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这一期我想我们不得不暂停一下关于城市旅游IP打造的话题，而就着前段时间的一则新闻聊一聊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发展的事儿。
怎么说，我想起小时候学古文，就是选自《左传》的那篇《曹刿论战》：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这里多说一句，今天又不少史学家考证，曹刿这哥们其实就是司马迁写《刺客列传》里劫持齐桓公那曹沫。
扯远了，还是说回来， 我觉得曹刿当年批评鲁国当政者“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这八个字用在我们今天个别搞城市规划官员身上也是恰当的。当然，话说得有点刻薄，这样不好，亦不能一概而论，我确实也见过不少有作为有见识的地方文旅口的领导。
只是前段时间在《南方周末》上读了《聊城、大同、洛阳等被通报，谁将首次告别“历史文化名城”？》这篇文章之后，实在是有些想法不吐不快。那么就借着这件事儿，今天来聊一聊我个人对于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发展的看法。
首先我想介绍一下《南方周末》这篇文章。事情起因呢是2019年3月25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下发的一份《关于部分保护不力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通报》。在这份通报中，聊城、大同、洛阳、韩城、哈尔滨五座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因“历史文化遗存遭到严重破坏，历史文化价值受到严重影响”而受到通报批评，并被要求限期整改。
一个一个说，这里面聊城应该是最不像话的，所谓“拆真建假”，古城被“改造”得越来越新。据说一组谷歌地球图片见证了这座千年古城的十年大变样：2006年，古城街巷纵横，保持旧有格局；2011年，一片废墟，几乎只剩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光岳楼等几处完好的建筑；2017年，废墟上挤满了崭新的仿古别墅。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委员会副主任、曾筹划和主持了平遥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曹昌智非常惋惜地说：“古城里的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全毁了”。 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也曾点名批评聊城“拆真名城，建假古董”。
而比较有争议的是大同，因为开创古城保护“大同模式”的耿彦波于2019年年初辞去太原市长一职还引发了网友讨论。此前，耿彦波离任大同市长时，万人为其送行。有一部纪录片叫《大同》，没看过的朋友可以看看，拍的特别好，真心感人。而大同的改造也基本得到了民众的支持。
不过这一次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学委会副主任委员张广汉参与了对大同和洛阳的评估检查，他认为，“耿彦波修的仿古建筑，是他从榆次（耿彦波曾改造过山西榆次老街）带来的晋中风格，和大同本身的雁北民居并不相符。”在很多人眼中，“拆真名城，建假古董”显然不对，但拆掉老城区破旧的民房、将居民安置到小区楼房的做法，确实能赢得当地居民的支持，大同便是典型的例子。
大同古城保护和修复研究会的一位人士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城市的功能，归根结底是居住和生活，发布（通报）的人不居住在这个城市，古城保护的是好是坏，大同老百姓最有发言权。”
他回忆，在耿彦波主持的古城改造前，古城无论是道路还是房屋都破落不堪，满街的污水，上完厕所都倒在马路上，居住条件极其恶劣，而现在，市民们看到城市的变化、居住环境和空气的改善，心里自然会有一个判断。他认为，“被拆掉的民居有价值的很少，即便看上去比较好的房子也是包砖的土坯房，难以像南方砖木结构的民居那样修缮后继续使用，土坯房一落架大修，马上就塌了，这是实际情况。”
但南京大学政治学教授、古城保护者姚远认为，居住条件恶化不是拆除历史街区的理由，反而表明了当地政府在历史文化街区的社区治理、民生改善工作上存在严重的短板。“这是因果倒置。”
曹昌智也认为“真实性和完整性” ，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的两个原则。以平遥古城例，“平遥的建筑基本原汁原味地保留下来了，也没有要求古城居民全部迁走，旅游不是一样发展得很好？旅游为古城居民提供了工作，他们就能留下来并且安居乐业。”
其他几个被点名的也差不多都是类似问题，反正孰是孰非网上各种口水，因为咱们之前节目录过大同，也录了洛阳，这两座城市都是国务院颁布的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如果真有那个被除名，实在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聊城不太熟，就着大同这件事儿我倒是想起《大同 》那部纪录片，我记得在纪录片中耿彦波市长在大同一个美术馆揭幕的时候和来宾边参观边聊天，他的原话大体是说：“我觉得一座城市永恒不变的魅力，唯有文化，你到罗马去，到巴黎去，最吸引你的是什么，还是文化，谁关心巴黎的GDP有多少？”
