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9月8日，一个长相周正，浓眉大眼的男人坐在桌子旁，一动不动已经好一会儿了。他手里拿着一支笔，似乎是在跟人写信，却因为什么被打乱了思路。墨迹停在了开头的位置，便没有再往下继续了。他又思忖了好一会儿，才定下心一般继续往下写，最后搁下了手中的笔，把信纸放在一旁晾干。一阵风吹过，信纸的边翘了起来，隐约可以看清上面写的字，“…两次来宁要求入我区工作…特为介绍，希予接洽。见后乞诸兄勿稍存客气，公事公办……”
图│周恩来
自古以来，我们都十分厌恶领导干部走后门、托关系的歪风邪气，也不难看出，上面这封信就是在帮自己的亲戚找工作。然而，这个正在写信的人却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是误会还是我们不曾知道的另一面呢？
周恩来奉献一生，忠于信仰1917年，周恩来从天津的南开学校毕业，但他总是觉得自己知道的还不够多，思想也不够先进。于是在一番考量之下，他决定赴日本求学，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个时期，他的思想发生了重要转折。1919年，他带着一腔爱国热忱回到祖国，毅然决然地投身到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中，并且与运动中的其他活动分子共同组织了进步团体“觉悟社”。
图│少年周恩来
两年后，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坚定了他一生的信仰，也就是共产主义。1924年，他在国共合作期间担任了黄埔军校的主任，先后两次参加讨伐军阀的东征。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即将到达上海，他冒着失去生命的危险，领导了上海工人的第三次武装起义。国共合作破裂后，又与叶挺，贺龙等将军一起领导了江西南昌起义。
1934年，红军开始了雄关漫道真如铁的长征，是他在遵义会议中大力支持确立以毛主席为中心的正确领导，对毛主席重掌军权，领导共产党走上正确道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长征中，他一直处于超负荷运转的状态。白天跟着部队行军，每到一个地方就随便找一处坐下，开始处理公务。他忙着了解各个军团的情况，忙着研究敌情，及时制定应对的方案，往往要忙到天亮，只能睡一小会。
图│毛主席
抗日战争时期。他长期在国民党控制的地区做统一战线工作，不辞辛劳整日奔波在抗战路上，使各方面抗日救国的力量团结在了一起。抗日胜利后他又跟随毛主席同国民党谈判，阻止内战的爆发，此后，又协同毛主席组织领导了解放战争，从此打开了新的局面。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一直担任着政府总理一职，兼任近十年的外交部长，还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等重要职位。他担负着撑起一个国家的重任，日夜忙于处理党和国家繁重工作。他为中国的工业建设，国民经济发展，国防科技和外交做出了巨大贡献，毕生忠于自己的信仰。
图│周恩来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他是毛主席最好的搭档，也是人民最好的公仆。他把自己的青春和一生的热血贡献给了祖国，燃烧尽生命的每一分光和热。
不用公权谋半点私利周恩来写下这封信的时候，是1946年的9月。在这一年5月到11月的几个月期间，他率领着中共代表团派驻南京，与蒋介石政权进行和平谈判。这场谈判不可谓是不艰难，本身蒋介石政权就各自心怀鬼胎，难以达成一致。另一方面，美国军方还派了马歇尔将军代表其负责“调停”。
图│军调处三人军事小组周恩来、马歇尔和张群（左一）的合影
就在这时，周恩来的远房兄弟周恩灿（两人是同一个祖爷爷）千里迢迢赶来南京，向他寻求帮助。周恩灿字耀庭，在当地的小学担任教员，微薄的薪资原本还可以勉强顾家，但又遇上这兵荒马乱，一时之间物价飞涨，全家难以度日。他思来想去，最后想到“七哥”周恩来在共产党的组织里职位不低，肯定能帮自己讨到个好差事。于是东拼西凑借来路费，先后两次来到南京，找周恩来帮忙介绍工作。
于是也就有了开头这一幕，周恩来提笔铺纸，给自己的老朋友张鼎丞、邓子恢和李一氓写下这封“推荐信”。而这三位，在当时分别担任华中军区司令员、华中局书记和苏皖边区政府主席，说话绝对说得上是掷地有声。
图│周恩来
