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北京街头的老款邮筒。庞铮铮/摄
遣词酌句，亲手动笔写好一封信，装进信封，贴上邮票，投进绿色的邮筒，然后数着日子盼回信……这样的事，已淡出人们的经历。但普及电话、电脑前，信件是人们跨越地域传递信息、联络感情的重要媒介。
翻山越岭找到你
十九世纪以前，我国信息的传递依赖的是古老且传统的邮驿。1909年，大清邮政总局完全取代了之前的民信局。
邮政开办初期，北京市民对使用邮政还很不习惯。因为邮局实行预付邮资制度，寄件人得先买邮票贴在信封上。
随着时间的推移，邮政逐渐为人们所了解，使用邮政的人也就一天比一天多了起来。（1998年12月8日《北京日报》5版，《我国现代邮政的先河》）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的邮电事业飞速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民间联络主要靠书信。小小的信件，翻山越岭，甚至漂洋过海帮人们沟通联络。
上世纪80年代，有很多人通过信件跨洋跨境到北京寻亲。
1987年，市邮件分拣局的丁师傅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件事：从美国寄来一封信，收信人是东城区东总布胡同一家私人医院的丁美琪。丁师傅在东城区没有找到人；按人名到市公安局去找，也没有找到。但查到一个叫丁美琳的，在宣武医院工作。丁师傅抱着一线希望找到宣武医院，果然信是写给她的。她激动地说，信是她外甥女写来的，她们分别时外甥女才一岁多，如今已经三十多岁了。（1987年6月18日《北京日报》1版，《邮政战线上的“二传手”》）
那时，通县邮政局投递组曾接到自香港转来的台胞来信438封。但是，由于40年来地名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来信无法投递。仅1988年头11个月就有27封这样的信。比如一封平信信封上写着：寄河北省通县城内牌楼口3号郭宗尧先生收。但是通县早已没有这个地址。投递组组长乔春生走访了10多位老住户，经过20多天的周折，终于了解到，这位姓郭的住户自新中国成立初期就搬到运河东去了。根据这一线索，才最终找到了收信人。通过这样的努力，当时的通县邮政局先后为24封台胞寄来的疑难信件找到了收信人。（1988年12月5日《北京日报》1版，《通县邮局热心为台胞寻亲》）
上世纪60年代初，还有通过信件跨国寻友的故事。当时八面槽邮电局邮递员彭斗遇到一封从越南寄来的平信。信封上写着“北京车站西边，范子平胡同常清纪同志收”。旁边注着“门牌记不清了，只记得门口有个大铁油缸”。彭斗拿着这封信，一走进范子平胡同就寻找大铁油缸，可是走完整条胡同也没找到。第二天，彭斗又来找，送一户信问一户，路上遇见人也打听。经过三天的努力寻找，终于在胡同十七号后门找到了常清纪。原来在寄信人出国前，常清纪的家门口是有个大铁油缸，可巧在前些日子被拆走了。（1961年8月28日《北京日报》2版，《一封没有门牌的信》）
过去，通过邮件求购药品的也不少。1998年，沈阳机床厂一名职工的七岁儿子经常性肚脐疼，多方求医，未能根治。后来听说，北京同仁堂的“小孩暖肚膏”管用，便给同仁堂写了一封信，求购三贴“小孩暖肚膏”。这位职工心想：三贴膏药才一块五。北京到沈阳，邮费都比药品贵。为这赚钱不多、费力不小的事，同仁堂能给办么？没想到，不到一周，三贴暖肚膏寄到了家中，治愈了孩子的病。全家人高兴极了，再次写信，向同仁堂药店表达感激之情。
前门外大栅栏同仁堂药店的负责人1999年接受采访时说，他们每年办理的外地顾客求购药品的来信达六千多件。（1999年5月28日《北京日报》12版，《同修仁德 广济世人》）
不规范投递麻烦又误事
过去，信件往来很多，但却不是所有人都会寄信。
1964年，北京市邮局邮政处王鸿进曾给本报来信：信封上的自造字和潦草字很多，有的信试发几次，经过询问派出所才找到收件人，有的经多方探询仍无法投递，只好退回收件人。（1964年1月3日《北京日报》2版，《邮件上的自造字怪字和潦草字 影响邮局投递工作》）
1963年，平谷县王庄公社东古村屈舒增来信说：不久前，我们大队收到几封错投的信件。这些信件有的是寄往东高村的，有的是寄东河甫的，有的是节古店的。由于信封书写不清楚和投递员的疏忽，造成错投。希望寄信人注意写清楚，以免使信件延误或丢失。
另外，还有邮局工作人员来信反映，经常发现有人使用航空信封寄信，却按普通信件贴邮票，还总有一些未贴足邮票的信件。遇到这种情况，只好把信件退给寄信人，既麻烦又误事。（1963年9月12日《北京日报》2版，《关于邮寄的几个问题》）
