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牛汝辰
在一张中国的现代普通地图上，如果把图上的地名进行研究考证，解释出它的语言系属、含义和地名变迁，那么这张普通地图就成为一张活生生的民族分布图了。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目前共有56个民族，如果把历史上已经消失的民族也算在内，可能不下百余种。我国少数民族居民，首先开发了今东北、内蒙、新疆、西藏、青海、广东、广西、云南和沿海岛屿等广大地区，并在这片广大的地区上都留下了各民族语言的地名。因此，研究地名就可以了解古今民族的分布。地名不仅是主权标志，而且也是已故民族的回声。
所谓民族分布地名学就是通过地图或描述的手段来研究地名的语言系属与民族分布关系的学问。民族分布地名学是民族地名学的分支或地名地理学的分支。以往的地图地名学或语言地理学的方法可以有效地表达民族分布地名学的内容。
一、东北地名反映的民族分布
古代，生活在东北的少数民族有肃慎、东胡、乌桓、鲜卑、邑娄、匈奴、勿吉、室韦、契丹、靺鞨、高句丽、库莫奚、女真、蒙古等。汉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自春秋战国开始，他们大批进入东北地区。到了明、清之际，东北地区除汉族外，生活在这里的少数民族主要有满、蒙古、锡伯、赫哲、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等。
19世纪末叶，朝鲜族由图们江南岸移往延边地区。因此，近代东北地区(包括内蒙东北部)的地名，分别是以汉语及其当地少数民语言命名的，在东北地名中，汉语地名是自北向南递增的，在北部和西部较少，而满语地名在北部、蒙语地名在西部占首要地位。锡伯、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赫哲等民族基本上分布在黑龙江省，因此，在这些地方就有这些民族语的地名。
黑龙江省的嫩江，嫩也作脑温，为锡伯语，意为“碧绿”；呼玛河、呼玛即呼玛尔，为达斡尔语，意为“高山峡谷不见阳光的急流”；精奇里江，清奇里为鄂温克语，意为“黄色”；别拉音山，其中别拉音为赫哲语，意为“通向外面”。从这些山河名称可以推断，这些民族是生活在这些山河附近的。东北满语地名是非常多的，光《吉林市满语地名译考》一书中，就收有满语地名600余条，而且“只是全市满语地名的一部分”。例如：“吉林”，就是满语，意为“沿江”。王佩环、马越山在《辽宇满语地名释义》一文中，只是根据清代四种满文史料，列举了辽宁满语地名百例，其中大都是大地名，即山、河、谷、城、关名。如“图们山”，图们系满语“万”之意。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朝鲜族聚居区。据统计，全州共有9000多条地名，其中朝鲜语地名约占10%。这些地名分布较集中，多分布在沿图们江一带。从和龙县的崇善、芦果、德化乡到龙井县的白金、富裕、三合乡，再从图们市的月晴，红光乡到珲春的凉水、英安、三家子、敬信等12个乡(即从西南向东北的沿江村落)的地名统计看，共有463条，朝鲜语地名272条，占58%强。从地名分布，就可以看到朝鲜族的沿江分布特点。
另外有趣的是，在东北的西部，即内蒙古东北部，居然也有藏语地名，藏语地名是随同喇嘛教一齐流传到东北的。在新巴尔虎左旗，就有一居民地叫“甘珠尔庙”。在东北有许多不同民族语言合成的地名，如黑龙江省的绥芬河市，河市为汉语，绥芬为满语，意为“锥子”。又如黑龙江的金阿林，“金”为汉语，“阿林”为满语，意为“山”。据《黑龙江志稿》记载，木兰县有大木兰达河，其中“大”“河”为汉语，“木兰”为蒙古语，意为“江”“达”为满语，意为“源”，译成汉语为“大江源河”。这些地名反映了民族杂居的特点。
