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胜六记
苏怀亮
掐指算来，我从农村来在东胜城里居住已经38年了，这38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全过程是真正的耳闻目睹了。至于东胜这座城市，我是“看着它长大的”。每当我行走在东胜街头，或者是开着车去铁西，林立的高楼大厦会突然幻化出当年城市里的平房土路和郊外光山秃岭的画面来。
一、进城记略
我第一次到东胜是在1973年的夏天，那时我在乡下读初中。那个年代公社一级的中学都有自己的文艺队，下午放学以后，文艺队就开始排练节目，节目的内容当然是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的主旋律，节目形式也还比较丰富，有男女声独唱，表演唱，快板儿、对口快板儿、三句半、单人或多人舞蹈、小歌剧。剧本除了从一些文艺报刊上刊登的选取以外，还有学校的老师或学生自己创作的。文艺队由一两名教师做“导演”兼队长，乐器有二胡、四胡、三弦、笛子、扬琴、手风琴以及锣鼓和镲。演奏乐器的也是除了一两位教师外，都是学生。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的农村学生会吹拉弹奏、会说会唱的还真不少。乐器这玩意儿，一通百通，你只要学会一种，再学其它的就容易得多。我喜欢文艺，二胡、四胡、三弦、扬琴、笛子我都能来几下子，又因为我爱好文学，我还给文艺队当编剧，写三句半、快板儿、小歌剧。所以我自然就是文艺队的重要一员。
那时候，东胜县城乡中小学每隔一两年就要进行一次文艺汇演，我上初三的时候正好遇上进城里参加汇演的机会，公社的拖拉机拉着我们20多名队员一路兴高采烈进了城。到了城里，我们被安排在一个叫做四分店的地方，记得那是一个很大的四合院，院子里停放着许多胶轮大车，拖拉机和卡车。老师不让我们独自出去乱跑，让我们抓紧时间背台词，练习乐曲。听老师说，参加文艺汇演的学校很多，要按照顺序演出，第三天老师要领我们到工人俱乐部熟悉场地舞台，我们才有机会在大街上行走。在山沟沟里长大的我们，第一次见识了城市是个什么样子，第一次见到了电灯、第一次见到了柏油马路。只觉得城里房子多、人多，街上不时有汽车往来，一切都是那样的新奇。我们没有出过门，走在街上生怕走丢了，不敢过多地东张西望。进了工人俱乐部，哇，好大好高的房子啊！
第二次进城是在1976年夏天，我在泊江海子的东胜四中读高中，那一年又逢全县中小学文艺汇演。由于年龄稍微大了一点，我们可以三五成群地相跟着上街转悠，第一次去了百货大楼，第一次见到了高达七层的大楼文化馆，那种稀罕与惊奇简直难以言说。
第三次进城是1978年，那一年冬季我考入了伊盟师范学校，这一回我有了足够的时间到街上转悠，也开始认真地了解和熟悉东胜城市的摸样，记得那时候的东胜，只有两三条街道是柏油铺成的，第一条是从汽车站到盟师范，第二条是新华书店到县医院（今天的北国新天地），第三条就是东西方向的东胜大酒店到体育场（今天的鄂尔多斯广场），其余的街道都是土路。实际上，东胜也就那么大，东胜区一中的前面就是荒坡，师范学校的西墙外就是羊场壕蔬菜队的菜地。东胜二中的东面是一个高坡，建有雷达站。几乎没有多少人家居住。今天的杭锦岔路东面，是飞机场，那里距离城中心已经是很远的郊外了。新华书店往北过一个十字街，就是城市的北边缘。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几条主要街道两旁的杨树高大茂盛。树干底部涂抹着近两米高的白色，仿佛站着两排威武的穿着白裤子的武士。1980年，我毕业分配到东胜县二中，由于我大哥在师范工作，我常常要去哥哥家吃饭，这条路从师范往北到今天的鑫鑫大快活再右拐到建行西侧算是街道，建行往东就是土路而且高低不平，没有路灯，夜晚走这条路黑咕隆咚，阴森可怕。
