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种的菜”，阮水林叉着腰，站在自家院子天井中央，指着两排蔬菜，有胖胖的、老底子的“油冬儿青菜”、瘦长点的“小白菜”，还有萝卜，一边墙角，竖着几袋种植专用土。
他的“高低肩”一耸， “嘿嘿”一笑，笑声憨厚，嘴角朝两边一咧，眼睛一眯，眼角、鼻间的皱纹会习惯性地皱成一团。
金秋十月，他刚退休5个月，但我还是习惯性地叫他“阮所”。
他曾是武林派出所所长，辖区里有著名的网红打卡点——武林路女装街，那曾是杭州最热闹最时尚的一条街，记录着很多杭城女孩的美好芳华。
阮水林浓重的绍普话，表明着他地道的绍兴人身份。他从绍兴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原绍兴县（注：现称绍兴市柯桥区）上蒋乡（注：上蒋乡在1992年被并入原绍兴县皋埠镇，后被划入绍兴市越城区皋埠街道）中学，当了一名初中数学老师。
当年，和他一起分配到学校的还有三名年轻男老师，下课后，他们骑着28寸单车去郊外看风景，在一座乡间小凉亭里，四个穿着中山装的小伙子坐在石凳上、靠着廊柱、依着栏杆，用那个时候很流行的姿势——以45度的角度眺向远方。
阮水林（左一）和三位同事留下的青春印记
照片中的四个人，只有阮水林离开了家乡到了杭州，还换了工作，成了一名警察。当年的小伙伴教了一辈子书，现在和他一样退休了。
1990年，29岁的阮水林来杭州，是因为爱情。
他的妻子之前考进了杭州一所幼儿园，成了一名幼儿园老师，为了减轻丈夫的负担，她一个人带着才3岁的女儿独自生活在杭州。
那年，正好原杭州市司法局第四劳教大队（注：杭州东郊监狱前身）需要人，阮水林申请调动，成了一名司法民警。
那个时候的杭州，远没有如今这么繁华，文晖大桥还没建，中北桥一过，到晚上，四周漆黑一片。阮水林一家当时住在大唐巷（现在的大唐新村附近），房子是妻子单位提供的，一个墙门里住着20多户人家，每户人家的空间促狭，上洗手间要去外面的公共厕所，跑出墙门没几步，就是农田了。
阮水林和妻子在西湖边合影
劳教大队离家远，不能每天回家，照顾不到家里，1993年10月，得知原下城区公安分局（现为拱墅区公安分局）办公室缺人的消息，阮水林又申请了调动。
“从来没想过自己写文章”，办公室的工作，包括对外宣传、写内部材料、编写工作简报等。
对外宣传，现在叫宣传民警，哪里有案子破了，哪里发生好人好事等等，他们先去了解情况，写好稿子后提供给媒体做素材，那会儿，传统媒体还处于盛世，“要在《杭州日报》，发一篇豆腐干，很难很难的”。
那会儿，写稿子，都写在方格纸上，所以写文章也叫“爬格子”。
一天，当时的办公室主任问阮水林：“你是老师，会不会写通讯稿？”
阮水林实话实说，“我没写过，写写看”。他发表的处女作是一篇关于查处色情发廊“阿福发廊”的报道，发表于1993年11月25日的《杭州日报》。
阮水林至今保存着大部分当年手稿，我翻着一叠叠发黄变脆的稿纸，变淡的蓝色钢笔字迹工整、干净，“我先写草稿，改好后再誊抄一遍，再送去报社、电台、电视台”，按现在说法叫“内容分发”，那会儿没传真，像阮水林这样的通讯员们，要骑着自行车一家家单位去送稿；那会儿也没普及复印机，送几家媒体，他们就誊抄几遍，直到后来普及了复印机，一篇稿子可以复印好几份，就方便多了。
阮水林当时的爱车
阮水林把自己发表的文章，一篇篇剪下来，贴在剪报本上，标上日期、出处，泛黄、卷了边的剪贴本上，从一两百字的豆腐干到整版的铅字，它们是阮水林成长为一名经验丰富的优秀通讯员的见证，也是记录这座城市治安特点变化的符号。
从某种程度来说，通讯员有点像编外记者一样，好的通讯员有着灵敏的新闻敏感性，善于捕捉最新信息，也就是现在大家说的热点，阮水林从一个只懂方程式的数学老师到“下城公安一支笔”，迭代的背后是他在无数个通宵里，在灯下爬着“格子”，记录着社会的某个维度，记录着人间悲喜。
