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戴桃疆
近两年格斗竞技逐渐引人关注，最近中国拳王邹市明战胜日本选手的新闻算是体育界的一大热点。先是日本选手夸下海口，邹市明迎战之后顺利取得胜利，最终裹挟着民族主义情绪登上体育新闻头条。
稍微对格斗规则有些了解的人不难晓得，职业选手选择竞技对象其实是有规律的，挑战那些和自己实力相当但排名稍稍高一点的选手有助于自己排名的上升，实力是一方面，营销和选择对手的技巧也十分重要。
尤其是体育这样天然地与爱国主义挂钩的领域。邹市明与日本选手的比赛全过程从事前到事后都恰到好处地利用了国人的国耻记忆。
对于看着手撕鬼子长大的一代国人而言，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国耻记忆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发动的对华侵略战争。然而对于中国而言，国耻记忆远在二战之前便已有之。
所谓“国耻记忆”其实是历史记忆的一种。历史记忆与国家认同的培育往往发生在战争期间或国家处于危机的时刻。为了应对战争需要和克服国家危机，国家领袖和民族精英此时需要培养强大的国家认同，培育公民的国家身份意识，以推动国民为民族国家的“大我”利益而付出“小我”的牺牲。
“战争和关于战争的言说可以成为一个社会，包括那些没有参加实际战斗的人界定国家特性和合法化国家存在的手段，并因此发明或复兴一种集体身份”。（语出罗伯塔·科尔斯）
中国的国耻记忆与邻国日本密切相关。1915年1月，日本提出旨在吞并中国的“二十一条”，刺激了中国人的民族感情。日本的敌国身份在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影响了中国的国家认同：一是强化了中国的民族同一性，促使中国人反思作为“中国人”的本质特征是什么？二是让人们意识到国家的生存危机，意识到中国虽是一战的战胜国，却仍属于任人宰割的弱国。
二十一条影印本截图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虽然“二十一条”不是中国人遭受的第一个国耻事件，但其在近代中国人历史记忆中的重要性却是其他国耻事件不能比拟的。由于“二十一条”的存在，中国第一次有了法定的国耻纪念日，将国耻教育内容编入学校教科书，把教育对于国家主义启蒙的重要性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当面向总统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并要求袁氏“绝对保守秘密”。“二十一条”成为国耻的第一步是被泄密。在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的鼓励下，袁世凯政府将“二十一条”内容泄露给外国媒体。
当时的外交部参赞顾维钧认为：“和平时期，一个国家默然接受提出有损国家主权要求的最后通牒，这是很不寻常的。必须给后世的历史学家留下记录。”5月13日，陆征祥以中国外交部的名义，全文发表了顾维钧起草的声明，向中外宣告了中日交涉始末。
外交家顾维钧
此后北京政府顺应舆论趋势，将国耻教育纳入教学计划。5月14日，上海实业家穆藕初致电正在天津召开的全国各省教育会第一次联合会全体代表，称：“交涉蒙耻过去，国民教育方亟，请各代表通告各本省大中小各校员，唤起国民自觉，为救亡图存准备，愿大家毋忘五月七日之国耻。”
之后全国教育联合会将每年五月九日（并不是实业家提倡的五月七日）定为国耻纪念日，“以为鞭策国民之一法”。（日本向中方提出的最后通牒日期为5月7日，中国对日通牒截止期限为5月9日）
1915年5月25日，中日两国全权委员签署《民四条约》，结束关于“二十一条”的交涉，迫于舆论压力，负责签约的外交总长陆征祥和次长曹汝霖不得不通电“自请罢职”。袁世凯北京政府一手创制的国耻记忆此时被孙中山等革命党当作反对革命党的主要舆论工具，北京政府为了把控对国耻记忆的解释权又开始努力消除自己一手炮制的舆论影响。
签字时中日代表合影
多方斗争的结果是这段因二十一条而起的国耻记忆并没能深刻地烙在国民记忆中，同一时期的耻辱感反而是通过民间艺术创作（影视、文学等）强化下来的，知道日本全面侵华之后才真正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国耻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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