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是“北漂”作家群中取得世俗成功的代表，人生的分水岭发生在1948年，小说家和文物研究者由此构成了一种奇特的对峙，读者只有了解两者间的差异，才能看到一个立体的沈从文。
沈从文的成长，离不开师友的提携帮助，他本人也乐于奖掖后进。萧乾说，读书上最好的老师是杨振声，写作上最好的老师是沈从文，汪曾祺为这种师生关系注入了一层迷人的色彩。前人说“妙理勿传醒酒客，佳名谁与坐禅人”，名师出高徒，跟名泉配名茶一样，可遇而不可求。
有些人像山，有些人像水，沈从文是一条河流，雪水与热流交织其中，有时惊涛拍岸，有时静水深流，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生命姿态。沈从文也像一杯茶，前半生像绿茶，鲜爽度高，后半生像熟普，滋味醇厚，在经历了生命的冲突与融合之后，这杯茶被赋予了一种沉痛而高迈的情怀。
沈从文的空间视野
考察沈从文的“北漂”生活，我发现他对空间十分敏感。沈从文在“酉西会馆”住过一段时间，后搬到北大附近的公寓。房间是个贮煤间，沈将其命名为“窄而霉小斋”。沈从文渴望温暖：炉火烧得旺旺的，摆上搪瓷茶壶，能随时有口热茶喝，有朋友到访，还可以围炉谈话。这种生活，钱穆和张恨水都过上了，沈从文只能靠想象，还不如村上春树抱着猫取暖那么实在。沈在这里读书写作，自称乡下佬，心态跟钱锺书在“容安室”写札记大不相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北大红楼为中心，分布着大大小小几十个公寓。那时的学校是开放的，像沈从文一类的住在公寓里的“北漂”青年都是受益者。
谈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北大学术上的自由空气，必需肯定学校大门敞开的办法，不仅促进了北方文学的成就，更酝酿储蓄了一种社会动力，影响后来社会的发展。因为当时“五四”虽成了尾声，几个报纸副刊，几个此兴彼起的文学新社团，和大小文学刊物，都由于学生来自全国，刊物因之分布面广，也具有全国性。
蜗居公寓期间，沈从文结识了不少朋友，如张采真、司徒乔、焦菊隐、董景天、陈翔鹤等。朋友给予他温暖，贵人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由于郁达夫的帮助，沈得以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文章，并逐渐成为该刊的主要撰稿人。徐志摩给了沈从文展露才华的机会，还把他带入“林徽因的下午茶”人脉圈。经林宰平、梁启超推荐，沈从文到熊希龄创办的香山慈幼院任职。担任图书管理员期间，沈被派到北京大学跟袁同礼学习编目学和文献学。1926年，情势发生变化，沈从文辞职下山，当起了职业作家。
生活最困难时，沈从文打算放弃写作，是胡也频改变了他的想法。胡也频被捕后，沈从文四处奔走，托人相救，并将丁玲母子千里迢迢送回湖南。可惜，随着胡的死去及丁玲晚年的某些言论，这段关系出现了裂痕，再也无法复原。1929年，沈从文应胡适之邀到上海中国公学教书，期间，他疯狂地给学生张兆和写情书，也帮助过吴晗、何其芳、罗尔纲等人。1930年8月，沈从文辞去教职，到武汉大学中文系当助教，次年，经杨振声、徐志摩推荐，到青岛大学教书。一天，沈在杨振声家喝茶聊天，突然接到发自北平的电报，得知徐志摩死于空难，遂连夜赶往济南，向徐的遗体告别。沈从文在青岛教书的时间不长，离开的主要原因是人际关系发生变化，沈事后总结说：“两年后，《八骏图》和《月下小景》，结束了我教书生活，也结束了我在海边单独的那种情绪生活。两年前偶然写成的一个小说，损害了他人的尊严，使我无从和甲乙丙丁专家学者同在一处继续共事下去。”
在《八骏图》中，沈从文借教授周达士与未婚妻瑗瑗通信的机会，将周对同事们的观察呈现出来，“八骏图”对应着八位教授。在周达士看来，这群同事都是压抑欲望的病人：教授甲室内有一幅半裸体的香烟广告美女画、保肾丸瓶子和《五百家香艳诗》；“教授乙低下头去，从女人一个脚印上拾起一枚闪放珍珠光泽的小小蚌螺壳，用手轻轻地很情欲地拂拭着壳上黏附的砂子”；教授丙在周达士房中看到希腊爱神像片，“负手看了又看，好像想从那大理石胴体上凹下处凹出处寻觅些什么，发现些什么”。
全文读下来，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排列...