有时，他和办案民警一起直击现场，当场摸出纸笔就开写；有时现场出来，天已近蒙蒙亮，回办公室马上动笔，仿佛刚从马路上新鲜的空气里攫取的灵感会被人偷走似的。
我翻着当年的那些通讯报道，在一篇报道的最后，阮水林带点诗意地写道：“冰冻的小河已潺潺流淌，落叶飘零的枝丫又绽出浓浓的新绿”。这是他写的一个吸毒者的故事。
阮水林在写作
这名吸毒者曾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代富起来的人，染毒后，先后6次去戒毒所都戒不掉，短短几年吸光了60万元，这笔钱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可不算是小数目，他不仅吸毒还赌博，老父亲卖了房子帮他还债，妻子崩溃了也吸上了毒，夫妻俩最后双双被送去强制戒毒所，留下了一个19个月大的孩子。阮水林了解后，看到这一家人七零八落的结局，“失去的永远都回不去了”，也许这份代入感，让他的文字显得有温度，也更受媒体喜欢，所以他的稿子见报率特别高，有时候一发就是一整版。
剪报本上，有两篇整版报道，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当时，杭州色情按摩的理发店、发廊较多，还成了一些想“拿单子”的单位作为招待的方式。
一篇标题《W的悲剧》的报道，讲的是一起卖淫案。八十年代中期，在日本有本同名电影上映，国内后来引进，广播电台也播过同名广播剧，《十月》等传统文学杂志上还登过电影剧本，阮水林看过这本电影，印象很深，写文章时，自然想到了用W指代女嫌疑人，和电影女主角一样，那本质上也是一个个体悲剧，她出事时，才24岁，原来是一家涉外饭店服务员。
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涉外饭店服务员其实是一份不错的工作。
当时，大家消费水平都不高，消费理念也比较保守，据杭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资料显示，1995年，人均年薪是7149元，差不多平均一个月600元。到1998年，人均年薪才突破万元大关。
当时，杭州市中心的房价只有4000-6000元左右，去饭店吃饭是件奢侈的事，更不要说去涉外饭店了，只有杭州青年人“靠位儿”（注：找对象）时，工资高点的小伙儿咬咬牙请一次，图个“有面子”。
那会儿，港台片席卷大陆，两地之间没现在这么交通便捷，香港老板、台湾老板跟现在的“高富帅”一样，是当年一些女孩的心仪对象。W在饭店里认识了一位香港老板，香港老板给她一些首饰后借口走了，女孩梦醒，觉得用这种方式来挣钱也不错，不久就被单位发现开除了。她看到报纸中缝转让店铺的广告，就盘下了店面，做起了色情按摩生意，直到被警方查获。
曾经这样的路边按摩店总是隐藏在城市的犄角旮旯（图片来源网络）
另一名是刚毕业的女大学生，她是一起连环分尸案中的一名被害者，被害时28岁。女大学生来自山东一个农村，在家排行老二。讲到这位姑娘的家庭情况时，阮水林写道：“祖祖辈辈脸朝黄土背朝天，辛勤地操劳，但她的父母坚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全家节衣缩食供二姑娘读书”，其实也是阮水林对个人经历的闪回：他一样出生农村，父母一样是种田的农民，膝下4个子女中，他排行最小，上完课要回家帮助干农活，父母一直鼓励他读书读出去，如今他们的儿子在省城工作，而乡下的父母却已经满脸褶皱。
每个年轻人都会有想去山那边望一望的冲动，1996年7月，山东姑娘从师范大学本科毕业，被分配去黑龙江嫩河县当一名中学地理老师，但她不愿意去那么远的地方，回到了老家。那时，毕业的大学生有一年等待分配报到的时间，姑娘打算趁这个时间挣点钱，先去了苏州打工，次年3月18日，从苏州坐火车到了杭州，悲剧发生在她到杭州的两天后。她去杭州火车东站附近一家旅馆打听工作机会，那会儿可没有网上预定酒店，旅馆生意都是靠人举牌子去车站兜客兜来的。老板见她年轻漂亮能说会道，安排她去火车站招揽客人。她放下行李包，拿着旅馆的牌子就出门了，再也没回来。凶手骑着单车正在火车东站附近物色目标，看到了她，凶手骑车带着她到了一处准备拆迁的宿舍楼里，将她杀害。