内蒙古主要是蒙古语和汉语的地名，汉语地名，在内蒙古是由东向西递增的，而东部蒙古语地名较多。这也告诉我们，汉族多分布在西部农业区。
二、新疆地名反映的民族分布
新疆历来是多民族杂居的场所，东西文化在这里相汇，加之古代丝绸之路在此经过，使这里的民族成分更加复杂。从新疆的地名，也可以看到古代民族分布的踪影。首先来看一下新疆南部塔里木盆地周围的地名。
所谓“塞种”应即波斯人所谓Sakā，其前身便是希罗多德所谓Issedones。迟至公元前7世纪末，Issedones已经出现在伊犁河、楚河流域，亦即《汉书·西域传》所谓“塞地”。Issedones后向西扩张至锡尔河北岸，从此被波斯人称为Sakā。Sakā原是波斯人对锡尔河北岸游牧部落的泛称。塞种主要由Asii、Gasiani、Tochari、Sacarauli四部组成。Isse[dones]实即四部中的Asii（“don”似为表示场所的后缀，亦见于后世Osset语中）。[1]《汉书·西域传》记载的大量西域地名，大多跟塞种四部落及其分部落名称有关，虽然今天看起来汉字不同，其实有的大同小异，有的是全称对译，有的是略译，有的是缩译，给后来的历史地理学考证带来了极大的麻烦，只有通过古代音韵学、历史语言学、历史地理学的综合研究，才能进一步推进古代西域地名的语源研究。[2]
1.源于Asii或Essedones的同名异译地名
伊循[iei-ziuǝn]、乌秅[a-deai]、乌垒[a-liuǝi]、恶师[a-shei]、焉耆[ian-tjiei]、员渠[hiuǝn-gia]、温宿[uǝn-siuǝt]、难兜[nan-tok]、内咄[nuǝt-tuǝt]与乌孙始祖“难兜靡”同名，乌孙（Asii)，《大唐西域记》卷十二称之为“乌鎩”（Asii)，以上均可视为Asii或Essedones的对译和缩译。详细考证见第三篇相关内容。2.源于Tochari的同名异译地名
渠勒[gia-lek]、渠犂[gia-lyei]、单桓[tan-huan]、桃槐[dô-huǝi]、兑虚[duat-khia]、东且弥国王“去胡来王”可视为Tochari的对译。婼羌国王号，“去胡来”[khia-ha-lǝ]亦得视为Tochari之对译。盖婼羌国臣民为婼羌人，王族为Tochari人。[3]据《水经注·河水二》，其周遭山水皆以“敦薨”（Tochari)为名（即敦煌），也得视为Tochari之对译。小宛，其原名当与大宛同。既有这一译名在前，“大宛”之“大”又被误以为大小之“大”，因而略称为“宛”，故冠以“小”字，换言之，小宛亦与Tochari有关。又，东、西且弥国皆系塞种，东且弥王治兑虚谷得名于Tochari，因疑西且弥王治，“大于（谷）”亦得为Tochari之对译和缩译。[4]详细考证内容见第三篇相关内容。
3.源于Gasiani的同名异译地名
高昌[ko-thjiang]、姑师[ka(kia)-shei]、车师[kia-shei]、危（危支）须[khiai-sio]、龟兹[khiuǝ-tziǝ]、休循[xiu-ziuǝn]等，地名有车延[kia-jian]、居延[kia-jian]、贵山[giuǝt-shean]等，均得与“空桑”“穷桑”“高阳”“虞氏”“鸠兹”等视为同名异译。“高昌”“龟兹”更与“高阳”“鸠兹”前后、东西相映成趣。当然，以上国名或地名中有一些也可能是有虞氏在公元前7世纪末西向迁徙时留下的遗迹。以上地名，皆源于Gasiani的对译和缩译。[5]详细考证内容见第三篇相关内容。
4.源于Saka或Sacarauli的同名异译地名
莎车[sai-kia]、西夜[shien-jyak]、劫[kia]或系Saka之略译。尉犁[iuǝt-lyei]、依耐[iǝi-nǝ]、卑阗[pie-dyen]、卑陆[pie-liuk]、蒲类[pa-liuǝt]、蒲犁[pa-lyei]、无雷[miua-luǝi]、疏榆[shia-jio]、番渠类[p(b)iuan-gia-liuǝt]以上当为Saka或Sacarauli之对译或后两个音节的缩译。[6]详细考证内容见第三篇相关内容。
