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温建钦
清代鲘溪钟氏宗族的构建与基层社会治理
钟氏文化
清代潮州地区的宗族经历了普泛化过程。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的宗族形态，而较少关注内陆山区宗族构建过程。本文以清代陆丰县石帆都后溪钟氏为个案，探讨内陆山区宗族的构建模式，并窥探宗族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一、清代后溪钟氏宗族的构建
后溪乡位于广东省普宁市西南40.3公里处，地处普宁市最高峰峨眉障山脚下，西接陆丰县，西北靠揭西县。明清时期是石帆都的一个乡村，曾归海丰县和陆丰县管辖。这个地区与惠来县龙溪都的六楼地区同属于客家山区。
后溪钟氏以万玉公为始祖。万玉公是第二个儿子钟二郎于明成化十二年（1476）带着自己的两个儿子和夫人“由海阳丰政都而卜迁后溪立业”，成为后溪钟氏的始迁祖。钟二郎生了钟大一朗和钟大二郎两个儿子。钟大一郎昌盛公妣杨氏，生了独子仕清公。钟大二郎昌发公也生了一个儿子仕鸾公。此时的钟氏在后溪尚未立稳根。由于昌盛公及昌发公夫妇都早早去世，杨氏为了生计和保持钟氏香火，不得不带着自己的儿子仕清公和侄子仕鸾公改嫁到石帆都塘唇乡魏氏。仕鸾公长大后开始经商，并获得一定的财富，“祖自十八岁后创业垂统，经权谋略，出类拔萃”。由于经商取得的成就，仕鸾公开始联合他姓与陈姓竞争，“后溪四周围之山俱被歧石陈姓所占，屡被势压，家家积怨，合众公举祖与郭凤二人出首控告”。钟氏开始在后溪真正立足起来，“自此通乡事务俱赖我祖筹划”。
后来，由于得罪了官差和受地方动乱影响，仕鸾公曾一度逃到八万敦洋。也就在那里，钟氏开始获得编户齐民的资格，改变了“化外之民”的身份，“其年正值大造，即随田入籍，收在李球辖下钟昌户内”。
此后，钟氏在地方上开始进入平稳繁衍时期。一直到了第九世，仕鸾公派下出了个靠经商发家的能人，即必香公。必香公出生于明崇祯七年（1634），卒于康熙二十年（1681）。必香公所处的时代刚好是明末清初潮州地区最为动荡的时期。社会动乱对后溪及邻近一带有着重要的影响，同一地区的房氏第九世尚钧公在晚年的时候回忆了此时地方社会的情况：
六周（岁）而后，皇清甲辰年......至于是秋月之夜，继而苏党大逆，四省会剿，不日而竭，下石其党自冬而灭。皇上以议迁折，督抚示筑墩台，官吏催挑边界，不论官民房屋、神庙、坟墓，各逐三十里为限，过界者杀。升盐价米七倍，升米三分，近海一带，流离失所，僵死于道路者亿万，科差什派浩繁，累死于夫马者种种，弼妻买子，献田典屋，谁肯诺领迁移之惨，眼亲睹焉。至戊申年，幸天生一巡抚王，吞金死谏，总督周共奏，升复准批，万民沾德，至今立祀不替焉。
这一时期，一方面各种地方势力、前明政权和清政权拉锯战在这一地区开展；另一方面迁海复界也在这一地区进行。必香公就是抓住了这一契机，利用所处的环境和资源而发家致富。关于必香公的发家事迹，族内流传着这样的传说：
后溪有贼匪盘踞鹰嘴嶂，山上无人敢近，山上树木参天，大多是沙梨树。等剿匪平静后，众乡人前往该处伐木开枋，每片枋运至紫荆楼，仅值铜钱五十文。众乡人借香祖数百石谷作工食，将枋算作补偿，枋积如山。次年，碣石沿海一带海贼作乱，官府要造船征剿，需大量树枋造船，每片枋值银三两串，香祖赚钱数万。
炯章公缺乏本钱做生意，向香祖借银百余两，到碣石籴盐回乡，盐每斗需铜钱十二文，不料载回后溪价钱难卖，无法将本钱还香祖，乃将盐抵偿。后来逢苏人作乱，沿海数十里没有人敢近，盐日益贵。盐贵如油，盐每斗值串银七百多文。香祖又赚银数万。
有意思的是，钟氏宗族的建立尽管与财富积累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族人的功名身份，无论是子范公、鹏程公，还是其辉公，都取得了举人功名，成为静庵公构建钟氏宗族的重要力量。乾隆十年（1745）新修的族谱的序言是由子范公、鹏程公和静庵公三人所作，而子范公与鹏程公都拥有科甲功名及品官，虽然作为宗族的构建者静庵公没有为官的经历，但也是郡痒生，进入功名者之列。由此可见科甲功名在钟氏宗族构建上的重要性。迁海复界之后，与沿海地区依靠财富和勇力建立宗族不一样的是，作为内陆的后溪钟氏宗族依然靠的是传统的科甲功名的资源。有意思的是，同一地区的房氏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以再兴公为始迁祖修建祖坟和祠堂，建立了房氏宗族，其建立的理由也是“出廪生、庠生、贡生、州同、监生”。同样是凸出科举功名在建立宗族中的作用。
二、钟氏宗族参与的基层社会治理