“要是女大学生不辜负父母的养育之恩，服从国家分配，安心在教育岗位，能这样走向毁灭吗？”，阮水林为女孩感到难过，为千里迢迢赶来杭州捧走女儿骨灰盒的女孩父母感到难过，他在文章最后发出的问号，其实说的是选择。
选择，贯穿着我们每个人的一生。很多人的悲剧是因为不会选择、不能坚持选择、不断地选择，阮水林和这个姑娘，相似的成长环境，如同杜鲁门·卡波特在写《冷血》时说自己和佩里“像在一所房子里长大的孩子，只不过他从后门出去了，而我从前门离开”，选择的不同，让彼此的命运走向也截然不同，而有些选择是不可逆的。
今年9月10日，“小偷控诉杭州东西太难偷了”登上了微博热搜榜，达200多万次点击量，说三个外省籍小偷随机在地图上选择了“建德”作为作案城市，花了1000多元打车从老家到建德，打算“干一票”，早上就走，可是没多久就被抓了。他们说：“又是报警器、又是警察巡逻，店里又偷不到东西，而且逃还逃不掉，我们太难了！”
这在十多年前，是阮水林他们这些派出所民警无法想象的事。
2003年，阮水林调到武林派出所任所长。
武林派出所辖区范围1.14平方公里，是汇集武林路女装街、步行街、延安路金融一条街、中山北路文化倡议一条街等武林商圈核心地带，还有省儿保、各栋大写字楼等。
每天，他最头疼的就是扒窃、拎包、入室盗窃案，也是当时每个派出所上到所长下到民警最头疼的。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曾对世界上的警务改革做了归类，他把欧美各国始于70年后期开始的“新警察模式改革”,称为“第四次警务改革”，主要是指社区警务运动，是传统警务转向主动提前警务的开始。
“社区警务”理念随后被引入到中国警务改革，阮水林当武林派出所所长的时候，杭州警方的社区警务改革正进一步推广，“社区民警”的称呼也逐渐为人熟悉。
当时，武林派出所社区民警徐宝庆、何海清、王坚他们最提心吊胆的时候是每天的早会。
“最怕开早会时，听到自己社区的名字”，1992年，王坚通过社会招考考入杭州市特警支队巡特警二大队，负责街面巡逻和打击。2001年，他调到武林派出所，成了一名社区民警，管的是凤麟社区，带着岁月沉淀的小巷四通八达，那些爬满藤蔓的小区，没有物业和单元防盗门，家家户户的门锁是古早的“司别灵”锁，小偷插个卡片就可以打开，那会的人没有什么防盗意识，门窗不关是常事。
翻墙、翻窗的夜盗案、从窗户里伸个钩子进去的钓鱼式盗窃案，每个星期都会上榜，有时一晚上就有两三起。以前的小偷，有的还练成了轻功，可以像壁虎一样敏捷地爬到五六层楼，又“倒挂金钩”从屋顶翻下，挨家挨户偷。
对此，当时的派出所各想奇招。王坚想了两招，落水管上涂黄油、装上防爬刺。厂家送来定制好的防爬刺，王坚带着协警，爬上脚手架，把防爬刺包在一二楼和顶楼的落水管外面，他希望防爬刺向空中伸出的尖角，可以拦住小偷的脚步；把黄油涂在二楼以上的中间楼层，黄油物美价廉，10元黄油可以刷10幢单元的落水管了，当年，有很多派出所都用这种价廉物美的办法来防小偷；就连一些小区里看起来破破烂烂的单元铁门，也是那会儿，王坚跟街道、社区干部一家家去说服后才装起来的。
落水管涂黄油曾经是各地防盗的“绝招”
何海清管的是环西社区，他的压力更大，辖区面积比凤麟大一倍，人也更多，“脏乱差”是当时环西社区的写照，但环西社区是学区房，居住的多是老人和孩子，还有一些租户。
有段时间，环西社区的入室盗窃案件占了整个武林派出所治安案件的三分之一，有一周平均每天发生一起夜盗案，比自行车失窃案件还多。
和王坚管的社区一样，环西社区没物业没保安没围墙，何海清把小区十多个出入口封了几个，装上防盗铁门，因此要绕道而行的居民们会每天冲过去骂人，还要砸锁撬门。
