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也许到了该去回忆一些什么的年纪了，童年的许多往事便自然地跃进脑海。想起久远的往事，原本简单的快乐，现在不知为何变得沉重起来。过了“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岁数，也只能无奈地“却道天凉好个秋”了。
一、抢像章
那时最流行戴毛主席像章,小孩聚在一起互相显摆,开始是谁戴的大谁牛皮，其他小孩站在一边只有垂涎三尺的份儿，睡觉都能被羡慕醒喽。后来的发展趋势有了变化，越小越精致的越让人心疼，还打破常规一改过去铝制产品，五花八门的出现了瓷的、海绵的、塑料的、夜光的。样式也千奇百状，三角的、长条的、方的、长方的。圆的是最普通的。图案有大脑袋的、拿雨伞的、站着的、坐着的、后面带太阳闪金光的、带轮船乘风破浪的、正面的、侧面的、年轻的、老了的、梳中分头的、梳大背头的、穿长袍的、穿军装的等等……。我有一个好朋友叫师扬，形影不离的整天呆在一起，当时我们俩人最大的愿望就是要收集到街面上出现的各类像章珍藏，有相当大的难度。重样的可以去换，干脆没有的就只能去要，不给就抢。那天，我俩在街上胡浪荡，看见对面走过来了一个姑娘，穿着一身改的很得体很能显出体型的绿军装，翻一个白领子出来，外衣袖子和里面的衬衣一同挽到小手臂上，露出了两道宽白边，很对称。这装束在那时叫“三道边”，很有些“资”味，很扎眼。扎着两条齐肩的辩子，很好看，很洋气。她从我们身边过去的时候，我们都闻到了一股蛤瘌油的香味，她胸前带着一枚我们从没见过的像章，当时我有些看傻了。
“嗳，你看----”师扬用胳膊肘碰了一下我：“像章。真牛X。”
“哪呢？”我猛不丁没回过神来。
“过去了。”师扬回了一下头，“楞着干吗。抢呀！”
“那可在她前胸。要是被她抓住她肯定赖咱俩耍流氓。”我脸红红的建议：“不如咱们管她要，要不就换，咱俩的都给她。”我回过头，看那姑娘的背影象个花瓶。
师扬做思考状，说：“行，那得你要。”
“行。”
我俩回身在姑娘的屁股后面跟着。嘴里哼着电影《平原游击队》中松井进村中的曲调：“滴哒滴滴哒滴哒滴哒----哒滴哒滴哒……。”突然我俩一对眼，便同时加快了脚步超到了那姑娘前面，回过身，站在了她面前，挡住了她的去路。
那姑娘被突然出现在俩个半大小子吓了一大跳，脸上一片惊慌，嘴唇乱颤。话不成句的问：“干……干……嘛？你……们要……干嘛？”
我一时语塞“……”
师扬到沉重应战：“干嘛。要你的像章。给不给？”
姑娘反映过来迅速地用手护在胸前“不给。”
“你给不给？”师扬逼问。
“不给！就不给！你还敢抢？你来抢个试试！”她眼里冒火，咄咄逼人一脸的不屑。
“大姐，我们这不是跟你商量吗。不给就拉倒，谁也没说要抢你的。瞧把你吓的。”师扬嬉皮笑脸的有点无耻。
姑娘听见师扬的话，松了一口气，她放松了警惕，放下手来。我想都不用想下面师扬该干什么了，我太了解他了，没等我反映过来，就听见师扬扯破了嗓子喊：“快跑。”话音未落，人已在十米开外。
待我反映过来，刚准备抬腿，衣服已被那姑娘死死地薅住了。
“还我，还我。”姑娘开头还有些拘谨，不好意思，话说得也不严厉，好象还有哀求。后来一看抢她像章的人已跑的没有影子了，急了。她连推带搡地拽着我在原地直转圈。带着哭腔大声骂开了：“流氓！你还敢摸我。我打死你都不偿命。”边骂边打。越打越气，最后竟然嚎啕起来。
我低头招驾，理亏根本就不敢还手。一劲告饶：“我给你要回来还不行吗，给你要回来还不行吗。大姐你就松了我呗，敢向毛主席保证我不跑。”
姑娘全然没有了温柔，跟忆苦思甜似的向围观的人痛诉起自己的“辛酸史”、“血泪帐”来，一把鼻涕一把泪，真跟被人耍了流氓一样捶胸跺足委屈连天，如丧考妣的模样惹得众人是又心痛她又痛恨我。说到底，就是毛主席像章被另一个孩子抢走了，抓了我一个跑慢的，让陪。粘包赖。后来我们到底是把像章还给了人家，好象还跟她说了许多的好话，叫了一百多声大姐，她才气哼哼地拧着屁股走了。脸上挂着劫后余生的庆幸和胜利的骄傲，那表情我至今都难忘。