邮件缘何“慢性子”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北京高楼大厦拔地而起，邮件业务量增长了好几倍，考验着邮政通信能力。仅以海淀区邮政局为例，1987年，该局的邮件业务量差不多是1970年的八九倍，每天需投递的邮件报刊52.1万件，可是多年来全局只有150多名投递员。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现在很多人都喜欢《从前慢》中的这种慢节奏生活。但当初，人们等待邮件的心情通常都是非常焦急的。
1986年3月15日本报2版刊登了《“邮路不畅”的忧虑》，作者吴昊谈道，“最近人民邮电报公布了21个城市‘市区平信速度调查’，北京算上游之一，24小时。”“但周围的人们谈起时下‘邮路不畅’的时候，又总跟这24小时的调查数字对不上号。我本人收到的市内信件，少则三五天，多则七八天。不管怎么说，市内的信件还算是快的。去年9月28日，我往杭州寄去一封信，对方10月28日收到，而对方于10月31日寄出的复信，今年2月11日我才收到。去信走了一个月，回信走了一百天。”
邮件走得慢，不仅是因为信件多，年底如雪片般的贺年明信片及各类竞赛、征文、调查、游戏、竞猜活动的海量选票、投稿等，也给邮政部门增加了很大压力。
为了给邮件提速，邮政推出“黄帽子信筒”。
1983年8月10日，长安街和王府井等主要街道上出现了28个顶部漆成黄色的“黄帽子”信筒。这种信筒，有专人、专车开筒取信，分拣封发。凡寄往本市市区和近郊区（不含农村）的信件，上午11点半以前投入，下午即可送达；晚上9点半以前投入，第二天上午送到。（1983年8月10日《北京日报》1版，《本市新设“黄帽子”信筒投递速度快》）
“黄帽子”信筒设立一个月就令15万多件平信提速。随后，市邮政局又增设了一批“黄帽子”信筒。
另外，一些地方不通邮，群众意见也很大。当时，一栋栋楼房盖起来，但有的即使就在邮局对过儿也不能通邮。1986年上半年以前，仅海淀区不通邮的楼房就有数百栋。
从1986年下半年起，海淀邮政局开始依靠社会力量弥补邮政通信的不足，短短几个月就在居委会里办起111个代订、代销、代投的“三代”点，解决了553栋楼房和1.8万户平房的通邮问题，同时加快了投递速度。（1987年7月16日《北京日报》2版，《兴办“三代”点 邮件进高楼》）
来自E-mail的冲击
进入新世纪，北京信息化水平已高居全国榜首，拥有400多万“网民”、固定电话445万部、移动电话280多万部、公用电话7万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革命将北京人的生活引向一个崭新的时空。
2001年3月23日本报6版的报道《市民生活说网络》中写道：过去，人们使用平信、挂号信、航空信，靠着绿衣使者鸿雁传书；如今，电子邮件快如闪电，图文并茂，有声有色，电子信箱已成为追求时尚的京城人继电话、寻呼机、手机之后，第四大联络工具。
在E-mail的冲击下，市民对于普通信函的依赖性大大降低。“黄帽子”邮筒也日渐“失宠”。2005年4月4日本报5版的报道《北京54个“黄帽子”信筒面临转岗》提到，“黄帽子”的年处理量从四五年前的500万件已下降到179万件。“黄帽子”早班开筒时，50多个邮筒加在一起的信件量有时只有50件。
2007年起，“黄帽子”信筒开始逐渐退出市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具有快递功能的“双色信筒”。
2015年5月26日，参加“我给娃儿写封信，诉说父母思娃情”活动的外来务工人员将亲笔书写的家书装入信封，快递给远方家中的儿女。孙戉/摄
大山邮差的温暖坚守
虽然邮寄平信的人越来越少，但只要有信件，就有绿色邮差的坚持。在许多深山小村里，邮递员翻山越岭为村民送信。
2011年时，王自殿是门头沟区大台邮政所唯一的投递员。方圆40多里地，2000多户人家、20多个单位和一个煤矿都是他的服务对象。
去往半山腰上的黄土台社区，自行车没法推，一共要走425级台阶。一里多地，上下来回走一趟，王自殿至少得花半小时。
2011年，大山邮差王自殿投递的路段80%都是山路，每天，他推着自行车艰难往返于方圆40多里的路段。方非/摄
桃园，一个分散的小村，半山腰上住着不到20户人家。上山的岔路口紧挨着马路边，怕信件丢失，王自殿只好扛着自行车上山。有时为了一封信，王自殿也得上一趟山。（2011年9月14日《北京日报》9版，《大山邮差》）
2017年，已经57岁的于兴三还在怀柔区喇叭沟门满族乡邮政所担任邮递员，每天翻山越岭，将信件准时送达山中人家。面对转岗机会，他放弃了，依然带着邮包，穿梭在山间。他说，“乡亲需要我！”（2017年12月29日《北京日报》特3版，《乡亲需要我》）
历史资料：京报集团图文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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