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8年出版的《西花厅的海棠花又开了》一书中，邓颖超写到：
“春天到了，百花竞放，西花厅的海棠花又盛开了；看花的主人已经走了，走了12年了，离开了我们，他不再回来了。”
那一年，邓颖超已经和周恩来结婚63年。
如果没有遇到周恩来，或许邓颖超在革命道路上的成就会更加出众，但从打算和周恩来结婚开始，邓颖超就成为了周恩来背后的女人。而她在背后一待，就是51年。
邓颖超原名叫做邓文淑，父亲邓廷忠自幼习武，考中了清末的武举进士，曾担任过光绪帝的御前侍卫，后来调任广西南宁镇台。年轻时代的邓廷忠也是一个忠君爱国的铁血汉子，他在担任广西南宁镇台时，精心练兵和备战，后来清政府和法国发生战事，邓廷忠率兵突袭了进驻宣广城的法国军队，在自己身负重伤的情况下，刺杀了一名法国陆军少校。
正是这一战让邓廷忠身负重伤，不得已退回南宁养伤，也正是这个时候，他认识了邓颖超的母亲，一位女医，名叫杨振德。杨振德祖上本是经商的，14岁那年父母皆亡故了，好在她饱读医书，医术过人，于是便索性走上了行医救人的求生之路。
这次行医的经历，让邓廷忠和杨振德走到了一起。1904年，邓颖超出生在南宁，邓廷忠骨子里“重男轻女”的思想十分严重，他面对这个女儿实在疼爱不起来，便想要将她送人。都说为母则刚，杨振德以死相逼，最终才保全了自己的女儿留在身边抚养，后来还给女儿起名叫做文淑。直到考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院后，文淑才改名叫做邓颖超。
邓颖超与母亲
等到文淑七八岁的时候，邓廷忠因为得罪上司，被发配边疆后病死在了苦寒之地，从此便只有杨振德和女儿相依为命了。为了讨生活，母女二人一路从南宁迁居到了天津，在母亲的培养下，邓文淑倔强地度过了自己的学生时代。
为什么要说倔强呢？因为幼年时的经历，让文淑越发讨厌男女不平等的现状，甚至觉得自己永远也不会踏入婚姻当中。如果邓颖超在上学的路上看到了他人娶亲的花轿，就会觉得这个妇女完了，要成为一个男人的附属了，因此在新思想传到天津时，邓颖超毫无犹豫地积极投身到了当时的学生运动当中。
在天津的小学任教的邓颖超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之时，刚刚15岁的邓颖超加入到了这场爱国运动当中，她不仅和郭隆真、张若名等人一起创办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更是担任了执委和讲演队队长，走上天津街头，向女性宣传先进思想，鼓励各个行业的女性参加到运动中来。在某种意义上，小小的邓颖超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女权”主义者。
邓颖超在天津街头慷慨激昂、振奋人心的演讲，不仅吸引到了女性的关注，也让不少男性纷纷驻足，周恩来就是其中一位。当时周恩来刚刚升入南开大学，作为一个从年少时期就立志要“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爱国学生，他总是奔跑在天津爱国学生运动的最前线。
在一次学生演讲大会上，邓颖超作为第一个发言的学生，慷慨激昂地怒斥着所有卖国贼和汉奸，声情并茂地描绘着这个国家和社会的未来。如此有气势的演讲震慑到了在场的所有人，这其中就有周恩来。多年以后，两人坐在西花厅的海棠树下，周恩来回忆起两个人的第一次见面时，说道：只记得当时邓颖超一双囧囧有神的大眼睛。
后来这群在“五四运动”当中，因为热血冲上街头的学生，在一起创办了“觉悟社”，宗旨就是：本着反省、实行、持久、奋斗、活泼、愉快、牺牲、创造、批评、互助的精神， 求适应于人的生活，做学生方面的思想改造事业。发起“觉悟社”的一共是21名学生，其中就包括周恩来和邓颖超。
彼时周恩来坚持独身主义，而邓颖超更是对婚姻充满了恐惧，所以刚刚相遇时的他们也只是志同道合的好友，彼此相互欣赏，在追求革命和自由的道路上携手共进，并没有碰撞出爱情的火花
觉悟社部分成员合影
1920年，周恩来选择奔赴法国，勤工俭学。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与研究，周恩来渐渐觉得婚姻和革命并不冲突，或许遇到一个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反而可以在这条充满风雨的道路上走得更加长久。当一个外貌出众、性格开朗又文采斐然的张若名，出现在周恩来身边时，他心动了。
