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吴起，卫国人，很善于用兵，而且爱兵如子，凡战必胜，凡攻必克。在我所接触到的有限典籍中，似乎从未记载过他的败绩。在我心目中，他堪称一代“战神”。
他在鲁国为将时，以鲁国之弱小，率兵攻打强大的齐国，却能大破之；他在魏国任主将，出击强秦，攻占了五座城邑；他在楚国任相邦时，裁撤冗员，废除楚公族中的疏远子孙，把节省下来的经费用于养兵。因此，能南平百越，北并陈蔡，迫使三晋退却，向西讨伐强秦。
他不仅是一个身体力行的实践者，还是一个胸有韬略的军事理论家。他编撰的《吴起兵法》深受后世兵家景仰，有人把他和孙武的兵法合在一起，并称孙吴兵法。魏国的谋臣李克曾评价他：“吴起的用兵谋略，司马穰苴（齐国名将）也不能超过他。”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古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一生的仕途却是走得磕磕绊绊、坎坎坷坷。有人说他贪求荣名，喜好女色；有人说他猜忌残忍。就连太史公司马迁也认为他“苛刻残暴，缺少恩德”。
可以说，吴起这一辈子一直都在“命犯小人”。在鲁国因谗言被辞退；在魏国遭构陷被怀疑，在楚国则遭嫉恨受暗算，最终丢了性命。
二
吴起在后世的口碑不好，遭人诟病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以下几件事：
1、他年轻时，家有千金，出外求仕不顺利，弄得倾家荡产。乡里人笑话他，吴起一怒之下竟杀死了诽谤他的三十多人，出卫国的郭门扬长东去。临行前他向母亲告别，咬着自己的胳膊发誓说：“我吴起不做卿相，绝不再回卫国。”
2、他曾求学于曾子，过了不久，他的母亲去世了，吴起却始终没有回去奔丧。曾子认为他大不孝，因此看不起他，甚至与他断绝了关系。
3、齐人攻打鲁国，鲁国想任用他为将，但因吴起娶了个齐国女子为妻，鲁国国君怀疑他与齐国有关系。吴起为了成就功名，竟杀死了自己的妻子，以表明自己的清白。
4、吴起在魏国做主将时，和士兵中最下等的人吃同样的饭，穿同样的衣。睡卧时不设置褥垫，行军时不骑马乘车，亲自背负粮食，替士卒们分担劳苦。
据说有个士兵身上长了毒疮，吴起用嘴替他吮吸毒液。士兵的母亲听说这件事后却哭了起来。有人问：“您儿子是个士兵，将军亲自替他吸毒液，您哭什么呢？”老人说：“往年吴将军替儿子的父亲吸毒液，他父亲作战时勇往直前，义无反顾，战死在敌阵里。吴将军如今又替这位父亲的儿子吸毒液，我不晓得儿子他会死在哪里。故且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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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魏文侯去世以后，吴起侍奉他的儿子武侯。有一次，武侯乘船从黄河中顺流而下。船到半途，他回过头来对吴起说：“真是壮观呀，山河的形势这么坚固，这是魏国的瑰宝啊！”
吴起却回答说：“要使国家强盛，在于对民众施德，不在于山河险固。从前三苗氏部族居住地的形势，左边是洞庭湖，右边是彭蠡泽，但是由于他不修德义，夏禹就把他灭亡了。夏桀所居的地方，左边是济水、泰山，右边是黄河、华山，伊阙要塞在他的南边，羊肠阪道在他的北边，但是由于他治理国政不仁道，商汤放逐了他。殷纣治下的国家，左边有孟门关，右边有太行山，常山在他国土的北边，黄河流经他国土的南边，但是由于他治理国政不讲德义，周武王杀死了他。从这些看起来，治理国家在于施恩德而不在于形势险固。假若您不施恩德，同在一条船中的人也都可能成为您的仇敌哩！”武候说：“讲得好。”
四
魏文侯因为吴起善于用兵，廉洁正直，完全能得到将士的欢心和拥戴，就任命他做西河郡的太守。他在那一带抗御秦国、韩国，很有名气。
后来魏国选任相邦，以田文为相。吴起很不高兴，就对田文说：“请允许我与您比一比功劳，行不行？”田文说：“可以。”吴起说：“率领三军，使士兵乐于效死拼命，敌国不敢打我国的主意，您比得上我吗？”田文说：“不如您。”吴起说：“治理百官，亲和万民，充实府库，您比得上我吗？”田文说：“不如您。”吴起说：“守西河，令秦兵不敢东向，韩、赵归顺，您比得上我吗？”田文说：“不如您。”