二、餐饮记乐
1978年冬，我考入伊盟师范学校，每天放学和每周星期天我都有时间上街转悠。那时候考入大中专以后吃住都是由国家负担，我们每月17.5元的伙食费，每周吃一顿馒头和肉烩菜，平时大多是玉米窝头，糜米或小米饭烩酸菜，油水虽然不大，但从我来说，比我家里吃得好多了。同宿舍里的同学，有的家境不错，吃不下学校的饭菜，常常上街吃馆子。我念了两年书，没有上街吃过一次，因为我家里穷没有钱。
那时候东胜街上共有三四家国营饭店，一家叫大众食堂，就是现在东胜大酒店那个位置，一家叫清真饭店，人们也叫回民食堂，在现在的新华书店旁边，一家叫东胜饭店，位置在现在购物中心东侧。到食堂吃饭得用粮票，粮票分“全国统一粮票”和“内蒙古地方粮票”两种，粮票大都是用口粮兑换的，也可以拿钱买或拿鸡蛋兑换。如果你要出门到外省市，就得用全国统一粮票。那时一个馒头二两粮票5分钱，一个炒菜3毛钱左右。除了粮票，还有肉票和豆腐票，都是按照城市户口的人定量发行。
1980年我毕业分配到东胜二中工作，成了城里人，粮食供应标准是每月28斤，百分之七十是粗粮，国庆节、元旦、春节、中秋节给供几斤白面和大米，平时舍不得吃，积攒下过年的时候拿回老家与父母一起分享，这令村里的邻居万分羡慕。想吃肉就得拿着肉票排队到国营的肉铺去买，人人都伸长脖子盼望能买到肥一点儿腰条。肉铺里除了卖肉还卖一种汤油，就是用猪肠肚上包裹着的油炼制成的，颜色发黄，味道当然不如用肥肉和腰窝油炼制的香。买这种油不用肉票，也相对便宜一点。好多人都争相购买。在肉铺工作的营业员非常牛气，买肉时人人都竭力讨好营业员，满脸赔笑。而营业员则是一脸的趾高气扬。柜台外面的人手里捏着肉票挥舞着胳膊，竭力地吼叫着：“给我拿那块儿肥一点儿的，给我拿那块儿肥一点儿的！”营业员看着外面的顾客，眼睛搜寻着亲戚、朋友、熟人，不认识的，任你咋吼叫，给你拿一块很一般的扔到台秤上，你爱要不要。
这样的紧张局面到1984年左右有所好转，粮食、肉类相对放开，各单位都可以到外地为职工采购大米和猪肉，那时候叫搞福利。一般都是到冬天快过年的时候，单位的汽车拉回大米或猪肉，单位的职工们欢天喜地地分东西。记得那时候方便面刚面世，虽然就那么两三种品牌，但大家都很新鲜，方便快捷，都喜欢买来吃，一包3毛钱左右还觉得有些贵，有的单位就派车直接到北京拉回来，整箱子给职工们分，比商店买便宜些，每包2毛7分左右。
那时我在东胜二中教书，老师们早晨上班时拿一包方便面，到办公室用搪瓷的茶缸泡着吃，有一种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的感觉。那个时候，各种票证先后取消，街上的个体饭馆儿日渐多了起来，商店里的商品也丰富了许多，尤其是酒，再也不是本地产的鄂尔多斯酒独占市场了。而在80年代以前，瓶装的鄂尔多斯酒，那是非常金贵的，一般人很难买的到，逢年过节，或红白事业，一般都是买散酒，谁家要是在请客的时候摆上一两瓶“封口子”鄂尔多斯酒，那是非常气派有面子的事情。还有一种酒是达旗产的“双骏”酒，“双骏”酒由于商标是两匹黑骏马，人们习惯上就叫“黑儿马”酒。其时，商店里有了北京二锅头、泸州老窖、洋河大曲、西凤酒、汾酒、四川的绵竹酒、内蒙古的沙城老窖等等。这些酒当时好几块钱一瓶，已经是价格不菲。有那么几年，东胜人过年时时新买好几种酒，亲戚朋友来拜年时，摆出好几种酒，让客人把每种酒都品尝一两杯，以此为乐事。记得是在1988年春节，正月初二我们几位同事到另一位同事家里拜年，他拿出12种酒，各种酒瓶花花绿绿摆下一大片，除了主打鄂尔多斯酒以外，每种酒喝一杯，直把我们喝得烂醉，主客双方皆大欢喜快乐无比。