茶会里的《文艺副刊》
张季鸾主持《大公报》时期，《文学副刊》由老乡吴宓主编。1928年1月2日，《文学副刊》正式创刊。为了沟通编务，吴宓没少往京津两地跑，两人也因具体工作发生过分歧。1929年1月16日，吴宓与赵万里谈起《文学副刊》，赵的部分意见与浦江清等人的意见相同，比如请朱自清当社员，加入新文学的内容等。这些意见与吴宓的主张相悖，后来形势发生变化，吴宓只好作了妥协：“决即放弃一切主张、计划、体裁、标准，而遵从诸君之意。”
1月18日，吴宓主动去拜访朱自清，很不巧，没有见上面，直到第二天，两人才如约见面，对于加盟《文学副刊》一事，朱自清答说要考虑后再行答复。当天下午，吴宓又请赵万里、浦江清、张荫麟吃饭，商量如何改办《文学副刊》，归纳起来，有三层意思：
（一）改介绍批评之专刊，为各体具备之杂货店，增入新文学及语体文及新式标点（并增入新诗、小说之创造作品）。
（二）改首尾一贯而全体形式完美之特刊，为一公共场所，每一作者，不论何派何等，均得在此中自行表见，以作者为单位，而不成团体。每篇作者各署名。
（三）改总统制为委员制。即一切不由（吴）宓一人主持，而由诸人划分范围，分别经管。对于该类稿件，有增损去取之全权。
吴宓本想以《文学副刊》作为“学衡派”宣传作战的阵地，但派中诸人意见并不统一，也没人给予他切实的帮助，上述意见于吴宓而言，不过是“退兵弃权的办法”。1月21日，朱自清答应加入《文学副刊》编辑部，并言明先做一段时间，看能否胜任。1929年9月，吴宓与发妻离婚，支付给对方一笔费用，由于经济紧张，后向张季鸾求援。9月19日，吴宓收到张的回信，言预支稿费事办不到。1931年6月12日，吴宓“晚归，阅《大公报》万号特刊，见胡适文，讥《大公报》不用白话，犹尚文言；而报中季鸾撰文，已用白话，且约胡之友撰特篇”，吴宓因此认为《大公报》阵地也守不住了。
1933年秋天，杨振声和沈从文接手当主编，将原来的《文学副刊》改名《文艺副刊》。吴宓的退出和杨、沈的加入，是时代趋势使然，是文化观念之争的必然。于吴宓而言，是“学衡派”的失利，于杨、沈而言，则是白话文的美好时代。杨振声在《文艺副刊》创刊号上发表了《乞雨》，将文坛比作干旱的田野，且因为懒惰，“使时间随流水而不归，使思想将云烟以幻灭，使人生悄然以消逝”。杨振声认为：血泪是文艺的甘露，思想是文艺的源泉，在创作中，要由同情而生了解，在批评中，要由了解而生同情，两者的接环是了解，而文艺的价值在于把人类的隔阂打通，让同情互相交流。杨振声不愧是“火烧赵家楼”的猛将，将《乞雨》写出了战斗檄文的气概。一定意义上，这篇文章挑明了《文艺副刊》的立场、态度和方向。
《文艺副刊》自1933年9月23日创刊，至1935年8月底，共刊行了166期，作者群庞大，文章类型多样，采用白话文，版面设计以竖排加新式标点，阅读起来也方便。在具体编务上，沈从文喜欢通过茶会的形式来约稿和组稿，茶会通常在中央公园的来今雨轩举办，梁思成、林徽因、朱光潜、梁宗岱、卞之琳、李广田、巴金、靳以等人都是茶会的常客。茶馆、茶会、下午茶，构成了那个时代大大小小的“公共空间”，形成了新的关系网络。对此，许纪霖有过精辟的总结：
在一个非人格化的陌生的都市空间里,人们的交往已经丧失了传统社会的地缘与血缘纽带，而按照一种新的规则进行。这种新规则, 不再是寻找共同的历史根源感, 而是取决于多元复杂的公共空间, 都市知识分子也是这样。来自五湖四海的他们, 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里, 正是通过具体的都市公共空间实现相互的交往和自我认同。这些空间主要指的是茶馆、咖啡馆、沙龙、书店、社团、同人刊物、公共媒体、出版社、大学和广场, 等等。正是这些现代都市空间之“点”，编织成了现代知识分子公共交往的空间网络。