以前是社区盗窃案多，他被投诉，后来因为他在社区搞改革被投诉，最多时候，他一天要向街道解释10起投诉。但随着他把社区的出入口管起来，把社区的车子管起来，到第二年，盗窃案件下降了一半，居民们都认可了，他的做法作为老小区治安管理样本被广泛推广。
背后，有着阮水林的推波助澜。
基层派出所，属于铁打的营盘流动的领导，民警被分到派出所，可能会在派出所干到退休，很少有机会换岗。
阮水林希望在派出所琐碎的工作中，让“大家有获得感、成就感、价值感”， 阮水林一到派出所，就提出让大家都把党徽别在胸口，开展“党员民警亮身份”“发挥先锋模范亮担当”活动。他还善于发现人的优点，派出所三十来个民警，每个人性格不同，像何海清有个性、易冲动，让他去对付环西社区的老大难，环西社区也非得有个像他这样强硬脾气的人才能把篓子给捅破了把事情推进了；像徐宝庆稳重，让他去管竹竿巷，竹竿巷边上就是省儿保，比如医患纠纷，还有医院扒窃案多，那会儿，大家都随身带现金，到医院发现钱被偷了，都是急火攻心的事，需要徐宝庆这样的嘴皮子上去先安抚好情绪；王坚有点微胖，看着敦厚，老小区磨嘴皮的事少不了，他说自己刚做社区民警那会，脾气还很糙，现在的脾性都是做社区民警磨平的。
阮水林和同事、记者合影留念
他还在派出所进门口，挂出明星警察光荣榜，上榜的民警闪亮登场，一挂就是一年，这一年的每天，所里民警从底下走过，对本人是一种督促对其他人是一种激励。
渐渐的，武林派出所出现了一个个闪亮的名字：徐宝庆被授予杭州市劳动模范，他的竹竿巷社区警务室，成为杭州市第一批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徐宝庆”警务室；王坚被评为首届“杭州十佳亲民民警”；何海清被授予三等功……
2012年7月6日，汪霞平在看了10多个小时监控后晕倒，被送到医院抢救，一直昏迷不醒。
阮水林赶去看他，当时他已经调到文晖派出所任教导员。
在床边，他唤着汪霞平的名字，没有回应。“我看着他，我想，如果当时不让他去看监控，是不是不会发生这样的事？”阮水林语气低了下去。
汪霞平在医院抢救时，同事们在他桌上铺满了亲手折的千纸鹤，为他祈福。
2012年7月20日，昏迷了15天的汪霞平还是走了。去世前，他是杭州有名的监控破案能手，他的监控分析技战法至今还被很多人提及。
阮水林记忆中的汪霞平，有着与众不同的一面：“下班了，他喜欢戴着顶礼帽，穿着风衣，像香港电影里的明星一样”。
休息时，经常从楼道飘来汪霞平的歌声，哼的都是当年的流行歌曲，有一次，阮水林开玩笑跟他说你好去电视上表演节目了，汪霞平露着得意的表情笑着说以前自己和周迅还一起合唱过，那会，周迅已是全国影视界当家花旦，“真的假的？”阮水林好奇地问，汪霞平笑而不语。
2003年前，电子监控，对民警来说，是陌生的。
2003年10月，杭州开始建设电子监控，在湖滨商业精品一条街首批安装了14个，随后推广至全城，到2004年6月，全市达到700多个，在下城区，就有120个。
无论是民警还是杭州百姓，马路上电线杆上黑乎乎圆滚滚的电子监控，跟现在的人脸识别一样，是新鲜事，在派出所，当时还没有安排固定的管监控的民警，轮到谁值班就谁看。
后来，阮水林安排汪霞平做专职民警，“我发现他夜里精神特别好，就安排他夜里值班管监控”。
阮水林记得，他刚到武林派出所那会，汪霞平正值人生低估期，在派出所干了快20年，日复一日，容易让人产生职业倦怠，“当时我给他新的任务，对他也是一种倒逼”。
汪霞平的电脑永远定格在这最后一帧监控画面
汪霞平爱琢磨的性格，很快找到了监控分析的路子，破了一起又一起案子，2005年8月，监控中发现在武林路上，连续几天有一个四五十岁的男子夜里和人见面，最后发现了毒贩，由此破了当年最大一起合成毒品大案。为了鼓励他，“一起总结提炼，把他的事迹推出去”，阮水林长期在办公室的经验，总结提炼是他的拿手强项，总结出汪霞平治安动态监控技战五法（跟踪法、搜索法、排嫌法、互动法、守候法），成了全市教案。汪霞平成了专家，经常被邀请去讲课，汪霞平也一点点从低谷中走出来，后来又有了可爱的女儿……
往期故事链接：
老汪和王菲：三年五载便是一生一世