也就在那几年，同事、朋友、同学互相拜年蔚然成风，不过那时拜年是不拿礼品的，相互拜年是一种纯粹情谊的表达。从早晨开始，一个人走到另一家，小坐片刻，喝一杯茶，品几杯酒，抽一支烟，然后两人相跟着到另一家，也是小坐片刻，讨论接下来先去谁家，目标既定，三个人相跟着就走，就这样人越聚越多，时间也就到了中午，就在最后这一家吃饭，饭菜是年前就早已准备好的，先摆上凉菜，开始喝酒，这一喝，说不定要喝到什么时候。到下午两三点以后你看吧，大街上走着的，有的步履蹒跚，晃晃悠悠，有的东倒西歪，有的烂醉如泥被自行车像驮口袋一样在后衣架上横驮着。那情景你就不由地想起那句“家家扶得醉人归”的唐诗。
大约在1983年至1995年这十多年间，东胜街上的大型饭店还很少，大街小巷的小饭馆儿里出现了一道很时髦的菜：鱼香肉丝。那时候酒席宴上最讲究的是上一只完整的香酥鸡、红烧鱼以及海参鱿鱼。尤其有趣的是，在较长的一个时期内，红烧鱼端上桌后，要由在座的长者或尊客先动筷子，谓之“剪彩”。且剪彩者要先喝一杯酒。然后主人拿起筷子把鱼的不同部位夹一点儿给在座的各位，还有一套说辞：夹鱼的眼睛，叫“高看一眼”，夹鱼的嘴唇，叫“唇齿相依”，夹鱼翅，叫“展翅高飞”，夹鱼肚皮，叫“推心置腹”，夹鱼的中间部位，叫“腰缠万贯”。 “剪彩”之后，其他人才可以动筷子吃鱼。
每到夜晚，酒馆里一派红火烂溅，搳拳声此起彼伏，震耳欲聋。大约在1990年之后，除了喝酒搳拳之外，饭馆里出现了转场子唱歌的业余歌手，一些姿色和嗓子不错的青年女性，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晚上到酒馆里为食客们唱歌赚钱。大约从那时开始，人们到饭馆儿不再仅仅是吃饭喝酒，还要伴以娱乐。那些游走在大街小巷的歌手们和每家酒馆儿都有联络，每家饭馆儿总会有那么一两桌客人需要以歌声助兴来招待客人。歌手进来，主人就会告诉她先给唱，而且根据主人对客人的了解，告诉她该唱什么风格的歌曲。且大多数是唱本土的漫瀚调，其次才是流行歌曲。后来，又发展到歌手们不再是清唱，有了电子琴伴奏。这样的情况延续了大约八九年，饭馆儿里的搳拳声也逐渐稀少，跑场子的歌手逐渐淡出，酒馆儿里又时新起另一种娱乐方式:摇色子“吹牛”。家家酒馆都有几副塑料制作的圆筒状盒子，里面放一副色子，喝酒的客人两人各执一副，摇晃几下后，停止，按照里面色子的点数进行猜测打赌，输了就喝酒。酒馆里，歌声又变成一片哗啦声响。
这种比较俗气的哗啦声没有维持几年就消失了。最近几年，东胜的大型高档酒店如雨后春笋般遍布，但无论大酒店还是小酒馆儿，人们聚餐基本上有两种娱乐方式，一种是好多大酒店有自己的乐队歌手，客人如果需要，打一声招呼就可以随时到来给你演唱。另一种就是朋友同学聚会，大家在一起自娱自乐，喝到情绪高涨的时候，就有人自告奋勇站起来高歌一曲。这种唱歌，有时已经完全不讲究艺术了，是一种彻底的、纯粹的情绪表达。
三、衣着记趣
打我记事的时候起，乡下人的穿着是中国北方最为古老传统的衣裤，上衣有两种基本样式，无论单衣还是棉衣，一种叫做“对门门”，即前胸开口，扣子一般都是用手工盘结的桃疙瘩，也有极少数的塑料、玻璃制作的扣子。单层布缝制的上衣叫布衫子，用两层布（一层面料，一层里子）缝制的叫夹袄儿，夹袄儿中间填充棉花或羊毛的叫棉袄儿。另一种样式叫“长大襟”，即左侧的衣襟另外多出一块延伸至右侧的腋下。裤子就一种样式，大裤裆，宽肥腿。裤腰很宽大，穿的时候要在前面折回一截。