从这个角度，才能充分理解“林徽因的下午茶”和沈从文们的茶会的价值所在。在福柯的视野中，我们身处的时代，同时性与并置性兼备，人们所经历和感觉的世界，是一个巨大的人工构建的网络空间。这就好比今天由技术革新带来的交往模式构建了喧嚣的微信朋友圈生态，有人有所警醒，却又沉溺其中不能自拔，因此，茶会雅集又焕发出新的生机。三十年代，沈从文已经是作家圈中的大腕，也是“太太客厅”里的常客，有面子提携萧乾、林庚（林宰平之子）这样的上进青年，有能力对当时的文坛现象提出批评。
京派和海派的论战
钱锺书在《猫》中提到“京派”时，不无讽刺之意。虽是小说家言，背景却是当时文坛大事——“京派”和“海派”的论战。林徽因、沈从文都被人归作“京派”，而《猫》中曹世昌的原型，便有沈从文的影子。
当时报纸上闹什么“京派”，知识分子们上溯到“北京人”为开派祖师，所以北京虽然改名北平，他们不自称“平派”。京派差不多全是南方人。那些南方人对于他们侨居北平的得意，仿佛犹太人爱他们入籍归化的国家，不住地挂在口头上。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京派”和“海派”掐架，好不热闹。1933年10月18日，沈从文在《文艺副刊》第8期上发表《文学者的态度》。文章先以厨房大司务老景为引子，说他有职业尊严，做事认真负责，但有些作家“如票友与白相人”，“以终日闲谈为高雅，平常作家在作品成绩上努力，他们则在作品宣传上努力。这类人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的杂志，在北京则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关中。这类人虽附庸风雅，实际上却与平庸为缘”。
那时，受纸媒属性限制，掐架的速度和频率远不及网络时代。沈文发表两月后，上海那边才有了反应，苏汶率先发表《文人在上海》，大意是说上海也有认真写作的，不要一竿子打倒所有人。1934年1月10日，沈从文发表《论“海派”》进行回应，文中提到鲁迅、叶圣陶等人，并不以海派视之。2月21日，沈又发表了《关于“海派”》。是年，鲁迅介入这场论战，相继发表两篇文章，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略略赶了一下热闹”。
鲁迅的《“京派”与“海派”》最初发表于1934年2月3日《申报·自由谈》，署名栾延石。该文指出：京派海派的差别不在籍贯，乃是一群人所居的地域。但鲁迅可不是来站队帮腔的，他在文中老实不客气地指出：“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是商的帮忙而已。”《北人与南人》与上文的撰写时间都是1934年1月30日，发表时间却晚了一天。鲁迅在文中谈了南人北人的优缺点，并言“缺点可以改正，优点可以相师”，似乎持论公正，但话锋一转，又批评起了北京的报纸文风来。
1935年，鲁迅又写了一篇同名的《“京派”与“海派”》。文章回顾了两派纷争的大致经过后，来了个定调：京派的真正目的不是奚落海派，而是千里迢迢来送秋波。两派看起来的龙争虎斗，实际上不过是一道苏式“京海杂烩”，最后像高僧和名妓一般“团圆了”。文章最后，鲁迅还指出了两派在一起的原因：“我想也许是因为帮闲帮忙，近来都有些‘不景气’，所以只好两界合办，把断砖，旧袜，皮袍，洋服，巧克力，梅什儿之类，凑在一处重新开张，算是新公司，想借此来新一下主顾们的耳目罢。”
