，为个小事要三打祝家庄，众好汉其实心知肚明。这里就不多说了。
《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三打祝家庄，可以说算是最好的一个”。我们看到了众好汉聚义梁山以后，认为《水浒传》前期的“英雄汇聚”时并不存在两条路线斗争。所谓宋江“架空晁盖”，在《水浒传》情节中应该是存在有真实的“碰巧”情节。或许那是剧情的包袱慢慢抖开。因为晁盖是一百零八人之外”，所以在梁山上应该没有两条斗争路线。但不排除没有两个思想路线。
“智赚玉麒麟”上山也是无可厚非的。众好汉聚义中吸收地主阶级的叛逆者是屡见不鲜的。晁盖原也是一个地主。如果说“拉卢上山”的话，吴用出力最多，吴用怎么又成了另一条路线的人呢？可以说，宋江后来是“受招安”的主要思想派，最后招安成功，其实李逵、吴用、三阮是不愿意受招安的，最后也无奈地受招了。
《水浒传》电视剧中内部并不存在革命派和受招安派的派别组织，更没有两派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乃至军事路线。
总之，《水浒传》的主导面是歌颂梁山众英雄联盟的快意恩仇，侠气浩然。从流传的单个英雄故事连缀起来的梁山聚义战斗力，是有声有色、气壮山河的。但是这支聚义队伍也有它的弱点，虽然部分起义将领是反对宋朝皇帝的，如李逵、朱贵等，但他们也并没有否定皇权，只拥护晁盖、宋江当皇帝。而宋江等多数起义将领连大宋皇帝也没有反。
因此《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聚义队伍，从总体上来说，并未打出反皇帝的旗号。这一弱点导致了后来“受招安”，在“万难”中又顺其通过。因为这是一支英雄联盟的聚义军，不能以是否反皇帝作为检验是不是聚起义的标准。而在历史上确有不反皇帝的农民起义。斯大林在评论俄国农民起义领袖拉辛和普加乔夫的时候说：“他们都是皇权主义者：他们虽然反对地主，可是坚决拥护“好皇帝。”梁山的聚义军也是反对官僚奸臣当道，拥护“好皇帝”的。对于梁山一百零八将“反朝庭”、“反贪官”、“反地主”应该是肯定的，也应指出不反宋朝皇帝却是他们的致命弱点。但是不能因为他们没有打出反皇帝的旗帜，就否认他们是聚义的正能量联盟。所以，前期对梁山好汉的联盟歌颂还是应该肯定的。
说到征辽情节充分反映了汉族人民反侵略的情绪。其中宋江等表现接受招安后征辽的经过，这是宋元之间民族矛盾的反映，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汉族人民反侵略的勇气和决心。宋元时代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宋朝汉族政权，受到了辽、金、元等民族的侵略，最后由元灭宋。在元代，以水浒故事为题材的作者们，对宋王朝保存着怀念。在人民群众中，也希望得到有歌颂抵御侵略的英雄文艺作品出现，《水浒》中的征辽情景就是在这种民族矛盾的背景下产生的。正如鲁迅所说：“然破辽故事虑亦非作于明，宋代外敌凭陵，国政弛废，转思草泽，盖亦人情”，
“一到外寇进来，官兵又不能抵抗的时候，人民因为仇视外族，便想用较胜于官兵的盗来抵抗他，所以盗又为当时所称道了”。从历史上看，由于官军的腐败软弱，在抵御侵略时，农民起义军往往起到了比官军更大的作用。农民起义军或联合抗击侵略者的官方队伍，或打起官军旗号抗击侵略者的事例是层出不穷的。
宋代，农民起义军就联合岳家军一道抗击侵略军，钟相、杨幺的农民起义军也曾联合官军抵御入侵者。在这些反侵略的战争中，农民起义军都进行了英勇壮烈的斗争。鲁迅所说的人民的思想，正是这种客观现实的反映。当民族矛盾居于主要地位、阶级矛盾居于次要地位的时候，汉民族内部的各阶级联合抗击国内少数民族反动统治者的入侵，从其主流上看是应予肯定的。这种爱国主义思想是值得称赞的。
