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部署在平津一带的日本“中国驻屯军”中，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森田彻和一木清直，按照日本军部早先制定的侵华策略，在其长官田代皖一郎和牟田口廉也的指示下，直接参与并策动了震惊中外的“七七卢沟桥事变”，从而掀起了8年全面侵华战争。那么，这四个主要当事人最后命运如何呢？
1936年5月，田代皖一郎担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上任后，他积极执行东京大本营的部署，绞尽脑汁地为日军入侵寻找合理借口。
1937年5月，田代组织部队在卢沟桥开展军事演习。7月7日夜，驻丰台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到卢沟桥旁边的宛平城内搜查，被中国部队坚决拒绝。
7月8日凌晨，田代悍然发出了正式作战命令，派部队猛攻卢沟桥和宛平城。早已忍无可忍的中国守军奋起反抗，于当日夜夺回了卢沟桥附近的龙王庙和铁路桥，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猖狂气焰。
7月11日早晨，日本东京大本营决定以此事件为借口，正式向华北派兵作战。但大本营却认为田代皖一郎并未实现预期战略目的，竟然将其驻屯军司令的官职撤销了。
田代接到命令后，简直气不打一处来，大喊：“我终于为帝国找到了名正言顺的理由，最后没成功臣反倒有罪，天理何在！”
没多久，又气又恼的田代心肌梗死急性发作，在床上躺了3天，于7月16日暴毙。他成了全面侵华爆发后，死的第一个日本高级将领。让日本大本营感到丢人的是，他不是战死的，而是被气死的，因此根本没有任何悼念和宣传活动。
牟田口廉也：兵败自杀七七事变当天，时任侵华日军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第一联队长的牟田口廉也是卢沟桥现场的最高指挥官，是他正式下达了武装进攻的命令。
比上司田代幸运的是，牟田被大本营定为侵华有功。1938年，牟田晋升少将军衔，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任第18师团师团长，奉命开赴印缅战场。
但是，牟田在缅甸的作战并不顺利。为破坏中印英联合反攻基地和中印公路，进而在英帕尔建立印度傀儡政权，就必须翻越印缅交界的那加山脉。
1944年3月8日起，牟田亲自率领18师团和由9000多印度俘虏兵组成的“印度国民军”，总计10万兵力，在丧失制空权、没有坦克支援和汽车运输的情况下，仅由士兵带着干粮发动进攻。
但疲惫不堪，缺吃少喝的日军很快溃败下来。恰逢雨季来临，交通线被冲垮，不仅补给无望，而且不断减员，战斗力濒临枯竭。
在如此绝境中，疯狂的牟田仍不管不顾，坚持继续进攻。第31师团师团长佐藤拒不执行命令，擅自带部队撤回，致使战局更加糟糕。
最后，参加此次作战的10日军，光是死在印缅边界山区的就有一半多，另外2.5万人负伤，所剩兵力大多也是残兵败将，武器全丢了，军中疫病肆虐。死里逃生的士兵都称牟田是“恶魔”、“鬼畜”。
难逃兵败责任的牟田口廉也遭到军内的强烈指责和羞辱，最终剖腹自杀，以如此不堪的结局收场，可谓大快人心。
森田彻：被钢铁洪流压成肉饼七七事变时，时任第一联队副联队长的森田彻秘密调动部队，现场指挥“演习”，并担任日方谈判代表与中国守军“交涉”，是事变中极为突出的角色。
不久，森田得到晋升，任关东军第7国境守备队队长。在这个阶段，为扑灭中国东北的抗日烽火，森田在中苏边境地区采取“拉网清乡”、“保甲连坐”等残酷手段，疯狂镇压共产党和其它各路抗日力量。也就是他指挥手下人将抗联陈翰章部几十名俘虏扒光衣服，残忍丢进冰窟里活活冻死。可以说，森田彻在中国欠下了笔笔血债。
1939年，日本挑起诺门坎战役。此时已是将军的森田彻奉命参战。
但是，他此时的对手早已不是战斗力低下的中国军队，而是“战斗民族”令人畏惧的钢铁洪流！苏军在一代名将朱可夫的指挥下，以150架飞机、1700门火炮、500辆坦克组成的强大火力下，很快将森田彻所部防线彻底击溃，日军伤亡惨重。
走投无路之下，森田彻于8月26日指挥残余兵力，向迎面而来的苏军坦克群开展自杀式攻击。这个欠下中国人民多笔血债的军国主义分子头绑白布，挥舞着军刀重向苏军，最终被坦克压成了肉饼！
一木清直：逼入绝境，死无全尸七七事变中，向中国守军进攻的先头部队是由少佐一木清直率领的中国驻屯军第一联队第三大队。事变后，一木清直被包装成为“打响了第一枪的帝国英雄”，得到了天皇的亲自表彰，可谓风光无限。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一木清直被调往中途岛战场，后又被调往瓜岛战场。1942年8月20日，一木率军攻击瓜岛的亨德森机场，结果伤亡惨重，与美军激战两天，仍无法前进半步，最终，部队几乎全军覆没，2000多名官兵陈尸战场，一木本人也身负重伤，溃退到热带雨林中做垂死挣扎。
8月23日，美军一辆坦克在丛林中发现几个日军正围着一木焚烧军旗，这是其自杀式进攻的前奏。于是二话不说，便开足马力冲了过去一阵狂轰。这个挑起七七事变的祸首，下场和他的同伙森田彻一样，死无全尸。
历史是公正的，也是无情的。这些直接制造七七事变的军国主义分子，最终都成了日本侵略战争的殉葬品，落了个恶有恶报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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