真正了解周总理的人都知道，他十分有原则，绝不会为了亲戚私情就打乱组织内的秩序。因此我们可以有理由地推测，促成这一举动的绝大部分因素是总理不愿因杂事分心，耽误与蒋介石方的会谈。
后来的资料中保存了他的这封信，我们可以看看原文是怎样写的。他称呼道，“鼎、恢、氓诸兄”，一般来说，走关系的话单独写信更显真诚，但他丝毫不顾忌这一点，没有单独写给某一位，而是直接公开写给了三人。另外，他称呼三人为“兄”而不是“同志”，可见只是朋友间的平等交流，而并非以职务说事，以上级的身份下命令。
图│周总理
接下来两句，是与三人商讨周恩灿的具体工作安排和教育培训相关事宜。他说，周恩灿曾在乡村做高小教员，加以训练或许可以为组织效力，希望三人“勿稍存客气，公事公办”。这句话，给人留下了格外深刻的印象。强调公事公办一向是周恩来的作风品格；“乞”字又含有双关的意味，表面上看是对帮忙的几位边区领导表示感激，实际暗含请求，希望他们务必公事公办，免得违背本意又破坏规矩。
他接着还说，如果耀庭思想言行没有进步的可能，就千万不要让他滥竽充数，直接告诉自己就可以，不用看在自己的面子上隐瞒不说。倘若耀庭的才志可以造就，就请给他进行群众教育，让他改变以往不正确的观念，重视劳动，然后才能成为合格的老师。
图│周恩来
总结下来意思就是，此人能用则用，但也必须经过教育培训，才能正式上岗；不能用的话就不要勉强。这几句话充分考虑到了实际情况——周恩灿长期任教的地方属于国统区，他对边区的教育政策和要求了解可能不多，于是提前把话点明，免得让当地教育部门为难。周恩来的举动于公来说是光明正大，于周恩灿来说实在可以说是敷衍了事，不近人情了。
另外，他在信中还提到了之前介绍舍弟润民（恩霔）前来工作的事，询问其工作状况。他写道，如果他的志趣与我们不同，或相差太远，志趣也希望能够给予他一个学习的机会。切勿因为客气而不说，给别人带来不良影响。万一留在我方反而成为累赘，阻碍进步，也不妨告诉他让他主动退出，免误我方工作也。从“累赘”和“免误我方工作”可见，他一切以大局为重，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不存私心。
图│周总理
这些无一不说明了周恩来的负责担当。他并不是介绍给朋友就不管了，而是持续关注着自己亲属的工作表现，而且对他们比对其他同志要求更严格，防止因为是自己的亲戚而占便宜、受照顾。
不过这件事最终的结果是，周恩灿没有到边区去，也没有再找周恩来谋求其他好职位。这封信被他好好地收藏在家里，经历了70 多年的岁月依旧完好无损，而他也从没有向外人炫耀过自己的七哥是周恩来，是共产党里面的重要领导人。
图│周总理
后来关于周恩灿没有去边区的推测有多种原因，但最主要的是三种说法。一个比较符合周恩来的家风，说是他看到七哥写的这封信言辞恳切、一心为公，感觉自己是在给周恩来添麻烦，便主动放弃了；另一个则更现实一些，猜测他是觉得周恩来还是安排自己做小学老师，不仅要求多还调往边区，完全不是想象中的清闲职务，于是被迫放弃；最后一个是紧随其后到来的战争阻碍了他的行程，资料显示在周恩来写完这封信不过二十余天时，国民党军队就攻占陕甘宁边区了。
或许有人会认为，真正的人民公仆就不应该有一丝一毫私欲，面对亲戚的请求要毫不留情地拒绝，甚至可以断绝关系。实际上，周恩来总理的人格魅力恰恰在于他是有感知能力，有情有义的人，而不是仅存在于完全超脱的标签化的道德范畴。他始终公私分明、以公为先，却又富含仁慈之心，尽自己所能去帮助别人、教化别人。面对身处困境的亲人、朋友甚至是陌生人，他都不会无动于衷，而是在符合行为准则的前提下给予帮助。
图│周总理
回到这封信本身，它可以起到的作用聊胜于无，根本说不上是“走后门”。要知道，当时的条件跟现在可比不了，不是把人安排进编制或是挂个职就能端上铁饭碗，然后安安稳稳过上小康日子的。当时正处于全面内战的蓄势时期，战斗即将打响，国民党和共产党逐鹿中原，究竟谁是最终赢家还未见分晓。我党方面当时处于劣势，武器装备不精，条件艰苦。能吃饱肚子就已经不错了，想着混个好职位并且升官发财简直是痴人说梦。
周恩来根据堂弟的能力和经验，推荐他到边区担任小学教员，但实际上这封信并没有让堂弟生活好过许多，只不过是从家乡小学到了边区小学，条件还反而更艰苦了。但周恩来考虑的点是，让他去边区既能缓解当地文盲多、师资力量严重匮乏的情况，又不至于让弟弟白跑两趟。他对于这件事的解决办法于公于私，都无懈可击。
图│周总理
可以试想一下，当时周恩来在中共中央任副主席，位高权重而且很受群众爱戴，如果他真要走后门，安排亲友到好的岗位上，这件事的结局还会是这样“无疾而终”吗？
另外，从史实看，周恩来信里提到的两个亲属周恩灿和周恩霔，最终一个去边区，另一个在边区工作一段时间后，选择了脱离队伍回上海发展，因为边区的生活实在太艰苦了，令他无法忍受。这些充分说明，周恩来之所以答应给他们介绍到边区工作，绝不是想让他们去那里享受，而是要与其他的人一样，踏踏实实投身革命，实实在在吃苦工作。