当时阮水林最闹心的是，武林路女装街的治安。
2003年，始建于2002年1月的武林路时尚女装街正处于武林商圈C位，已在全国闻名，一排排店铺里，个性时髦的服饰，还有同样个性时髦的女老板，她们年轻、漂亮、新潮，有的披肩长发、有的剃着光头，都是些有故事的姑娘。
当年，武林路女装街平均每天有10多万次的人流量，这其中，七成以上是女性，而年轻女性的比例占了90%左右，当时杭城女孩的美丽芳华里，一定有着这么一段：华灯初上，和闺蜜走在霓虹闪耀的女装街上。
武林路时尚女装街日均客流量上万人
令人头疼的事出现了。
包括女装街在内的杭州几个闹市区，出现了流浪的“小小偷”。他们来自偏远地区，年龄只有十来岁，他们几个人一个小组，跟在骑车女性的身后，悄悄地把手伸进骑车人的包或口袋，偷钱包、偷手机，要是被发现了，其他人会帮助打掩护，让到手的小伙伴先跑，随后他们也跑了。
这在当时，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各地警察很无奈，因为未成年，只能抓了又放，有些派出所只好早上将他们请进派出所，深夜12点再放出来，一家派出所最多一天请进了24个“小小偷”。
“让他们待在派出所几个小时也好的”，王坚回忆说，至少能保证在那几个小时内，他们不去路上偷东西。
说起来这些孩子其实很可怜，他们背后有幕后指使，幕后指使的以外出可挣大钱为诱饵，把孩子骗出来，或与他们的家人协议，“租”孩子为他们扒窃挣钱，承诺一年后给孩子家人1万元钱，还有的在路边抢走孩子，他们每天分配指标给孩子，完不成，就不给饭吃，烟头烫、棍子打，“小小偷”成了幕后团伙挣钱的“工具人”。
2000年初，“小小偷”在杭城出现后，人数逐年递增，到2004年年初，杭城的“小小偷”人数超过上百人，最多的时候，相隔几十米就有十来个人。
未成年人扒窃曾是一大治安难点问题（图片来源网络）
2004年7月，西湖警方在全国首创了集中管束“小小偷”的办法，随后武林等派出所跟进，“小小偷”被抓后，被送到杭州流浪儿童救助中心，安排他们吃住，每天安排民警教育看管，直到他们的法定监护人前来认领，这让“小小偷”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控制。
除了“小小偷”，还有三天两头沿街店铺里发生的拎包、盗窃案，顾客去店里买衣服，一个转身，包不见了，一段时间，武林商圈，盗窃、拎包等街面犯罪案件，是派出所治安案子的大头，占75%。
“想了很多办法”，阮水林和民警一起想点子，比如上街复合式巡逻，民警挨个让商铺安装特制的卷闸门锁，关店后，锁上这种锁，就不会被撬开；挨个去商铺“推销”平安包，把平安包装在店里墙上，顾客试穿衣服时，把包放到里面锁好，钥匙自己保管；写字楼的笔记本电脑失窃案多起来了，他们又想到了给笔记本装一把防盗锁……
民警和志愿者在武林夜市巡逻
武林派出所“花样多”，成了当时很多媒体记者爱挖的“新闻富矿”,每次采访，阮水林带着褶皱的笑容里透着善意和热情，虽然他浓重的“绍普话”，记者们要辨识好几次才能听明白，但这不妨碍他们最后呈现出“武林故事”，几家媒体还时常会“撞题”“撞版”。
2005年12月，武林派出所公布了每个社区民警的QQ号，居民有什么问题直接线上咨询、反应；专门开通了 “QQ警务室”聊天群，值班民警每天晚上8－9点在线，跟现在民警上直播间做主播一样，网友和民警在线沟通。
2005年3月，武林路中段，竖起了一把两三米高的椅子，椅上坐着一名民警手举望远镜，像一处瞭望哨，这是派出所为了在人群中及时发现扒手的“特制装置”，路过的人觉得新奇好玩，都来打卡，很多媒体闻讯后，派出摄影记者拍了照片，放在了头版。
2010 年11月3日，阮水林离开武林派出所的第二年，万向公园的案子破了，两名凶手先后被抓，阮水林听到消息，眼前浮现的还是被害两名青年的家人们悲痛无奈的眼神。
2000年11月4日晚上，万向公园案发时，阮水林当时是下城区公安分局办公室主任。