5.源于Massagetae的同名异译地名
且末[tzia(gia)-muat]、扜（拘）弥[a(kio)-miai]、休密[xiu-miet]、和墨[huai-mǝt]、姑墨[tzia(gia)-muat]、且弥[tzia-miua]、皮山[biai-shean]、墨山[mǝk-shean]等或皆同出一源，为Massagetae之对译或首音节节译。
塔里木盆地内的古地名大多为印欧语系的塞语、吐火罗语、古羌语、汉语、突厥语地名。今于田县，维吾尔语为克里雅，为阿拉伯语，意为“村庄”“村镇”。古代这里曾有许多阿拉伯人居住，并把伊期兰教传入新疆。喀什噶尔，为古代伊朗语，意为“玉石”或“玉山”，古伊朗人主要活动在丝绸之路上。疏勒，在汉朝时为城邦小国，当时称之为“疏勒国”。“疏勒”，系粟特语“圣地”之意，说明这里曾是粟特人的居住地。若羌，古称婼羌，为古羌人之一种，古代曾有羌人在此游牧。另有阿羌等地名。自9世纪中叶大批维吾尔人定居塔里木盆地以后，新疆便出现了大批维吾尔语地名，如阿克苏、阿瓦提等。塔里木一名在《突厥语大词典》中被释为突厥语，意为“注入湖泊和沙漠的支流”。和硕，系蒙古族和硕特部落名，意为“先遣部队”，这与元代蒙古西征有关。阿克陶、乌恰、阿克齐等地名，均系柯尔柯孜语地名，这说明柯尔克孜族主要分布在今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一带。
在新疆北部，多为汉语地名，这是由于汉族人大量移入屯田造成的。在北疆东北和西部有许多蒙古语地名。如在巴里坤，乌苏、布尔津，巩留等县。哈语地名主要在西部伊犁牧区。
由于新疆是民族杂居区，因而有许多一地双名的现象。如现新疆共有87个市县，其中有30多个存在着双名或多名的叫法。如乌苏县，蒙古族叫喀拉乌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称西湖；于田，维吾子族称克里牙；哈密，维吾尔族称库木勒，等等。由此反映出同一个地方存在着多种民族混居的现象。
三、广西、广东地名反映的民族分布
李荣先生早年在他的《民族与语言》第三节《从壮语地名考证壮人古代地理分布》一文里，[7]根据徐松石的《粤江流域人民史》引用含有“那”“都”“古”“六”的地名若干。[8] 其中含“那”字的有番禺的都那、新会的那伏、中山的那州，台山的那伏墟，清远的那落村，高要的那落墟，新兴的那康，阳春的那乌，恩平的那吉墟、开平的那波㙟、阳江的那岳、电白的那花，化县的那楼，吴川的那罗，石城的那良，合浦的那浪，灵山的那铄，海康的那仙，徐闻的那加，琼山的那环，澄迈的那夹塘，临高的那盆岭，儋县的那赛，万县的那密，云浮的那康，钦县的那宽，柳江的那六，雒容的那马，罗城的那然，来宾的那研，河池的那龙，思恩的那伏东兰的那雅，武呜的那白，宾阳的那甘，百色的那崇，田东的那律，田阳的那岸、凌云的那弄，西林的那闷，昭平的那更，藤县的那东，郁林的那博，陆川的那鼓潭，平南的那历，贵县的那蓬，武宣的那怀，邕宁的那登，绥渌的那思，隆安的那贫，横县的那朗，永淳的那旺，龙津的那晓，崇善的那敏，左县的那榜，镇结的那庄，宁明的那堪，明江的那前，上思的那霞，天保的那吞，镇边的那罗，等等。
含“都”字的有番禺的都那，顺德的都宁、都粘堡，新会的都会，台山的都偃水，高要的都万凹，新兴的都斛，高明的都权，恩平的都田铺，德庆的都旧，开建的都续，信宜的都龙甲，万县的都封水，罗定的都门，云浮的都骑墟，郁南的都城墟，始兴的都安水，阳朔的都历塘，义宁的都劳，龙胜的都乃塘，柳江的都乐、雒容的都勒，罗都的都宿，蒙山的都敢，怀远的都天，融县的都早堡，象县的都乐塘，宜山的都隆墟，天河的都感隘，思恩的都黎塘，藤县的都榜江，容县的都结，怀集的都布，兴业的都北，平南的都榜，贵县的都陆，崇善的都同，左县的都隘，镇结的都结。
这个“都”字有时也写作“多”字，所以贵州贵定县北有都卢坪，《唐书》称作多乐。在两广境内用“多”字作地名的有天保的多安墟、多浪墟，灵山的多罗山，文昌的多寻图，会同的多异岭，会乐的多坭村，万县的多辉乡，陆水的多昧弓。
