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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乱后唐王朝的复兴(唐王朝安史之乱死了3000多万人)

时间:2023-11-20 04:23:21 阅读:900 作者:听你爱我

唐宪宗元和二年(807)正月,唐王朝波澜不惊的进行了一些高层人事上的调整,杜佑退了二线,杜黄裳分工调整到了河中地区,宰相班子里新增加了武元衡和李吉甫二人。

唐宪宗可以算是唐王朝最幸运的皇帝,至少在人才方面就从来不缺,杜佑、杜黄裳之后有了武元衡和李吉甫,后来又有了裴度和李愬,这才是国家“中兴”的基础。

回望过去一年,唐宪宗的皇帝生涯有了一个完美的开局,夏绥兵变兵不血刃平息,蜀中刘辟之乱中央政府全胜,各地藩镇也没了几十年前坚决与中央政府对抗的勇气,不少节度使放弃兵权请求入京朝见,形势一片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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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宪宗景陵)


【“中兴”的雏形】

补充了新鲜血液的唐王朝决策班子,体现出超乎寻常的战斗力。于是,元和初期,对于藩镇一些措施都很快得以实施。

其中的核心是两条,第一是明确了节度使辖区内的各州郡刺史有独立行事的权力,而非节度使的属官,从朝中外派到州郡当刺史的一批中级官员,更是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掌控;

第二是建立了节度使轮岗制度,在很短时间调整了三十多个节度使,有些节度使索性放弃兵权到朝中任职。当时各地节度使甚至到了“奔走道路,惧承命之不暇”(《全唐文》白居易表)的地步,朝廷权威大涨。

当时唐王朝共有四十八镇节度使,虽然尚未触动河北三镇等少数强藩,但明显中央政府能够控制的区域在扩大。

这段时间李吉甫是首席宰相,他不但力主削藩,更是强硬主战派的代表。其他重臣也大多是维护中央政府权威、支持削藩,与李吉甫比较,无非是手段和方法上略有差异。

上下同心,则无往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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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

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面,在削藩工作稳步推进的同时,一股隐藏在暗处的势力浮出水面,他们就是宦官。

宦官势力对于削藩是持中立甚至是支持态度的,毕竟唐朝的宦官就是皇帝的家奴,所有权力都来自皇帝的权威,只有有了强大的皇帝,才能有宦官的权势和地位;

从唐宪宗的角度来说,宦官是自己最亲信的身边人,是制衡和监督朝臣的重要力量。而且宦官说杀就能杀了,或用或弃,都是皇帝的家事,不像处置大臣要走各种正规程序。也正因为此,唐宪宗认为对宦官的批评意见就是针对自己。

李吉甫这些宰相或重臣,虽然对于宦官们掌握军权、影响朝政表示不满,但并未采取针对性的具体行动,努力团结大多数人是一个政治家的基本修养,在藩镇问题彻底解决之前,宦官问题可以放一放。

但一次偶然事件,揭开了元和初期这个疮疤,把宦官势力推到了朝臣势力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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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人的不成熟,好心办了坏事】

元和三年(808年)人才选拔考试中,包括牛僧孺、李宗闵在内几位青年官员,在策论中把矛头指向了宦官,明确提出宦官干预朝政是朝廷的重大错误,“策语太切,权幸恶之”(《旧唐书》)。

这就是青年人的不成熟,这些连权力边缘都没有触摸到的青年官员,不了解其中的博弈过程和各方实力对比,就试图改变国家既定的大政方针和权力结构,只能说是好心办了坏事,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道德绑架。

当时的唐王朝,如果说藩镇问题是癌症级别,那么宦官问题顶天也就是牛皮癣级别。

而且无论藩镇或是宦官,问题解决都需要一个过程,与突发性事件有本质区别。在突发性事件发生同时,揭穿某些人捂盖子的行为是必要的,这样才能阻止事态进一步恶化。而宦官这种不致命的慢性疾病,如果没有好的解决方案,揭破了可能会让问题变得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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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当然不能容忍这些小子对自己群体的攻击,于是,利用与皇帝的特殊关系,放大了这件事情,而且反击又快又狠。

这个过程中,另一个宰相——裴均,起到了很坏的作用。裴均是唐朝有名的奸臣之一,在宦官扶持下才当上的宰相,相当于是宦官势力的代言人,一直想取李吉甫而代之,有了这么个机会,自然要好好利用一下。

于是,裴均向唐宪宗上奏,说这几个青年官员的策论是李吉甫指使的。唐宪宗虽然是唐王朝排前列的优秀帝王,但仍然不能摆脱多疑这种皇帝自带的属性,李吉甫在他心中的信任程度下降了一个数量级。

这件事情李吉甫也是有责任的,没有充分意识到事情的严重程度,既没有对唐宪宗解释自己的态度,又没有对这几个青年官员施加援手。这就是李吉甫在性格上的一贯强硬带来的政治觉悟欠缺,给了裴均这样的小人从中搞事儿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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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吉甫一生中的最大错误,幸好皇帝还不错】