从那以后，我们俩就再也没有抢过像章了。脸上挂不住，都觉得丢人，至今和谁都没提起过。
二：看电影
童年时最大的乐趣该算是看露天电影了。那是一份至今都难以忘怀的眷恋，一块影幕往两根棍子中间一绷，一部倒背如流的电影就开演了，什么《买花姑娘》《看不见的战线》《摘苹果的时候》等，不但经常演，而且反复演，常是人群散尽好一会，才被父母从地上把熟睡的我叫起。那时我们看的不是电影本身，图的就是一个热闹。模仿，是我们那时最为盛行的一种游戏了。
有一部电影，好象是阿尔巴尼亚的，记不太清楚，是不是叫《宁死不屈》，说不准了。里面有句台词，很鼓舞人心，让人有一种很强烈的上进感。很象后来看过的《奇袭白虎团》中的，“古鲁姆。欧巴。”的口令，但比它要斩劲的多，激昂的多。那句话后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我们那么大的孩子中间广为流传。“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说时要很假门假事的举起右手，攥成拳头，像宣誓一样。还要捏着嗓子，让声音横着出来，变得粗声拉气，装深沉，冒充有磁性。只说前半句，“消灭法西斯！”让别人说后半句：“自由属于人民。”弄得各个鬼鬼祟祟跟地下党似的。谁见谁都这几句，也不烦。后来看《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年》，又加上了几句，“什么都没有，面包也没有，牛奶也没有。”说的人要捏声捏气，愁容满面，最好眼里能带点泪水，烘托一下气氛，这样回答的人才能说的更逼真，效果更好。“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说完，就互相搂抱在一起，拍着后背，很像列宁吊着胳膊在人民委员会办公室见到斯大林那样亲切无比。弄得我好几年一想起瓦西里吃列宁给他的面包，就流口水。
一天，我和一个叫宋建军的在街上胡遛哒，迎面碰上同学校的姚刚。
“你好，弗拉基米尔•依列奇。”姚刚学着电影里的话，很热情地拉了一下宋建军的手：“你还要到彼得堡给工人兄弟演讲吗？”
宋建军看了我一眼，用眼睛传递了信息。“我们残酷吗？不！不是我们残酷，相反，是我们太软弱了，布哈林先生，我已经批评你很多次了，你看……，工人的鲜血流成了河，这些还不算，他们还要剥下我们的皮做成鼓面。是我们吗？不！是地主，是富农。”
姚刚耸肩摊手，表示无奈，眼睛四处游离。
“看着我，叛徒的眼睛是发慌的。”宋建军突然语气严厉，说完就是一个直拳，打在了姚刚的脸上，很像保尔•柯察金在小河边讨好冬尼娅打维克多的那一拳。姚刚脸上带着微笑仰面倒下，随后就是一声惊天动地的叫骂：“操你妈！你打我干嘛？”骂完，姚刚的鼻子就流出血来，他胡乱一抹翻身欲起，准备反击，又被宋建军狠狠地照胸口一脚，又把他踢倒。
“我早就想打你了！”宋建军说完拉着我扬长而去。
背后传来姚刚的威胁和哭声：“我招你了。有种你等着……”
几天后，我们被一群半大小子堵在五一俱乐部门口，黑鸦鸦的一片都拿着砖头。
“就是他们！”姚刚指着我俩，得意洋洋。
结果，我俩头上都缠上了绷带。从医院出来站在台级上还逗：“美国大老板又给了匹新的，回去就换。这事儿，没完。”
第二天，我俩像一个颇有姿色的妓女，站在大街上向来往认识的人卖弄风骚。那年月，打人者是英雄，被打者也不是狗熊。打与被打均是技巧和胆量的比拼，主要是打架的本身证明你已经是属于社会上的人了。
“头咋了？”有人问我。
“打架了！”我回答的不无骄傲。
“你呢？”又问宋建军
“管得着吗！”
……
三、被人换走的金戒指