当时看纪录片的时候，我觉得说的真好，真是一个有人文精神的市长，当然也有雷霆手段，这一点片子里也无隐晦。不过我想说得是，关于文化保护与政绩民生的关系，其实并不是现在才有，也不是中国才有。
山西大同·老胡同
耿市长谈到的有文化魅力的巴黎，其实就是一位法国耿彦波的杰作。就是下图这哥们，奥斯曼男爵，右图是为纪念这哥们现在矗立在巴黎奥斯曼大街的塑像。当时应该是巴黎市长，从1851年起就是他历时18年在巴黎搞了一次大规模城市更新运动。
奥斯曼男爵
可以说没有奥斯曼就没有今天的巴黎。今天我们看到的美丽的巴黎就是在奥斯曼的执政期间改建的。事实上任何一个现代政府想推动一次大规模的拆迁都是不容易的，奥斯曼当年遇到的问题也一样。不过这哥们的优势是和当时的拿破仑三世关系比较好，老大在背后挺他，所以可以毫无顾忌的甩开膀子干。
据说这哥们用手指在巴黎城市的图纸上画出一条条笔直的大道，手指划过之处，立刻被推到重建，很多没“暂住证的外来务工人员被无情的驱逐。”
这次改造的效果怎么样呢？从一个半世纪后的今天看，我们当然觉得是非常成功的，或者也可以称是无以伦比的或者是辉煌的，因为它一改老巴黎的脏乱差，街道狭窄污水横流传染病肆虐的局面，一座美丽的城市画卷在他的意志下从塞纳河畔缓缓摊开。
但是从那个时候起，批评的声音一直就不少，很多专家学者伤心欲绝，说：“奥斯曼挥动的刀子将老巴黎的历史延续性毫不留情地斩断。西岱岛被铲平、一些街区在地图上被抹去，老巴黎就这样消失了。” 最有名的是法国政治家、历史学家朱尔·弗朗索瓦卡米尔·费里(Jules François-Camille Ferry）的一段感叹，他说：“我们眼含热泪，缅怀着过去古老的巴黎，那属于伏尔泰的巴黎……那1830年和1848年的巴黎。
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宏伟壮丽的新建筑拔地而起，却造就了满城的混乱，只见庸俗之风大行其道，我们能留给后辈的，只是物欲横流的现实。”
对于这件事儿奥斯曼本人是这样反驳的，“没有任何有价值的历史建筑、有珍贵艺术价值的承载回忆的建筑被摧毁。”因为按照当时的文物建筑界定，民间建筑的确不在保护范围内。奥斯曼本人出生的街区也在他的城建中消失。
多说一句，奥斯曼这哥们除了是个铁腕市长之外，也是个聪明人，这一点和耿彦波也很像，懂得急流勇退，就在拿破仑三世快倒台的时候，这哥们看出苗头不对，提前逃到了国外，果然躲过一劫，要不然绝对被强拆群众砍死。
怎么说，我觉得今天中国很多城市面临的城市更新问题，其实和奥斯曼当时面临的局面有异曲同工之处。但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的情况更加复杂，更加激进和功利化。
虽然我一直在讲城市旅游IP打造，在讲城市的核心文化元素挖掘，但我不是一个极端的文化本位主义者。关于文化保护与政绩民生的博弈辩证关系似乎总是学有院派和当局者站在理想和现实的两端相互指摘。
怎么说，宽容一点的讲，一个国家一座城市，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总是会丢下些什么，所谓的“真实性” 和“完整性”其实都是一个四舍五入的结果，重要的是文化记忆和文化血脉的真实与完整。
也就是说，对于一座城市来讲，让公众了解历史文化，接受历史文化，产生亲近的意愿，这件事儿和硬件的更新是同等重要的。
也就是说，在我看来，一座城市文化自身的传承并不仅仅在于文化遗存的真实性，（注意，我说得是不仅仅），而在于我们的创造力。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我是绝大部分认可奥斯曼与耿彦波的。注意，只是绝大部分，剩下的那一部分，因为我确实认为他们或许可以做的更好。
但坦率的说，耿彦波这样的官员已经算有作为的能吏了，比起很多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干部还是强了不少。
在中国很多地方大搞城市更新的今天，我觉得就着这个事件，我们可以给出一个思考，就是如何做到更好？
在我看来一座城市的文化保护有四个层面，一是文化维护、二是文化修缮、三是文化翻新、最后是文化更新。能在文化维护的基础上实现民生改善与城市更新是最理想的状态，所谓文化维护嘛，就是基本保持现状，所有城市的改造在新的物理空间进行。
西安的古城保护上这一点基本做得不错。退而求其次是部分修缮部分重建，然后是彻底翻新，这次被批评的几个城市犯得就是这个错误，所谓“拆真建假”的问题。最后一个文化更新，就是我生把一个我喜欢的，或我认为对的文化面貌安到现有的城市上来，这样做是最危险的。
那么，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如果一边儿是中国速度要求下的城市运动与民生改善，一边是文化保护，在我看来决策者最起码做到的应该以文化翻新为底线，往文化维护方向努力。
当然，我前面也说了，硬件的更新并不是文化传承的全部，它还需要故事化、内容化 、符号化，需要进入传播通道。所以这可能也是我们目前从事城市旅游IP打造的意义和价值吧。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我是老聂，有关文旅项目咨询欢迎和我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