后来，村里有当干部的人家有了缝纫机，村里年轻人开始穿中山装，村里人叫“军衣”。但无论是老式的衣裤还是新式的制服，布料的质量和颜色都是极其有限的几种，布的质量按照经纬线的支数即粗细分为四种，一种叫市布，颜色有白、黑、深蓝、湖蓝（也叫海潮蓝）红，第二种叫咔叽，经线粗、纬线细，咔叽又分为单面咔叽和双面咔叽。颜色有黑、蓝、灰，第三种叫华达呢，经线纬线都粗，而且经纬线的角度也不同，布面手感厚实，颜色有黑、蓝、灰色，第四种叫“灯芯绒”，也叫“条绒”，还有“毛哔叽”，也叫毛料，颜色有黑、蓝、咖啡色（乡下人叫古铜色），这是当时最为名贵的布料，一般人是穿不起的。那时候普遍流传这这样几句顺口溜：“海潮蓝一身，红裤带一根，翻毛儿皮鞋（hai）一蹬，见了人连眼还不睁。”意思是说，有了这样一身穿扮，就简直牛气得不得了。那个年代，姑娘有了婆家，要一身灯芯绒，那是最为光彩的。
大约在1967年至1972年期间，是文革时期，年轻人无论男女都以穿军装或戴军帽为最时髦，有亲戚朋友在部队里当兵，将旧军装或军帽寄回老家给弟兄姊妹，弟兄姊妹们穿上简直自豪无比。于是乎，东胜街头曾一度出现了年轻人抢军帽的现象。当然，穿军装毕竟是少数，对于大多数人们来讲，依然还是普通的服装。但那时候在穿着上出现了一种很有趣的现象，在上衣袖子的肘部、裤子的膝盖和臀部打补丁，用缝纫机缝出一圈儿又一圈儿的针线痕迹。衣服的这几个部位是劳动中受力和受摩擦最多的地方，最容易先磨破，所以破了就得缝补，这本来是生活劳动的需要，但不知怎么就出现了在新衣裤上就打上了补丁，并且成了一种时髦。或许与那时候的政治宣传有关，那时的观念是，以艰苦朴素为荣，穿新衣是小资产阶级的作风。还有就是与那时的电影有关，电影中的主人公或其他演员都穿着这种打补丁的衣服，是革命者的形象。
大约到了1974左右，一种化纤布料出现了，叫“的确良”，颜色也比较丰富了，那种面料轻薄柔软，是女青年们最为喜欢的。再后来，又先后出现了比的确良稍厚的几种化纤布料，叫“的卡”、“凡尔丁”、“涤纶”。 “凡尔丁”、“涤纶”做裤子最好，不容易打褶皱，有下垂感。裤子的样式虽然还是中山装，但笔直立挺的裤缝开始悄然流行。穿着这样“讲究”的衣服参加农业社集体劳动，当然不能“出大力、流大汗”，记得上级派到我们村下乡搞社教的干部批评村里的这部分衣着讲究的青年说：“你们这些青年人，讲背头不讲劲头，（男青年喜欢大背头的发型）讲裤线不讲路线。”
改革开放以后，商品日渐丰富，人们的观念也有了较大的改变，服装从样式到色彩比以往丰富了许多，1978年，我考入伊盟师范学校首届英语班，给我们教英语听说课的一位年轻漂亮的女老师，是南京人，有一天来上课，登上讲台后，我们一眼发现她穿着一条白色喇叭裤，裤口很宽大，像扫帚一样拖在地上。她一头黑色的卷发，修长的身材，配上这条喇叭裤，更加的新潮时尚，我们一个个都睁大了眼睛，屏住呼吸，为她的美丽所震撼。在我的记忆中，老师的那条喇叭裤应该是东胜街头第一条喇叭裤。后来，喇叭裤在东胜街头的年轻人当中流行开来。大约在1981年以后，西装出现了，再往后，牛仔裤出现了。男女青年一个个追逐时尚，紧跟时代步伐，年轻的个性不再压抑，正像一首歌所唱的那样：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服装的样式更加丰富，生活也更加多彩。记得是在1988年，社会上流行一种健美裤，颜色为黑色，专为年轻的女性设计，那种健美裤将女性的腿部曲线美展现得淋漓尽致。那年，刚开始时新旅游，我们四位年轻教师结伴到山西晋祠、西安，兰州转悠了一圈儿，到兰州后，我注意到，兰州城内的女性无论老少清一色的黑色健美裤，几乎没有例外。那时服装除了颜色丰富外，面料的种类也越来越多，化纤布料几乎占据了统治地位，其时，纯毛面料，也叫毛料成了最为讲究的布料，尤其是用纯毛纺织的呢子，最为人们所青睐，拥有一件呢子大衣是人们最值得高兴和自豪的事。