由于《水浒传》单纯强调抵御侵略者，许多看完此电视剧的观众对宋江受招安就采取了错误的肯定的态度，这是应该指出的。首先对征辽情节应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在肯定抵御入侵者这一主要倾向的同时，要肯定宋江对招安的主导思想并非单向“打方腊”。从打方腊的情节和梁山义军的悲剧结局看，众好汉世界观的矛盾以及作品主观思想和客观意义的矛盾，这就是宋朝庭的奸臣在国家的命运悬挂之时“推波助澜”，让其“草贼”对“流寇”。火拼后的结局是“存者权于世”。
看 《水浒传》前期众好汉聚义的精华多一些，“招安”后的悲哀多一些，但对招安后特别是打方腊、聚义将领的悲剧结局，在“胜利”后也要作具体分析。我们既要看到宋江带领的好汉联盟里的世界观矛盾，也要看到剧情的主要思想观和情节的客观意义矛盾。从而既要深刻指出一百零八将里，有世界观消极和落后的一面，他们只要有酒有肉，快活一天是一天。也有充分肯定世界观积极进步一面的，他们盼望“身有文武艺，卖与帝王家”。更有为自己的前途没有具体目标而随大流的，他们只崇拜宋江的个人魅力。这些个性的显示都是深入发掘梁山英雄联盟悲剧结局所蕴含的客观意义。
看到宋江镇压江南方腊势力的经过。如果从梁山一百零八将的世界观来看，前期聚义对梁山的兴建，尤其是“替天行道”的大旗照亮了众好汉的内心，正能量的歌颂当然是主导面。而对方腊起义军的对决却是另一种“火拼”，在看剧情时，揪心的是看到好汉因“义”而聚，最后又是因“义”而死。尽管对方腊队伍的“恨”和诬蔑在骨子里颤抖。现实的同时，方腊起义军“造反已久，积渐而成，弄到许多事业”，他们对待老百姓怎样？时此百姓大怨，人人思乱，方腊乘机造反”，这就是说方腊起义也是“朝庭昏庸无道，官逼民反”铤而走险而上位的。
我们再结合看《水浒》原著时，对方腊起义军和方腊将领也不乏溢美之辞：例如描写方腊军在时，而百姓不逃；如官军一到，百姓都逃；写到宋江、方腊两军各八将对阵时，原著说：“这十六员猛将，都是英雄”。原著还歌颂方腊起义军元帅邢政为“南国英雄”。这些地方，都有助于我们认识方腊起义军的真实情况。对于宋江受招安、打方腊，宋朝皇帝和众臣的态度是肯定的。但他们也有否定的一面，那就是怕各方势力突起后对宋朝的江山造成威胁，必须要否定其它势力的滋长。只有采取“负负得正”的统一世界观，那就是让宋江与方腊火拼。
除了剧中的李逵是个随大流而没有政治想法的个人崇拜“公明哥哥”铁粉丝。而吴用、李俊、阮氏三雄、武松、鲁智深都是反招安、不信朝庭有真话。受招安后又思谋造反，意欲再上梁山。吴用曾经警告宋江说：“弟兄们都有怨心”，以致到了“众将”“尽有反心，只碍宋江一个”。宋江便成了孤家寡人。这能说是对“受招安”无保留地“安抚”吗？
对于宋江血拼方腊起义军，肯定之意是主要的，但也不是没有微辞的。当宋江好汉联盟杀方腊军部将时，剧中台词：“苟图富贵虎吞虎，伪取功名人杀人”，用“苟图富贵”、“伪取功名”讥讽了宋江打方腊。宋江一百零八人，在打方腊前从未损兵折将，打方腊后十折七八，除反衬出方腊军的完强抵抗外，也说明受招安、打方腊是梁山聚义军走向灭亡的道路。回归到朝庭宋皇帝的预想；“平定江南方腊，梁山军自损元气，大宋无忧矣”！
再说平定判乱后，所剩好汉归来，公孙胜、李俊等辞官归隐。如果说前面肯定了官逼民反，后面肯定了辞官为民，这也是对受招安“为官为宦”道路的否定。这条“辞官为民”的出路用睿智的话说，就是“学取鸱夷范蠡船”。征辽后，公孙胜去官出家。打方腊后，鲁智深说：“洒家心已成灰，不愿为官”，只想“得个囫囵尸首”；武松断了一只胳膊，宁作“清闲道人”。当燕青要“纳还原受官诰，私去隐迹埋名”时，卢俊义说他：“何寻这等没结果？”燕青答道：“小二此去，正有结果，只恐主人此去无结果耳。”燕青劝卢俊义：“主人岂不闻韩信立下十大功劳，只落得未央宫里斩首，彭越随为肉酱，英布弓弦药酒？”我们不得不称赞燕青“可谓知进退存亡之机智！”