后溪钟氏宗族建立之后，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其在族内自我管理及地区控制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一方面，后溪钟氏通过宗族来实现族内的自我管理。为了保证宗族的有效运作，静庵公制定了十五则祖规，以规范族人。十五则族规与顺治帝的《六谕》和康熙的《圣谕》十六条有着极其相似之处（见表一）。这可以解释为钟氏对王朝国家制度的追崇和模拟，从而加强权威性。
表一 顺治《六谕》、康熙《圣谕》与钟氏族规比较表
分类
顺治《六谕》
康熙《圣谕》
钟氏族规
社会关系
教育
生计
安宁与秩序
孝顺父母
恭敬长上
和睦乡里
教训子弟
各安生理
无作非为
敦孝弟以重人伦
笃宗族以昭雍睦
和乡党以息争讼
明礼让以厚风俗
隆学校以端士习
黜异端以崇正学
讯子弟以禁非为
重农桑以足衣食
尚节俭以惜财用
务本业以定民志
讲法律以敬愚顽
息诬告以全善良
诫窝逃以免株连
完钱粮以省催科
联保甲以弥盗贼
解雔忿以重身命
孝父母
立房长
敬家长
敦族谊
禁灭祭
禁灭论
禁族内
立蒸尝
立会课
教子弟
禁赌博
禁健讼
输国课
禁盗贼
禁行凶
从族规的内容可以看出，钟氏宗族建立了一套“族长-房长-房副-族众”的运作体系。族长对于宗族的各项事务进行处理和决断；而房长和房副只负责自己房内的具体事务，对于房内处理不了的事情，交由族长处置。各房的族人如果发生纠纷，首先是呈请房长调处，“如有不平事情，许本人投明房长理处调和”，“凡有事要鸣官者，宜先投明房族理处，如有不明白，方许告官”。如果无法处理，才告族长那里，从而通族协调处理。当然，对于一些危害宗族的事情，直接有宗族进行处罚。比如对于“悖逆天亲者”，“房长房副报明族长并访其父母”，“如果情真，立抓祖祠重责”；对于聚众赌博者，一经抓获，就“当祠责罚示禁”。而那些违法法律情节比较严重的，直接由宗族扭送官府处理。对于侵害祭田的行为，“通传合族鸣官究治”；对于侮辱本族，有“刁抗不遵者”，“送官究治”；对于沦为盗贼者也是“送官究治”。钟氏宗族这一套由下而上层级分明的运作体系，体现了钟氏族规在实现道德教化的同时，还有准国家法律性质。钟氏宗族通过族规实现了对族人的有效约束。
另一方面，钟氏宗族建立后，开始对后溪地区实行有效控制和管理。后溪一带本有多姓居住，而地域管理基本上控制在陈氏手里。从明代中后期的仕鸾公，到明末清初的必香公，钟氏族人不断通过经商等方式与陈氏竞争，以取得地方的控制权。不过，关键性的转折点还是发生在清初子范公等取得科举功名之后。因为中举不仅使宗族获得了田产，如先拔公的中举就在后溪地方获得了官府“赐粮田百石，山林百顷”的奖励；而且在名气和权威方面取得了隐性好处，钟氏势力因此得以进入一向为陈氏把持的圆通庵。此后，后溪逐渐被钟氏所控制。到清代中后期，钟氏已经完全掌控了后溪地区。这样钟氏宗族真正掌控后溪，成为基层社会的治理者。
钟氏在掌控后溪地区的同时，还往外拓展。与后溪毗邻的大坪圩居住着房、邓、罗、古、曾、林、陈、王、廖等姓，其中房与邓姓最为强大，作为制约区域经济发展的大坪圩掌控在邓姓族人手中。钟氏仕鸾公世系传下的一房与三房先后迁徙到大坪圩居住。随着清前中期钟氏族人科举的成功和强宗大族的建立，钟氏慢慢从邓姓那里获得了圩市控制权。现在大坪境内仍然流传着雍正年间邓姓让圩给钟鹏程的故事。而房、王两姓为了竞争，开设了新圩，不过很快也就解散了。钟氏便掌握了大坪圩的控制权。
此外，大坪圩正月十五的闹元宵活动也与钟氏有关。传说是钟鹏程公任知县后回到家乡，看到过年十分冷清，心里十分不好受，所以就与族内的族老商量，最后决定每年正月十五巡游境内的伯公老爷，进行闹元宵活动。而这项活动也得到圩市内其他姓氏的支持。看来，大坪圩民间信仰也控制在钟氏手里。
后溪钟氏宗族成为大坪圩地区的重要治理力量。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随着国民党县辖区制度的推行，大坪地区属于陆丰县第二、第三区，在大坪圩设置大坪公所，而“管理者往往来自钟氏宗族”。
三、结语
后溪钟氏依靠科举功名，于清代乾隆年间建立了宗族组织，这是18世纪之后内陆地区宗族普泛化的一种重要类型。以往的研究表明，18世纪之后，伴随着商业的兴起和科举的衰落，潮州地区特别是沿海一带，宗族的建立主要依靠财富和勇气，而非科举功名。但是居于内陆地区的后溪钟氏宗族的建立虽有财富积累作为基础，但其建立仍然与传统一样依靠的是科举功名。这就为研究18世纪之后宗族普泛化提供了多元的视角。后溪钟氏宗族建立之后，通过定族规与家法等方式实现了对族人的有效控制，同时通过科举功名的影响力控制了后溪一带地区，并向外拓展，最终也掌控了大坪圩。后溪钟氏成为陆丰县石帆都辖下后溪及大坪墟等地区的重要基层社会治理力量。
文章 l 韩山师范学院学报 温建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