图│周恩来
刻在心里的十条家规现今在江苏淮安的周恩来纪念馆里立着一块展板，每一个去参观的人必定先看这块展板，那么其中究竟有什么奥妙呢？只见上醒目地写着“周恩来的10条家规”，下面就一排排的小字，写着“…凡个人生活中自己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劳，自我服务…在任何场合都不能说出与他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这些家规都是周恩来的晚辈们根据平时他的教导嘱咐总结出来的。
周恩来与妻子邓颖超一生未育有孩子，但周家是一个大家庭，他在一番考虑后决定主动担负起责任，负责教育引导周家的年轻一代的。渐渐地，他凭着言传身教，在大家庭内部培养了一种良好的家风。他对晚辈要求十分严格，又于细微中透着关怀。这10条家规虽然没有写在纸上，但却深深地刻在了周家后辈们心中，成了不成文的规定。
图│周恩来和邓颖超
1953年，周恩来在部队的堂侄周秉均传来消息，说是被批准入党了，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兴奋极了，立即写信把消息报告给周恩来和邓颖超，想要与叔父叔母一起分享快乐。很快，回信便寄过来了。周恩来公务繁忙，回信是邓颖超代表丈夫写的，信中在祝贺的同时，还提出了三个“必须”，意在继续勉励周秉均。而这三个“必须”又分别指的是什么呢？
后来成为国防大学原政治部主任的周秉均还深有体会地说，伯伯对我们的要求看似严格，有时甚至说得上是不近人情，但其实我们都明白，什么叫“无情胜有情”。他对我们晚辈的严是一种真正的、发自内心的爱，他希望我们长成一个很好的人。周秉均的体会是十分准确的。周恩来虽然对亲属要求很严，但却是一个充满温情、恪守孝道的革命者。
图│周总理
再回过头来细细品读这10条家规，可以发现核心内容有两点。
一是家里人绝不允许享受任何特权，包括特权思想也不能有。周恩来曾明确地对晚辈们说过，“你们不要因为我是总理，就自认为自己身份特殊。我是国家的总理，是全国人民的总理，而不是周家的总理。”周恩来看着晚辈们一个个神情认真，接着又说，“你们都知道，我们周家过去是一个封建大家庭，但从你们这一代起，就必须要好好地改造思想，更要严格要求自己。”
图│周总理
周恩来反复叮嘱亲属，在外面不能向别人提起和他之间的关系，免得受到对方的特殊照顾；也不能享受特权，要完全做一个普通人。他不仅仅是口上这么说，也确实是这样做的。周恩来在提出要求后严格进行监督，十分细致认真。
周恩来有一个侄女叫做周秉德，刚参加工作没多久，组织上就把她从基层的农村小学调到了区委机关工作。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是她工作几天就表现出众，还是不小心告诉了别人自己与周恩来的关系了？
图│周总理
没想到，这两个猜测都不是真实原因。当时周恩来知道这件事后立即找了周秉德谈话，问她：“是不是因为人家知道我的身份，这才照顾你进城的？”周秉德摇摇头否定了，她回答说，是区委搞运动需要党员，而自己所在的小学里的恰好党员很少，就把自己抽调上来了。”
周恩来听后松了一口气，“哦，是这样，”接着却又话音一转，说：“那就没有办法了，我可不能干涉你们基层组织的工作！不过你还是要在基层多多工作，锻炼自己的能力为好。”周秉德记住了伯伯的叮嘱，也明白其中的含义，在之后一直严格按照伯伯的要求，做一个普通的劳动者。
图│周总理
时间跳转到20世纪60年代，当时国务院为减少北京市人口，曾出台一个政策，即异地工作的夫妻中在北京工作的一方需调往外地。而周秉德恰好就遇到了这个问题，她又是怎么解决的呢？
周秉德是在北京工作的一方，并且在朝阳区委做出了一番成绩，而丈夫沈仁骅在西安部队工作。鉴于政策规定，领导不得不找周秉德谈话做动员。没想到周秉德主动说，不用动员了，自己在四个月后休完产假就调往西安。之后的五年里，周秉德一直随丈夫在西安工作，后来夫妻两人还去贵州山沟里工作了四年。她就这样，从不依靠自己的身份搞特殊，就像伯伯期望的那样，去到基层中去，在那些最艰苦、最边远的地方做一个脚踏实地的普通劳动者。
图│周秉德
二是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先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之后才能考虑自己。