李俊、童威、童猛诈中风之疾，留太湖，后乘驾出海。作者称赞他们：“知几君子事，明哲迈夷伦。重结义中义，更全身而退而后愉。”戴宗纳还官诰，到泰州岳庙里，“陪堂出家”；柴进见朝廷因阮小七戴了方腊的平天冠、龙衣玉带被追夺了官诰，也“情愿纳还官诰”，“求闲务农”，李应闻知柴进求闲去了，也交还官诰，复还故乡独龙冈村中度过余生，邹润不愿为官，回登云山去了；蔡庆跟随关胜，回北京为民；裴宣和杨林回饮马川求闲去了；蒋敬回谭州为民；朱武、樊瑞去投公孙胜云游江湖：穆春回揭阳岭乡中为民，就连宋江弟弟宋清也“不愿为官，上表辞谢，只愿郓城为农”。
全剧最后用挽诗中的“韩彭赤族已堪怜”、“学取鸱夷范蠡船”肯定了去官为民，否定了受招安后“为官为宦”的出路。最后我们还可以看出为民、为官两条道路的对比，否定了受招安为封建统治阶级卖命到底的态度。看到了宋江、卢俊义吃御膳、喝御酒被毒死，李逵被宋江毒死，吴用、花荣至蓼儿洼双双吊死的悲惨结局，发出了“千古蓼洼埋玉地，落花啼鸟总关愁”的哀怨。这些都说明大多数观众也有对受招安“为宦为官”的否定的一面。
从上看来，虽然肯定受招安是剧情世界观中主导的一面，但也不能忽视世界观中对受招安的否定的一面。而从形象的客观意义来说，更是根本上否定了受招安的道路。尽管梁山众英雄好汉的世界观有矛盾，这是真实的现实主义的伟大结合。鲁迅说：“杀降则不容虚造，山泊健儿终局，盖如是而已。”又说经金圣叹的一批一砍，就失了艺术的诚实之处”，成了“尾蜓”。
是受招安收方腊后封节度使。走过人生的不平道路后，所剩好汉毅然抛弃了受招安打方腊后官运亨通、富贵荣华的结局，而选取了“杀降”的悲惨结局。这一情节又说明了封建王朝所谓的“受招安”没有好下场。这一重要情节也说明了从主导方面看，《水浒传》结局的真实艺术感召性。
《水浒传》情节客观定义和观众的主观评价是有许多矛盾的。有的表现了性格世界观的落后，有的是的“假语村言”。《红楼梦》有“假语村言”，在封建社会，描写英雄好汉的《水浒》更需要用假语村言做保护色。例如，结尾对宋江等人“彩画出将入相”的赞词作描写。这既和宋江等人的悲剧结局相矛盾，又和公孙胜等人辞官为民以及所主张的“学取鸱夷范蠡船”相矛盾，从情节的实际看，梁山一百零八人中，也没有一个出将入相的。所以是“假语村言”。再如“千古为神皆庙食，万年青史播英雄”等光明尾巴和梁山聚义好汉的悲剧结局，对结尾的悲伤情调也是不协调的，这也是“假语村言”。
关于《水浒传》的情节，招安前与招后出现的矛盾状况应该如何解释呢？从情节的客观实际看，受招安前更多地吸收了人性的积极生存影响，受招安后则更多地吸收了世态炎凉的消极影响。其中征田虎、王庆，更显然是封建阶级更好的例析。只谈征辽，从不谈征田虎、王庆等等，我们认为征田虎、王庆兄弟乘此机会招纳流民，哨聚万人，以诛蔡京童贯为名，杀人放火，官军莫敢当其锋”。这是点燃了宋朝奸臣内部矛盾的对火点。
总之，《水浒》是通过梁山的发生、发展、兴盛、受招安、打方腊以至众好汉悲剧结局等情节，说明了以“义”而聚，又以“义”替天行道，为“义”而显其正，再又鬼死神差的“受招安”，又以“义”而死。最终“聚义厅”聚集了“为义而来兄弟情，死而散去因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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