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人所深深信奉的命运观念和因果报应观念,很容易造成由邪恶到惨败的“恶有恶报”的戏剧人物,以及纯粹因命运摆布而罹难的无辜者。
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悲剧人物与这两种人物都不同,体现了他对命运观念的淡漠。在古希腊人的言论文字中所习见的“命运”一词,竟未见于洋洋《诗学》,也是证据。
亚里士多德认真地考察了悲剧观众的心理状态。他认为,悲剧应该引起观众的怜悯和恐惧,这就从心理效果上进一步揭示了悲剧的性质。他在《诗学》第十三章曾对怜悯和恐惧作了这样的解释:
怜悯是由一个人遭受不应遭受的厄运而引起的,恐惧是由这个遭受厄运的人与我们相似而引起的…
能对一个遭受了不应遭受的厄运的人引起怜悯,这是一定的道德规范的体现。亚里士多德充分地估计了社会道德在悲剧鉴赏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一再提到悲剧要“满足我们的道德感”,不能因这方面的败笔而“引起反感”。
悲剧的主人公必须是好人的原则也正是从这种心理分析中提出来的,因为任何有道德感的观众都很难施怜悯于一个十足的歹徒。
如果说,怜悯借助的是道德感,那么,恐惧借助的是切身感,使悲剧与观众的内心连接起来。亚里士多德正是由此而提倡悲剧人物的普通性、普遍性的。
有些戏剧借用神话中的形象而取得了悲剧效果,其原因在于这些神话形象已与人们相似,在他们的著名名称后面,往往蕴藏着一个人的灵魂,一个能与观众席声息相通的灵魂。至于《诗学》第二章所说“悲剧总是摹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好的人”,与“遭受厄运的人与我们相似”没有太大矛盾。类似而又更好一点,这是以有可能作同等级比较为前提的。
（余秋雨《世界戏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