吴起说：“这三点，您都在我之下，但您的职位反而在我之上，是何道理？”田文说：“国君年幼，国人疑虑，大臣尚未亲附，百姓尚未信任。当此之时，是把国政交给您呢，还是交给我呢？”吴起沉默了半天，说：“应该交给您。”田文说：“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地位会在您之上的缘故啊！”吴起这才知道自己是在仁德方面不如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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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田文就是后世所说的孟尝君，以贤明和养士出名。其实吴起认为自已不如田文，倒也不必妄自菲薄。用田文为相是由当时的特殊环境决定的，用他比较安全可靠，符合大多数人的意愿。而吴起手握重兵，又有杰出的军事才能，能耐极大，士大夫们主要是担心他功高震主，甚至会反叛。说起来，倒是由于他的能耐强于田文才不被重用的。
从上述两件事看来，吴起倒并不像一个残暴苛刻之徒，反而很注重“德义”。同时他又是一个性格直率，敢于担当，勇于自省的人。
比如他劝谏武侯“形势不如恩德”的话语，就很重视德政在治国理政中的作用。而且进谏也是“巷子里扛木头——直来直去”，完全没有采用韩非《说难》里的讽喻、察颜观色等等技巧。而听了田文的一席话，经过一番认真思考以后，马上承认自己比不上田文，没有丝毫怨怼之色。
据此，他为人所诟病的一些缺点，我觉得很有拿起来重新审视品评一下的必要。
首先是他和乡人的纠纷。事情的起因是乡人诽谤嘲笑他，追本溯源，过错并不在他。至于后来由口角引发暴力冲突，也要客观地一分为二来看。毕竟对方有三十多人，而已方只有他一人。如果他被杀，那就是白死，上哪儿喊冤去；那么对方死了，我想也不必怨气冲天，只能自叹技不如人。
当年孟尝君路过赵国的时候，赵人想一睹他的风采，见面后却都嘲笑道：“原以为田文是个魁梧的大丈夫，谁知见面竟是个瘦小的男人。”田文听了大为恼火，和随行人员一起跳下车，砍杀了好几百人，毁了一个县以后才离去。又有谁说过孟尝君是个残暴的人呢？
其次是他母亲去世不回家奔丧，似乎也有难言的苦衷。当年离家之时，他曾言之凿凿向母亲保证，不做卿相，誓不回家。可现在只是在鲁国曾子门下做一介求学之寒儒，无寸缕功名在身，又有何面目去面对母亲的在天之灵。不敢面对，是因为有愧；看似不孝，实则誓言犹在耳畔，他是想用实际行动回答对母亲的承诺，我想这才是大孝！
再次是一个老太太的哭诉，说他的丈夫因为吴起吸毒疮战死了，现在吴起又为他儿子吸毒疮，似乎又想让他儿子也战死，好像吴起就是一个碰谁谁死的丧门星。我觉得此事非但滑稽而且荒唐。首先这件事的真实性就很值得怀疑，哪有父子俩同生毒疮，都被吴起碰到了，又都有为之吸吮毒液这样巧合的事情。况且，战场上刀剑无眼，多少吴起没有为之吸毒液的战士不也都战死沙场了。更何况，这个儿子还没有战死呢，怎么能用意象中的事实来加罪于吴起呢！话说回来，即便真有此事，也只能说明吴起爱兵如子，是一个仁德有爱心的将军，哪能作为诟病吴起的罪证呢！
至于杀妻求将一事，如果真是事实的话，那确实是吴起做得不够地道。但按照吴起的诸多表现和言谈来综合推演，似乎不应该做出如此不道德的事。况且凭借他的才能，完全没有必要通过这么极端的方式来表现自己啊！个中缘由和苦衷，大概只有吴起本人能说得清楚了。
六
吴起后来虽然做到将军和相国，但仕途走得却一直不是很顺畅。总有一些人故意或恶意地去毁谤他、陷害他、攻击他。
他在鲁国为将，率兵攻打齐国，大破齐军。便有人在鲁君面前说：“像鲁国这样的小国家而有了打胜仗的名声，那么各地诸侯就都要打鲁国的主意了。而且鲁国和卫国是以兄弟相称的，我们的国君若起用吴起，那么就等于抛弃了卫国。”鲁君因而起了疑心，终于辞退了吴起。
其实此言荒谬之极，根本不值一驳。难道国家小就应该只打败仗不打胜仗；卫国人自家不用的人才，其它国家用了就等于抛弃了卫国。商鞅难道不是卫国人，不也是被秦国重用了吗！这样愚蠢的话，偏偏鲁君还真就相信了，可见也是个糊涂之极的家伙。