鲁迅1933年留影于上海，次年，他加入京派与海派的笔战
鲁迅在文中还提到“老京派的题签”和“京派新开路的期刊”，前者指周作人给施蛰存的书题签一事，后者指林语堂主编《人间世》半月刊。1935年4月5日，《人间世》创刊号发行，卷首刊出了周作人的《五秩自寿诗》，不少文化名流如蔡元培、胡适、刘半农、钱玄同、沈尹默等人都有和诗，从而引发了一场大战。差不多过了一年，鲁迅痛击两派的同时，又顺带修理了周作人、林语堂、施蛰存等人。鲁迅与诸人的关系，并不仅仅是交恶那么简单。在旁人看来，他们属于不同的阵营。1936年出版的《时代漫画》中，鲁迅被称作“左翼鲁大夫”，周作人则为“苦雨老人”，前者在“普罗列塔”上执烟观望，后者正骑着毛驴，吟着“苦茶诗”，走过“小布尔桥”。是年6月，《六艺》杂志创刊，插画为《文坛茶话图》，居中的是邵洵美，这画的意思其实很明白，跟鲁迅不是一路人。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沈从文来到昆明，两年后进入联大教书。1939年，汪曾祺也来到昆明，进入联大读书，却经常逃课去翠湖边泡茶馆。汪曾祺总结说：“我要不是读了西南联大，也许不会成为一个作家。”当然，更不会成为严家炎口中的最后一个“京派”。那是一个好老师和好学生恰逢其时的时代，西南联大是昆明上空永恒的云彩。
如今的翠湖周边区域也多茶店茶馆，但已经不复联大时期的风味
西南联大时期的沈从文
1937年8月12日，沈从文离开北平，辗转南京、武汉、长沙等地，于次年4月30日到达昆明，与梁思成夫妇乘小汽车到北门街高地看风景，三人都认为昆明适宜发展文艺。沈在昆明，主要工作是与杨振声、朱自清一起编写教科书。1938年11月，张兆和带着两个儿子来到昆明，一家人得以团聚。
1933年，沈从文、张兆和婚前曾小游崂山，图为崂山风光，摄于2012年
1936 夏，沈从文与张兆和
沈从文一家初住青云街，同住一院的还有杨振声一家、傅雷夫妇、女侠施剑翘以及联大学生陈蕴珍、杨苡。1939年3月30日，沈从文在家请人茶叙，萧乾、冯至、傅雷、钱锺书、顾宪良等在座，下午四点，吴宓带了梁宗岱、林同济来访，茶聚持续了三个小时。 这些人中，沈从文跟萧乾、吴宓、梁宗岱都是北平旧识。沈从文是将萧乾带入“太太客厅”和《大公报》人脉圈的贵人。《大公报》香港版创办，萧乾担任主编，此番来昆组稿，还是要依赖沈的人脉关系。沈从文此时请人喝茶，也许就是为了做些铺垫。正式约稿时，萧乾开了茶话会。杨苡不仅是茶话会的参与者，也是沈从文与冰心、杨芳见面的见证人。
一二一大街旁的云南师范大学，即西南联大遗址所在地
1938年年底，沈从文一家搬到北门街蔡锷将军旧居，与杨振声一家同住一院，沈从文的妻妹张充和与九妹沈岳萌同住一屋。在张充和的记忆中，杨振声就像这个大家庭的家长，众人同桌吃饭时，颇能见识他的威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办公室就在靛花巷，傅斯年、李济、罗常培有时跑来蹭饭，有时来找沈从文聊天，遇到跑警报的日子，金岳霖就从城外冲过来，抱他寄养在院子里的大公鸡。
1939年5月，为了躲避日机轰炸，张兆和带着儿子虎雏和妹妹充和住到呈贡龙街，沈从文带着长子龙朱住在城里，既方便龙朱上学，也方便自己编书。沈从文每次回龙街，又是坐火车，又是骑马，都要折腾一番。郑颖孙、吴文藻夫妇那时也住在呈贡，梅贻琦、杨振声、郑天挺、陈雪屏有时会去呈贡小住，郑、陈住吴家，梅、杨住郑家，郑管饭之余，还抚琴助兴，最后再一起听张充和唱昆曲。郑颖孙是安徽人，精于琴艺，也是煮茶高手。从众人居住的地方远望滇池，“不辨为云、为岚、为水、为山”，这里植被丰茂，风景优美，晚饭后再看，则“月色绝清，万顷溶溟，似昼而淡，似灯而静”。