远在异国他乡，身边有一个和自己一样为了祖国的未来可以冲锋陷阵的伴侣，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可惜这份美好并没有持续多久，随着革命道路上遇到的曲折越来越多，为了能够在法国安心读书，张若名最终选择退出了党组织，在法国好好学习。也正是因为这样一个分歧，导致周恩来和张若名只能分道扬镳。
在法国的日子越来越艰难，记忆中那张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也是愈加清晰，周恩来开始审视自己对邓颖超的感情。一想到性格内向的邓颖超，在革命道路上的勇敢、执着和坚毅，周恩来就忍不住想要给这个可爱的小姑娘写信。
从法国到中国，一条用书信建立在亚欧大陆上的思念之桥，就这样悄然开工了。一开始，邓颖超并未察觉出来周恩来对自己的情谊，直到周恩来的明信片再一次寄到天津，邓颖超的心开始狂乱地跳动。
明信片上印着李扑克内西和卢森堡，明信片背后是周恩来硬朗的字体：“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如此隐秘的告白，邓颖超一时间并没有反应过来，后来才体会出这句话里的深情。为了共同的理想的信念，他们可以一起抛头颅、洒热血，可以一起直面未来所有的风浪。
被邓颖超夫妇视为偶像的李扑克内西和卢森堡纪念碑图
邓颖超原本是想遵从母亲的建议，等周恩来回国后再确定他们的关系，但随着他们之间的书信交流越来越多，邓颖超再也等不及了，就这样，一架只属于他们的，关于革命和爱情的书信大桥在亚欧大陆的上空建立起来了。他们的书信里不是只有“我爱你”、“我想你”的儿女情长，更多的是对于中国未来的探索和对一个新时代的渴望。
1925年的八月，因为在“五卅惨案”当中，邓颖超不断鼓励学生示威游行抗争，从而被政府通缉，她只得前往广州寻找从法国留学归来的周恩来。也是这一年的八月，这一对为了革命而奋斗于风雨中的海燕，终于结为了伉俪。
和周恩来在一起之后的邓颖超，没有只甘心做一个“周夫人”，而是和丈夫周恩来一样为了革命事业而不懈努力。
自1925年来到广州之后，邓颖超担任过何香凝的秘书，后又任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委员兼妇女部部长。1927年5月，奔赴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妇委主任，1928年初跟随周恩来前往莫斯科，后又回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直属党支部书记。1932年5月，她又奔赴江西中央苏区，先后担任了中共中央局秘书长、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委会委员，中央机关党总支书记。
直到红军长征之前，邓颖超都始终在江西的根据地，为中国的革命事业而不懈努力。
只是当时江西的条件实在太艰苦，长期的营养不良又加上繁重的工作，导致邓颖超的肺病开始不断复发、加重，然而江西当地的医药供给也跟不上，等到拖到开始长征的时候，她已经咳血不止。
考虑到自己的身体情况，邓颖超不止一次地向党组织提出留在江西，她不想因为自己的身体问题，成为队伍中的累赘。但在当时的情况下，留下来就等于把自己放在敌人的手心上。
邓颖超作为休养人员，在长征队伍出发时，身体已经极度虚弱，党中央只得把她安排到了红军总卫生部的干部休养连。在干部休养连里，邓颖超好歹可以在担架上或者骑马，减轻自己的身体负担，但在两万五千里的长征路上，还是遇到了非常多的磨难。
有一次在贵州境内行军时，大部队刚刚走到了离贵阳紫云县城不远的山脚下，敌军的飞机就从头顶呼啸而过，一连丢下了好多炸弹。修养连当中的伤病患者一般都不能行动，大家躲闪不及，就有十多个人在那一瞬间被炸死炸伤。
那天的任务是要翻越一座大山，邓颖超为了不掉队，是骑着马的，飞机轰炸的时候，马夫牵着邓大姐以最快的速度躲进了旁边的树林中，受惊的马儿将邓颖超撂倒在地。为了防止被敌军发现，邓颖超没有轻易动弹，就这样眼睁睁看着炸弹在自己眼前爆炸，好在距离较远。
1935年7月初，邓大姐的身体稍稍有些好转，中央领导就提议让邓颖超由修养连转到毛尔盖。邓颖超原以为是有工作安排，直到到了才知道，周恩来病了。
在参加完沙窝会议之后，周恩来就病倒了，中央的领导看着周恩来一连好多天高烧不退，滴水未进，着急不成办法。在听说邓颖超的身体有些好转之后，便立刻派人将她接到毛尔盖，希望她的到来能给周恩来一丝丝慰藉。
艰难时期的邓颖超与周恩来
邓颖超赶到的时候，周恩来早已昏迷不醒，随军的医生说他是肝炎，并已经恶化成为阿米巴肝脓疡，必须尽快排脓。为了照顾周恩来，邓颖超就在周恩来的床边随意垫了一把稻草，作为自己的床铺，寸步不离地看护着自己的丈夫。在帮助医生给周恩来护理之后，邓颖超总是要收拾一下周恩来的东西，有一次，她竟然从周恩来换下来的毛背心当中，挤出来一两百只虱子，指甲都被这些虫子染红了。