含“古”字的有南海的古灶，番禺的古楼场，顺得的古楼，新会的古兜山，中山的古镇，三水的古塘，台山的古岭觜，清远的古赖，佛岗的古场坪，曲江的古阳，仁化的古夏村，归善的古灶乡，博罗的古坭塘，河源的古云约，和平的古镇山，海阳的古楼，揭阳的古沟村，惠来的古产，大埔的古源甲，高要的古坝水，新兴的古伦村，阳春的古宠，广宁的古丽，开平的古博岭，鹤山的古劳墟，德庆的古蓬，封川的古令，开建的古蓬，信宜的古丁墟，吴川的古流坡，合浦的古立，灵山的古先，罗定的古榄墟，云浮的古雾汛，郁南的古免甲，南雄的古禄铺，兴宁的古楼坪，钦县的古犁村，防城的古森，饶平的古楼山，桂林的古竹，阳朔的古定，永福的古桥，义宁的古落，全县的古留峒，龙胜的古漫，柳江的古练，雒客的古丁，罗城的古善峝，柳城的古丹，怀远的古兆，来宾的古炼，融县的古陇，象县的古陈，宜山的古索，天河的古满，河池的古勇，思恩的古赖，武鸣的古黎，宾阳的古辣墟，迁江的古律山，上林的古立，西隆的古遂，平乐的古文，荔浦的古奔，修仁的古沙，昭平的古赞，苍梧的古榄，虅县的古利，客县的古全，岑溪的古味，桂平的古楞，平南的古算，贵县的古蒙，武宣的古雷，邕宁的古桐，横县的古钵山，永淳的古辣墟，崇善的古亮，养利的古敏，镇结的古陇墟，上思的古柳。
含“六”字的有“台山的六合，封川的六田，阳江的六平山，茂名的六双，信宜的六岸，化县的六磊坡，合浦的六朴，灵山的六兰，钦县的六富，防城的六马，柳江的六丁，雒容的六座，柳仁的六料，怀远的六合，来宾的六味，融县的六斗，象县的六外，宜山的六波，河池的六桑，思恩的下六，东兰的六长，那地的六烘，武呜的六楚，来宾的六合，迁江的六车，上村的六便，百色的六那，田东的六连，西林的六洛，富川的六丈，荔浦的六折，修仁的六断，藤县的六陋，容县的六槐，岑溪的六凡隘，怀集的六雪岭，郁林的六旺，博白的六务，北流的六靖墟，陆川的六选，平南的六陈，贵县的六闭，武宣的六傍，邕宁的六学，横县的六乌，永淳的六律，镇结的六马，上思的六割，武鸣的六驮，宾阳的六困。
“六”也写作“禄”，如南海的禄境，台山的禄马，高要的禄步墟，四会的禄村，高明的福禄塘村，鹤山的禄峝，云浮的禄源村，柳城的保禄，罗城的禄桥，天河的福禄，凌云的禄平，苍培的思禄塘，武宣的禄宽。
“六”还作“渌”“绿”“菉”“陆”，如封川的渌山，灵山的渌水村，东兰的渌袍，上林的渌浪，那马的渌布，百色的渌晚，田东的渌谢，田阳的渌丰墟，西林的渌丹塘，修仁的渌定，邕宁的渌蒙，绥渌的渌楼，永淳的渌悟。德庆的绿滚，电白的绿岭，荔浦的绿居，藤县的绿眼，容县的绿阴，博白的绿莪，北流的绿地坡。茂名的那菉汛，防城的大菉墟，河池的陆阴。
其中“六”“禄”“渌”“绿”“菜”“陆”等都是壮语lu:k的对音，原意是“谷”，或“山地”。李方桂《龙州土语》：lu:k“谷”。又徐松石《粤江流域人民史》注“这六字乃是山地粤。那”字是壮语na的对音，原意是“田”或“水田”。[8]
“都”字或“多”字可能是tu┤的对音，“古”字或许是ku┐的对音，都是壮语的一种冠词。[9]
总之，把以上所引两广境内含有“那”“都”“古”“六”字的地名分布情况与现代壮族的地理分布情况来比较，可以说，壮族以前在两广领域比现在大得多。
四、云南、四川反映的民族分布
在云南怒江上游的贡山县，山寨的大部分地名带有“当”字，如马史当、丹当、牛姥当、琪郎当等。“当”为傈僳语，意为寨与寨之间的一天路程。以“马史当”到“丹当”就是一天的路程，这说明这一带居住着傈僳族。[10]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共有5630条地名，其中傣语地名有3330条，占全州地名的59.1%。即使在没有傣族居住的山区，其地名大部分也是傣语的。说明傣族在这里已有悠久的历史。[11]
“昆明”，今天是我国西南地区的重镇。“昆明”又作“昆”，“昆弥”或“昆㳽”，最早并非城市名称，而是一个居住在我国西南地区的古代民族的名称，并把昆明族聚居地区称做“昆明国”。昆明族是现今彝、白、纳西等民族的先民的一部分。[12]