1939年6月以后，沈从文进入联大师范学院教书，与朱自清再次共事。1940年1月23日，朱自清检查试卷时，发现一年级一班三名学生的卷子不见了，就写信给沈从文，要他追查。两天后，朱自清去龙街拜访沈从文，找到了卷子，还吃到了张兆和做的酒酿鸡蛋。多年后，沈从文找朱自清约稿，临发刊时，发现少了半页，就把朱自清请到家里补写，写完了，才看见那半页稿纸好端端的放在窗台上。沈从文平常做事也认真，但遇到朱自清这个极端细致的人，居然两次出现纰漏，也许是天意吧。
1940年4月15日，沈从文发表《白话文问题》，肯定了白话文运动产生的重要影响和取得的成就，在他看来，这是作家群体共同努力的成果。实际上，要检视五四以来白话文的成绩，沈从文也是局中人。从他成长为一名作家的历程来看，这个作家群中的多人都对他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以人际关系而论，胡适、徐志摩对他有提携之雅意，冰心、巴金、朱自清等人或是朋友，或共过事，也是极熟悉的。4月底，沈从文发表《“五四”二十一年》，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指出：
从小处言，“学术”或“文化”两个名词，近十年来，在唯利是图的商贾和似通非通的文化人手中，常弄得非驴非马，由于误解曲解，分布了万千印刷物到各方面去，这些东西的流行，即说明真正的学术文化的发展，已受了何等不良影响。所以纪念五四，最有意义的事，无过于从“工具”的检视入手。
沈从文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领导的“思想解放”和“社会改造”运动，由于使用了“文学”这个工具，用白话文代替旧文体，经过二十年来的发展，不仅影响了年轻人的生活观念，也成了社会变迁的主要动力。显然，这篇文章的基调与《白话文问题》相同，沈从文依然强调写作者要“由人类求生的庄严景象出发，来表示这个民族对于明日光明的向往”。在《文运的重建》中，沈从文认为“应当把文运‘教育’‘学术’联系在一起……争取应有的自由与应有的尊重”。
1940年6月，沈从文将住处搬到文林街，与孙毓棠、卞之琳等住在一起。11月28日，毛彦文将吴宓写的信转请沈从文交还吴宓，信是熊希龄的外甥田学曾转来的。沈将信件打包并附了一封短信，劝慰吴宓结束这段情感纠葛。当天下午，吴宓去文林街找沈从文，沈有事外出，两人没有遇上。那个时候，沈从文的情感再起波澜，这属于北平时代的余波，伴随着高青子最后离开昆明，一切都不复谈起。
1940—1941年的两个暑假，巴金都是在昆明度过的。当时，萧珊住在文林街的一座小楼上，楼上有个客厅，常有同学朋友来喝茶，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沙龙。沈从文也常来聊天，还拉上老舍和金岳霖开讲座。老舍讲“小说和戏剧”，金岳霖谈“小说和哲学”，讲了半天，却说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并顺手从脖领里捉出了一只跳蚤。沈从文曾与巴金一起游西山龙门，一起吃米线，一起跑警报，见到了炮弹落下后的浓烟和血淋淋的尸体，同样惨烈的情景，吴宓、钱穆、林徽因都在长沙见过。