经过邓颖超几天几夜的精心护理，医生从周恩来的腹部排出来了半盆的绿色脓液，渐渐地高烧也退下来了，能慢慢地给他喂进去一些吃的了。等到周恩来清醒过来时，看到站在自己身边的邓颖超，第一句话就是“小超”。
周恩来苏醒以后，便能跟随队伍出发了，为了能够照顾周恩来，身体尚且虚弱的邓颖超只能骑着马跟在周恩来的担架旁。可是有一天，因为一些事情的耽误，邓颖超掉队了，为了追赶队伍，她拼命骑马往前赶，一不小心就陷入了草地旁的沼泽里。
邓颖超不敢乱动，只能趴在沼泽泥潭里，那天的天气不好，一会儿还下起了雨。虽说雨不算大，可等到后面的队伍赶上来将她救出去时，因为沼泽当中的温度过低加上淋湿了雨，邓颖超浑身已经冻僵了，脸色都发青了。
果不其然，第二天开始，邓颖超一直高烧不退，还拉肚子。因为过草地时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大家为了填饱肚子只能吃草根，可邓颖超已经虚弱地连这些东西也吃不下了。等到出了草地，找到一处藏民的村落修养时，蔡畅等几位和邓颖超一直关系都很好的女红军战士，都纷纷赶来探望她。看着脸色灰黄的邓颖超，听着别人说得“三分像活人，七分像死人”的话，蔡畅几个人都在背后偷偷地抹眼泪。
1946年梅园合影
邓颖超和别的红军女战士一样，一路追随着党和红军的发展脚步，不断成长，同时她也是周恩来的妻子，所以她不能享有自己应该有的权利，因为“做革命家的妻子难，做革命领袖的妻子更难，做周恩来的妻子是难上加难。”
解放初期，邓颖超和周恩来有君子协定，她不可以和周恩来在同一个部门工作，因此哪怕大家都很认可邓颖超的能力，并多次向党组织提出，希望邓颖超可以出任政务院政务委员职务的请求，周恩来也一直也没同意。
不能和周恩来一同办公，邓颖超就选择去了全国妇联工作。当时蔡畅是全国妇联的主席，按照邓颖超的资历，大家一致将她推选为了妇联的副主席，等到对大家制定工资的时候，身为主席的蔡畅申请的是三级，作为副主席的邓颖超并没有给自己申请四级，而是自降一级申请了五级，同部长一个阶级。而当材料交到周恩来手里时，他又将五级改成了六级。
邓颖超明白丈夫的苦心，因为她知道，她是周恩来的妻子，不能落人口舌。就这样，邓颖超选择了一直做周恩来背后的女人，在西花厅，邓颖超每日负责着周恩来的健康和安全工作，尽心尽力，却一步也没有踏进过周恩来办公的书房，甚至连钥匙也没有。每当周恩来应该吃饭或者休息时，邓颖超也只是在门口轻轻地走来走去，偶尔从门缝里往里瞧一眼，从没有想走进去过半步。
周恩来与夫人
建国以后，周恩来和邓颖超有了稳定的工资收入，邓颖超的工资如果有结余，她便总会资助周总理的亲戚生活或是到北京看病，即使周恩来去世之后，邓大姐也依旧坚持着这件事。周恩来在时，关于亲戚往来的事情，邓颖超从未让周恩来担心过，周恩来去世之后，也没有麻烦到国家一次。邓颖超如此尽心尽力，在别人问起时，她总是笑一笑，在她心中：如果她不做好这些，总是要给总理带来不好的影响，这是她的责任，她一生的责任。
1976年周恩来因病去世之后，西花厅的海棠花失去了赏花的主人，邓颖超也失去了自己相濡以沫51年的爱人，周恩来在临终前曾对邓颖超说：
“我心里有很多话没有对你说。”
相守了一辈子的人，忙碌到连话都没有说完，只是这一次，再也没有机会了。
周恩来的离开让邓颖超不再去做他身后的女人，而是走到了台前。，去了“总理夫人”的束缚以后，邓颖超在1976年12月再次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一次她选择了上任。
重新工作后，邓颖超每天都处于“文件多、开会多、外宾多”的“三多”状态里，她仿佛身上有用不完的力气，每天都工作到了深夜，像极了曾经为了工作废寝忘食的周恩来。
晚年的邓颖超
从1978年回到工作岗位，直到1988年退休，这十年里，邓颖超先后担任了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第六届全国人民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名誉会长、中国三S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名誉会长等职务，这足以说明邓颖超的能力和大家对她的认可。但在周恩来在世时，她从未担任过任何重要职务。
没错，一个15岁就可以站在大家面前慷慨陈词、激情演讲的女孩子，一个从少女时代就投身到革命事业当中的革命战士，她的能力或许从来不在自己的爱人之下，只是她明白，即使是一代伟人，也需要一个人做他的后盾，与他风雨同舟。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