当时光的年轮转到1990年之后，各种毛线开始大行其道，纯羊毛毛线成为抢手货。那几年，女人手中几乎无一例外地在编织毛衣。她们有的自己买一本毛衣编织的书，照着上面的图案说明精心编织，有的互相传授技艺，为自己、为自己的家人、为自己的心上人编织着色彩斑斓的梦。这样的编织热潮大约持续了近10年。期间，在90年代中期，鄂尔多斯羊绒衫成为海内外名牌，作为羊绒衫的生产所在地东胜，人们无论是自己穿还是作为礼品相赠，自然而然地将目光投射在这个世界名牌上。羊绒衫热，也持续了好多年。
进入新世纪之后，服装世界已经是令人眼花缭乱了。数不清的品牌在各大商场陈列，显示着各自的魅力与尊贵。再也没有哪种服装的样式或色彩可以一统天下，穿着真正进入了多元化时代。
四、出行记愁
在我20岁之前，几乎没有出过几次门，小时候跟着母亲去老爷家，要么是冬天拉炭的季节坐着生产队的胶轮大车，要么就是在夏季骑着马或者毛驴，50多里的路程，差不多得走一天。那时候走三二十里的路一般都是步行，因为骑马或者骑驴都要向生产队长申请，还要扣除工分儿。我们村里有一户人家，老家在府谷，户主人姓闫，四五十岁的样子，村里人都叫他闫五老汉，我叫他叔叔。有一年冬天，他要回老家探望，顺便拿一点儿粮食回来，因为我们村里遭了灾。等到他背着三斗谷子回来（大约50公斤），我听大人们说，他在路上走了半个多月。我那时年纪小，不懂得思考这些，后来稍微大一点儿了，出了几次门，才感叹：背负100来斤，徒步五百多里，那是何等的毅力与艰难啊！
1978年，我上了伊盟师范学校，假期从家到东胜，得从清晨5点动身步行30多里（大约三个小时的山路）到泊江海子，等待从杭锦旗到东胜的那趟班车（班车到泊江海子大约8点多）。如果从东胜回家，坐2个多小时班车到泊江海子后，再徒步回家。有一次从家到东胜，刚到泊江海子，离乘车的地点供销社门前不足300米，看见班车停着，便加快步伐往过跑，好不容易跑到跟前了，车开走了。后悔与气愤无以复加。无奈只好再步行回家，第二天再来。
1979年，好不容易买了一辆自行车，所以假期回家就骑着自行车，从东胜沿着沙土公路到泊江海，大多数是上坡路，泊江海到家有一半的沙路不能骑车，得推着走。因为是回家，车子后面多少还得带点儿白面大米等稀罕的东。我清楚地记得，回家得走7个小时。之所以如此，就是为了节省那1块7毛钱的车票钱。
1981年，我领着女朋友回家，因事先给家里捎信，父亲赶着驴车到泊江海接我们。住了几天，返回东胜时，走到半路下起了大雨，正好那段公路是红胶泥铺垫的，稍微下点儿雨就不能通行，一车人只好停在半路到附近村子里找人家过夜。第二天还不能走，只好绕道从漫赖再到伊旗地界沿着沙路到东胜。
1982年，我爱人在达旗白泥井教书，她家在新民堡公社南红桥，我去达旗坐近3个小时的班车才能到树林召，然后到同学家吃中午饭，饭后骑着同学的自行车到岳父家。最为难的是从达旗到东胜，那时候达旗没有始发车，得等从包头到东胜的班车，路过树林召时，车上下几个人，才卖几张票，车站里买票那个拥挤啊，简直难以形容。你若挤不到前面，很可能就买不到票。
1990年以后，父母亲都接来东胜，回老家的次数少了。岳父家也由乡下搬迁到镇里，出行省了好多事。
进入新世纪，东胜的交通有目共睹，不必赘言。
五、家居记历
泥土打墙，椽檩盖房，这种土木结构的房子是北方延续了几千年的住所方式。在北方，除了土木结构的房子之外，还有窑洞。就东胜而言，城镇里出现砖瓦房的历史也并不长。我是从1980年开始在东胜城里定居的，说是定居，其实那时候真正属于自己的住房并不多，许多人都是靠公家给分配住房的。刚参加工作的，两三个人分一间宿舍，等到结婚了，能给你分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单独的宿舍已经是很不错的了。然后你就慢慢地熬吧，单位盖了家属房，按照工龄、职务论资排辈，前辈们搬迁到新的住所，你才有可能住进他们腾出来的旧房。