1943年7月22日，沈从文被聘为国文系教授，月薪360元。1944年，沈从文将家从呈贡杨家大院搬到桃源新村，由于物价飞涨，日子过得紧巴巴的。1946年7月，沈从文全家离开昆明。沈从文在昆明生活工作了八年，虽然艰苦，却是创作的黄金时期。1948年，朱自清去世，沈从文在纪念文章中送别了一个时代的背影，也为自己的前半生画上了一个句号，它宣告了小说家沈从文时代的结束。
1943年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毕业纪念册，封面题签者为蒋梦麟
沈从文的茶世界
茶对沈从文的价值，隐藏在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中。我穿梭于他的文字世界，搜寻关于茶的蛛丝马迹，小心翼翼拾起那些片段，拼出沈从文的茶世界。这个世界不是他主观构造的，但作为一种意义的探索，仍然令人欣喜。《边城》中，天热时，翠翠和爷爷会在溪边支一只大茶缸，每天早上烧一大锅水注入缸内，再放些茶叶或锅巴，供过路人饮用。溪水漫到茶缸边那天晚上，爷爷死了，只剩下翠翠一个人，孤独地在那儿等待心爱之人回来。
沈从文还虚构了《阿丽丝中国游记》，在他笔下，茶是阿丽丝和傩喜观察中国社会的窗口。在来中国之前，傩喜就去拜访了好友哈卜先生。哈卜教给傩喜的第一个中国经验就是喝茶。时间是下午四点，哈卜在家泡龙井茶招呼傩喜，傩喜坐在太师椅上喝过茶后，感觉跟喝苦药一样。随后，哈卜往碗里续水，傩喜觉得奇怪，哈卜解释说，这是中国吃茶的方法，茶叶的好处要第二次才冲得出来。有些讲究吃茶的中国人，干脆不喝第一次冲的茶。傩喜又试着喝了一口，但还是没有品出茶好在哪里，为照顾朋友面子，只好说些“不相干的话来赞美中国人吃茶的美处”。
出发去中国前，傩喜已经习惯了喝龙井茶。到了中国，傩喜经过一番波折，才喝上了中国茶，泡茶的碗跟哈卜家的一样，碗底写着“乾隆年制”，傩喜向店老板打听价格，老板说三角钱一个，傩喜不信，老板又说可以送他，并告知这茶碗是假的。傩喜花了四块钱买了四只“乾隆年制”青花碗。慢慢地，傩喜在中国学会了在茶座上消遣时光，边喝龙井，边看美女，也学会了话不投机时端茶送客。沈从文曾听人说起，某个警察所长率人捣毁一尊明代大佛，把在肚子里发现的六十担茶叶，一把火烧了。这个故事似真似幻，流传于湘西那片神秘的土地上。
沈从文的家乡凤凰县是产茶区，据记载，种茶历史始于清光绪年间，当时有5000屯兵种下了10万株茶树。民国时期，又在安化购买过500斤茶种，用以育苗。沈从文自小对茶不陌生，足迹遍及北京、上海、青岛、武汉、长沙、贵阳、昆明等城市，敏感的他总会发现茶的踪迹。他在云南贵州交界的一个旅店中，发现当地用来煮茶的白瓷罐和北平古董商口中的“明代仿哥瓷”形制相同。哥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首，出产过不少精美茶器。明代以青花瓷著称，也有仿哥窑的瓷器传世，足见其形制影响之深远。今云南茶山还有吃烤茶的习惯，但所用器具，只是普通的陶罐或金属罐。
云南临沧茶农正在自家火塘上制作烤茶，从所用器具可以看出当地饮茶文化的变迁，摄于2016年
地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使得地方文化保留在某些日常用具中，沈从文敏锐地看到了其中的价值，一如他在昆明与施蛰存淘古董时，一眼就认出了康熙年间的青花瓷“八骏图”。如果往前追溯或往后查看，沈从文下半生从事文物研究，虽然是时势使然，但也并非头脑发热，有他的天分和热情在里面。