在魏国，田文死后，公叔（痤）任丞相，娶了魏国的公主。因害怕吴起威胁到其相位，所以就想陷害他。公叔的仆人献计道：“吴起为人洁身自爱。您可以先去对武侯讲：‘吴起是个贤人，而您的国土太小，又与强秦为邻，臣下担心吴起不会有久留之心。’武侯会问：‘那怎么办呢？’您就对吴侯说：‘可把公主嫁给他作为试探，吴起愿意留下就会接受，不愿留下就会拒绝，用这种办法考验他。’您再召吴起一起回家。然后让您那位公主对您发脾气表示看不起您。吴起见您的那位公主看不起您，便一定会拒绝迎娶公主。”
后来吴起看到那位公主看不起魏国的相邦，果然拒绝了魏武侯。武侯自此起了疑心，不再信任他。吴起害怕因此而获罪，只好离开魏国到楚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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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楚悼王一向听说吴起贤能，所以一到楚国就委以重任，让他当上楚国的相邦。吴起感激知遇之恩，于是大刀阔斧，实施变法。裁撤多余的官吏，废除楚公族中的疏远子孙，把节省下来的经费用于养兵，同时打击用纵横之说游说的人。因此楚国逐渐强大起来，南平百越，北并陈、蔡，迫使三晋退却，西伐强秦。
诸侯忧虑楚国的强大，原来的楚国贵族也都想害死吴起。所以等到楚悼王死后，宗室大臣趁机作乱，对吴起发起突然袭击。吴起急中生智，跑到楚悼王停尸的地方，趴在楚悼王的身上，大呼“群臣乱王”。攻击吴起的人由于射、刺吴起，也击中了悼王的尸体。
吴起真不愧是个杰出的军事家，临死也要拉上几个垫背的，这是《吴起兵法》的一种战术吗，叫玉石俱焚，还是叫同归于尽？《吕氏春秋》把它命名为“吴起之智”，真是太贴切不过了。
无论如何，攻击吴起的人最终受到了应有的惩处。悼王被埋葬以后，太子肃王即位，命令尹把射、刺吴起而连带击中悼王尸体的人全部处死。因射、刺吴起而被灭族的人有七十多家。
老虎因为皮毛美丽而遭杀害，人因为功勋卓著而遭诽谤抨击。纵观吴起的一生，虽然在仕途上有很多敌对的人，但都是因其才能出众、业绩彪炳而嫉恨和毁谤他的；或者是在实施变法过程中被触及既得利益而攻击迫害他的，此外绝无一点私怨，绝无一个私敌。
对于他的这样的遭遇，我们只能用这样几句话来慨叹：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高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
八
太史公说：吴起用形势不如恩德说服魏武侯，但在楚国施行他的主张时，却因苛刻残暴、缺少恩德而送了自己的性命，可悲啊！
对此我却不敢苛同。实施德治和实施法治要根据具体的情势而定。在太平的年代里则可放宽刑罚，广施恩德，所谓“垂拱而治”；若是在混乱的年代，诸侯割据，礼崩乐坏，刑律废弛，政令不通，那就该实施严刑峻法，强行入轨，才能由大乱走向大治。所谓“乱世用重典，痼疾下猛药”。
楚悼王当时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境地呢？可以说是内忧外患，举步维艰。从国外来看，三晋逐渐强大，楚悼王十一年，三晋联军大败楚师于大梁、榆关，楚国只得“厚赂于秦”，让秦国出兵，这才减轻了楚国的一些压力。从国内来说，屈、景、昭三大贵族势力很大，掌握了很多要职，他们欺压老百姓很有办法，但在治国理政、抵御外侮方面却是一筹莫展。
楚悼王正值求贤若渴之际，吴起的到来，可谓喜从天降，不啻于来了一场“及时雨”。他当即给予吴起至高权限，要他打破一切阻力，实施变法。吴起也决心一展胸中抱负，报效楚国。
首先，他削减了大贵族的特权；其次，锐意整顿吏治；其三，积极开发边远地区；其四，改革军制，“要在强兵”。同时，吴起还极力奖励耕战，禁止纵横家来楚国游说，以便统一思想，让全国更安心变法和搞好生产。
事实证明，吴起的变法是卓有成效的。原来“贫国弱兵”的楚国很快强盛了起来。从楚悼王任用吴起变法，前后不过八年光景，楚国就由一个贫弱挨打的大国，变成了一个富裕强盛的大国。楚国的贵族们为一己之私而击杀吴起，无异于自毁长城，让人扼腕长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