1961年夏天，高中毕业的周秉均准备考大学。刚好近期有空军部队到他所在的高中选拔飞行员，于是他报名参加，并且顺利通过了体检和考核。事后，周秉钧向伯伯周恩来汇报了自己的情况。在两个人谈话时，周恩来问道：“那你现在的话，大学就不考了吧？”周秉钧回答说：“我已经报名了，考还是要考一下的。”周恩来便有些疑惑，又问：“既然你已经下定决心参军，为什么还要参加高考呢？”周恩来说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让他不要参加高考了。而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图│周总理
周恩来并没有勉强侄子的意思，只是向他讲明了现在的局势——国家遇到重大自然灾害，为了缓解农村劳动力不足的现状，政府经过研究最终决定，今年只在城市征兵，而放弃在农村征兵，以免剩余不多的劳动力也跑去参军。另外，复员兵也都要服从组织安排，全部返回农业生产第一线。这样一来，不但农业生产劳动力大大增加，可以提高农作物产量，而且农村对城市商品粮的负担也减轻了，有利于城市农村协同发展。
就这样，周秉钧在周恩来的鼓励下，根据国家需要参了军，之后成功被空军录取为飞行员。他将一生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祖国，在战斗机上飞了近20年，在部队工作了30年。
图│周总理与群众在一起
他后来才知道，当年在召开恢复生产发展的会议时，周恩来做出讲话，表示希望干部们起带头作用，积极送子女参军，以保证农村有充足的劳动力。他说：“你们不要以为我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自己没有儿子才这样说。我有侄子，我还可以动员两个去参军。”周恩来总理就是这样公正无私，以身作则。
周恩来总是对晚辈谆谆教导，说：“要想真正做到为人民、为国家，首先就要过好亲属关。我们要否定过去封建的亲属关系，更要对自己充满信心，要不靠关系而靠自己奋力拼搏，积极进取，成为自己人生的主导者。”后辈们都被他特别叮嘱过，无论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都不能说出与自己的关系，更不许仗着总理亲属的身份便自觉高人一等。不要炫耀自己，以谋求一些私利。
图│周总理
所以，翻遍他的后辈们填过的登记表，都找不到与周恩来的“关系”，而这些后辈甚至都包括了他的侄子辈以及第三代。要知道，周恩来膝下没有孩子，侄子辈的孩子就是最亲近的人了，但周恩来还是吩咐晚辈，要将这个“不靠关系自奋起”的准则传下去，每一个子孙都不能忘记。
1964年，周恩来的另一个侄子周保常和妻子一起从广州调到湖南沅江工作。这年9月，他们去北京看望周恩来夫妇。为此，夫妻二人还遭到了伯伯的一顿教导，因为在10条家规中的第一条就是说，不许后辈专程来看望自己，只能是在出差或是办事之余，顺带看望。四人坐在一起谈话，邓颖超照例询问他们到工作岗位后的情况。她了解到，夫妻二人现在单位的领导已经有一小部分知道他们与周恩来的关系了，便告诫他们说，“这件事千万不要讲出去，尤其是要教育小孩子，也不能告诉别人。一旦讲出去了，人家就会特别照顾你们，那样影响十分不好！”
图│周总理
周恩来严格的家风，不仅是对于晚辈们，作为他的妻子，邓颖超也是感触颇多、体会更深。邓颖超曾经一脸感慨地说：“当总理的夫人其实很难的。”很多人都把这句话当笑谈，认为两人伉俪情深，周总理一定不舍得让夫人做什么事情。
周恩来和邓颖超携手走过了半个多世纪，一辈子相濡以沫，相互扶持，从来没有违反过组织原则。两人结婚后曾经协商达成共识，就是可以在同一个地方或一个机关工作，但不能进同一个具体部门。几十年间，他们都严格遵守了这个约定，未曾打破。
图│周总理
新中国成立初期，许多人纷纷对周恩来提出建议，说邓颖超对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资历足够，应该在政府里担任一个部长的职务。但周恩来坚决不同意，他回答说：“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在政府任职。”如果只是不予升职就算了，周恩来还“火上浇油”，多次在组织商讨邓颖超任职、调级等问题上尽量“压低”她。
图│周总理
这种做法任旁人看来都觉得不近人情，更别提当事人了。但邓颖超并没有因为这个而气愤悲伤，她将其看作是一种严格的家风，它体现了党的优良传统。每每提起这件事时，她总是笑笑，然后毫无怨言地说：“恩来这样做，我很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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