沈从文观察下的常德县城就像一只旱船。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生存状态，常德县城的茶馆、酒馆和数千家商铺与水手们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水手没有它不成，它没水手更不成”。湘西出产好茶，白河出产的茶叶“和邻近山城那个古丈县的茶叶比较，味道略淡。然而清醇之中，别有一种芬馥之气”，只是产量有限，当地人就消费掉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沈从文多次写信给大哥云麓或六弟沈荃，请求代买家乡茶叶，自饮或送人：“金岳霖半斤，通信交联大；（张）奚若四两，交联大；张充和四两，重庆青木关教育部音教会；李尧棠（巴金）半斤，桂林文化生活社。”这些茶颇得郑颖孙的推许，杨振声更是将其视作宝贝，有贵客到访，才冲泡一小撮待客。
1941年，沈从文在给施蛰存的信中提到，汪曾祺将来必有大成就，事实也验证了沈有识人之明。汪曾祺后来总结说自己的学问是在茶馆中泡出来的，还总结泡茶馆对联大学生的正向作用：第一，可以养其浩然之气；第二，茶馆出人才；第三，泡茶馆可以接触社会。实际上，特殊的求学环境和知识氛围，加上明师和个人的天分及努力，是联大时代出现“汪曾祺们”的综合原因。有学者指出：“旧大学里教授和学生的关系不同于今日，那是一种比较单纯的以学术为纽带的关系。旧大学里的师生之间重趣味重性情，而轻利害，当然这只是个一般的说法。师生之间关系融洽，除了彼此道德水准外，还与大学里的自由空气有关。”
联大时期，沈从文在昆明
在明人吴宽看来，朋友千里迢迢送来的泉水，也只有阳羡茶才配得上，名师出高徒亦复如是。汪曾祺的写作受沈从文影响很大，他的文字接续了一个传统，赋予日常生活以审美及意义。所谓返璞归真，有些人能返，却归不了，汪曾祺不但能返，还能作细致熨帖的描摹。单就喝茶，他就比沈老师讲究，有些场景可遇而不可求。汪曾祺有个同学的父亲喜欢养兰花，整个屋子都笼罩在一片兰香中，“纱窗竹帘，无不带有淡淡的清香”，正是“室雅兰香”的生动写照。汪曾祺说，在这间客厅中，用细瓷盖碗喝“滇绿”，既可看兰叶和兰花箭子，又嗅得兰花香，“真不知身在何世”。汪曾祺还喝过联大校友萧珊泡的工夫茶，事隔多年，依然怀念不已。
1943年6月，沈从文的散文《水云》陆续发表，金介甫认为这是沈的“心理自传”。1992年，亲属将沈从文的骨灰撒在湘西凤凰的沱江中。沈从文曾经说过：“水的德性为兼容并包，柔弱中有强韧，从表面看，极容易范围，其实则无坚不摧。水教给我黏合卑微人生的平凡哀乐，并作横海扬帆的美梦，刺激我对于工作永远的渴望，以及超越普通人功利得失，追求理想的热忱洋溢。”这个时候，我们才深刻的意识到，小说家和文物研究者，于沈从文而言，是二，也是一，这两种状态潜伏在他生命意识的深处，随着时间的流逝，构建起了一个内在的沈从文世界。
1997年，汪曾祺做过一个梦：“沈先生还是那样，瘦瘦的，穿一件灰色的长衫，走路很快，匆匆忙忙的，挟着一撂书，神情温和而执著。”这正是西南联大时期沈从文的形象，而他留下的文学遗产，就像一条满溢茶香的河流，源源不断的滋润着人们的心田。巴什拉说过，将想象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观照我们生活的空间，那是一个充满奇妙的世界。读沈从文的文字，就是要从他营造的文字世界中来反观我们生活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