那一年，我毕业后分配到东胜县第二中学，到单位报到后，总务处主任对一位女工作人员说：王老师，你给小苏安排住宿去吧。王老师将我领到一排砖木结构的单身宿舍打开一间，说你就住这间吧，你运气不错，一来了就能一个人住一间。我自然是万分高兴。环顾了一眼宿舍，宿舍三米宽，五米入深，也就是15平方米，正面是一盘小土炕。纸糊的顶棚已经很老旧了。然后王老师说：走，跟我领东西去。我就跟着她到了库房，领了火炉子、炉筒子、一只水桶，一把水壶，一把热水瓶、铁簸箕、火剪、打炭用的斧头、扫帚各一件，还给了一套学生用的桌凳，说这是晚上在宿舍办公用的。加上我自己的一卷儿铺盖、一纸箱子书和一些零星用品，这就是我的全部家当。尽管如此，这对于我来说，祖祖辈辈在山沟里受苦，如今我在城里工作了，那是何等的高兴啊！
在工作期间，我逐渐了解和熟悉学校的环境，老师们的家属房都是不同年代盖的，有土木结构的平房，有砖木结构的起脊房，面积也是年代越近越大，65平方米已经是校长一级的住房了。30年教龄的老教师可以住上50多平米的住房，让人羡慕不已。
那时候东胜城里还没有住宅楼，大约是在1983年左右，出现了第一批住宅楼，位置在今天的准格尔南路，人们都叫统建搂，后来又在城西建起了一片住宅楼，即今天的西园新村。记得当时的西园新村被称作东胜的香港，都是实力派人物才能住的。不过那时的楼房面积并不大，而且做饭还是用炉灶烧炭。
1983年底我妻子将要生小孩，我向校长提出申请，校长很爽快地说好吧，再给你腾一间宿舍，让挨你住的刘老师搬到杨老师宿舍，我通知杨老师吧。我真是万分感激。
之后，每隔二三年我搬一次家，后来终于搬进了老教师腾出的真正的家属房，36平方米，里外间。1990年，我改行到企业工作，单位让我腾房，好在妻子在东胜一中工作，一中得知情况，就给妻子分配了一套也是老教师腾出的家属房，依然是30多平米，总算有了安身之所。
到1993年，国家实行住房改革，将职工所住的房子折价卖给职工，也就在那一年，东胜一中建起了教学楼，将原来的教室按照工龄和工作情况划分给教师，妻子那个级别的人还分不到一个教室，一个教室的标准面积是80平米左右，于是三户人家分两个教室，每户50多平米。多数教师没有钱，只能在原有的基础上略作改造，使之变成家属房。当时我所在的企业东胜市百货公司效益很好，根据我的情况，老总张文秀给我拨款7000元让我改造住房，于是我将给我分配的那多半个教室摊倒重建。从工人到建筑材料，公司又给予了许多资助。按照当时的房改制度，我属于私建公助，国家还给了我4500元。这样我自己几乎没有花多少钱就拥有了一套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子。
此后一直住到2003年，东胜的住宅楼已经到处都是，看着别人纷纷买楼房，自己也按捺不住，就将房子卖掉，换成了楼房。其时，东胜的城市建设日新月异，突飞猛进，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而且房子越盖越大，越盖越豪华，房价也日益猛涨，有钱的人纷纷看好投资买房以图赚钱。人们都以拥有多套住房为荣。更有不少人不仅在本地买房，还在呼市、北京、西安、威海、青岛甚至海南买房。我虽然没有那么多的钱买那么多的房，但也不甘落后，于2005年在同一个小区又买了一套。
六、娱乐记快
我初来东胜居住的时候，人们的娱乐生活是非常单调的，最主要的娱乐就是到电影院花2毛钱看一场电影。大约到了1983年左右，卡带式录音机面世，开始有了流行音乐，盒式录音带将邓丽君的歌声传到了高原小镇。一时间，年轻人纷纷购买录音机，大街上，小伙子骑着自行车，后面带着一个抱着录音机的伙伴儿，把音量放到最大，满大街地逛，成为东胜街头一道独特的景观。其时，交谊舞开始出现，但还不怎么普及，许多人对此还颇有微词。有的单位逢年过节搞联欢时才组织职工唱歌跳舞。我在二中教书时，有时学校团委组织青年教师活动，晚上在会议室跳舞，音乐伴奏是我们会乐器的老师，脚踏风琴、四胡、二胡、笛子、黑管组成一支临时乐队，激情澎湃地演奏。
