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高压军事政治对抗下的国际环境，使整个世界范围内弥漫着现实的压抑以及对未知的惶恐，包括对世界大战的焦虑。这段时期内，各个艺术领域内都开始萌发出对现实的隐喻和反思。
体现在世界文坛上的，就是突然流行起的一种特殊的创作题材——反乌托邦文学。它的出现代表着高悬空中千余年的乌托邦理想从漂浮无根转变到脚踩实地。这其中与马列主义理论的兴起与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不可谓关系不深，本质上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文学上的再现。所以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又一个光怪陆离的未来世界，在这些世界里，我们可以一窥理想主义乃至社会主义道路的未来。
历史上，乌托邦文学的历史更为源远流长，几千年前柏拉图的《理想国》便已成其滥觞，在一个匮乏而愚昧的时代，它代表着理想主义者对人性理智的崇尚，一种对人的解放的追求，这种追求高尚而纯净，集体意志作为主权者，使得意志中的每个个体都最大限度地享有完全的自由与精神愉悦，这一点与千年后马克思列宁所憧憬的共产主义大联合不谋而合。可以看出，乌托邦的精神理想世界并非空穴来风，而是自然而然地根植于世世代代人们心中的“桃花源”。
然而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几千年来，这样一条哲人们所设想的共产主义之路真的是一成不变的吗？两千年前，柏拉图需要仅仅是土地，粮食和完善的教育，而千年后以至未来的世界里，马恩和他们思想与理论的实践者们，又是否仅靠土地，粮食和教育就能够解决呢？
例如在《岛》一书中发生在新一代拉贾（领导者）与集体岛民之间的冲突，这种对立一方面体现在权利金钱利益的冲突，另一方面也是世界科技进步发展与岛屿之上田园牧歌式的理想的脱节。
事实上，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的第一章就说到，任何意志都无权决定赞成无悖于原意图的事物，这从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教条化的集体理想的失效，也点明了反乌托邦意识存在的必要性，即理想主义者集体也必须时刻对自身保持警惕，这实际上又与五四运动一代思想史上的先驱们在如何坚持实践和特色上是异曲同工的。
需要说明的是，与很多人的固有印象不同，反乌托邦并非物如其名，其本质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假想纠错，或许将其称作“反极权主义”更为恰当，因为其所反对的“乌托邦”实际上是一种迷惑性的陷阱。在这些“乌托邦”中，集体意志总是轻易沦为个人意志，而“自我意识”则在绑架了集体的个人意志的决定下“被动地湮灭”。
这些作品的背景设定往往都是一个极为稳定而停滞的社会，在《1984》和《451℉》中，人们生活在一个时间点上，它处于近未来或近现代，且生产力并未高度发达的世界，有时候还需要为自身物质利益做出考虑；而在《美丽新世界》和《我们》的文学世界中，科技与物质水平极高，每个人的物质需求都被统一地满足，他们需要做的就是精神上的“无欲无求”和“笑口常开”。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形，这都是一个对于思想管制极为严苛的世界。
这其实是在向我们提出疑问：“理想国”所要求人们的最纯净高尚的道德是否包含了思想与精神层面上的自由？而这种自由又是否会导致统一价值体系的崩溃？如果这个社会是老子式的小国寡民，也许还能通过类似于赫胥黎在《岛》中所述的“以佛教的伦理观和朴素的村庄共产主义社会思想巧妙服从于理性的原则”而得到稳定。
但事实上，一旦这个社会存在于一个大型国家水平，人类历史无数次的重蹈覆辙告诉我们，维持其长久稳定绝对是一项任务艰巨而且代价不菲的工程，至少在上个世纪，人类历史上已经自我实践了起码三次，都是以沉重的代价而告终。
如果届时我们在教育中对人性的改观尚未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那么人类自利的本质就决定了乌托邦式的自由带来的更有可能是个人意识对集体的背叛，无论这种背叛来自于底层抑或是掌权者，都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政治体制的高压化：这种高压也许是《1984》和《我们》之中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严密监察，也可能是《美丽新世界》中类似于“索麻”的精神药物或直接有效的生理制约。事实上，这也正是高悬在我们理想之上最可怕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当代某些西方意识形态制造了一种悖论，将反乌托邦异化为一种政治武器，将乌托邦的高尚内涵偷换概念为一个恐怖的高压政权。然而，只有害怕乌托邦之人才总是不遗余力地反对它，将其视为恐怖而无用的幻想，而这些人非蠢即坏。
例如扎米亚金在1920年就已完成了《我们》的创作，然而在一些人不怀好意的标签化利用之后，等到公开出版时却已经到了苏联解体的年代；此外，《1984》的反极权精神也屡屡被扭曲作丑化社会主义的“圣经”，殊不知一些西方政府自己就在大搞特搞这种意识形态的管控，而对阶级固化和财产分配不闻不问。
相反，这些优秀文学作品，例如“反乌托邦三部曲”的创造者却是乌托邦的坚定拥护者：《美妙的新世界》的作者赫胥黎将一部歌颂乌托邦理想的巨作《岛》作为自己的绝笔；
而《我们》的作者扎米亚金曾为俄国的十月革命抛头颅洒热血；
《1984》的作者奥威尔本人更是说到：“贫困的生活和失败的滋味增强了我天生对权威的憎恨，使我第一次意识到工人阶级的存在”，“我所写的每一行严肃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反对极权主义，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他也因参与西方的社会主义活动而受到英国情报局长达十余年的严密监视直至47岁因病去世。
反乌托邦文学本质上如一面镜子一般，是从一条反向的道路接近乌托邦，当一个理想不再纯洁，反而变得神化和偏执时，作家们即无情的将这种“幻梦的危险”告知众人，使我们提前意识到深刻于人性中的独裁欲望与专断思想之危险，告诉我们真正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绝不是一个极权高压或贪图享乐的社会。
悲观主义者往往将反乌托邦同化于梦的破碎而安于现状，然而作者本意于为构造一种更为完善的乌托邦提供建议并不断前进。
只有同时看到乌托邦与反乌托邦的共同思想内核，才能真正体会到其中关于理性与情感，自由与幸福的精髓。
正如罗曼罗兰的名句：“在我看来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看清生活的本质后依然热爱着生活”，无论在向“理想国”的前进之路上有多少荆棘中伤与歧途陷阱，于黑夜中挑灯者，皆为英雄。
（本文是一个大学生上学期选修我的课程的作业，他能这样思考和写作也是很好的。我在贴上网前，对文字和一些提法做了适当的修改，并删节了一些繁杂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