既然李吉甫对此事一言不发,那么他与唐宪宗的隔阂就加深了,不但几个青年官员被处置,涉及到的一批官员也大多被贬,李吉甫也在几个月后外放到淮南任节度使,宦官们势力大涨。

此事的影响持续了几十年,并影响到了李吉甫的儿子——晚唐最优秀的政治家李德裕,牛僧孺、李宗闵、李德裕的“牛李党争”,严重动摇了唐王朝的根基。

当然,唐宪宗也不会允许宦官势力一家独大,新任命的首席宰相裴垍【jì】也是个名相级别的政治家,提拔了不少德才兼备的优秀官员,元和后期的名相裴度就是这次被提拔为起居舍人,开始进入了朝廷中枢。

包括李吉甫,虽然被外放,但淮南的重要性远超一般。元和二年李吉甫统计唐王朝的家底儿,编撰了《元和国计簿》,其中就提到全国295州中,唐王朝的财政收入大部分来自江淮、福建、湖南等八道49州,而不服从中央号令的藩镇控制下的十五道71州不但没有赋税上缴,连户口都不申报。

此前一年,武元衡也被外放到蜀中任剑南西川节度使,蜀中这块唐王朝的大后方也需要重臣镇守。

这都说明唐宪宗这个皇帝还是有原则和判断能力的,比他爷爷唐德宗动辄处死重臣要强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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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李吉甫还编撰了这部《元和郡县图志》)


【险些让大唐中兴夭折的削藩之战】

宦官与朝臣势力的消长,很快就有了结果。

元和四年(809年)三月,河北三镇之一成德节度使王士真死了。

河北三镇多年不服从中央号令,都把自己的嫡长子任命为副大使,已经是父死子继的割据架势。这次就是王士真的儿子王承宗自立为节度留后,并通知中央政府备案。

经过了几年的积累,唐宪宗认为自己已经具备了说不的能力,准备拒绝王承宗的要求。

但首席宰相裴垍及几位重臣表示了不同意见,他们并非是对削藩之事表示反对,而是认为当时还不是解决成德问题的最佳时机。

三年前,在平定蜀中刘辟之乱的时候,河北三镇紧邻的淄青镇出现了同样的情况,为了避免两线作战,唐宪宗同意了淄青镇父死子继。此事仅过了三年,如果现在拒绝成德的要求,成德必反。

而且河北三镇割据已久,又是联系密切,一反皆反,这可就不是成德一镇的事情了。说白了,这些朝臣还是认为朝廷的实力不具备干净利落解决河北三镇的能力,应该先挑软柿子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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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军宦官吐突承璀也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只要有了皇帝的允许,自己率领神策军就能削藩平叛,不但自己能够从中取得巨大利益,还能代表宦官群体压制朝臣势力。于是,吐突承璀主动要求率军讨伐。

此事经过了几个月的反复和讨价还价,终于在元和四年九月矛盾激化,王承宗不接受中央关于分割成德镇的命令,唐宪宗下诏出兵平叛,河北大地在三十年前唐德宗四镇之乱后再次重燃战火。

唐军的统帅果然是吐突承璀,虽然在朝臣反对下,吐突承璀没有所谓的大总管职衔,但仍然是实际上的唐军总指挥。

吐突承璀简历上并无任何领军的记录,更没有与敌人作战胜利的战功,顶多是会练兵。而且,显然此人不是那种天赋异禀的奇才,没能在战场上取得胜利。

另外,各路藩镇虽然名义上服从中央号令围攻成德,但以河北三镇另两镇为代表,都是出工不出力,成德军把重点放在神策军方面,吐突承璀连战连败。

一直到元和五年七月,多半年过去,唐宪宗眼见取胜无望,只得无奈退兵,成德镇也在表面上表示了对中央的服从,此战以不了了之告终。

动用了二十万大军,耗费国帑700多万缗,几乎一无所获,成德还是原来的那个成德,皇帝却不再是之前平定蜀中之乱威震天下的皇帝了,刚刚树立起来的权威又被动摇。

尤其是没能取得胜利,没有足够的战利品和地盘赏赐参战的各路将领,这些将领认为是白忙活一场,下一次再有军事行动,这些将领的服从性更是要打一个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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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德事件之后,唐王朝的中兴似乎就此断绝,唐宪宗将走上自己爷爷唐德宗的老路,后半生不敢再提削藩二字。

经过几个月的思考,唐宪宗再次下定了决心,还是要李吉甫为相。于是,元和六年(811年)春正月,李吉甫入京二次为相,大唐中兴终于重回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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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该系列第二篇,前篇为:《安史乱后唐王朝的复兴,杜黄裳高崇文将相搭档,唐宪宗的完美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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