后来，电子琴出现了，跳舞伴奏提高了一个档次。与此同时，东胜街上出现了舞厅，夜幕降临，舞厅内灯光闪烁，音乐大作，跳舞者也不再是青年男女独领风骚，中年人也开始加入其中。到了夏天，还有露天舞场，有时还偶尔听到因为跳舞而夫妻吵架的信息。
也就在那个时候，黑白电视进入家庭，到了晚上吃罢饭，人们就到有电视的邻居家看电视。记得那时候电视剧《上海滩》，《霍元甲》播出，人们都忙得顾不上吃晚饭，有的人甚至来不及走大门，翻墙进入邻居家，以致东胜一度出现万人空巷的状况。尤其是《上海滩》播出后不久，男女主角许文强和冯程程成了青年们的偶像，东胜街上的许多年轻女性纷纷效仿冯程程的发型。
到了80年代中后期，不少录像厅在东胜安家落户，这是青少年们最喜欢去的地方，尤其最受青年男女的青睐，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录像厅内遮挡得严严实实，简易的座位上一对对青年男女们相互依偎着，嗑着瓜子儿，看着港台进口的武打片或者爱情片。
到了90年代，东胜街上出现了许多卡拉OK歌厅，夏天的街头有了夜市，卡拉OK也加入其中，满街歌声。几家大的酒店的歌舞厅里有了陪舞的小姐。到了晚上，人们酒足饭饱之后，到歌舞厅潇洒走一回。歌舞厅内霓虹闪烁，陪舞的小姐们在一边坐着，等待客人们的邀请，然后根据时间的长短赚取小费。1996年，东胜修建起一条仿古街道，准备做拍摄电影的外景地，名字叫金元城，歌舞厅集中于此，基本上成了红灯区。有关金元城的笑话也时有耳闻，据说有一位从乌审旗来的男子，到了金元城，进入一家歌厅，喝了几瓶啤酒，要了点儿干果之类，小老板问他要不要小姐，他没敢要，临走时结账，竟然算下500元，他不得不给。这人沮丧地出来抬头一看，歌厅的名字叫“天上人间”，他带着浓重的榆林口音气愤地说：“甚吗天上人间！分明是人间地狱！”一时被当做笑话广泛传播。两三年以后，金元城逐渐萧条。
随着科技的进步，电子游戏机产生了，小孩子们买了回家与电视连接，玩儿打游戏。紧接着电脑逐渐进入人们的生活，于是乎，电子游戏厅遍布市区。电子游戏厅让许多孩子玩儿上了瘾，严重地影响了学业，引起了家长和社会的关注，开始了治理和整顿。
进入新世纪后，电脑逐渐普及进入家庭，许多家庭为了孩子的学习，购买电脑，但那时网络还不怎么发达，孩子们在利用电脑学习功课的业余，购买一些游戏软件进行娱乐。随着网络的飞速发展，短短几年，电脑几乎进入每一个家庭，各种网络游戏简直令人眼花缭乱，青少年成了网虫。不仅如此，网络电影、电视无奇不有，黄色影视充斥其中，社会万象无所不包。网络聊天QQ出现以后，为人们的交流提供了更加丰富、更加广阔的空间：文字聊天、语音聊天、视频聊天，使得天南海北素不相识的人们在这里成了“网友”、成了“知己”。于是乎，网恋进入了人们的情感空间。期间上演着网络爱情的悲喜剧。2009年至2010年，一种叫做“偷菜”的游戏风靡全国，不仅小孩子喜欢，连许多成人也乐此不疲，以至于出现了全民偷菜热。
如今，一台电脑就是一个世界，内容丰富得超乎想象，在这里几乎没有查不到的内容。网上购物、网上银行，网上订票、订旅店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生活与娱乐。
（注：本文为纪实性叙述文字，为《东胜60年》一书而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