第二届“西湖博览会”热闹的气氛还在街上荡漾，这是杭州自1929年举办第一届西湖博览会后，在新世纪初恢复的新一届西湖博览会，那届博览会从当年的10月20日至11月 10日，持续了22天。
作为国际旅游城市，杭州警察的安保任务重在全国也是有名的，每到节假日、重大活动、演出等，民警们都要上街执勤维护秩序，他们平均一年里有三分之一业余时间，执行着各种大大小小的安保任务。
案发当晚，还发生了一起事件，阮水林在那执勤维护秩序，两个事发点距离很近，对讲机里，阮水林听到万向公园命案现场的惨状：一对年轻的情侣、18岁的小伙小左和19岁的姑娘小金吃过晚饭散步到万向公园边上，想等公交车，在公园长椅边，他们遭到伏击，小左胸口被刺18刀、脖子被割3刀，致命的一刀刺中了他的心脏；小金脖子被割数刀。晚上9点多，路人在万向公园的草地上看到了浑身是血的他们，已经停止了呼吸。
万象公园杀人案发生后，办案民警抽干河水寻找作案工具。
阮水林调到武林派出所的时候，万向公园的命案还没破。案发后，家人把两个年轻人合葬在了一起，每年两人的生日、忌日、清明、冬至……两家人都会去扫墓，也会来万向公园，点上蜡烛放上鲜花，他们以这种方式思念着他们的孩子，有时候，路过的人会停下来看看，围拢的人越来越多。
原本看着儿女长大终于缓口气的两个家庭陷入了绝望，为人父的阮水林知道很难开口让他们不要来，悲伤的情绪总要有个出口。所以，每到那些日子，他和民警去那看看，如果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会让民警把人们劝劝开，也劝两家人的亲人们，“早点回去”，会跟他们说说案子的进展，“公安一直在查的”，让他们放心，虽然他知道，这样的安慰对深陷痛苦的人来说，很难有效。
派出所不办大案，作为派出所民警，像生产流水线上的第一道工序，他们在一地鸡毛中发现的线索，往往是案件最后破获的指引之一。
2010年，经过杭州警方十年不懈努力，万向公园杀人案告破。
2005年11月，当年杭州警方破获的最大一起网络组织介绍卖淫团伙案，最早就是武林派出所民警通过QQ发现的线索，这起案件中，被查获的10名涉案女性中，一半为在校女大学生。
当时的杭城，不像现在每个城区都有自己的CBD，市区最繁华的还是武林商圈、湖滨一带， KTV、酒吧、浴场的霓虹灯把黑夜拉长，挑亮了杭城的夜空。
一天凌晨2点多，沉睡中的人们并没有听到划破寂静天空的枪声。武林辖区一家KTV一楼大厅发生了火拼事件。两方为了竞争客户资源，双方都派出人马，带着砍刀、棍子等家伙，大打出手，武林派出所民警赶到时，双方还在混战中，民警吕昂果断朝天鸣枪示警，制止了这场冲突，没有造成伤亡，此后，杭州警方打击了这批涉恶势力团伙。
也许，派出所民警的职业生涯中，没有破大案要案那番跌宕起伏的经历，但他们组成了守护城市平安的最小单元，在默默的守护中，他们从青年走向中年，从热烈走向平和，从拥抱走向告别。
现在，阮水林住得离市区较远，这是很多人退休后的选择。房子是他一手张罗装修的，他带我参观，他的背因为以前“爬格子”有点微驼，“你觉得怎么样？”像每一个有过装修经历的人的询问，也是另一种自我肯定。
阮水林在派出所前后呆了10年，2019年，离退休还有两年时，他再回到武林派出所，成了一名普通民警。
退休后的阮水林，有时间在家做饭了，接送外孙上下学，和老朋友出去走走，时间空了下来，也慢了下来。
阮水林终于有时间陪妻子去看看世界了
阮水林也有些遗憾。以前忙的时候，对家觉得歉疚，每到结婚纪念日、妻子生日，他会给妻子买花买礼物，也想着退休了就可以陪家人了，妻子现在也退休了，有自己的活动要去参加有自己的姐妹要结伴；以前趁女儿暑假，一家三口会安排出去旅行一次，现在女儿成了家，有自己小家庭要张罗……
我们很多人，总以为以后能弥补，但失去的时间，是无法再回去了。
当了一辈子警察，阮水林获得的奖章不多，这让他更加珍惜和自豪。
注：文中图片除标注外，均由受访者提供。
文章来源于真水无香公益 ，作者杨丽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