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来
【个人简介】
刘永来，独立摄影人，现任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编剧。早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曾任上海戏剧家协会理事、中国舞台美术学会和上海舞台美术学会理事。出版有个人专著《与戏剧共舞》和《独立戏剧》（上海1985-2008）。编剧的大型话剧《牛虻》、《红与黑》、《菊花香》（导演工作本）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演出。2015年，创作的大型原创话剧《阿拉是中国人》由上海安可艺术团演出，创作的大型历史剧《韩文公》由广东省话剧院演出。
艺术，是叛逆者的天堂，也是一个只有偏执狂和疯子才能成功的行业。
刘永来，初次见面给人的感觉是文质彬彬，儒雅博学；交往久了，就会发现，风趣幽默，叛逆、偏执才是他的性格特质。他说：“少年时代做过很多梦，但没想到成为现在这样的我。”
从绘画到编剧，再从编剧到摄影——路是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正如他所言，一切来得彷徨、懵懂，但最终水到渠成……
《数码世界》杂志：刘老师，您好！您早年是上戏美术系毕业的，怎么就转行做编剧了？
刘永来：我学成于上海戏剧学院（简称“上戏”）舞台美术系。因为我的绘画在班级里属于上乘水平，所以1972年从上戏一毕业我就到了当时很有名气的上海青年话剧团。这个剧团的人员都是由历届上戏的高材生组成的，当时已经很有名气的演员娄际成、焦晃、祝希娟、李家耀、郑毓芝等都是这个剧团的。于是，开始时我很得意。可是不久，我的情绪便一落千丈。因为我不喜欢舞台美术，特别不喜欢，但是木已成舟。
我是个天生叛逆的人。在沉闷的日子中混了十年，便按捺不住了。八十年代中期，我率先在剧团里成立“边缘剧社”，意图编创演出一些非正规非传统的戏剧。首选剧目便是上海先锋戏剧家张献的《屋里的猫头鹰》，一切准备就绪，却被告知不允许演出。虽然半年以后该剧获准演出，但我已经完全没有了兴趣，因为是以国家院团名义演出，我不喜欢。
那时，一位当时上海很有名气的国画家看了我的中国画后，要我每个星期去他家里两次学画。如果我从他习画，也许后来很有成就，可是，我一次都没有去，因为那时我已经弃画从文，调入剧团的艺术室，做起了文学编辑和编剧。那个时候，上海的《文汇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文学报》等报刊常常有我的文字见诸报端，并在戏剧刊物不时发表论文，而且开始编剧电影和电视剧。
《数码世界》杂志：有人说，编剧是除了将军以外最“快意恩仇”的行业。因为在他的作品里，自己就是全剧执掌生杀大权的“主宰”。请结合您多年来的编剧生涯，同我们的广大读者分享一下您的快乐和情趣。
刘永来：1995年，上海仅有的两大演出院团，上海青年话剧团和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合二建一为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了。我也就成了话剧艺术中心的编剧和《话剧》杂志的副主编，后来还做了艺术室主任。在上海青话和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那些年，我的兴趣转移的非常快，说“见异思迁”、“朝三暮四”，一点也不过分。我很 “贪玩”。在忙于公务之后，我便从花鸟虫鱼、吹拉弹唱、诗词歌赋到看《周易》，学八卦。修阴阳五行，批四柱八字，为人算命，指点迷津。据朋友们说，我算命算的还蛮准的。可是，我的本行毕竟是编剧。
我天生懒惰，我的作品都是朋友催的、逼的。那么多年，尽管手懒，也被朋友们“逼”出了一些玩意儿：出了两本书，为电视台写过不少的电视小品和电视节目。
记得有一次出糗，那是万体馆大型演出。组委会点名要一个小品，就是我为电视台写的电视小品《股票》，是由在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里扮演牛大姐的演员童正维和著名演员任广智主演的。由于不是剧团名义，我便去找剧团搞音效的同事帮忙，因为戏里有一段音乐效果，可是那位同事不给面子，不愿意去。我无奈只好拿着自己的walkman亲自仓促上阵。然而，隔行如隔山。在台下试放的时候还有声音，临了演出档口，怎么也不出声，万体馆那么大的演出空间，弄的我好尴尬和狼狈。
当然，也有“风光”的时候。在庆祝上海解放60周年的那一年，电视台约我写一个陈毅进城的电视节目。情节是解放大上海的解放军战士为了不惊扰上海民众，深夜里就露宿上海街头。黎明后上海百姓发现露宿的战士尤为感动。然后几百名“解放军战士”进城。响起《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歌》。“陈毅”站在真的吉普车上“进城”。上海各界人众欢迎解放军。流浪儿童上来，陈毅抱起孩子，然后站在吉普车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长篇讲话。当时动员了上百个临时演员和三百个军队战士。一时场面壮观，热血沸腾。
后来，我又相继写了几个大型话剧：编剧的《牛虻》、《红与黑》、《菊花香》（导演工作本）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演出，原创抗战话剧《阿拉是中国人》由上海安可艺术团演出，大型历史剧《韩文公》由广东省话剧院演出。所以，在这个圈子里，练就了出手快的特长。有一些原剧本基础差，达不到演出水平的，导演就找到我，请我帮忙修改。这种活儿干了不少，甚至有推倒重来的，而且常常不挂名。怎么办呢？都是熟人。当时剧团里要排根据韩国小说改编的话剧，临了要开排了，却发现剧本不行。导演十万火急地找到我，请我吃饭。我立马就知道，宴无好宴，不是“鸿门宴”也是受罪的事。果不其然，要我帮忙改剧本，并许愿说编剧的钱都给我。我不想干，不想做冤大头，可是导演大发脾气，摔台子，仿佛从此就要成 “仇人”了。不得已，我硬着头皮答应下来。可是一看剧本，简直糟透了，必须要推倒重来。跟导演一说，导演由我做主。只有五天的时间，五天啊！我顾不得多想，马上看小说，构思剧本结构，在电脑上飞快码字。小说的主人公得了胃癌，虽然爱情很缠绵很诗意，但还是死了。那几天我顾不上休息，几乎是日夜兼程，写的自己都胃疼。五天一到，完稿，给导演一看，连说“好好好”。第六天一大早，跟剧组一起开了《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一结束就开始排戏。
《数码世界》杂志：我明显感受到，“叛逆”的确是您骨子里透出来的性格特质。年轻时从绘画到编剧，退休后又玩起了摄影。这究竟是刻意为之，还是随性而起呢？
刘永来：我始终认为，人生总会有很多拐点，没有“拐点”的人生是苍白的。
退休后，本以为什么都放下，从此闲云野鹤，云游四海了。可是不然，单位偶尔还会找我。一些朋友和剧院或组织也找我，希望与我合作，请我编剧，或出任演出评奖嘉宾，还有就是帮忙审看剧本。所以，一直不闲着。不久，上海文广局也找我，希望我担任上海电视剧的审查专家。这不，几年下来，我个人就相继审了近百部电视剧。然而，有一天，上戏的一位戏文系毕业的同学对我说，他是戏文系毕业的，一退休就拿起了相机，而且非常喜爱摄影，为了摄影，他被人追打过，被狗咬过。说他尚且如此，你一个舞美系毕业，学过绘画的，为什么不搞摄影，如果你不搞摄影，老天都有意见。我被他说的哑口无言。
于是，我拿起了相机。因为学过美术，相机玩起来入手非常快。几年下来，颇有心得。在居委会的支持下，眼下由我负责、联合三个小区办的摄影兴趣班已经开班了。
本文刊登于《数码世界》杂志3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