“成都”系氐羌族一支的蜀语。成都为古羌语“两水汇聚”之意。一说“都”意为“地区，地方”，“成”为蜀人族称，意为“高原人”。“成都”一名与“邛都”“管都”“徒都”同类，其前一字为族称。“成都”意为“成族人的地区”。范义田先生分析羌族以“滇”为中号，意为“高原人”。由此可见，成都一带，古代也是古蜀人居住的地方。[13]
五、百越地名反映的民族分布
庐山及其周围地区，在汉代以前是越族活动频繁的地方，庐山的名称是古越族对山岭的称呼。壮语称山麓为“六”，今岭南两广地区以“六”为地名首的很多，计有30多个县的200多个地名。[14]壮语与古越语有渊源关系。在西周至春秋初期，庐山属于“干越”的活动范围，童书业教授认为：“干(越)当为一大族之名，与百越有关，其支族遂分布于大江南北。”并指出江西之取名为“赣”，或亦由此(干越)。[15]江西境内的古越人，在西周时期建立了“干越国”，它以赣东北的余干(汗)一带为中心，活动在江汉汝淮之间，相当于今天的赣、皖、浙、苏毗邻地区。[16]
关于海南岛最原始的居民问题，国内外学者有三种不同意见。有些学者从个体血缘测量和地下发掘两方面立论，认为是马来人。较多的学者则认为是黎族。徐松石则另有高见，在《粤江流域人民史》一书中提出，从岛上的地名多属壮语系统来看，其原始居民当为壮族。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一土语条曰：“黎语地称峒多有三字者，如那父爹，陀横小之类；有四字者，如曹奴那纽，曹奴那累之类；有六字者，如从加重伯那六之类。”那字是壮语成分。壮语地名一般为双音节。原来这些地方先有壮人居住，故有壮语地名。后来壮人离去，黎人迁入，即在壮人旧地名上复加黎语成分。这些多音节的地名到了现在仍被省为双音节，以至这些两种语言成分相重叠的地名不易被人们发觉。这种不同语言层次重叠的地名，反映出居民成分的先后变化。据上述不同语言成分层次迭后的地名来看，海南岛原始居民应该是壮人，黎人到来应在壮人之后。[17]
1603年陈第著《东番记》时，台湾的居民几乎全为番族。郑成功入台之初，台湾汉番二族人口数已相接近，估计各约10万人。目前台湾汉族人口约达1100万，而高山族不过18万。汉人初入台湾，发现沿海平原上已有番人聚落，于是便给他们取名，皆称之为社。出现在《台湾府志》中的，已达71社。汉人拓地愈广，番社名称愈多。后来番族退出，汉人进占番社，产生了许多汉番交替聚落。凡原来番社译名简便，符合汉人习惯的，皆被接收下来，有的沿用至今。如卑南(今台东)、雁尔、麻豆、大武垅(善化)、萧垅、打猫(今民雄)、他里雾(斗南)、诸罗(嘉义)、半线(彰化)、社子、水裹，葫芦墩(丰原)、阿猴(屏东)、打狗(高雄)、大目降(新化)、西螺、猫儿干、二林、南投、大肚、阿里山、大甲、苑裹、吞霄(通霄)等。在汉番势力消长过程中，凡和番族有关的地形地物，汉人也爱给它按上一个番字。因此在五万分之一地形图上，以番字起首的地名，共达105个之多，其中有20个番子寮、18个番社和8个番婆等。[18]这些地名是民族历史的见证人。[1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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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牛汝辰.中国地名文化[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3：137-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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