那时的孩子野，但胆子小，即便大人们都在搞阶级斗争无暇关顾自己的孩子，他们在一起也不会玩得太出格，只是傻闹傻淘。单纯的天真是我们那一代人的所拥有的共性。缘于此，在百货大楼里发生了一件现在想起来还非常后悔的事情：
记不清楚那是那一年发生的事情，一个叫王伟的儿时朋友，他的父母因出身不好，被揪斗了出来，批斗了几次便给关进了牛棚，他们家便成了我们这群小孩娱乐的天地。后来，他不知从什么地方将他父母珍藏的十几个金戒指翻了出来，郑重其事地发给了我们比较要好的几个朋友作为进出他们家的“通行证”，每次到他家，只要扬一下手中的戒指，便可神气活现地像电影里的地下党亮一下特别“通行证”就可进入国民党的重要机关一样地进入他家。拥有戒指的人除了可以优先进出以外，还可以享有在他们家吃饭和过夜的权利。要知道，我们在那个百业萧条连娱乐都被视为奢侈的年代，能拥有一个真正属于我们自由玩耍的空间，其诱惑力该用何等的语言去描述，当时的心情又该怎样去形容呢。
那段时间，我们玩得无比开心。
当时，我们确实不知道金戒指的价值，只是晓得它是封、资、修的东西，因此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随便放在兜里或随处乱仍。
渐渐，我们的兴趣转移了，不再经常去他家了，但百货大楼是我们永远也去不淡玩不烦的地方，一次我们几个拥有戒指的小孩到百货大楼去玩，无意中让一个购物的女人看到了，至今还记得她看到戒指时的贪婪表情，她叫住我们一脸严肃地问我们是从那里弄来的戒指，我们呆呆地看着她，不知该如何做答。她转瞬又笑容可掬地轻柔细语地说；你们想吃什么，阿姨给你们买好吗？我们不知她用意何在，但又抵御不了吃的诱惑，便小声说，糖和点心。那个女人出乎意料的大方，马上带着我们几个来到卖食品的柜台前，让我们尽情地要我们喜欢的东西，我们瞬间发懵后便毫不留情地开始大要起来，各个笑逐颜开地想世上真有这么好的阿姨。最终我们都得到了一份想要的点心和糖，都怀有一颗感恩的心让那个女人换走了我们每人手中的金戒指并快速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这件事的严重性是在其后的几个月才显现出来的。王伟的父母出了牛棚，知道戒指都被他当了“通行证”分给了别人，火冒三丈地将他爆揍一顿后，便薅着他挨家索要，其结果是我们说出了实情大人们根本不信，后来到百货大楼请卖我们东西的售货员帮着回忆得到证实后，又到派出所报了案后才渐罢平息，挨打受罚自不必去说，听姐姐后来告诉我，赔人家钱了，那语气充满了怨恨。
为了这事，我们集体孤立了王伟，直至很久才渐渐恢复了关系，一起玩的时候都不去触及这件事。每次见到他家的大人，都跟做了贼似的躲躲闪闪。后来王伟他家调到外地，我们那些孩子才在心底实实在在地释然了。
现在想来真的有些可笑，一笑自己的愚蠢，二笑那个年代的荒诞。在荒诞的岁月里国家都做出了不少荒诞的事情，更何况我们这群嘴谗的孩子呢。只不过王伟现在对此事不知作何感想，恐怕想起来，都在后心发胀地诅咒那个荒诞的年代吧。
四、开过火的玩笑
我有一个儿时的朋友，叫纪纲，关系非同一般，他年长我一岁，那时，我觉得他很聪明，比如，他能用两个纸盒中间连一根细线做成最简易的“电话”，这在当时可说是一件相当神奇的事情。他经常能想出一些稀奇古怪的点子，戏弄路上过往的行人，他用一支钢笔，在笔帽上系一根长长的缝纫机线，把钢笔放在路边（那时的土路），再将细线伪装好，躲在不远处的土坑里等着，待行人走来看见路上的钢笔，刚要弯腰去拣，他马上用手中的线把钢笔拽跑，有的行人莫名其妙，还要往前追上几步，待发现被戏弄后一般都是面红耳赤，我们到是忘乎所以地手舞足蹈。
那时，不管在我们小孩中流行什么玩具，他都能做得很像个样子，尤其他用八号线（一种粗铁丝）弯出来的弹弓叉，既结实又漂亮，惹得许多小孩眼红，屁股后面常是一帮一帮的全是求他帮着弯弹弓叉的。
纪纲自然也就成了我们这群孩子的头。
他爸爸是印刷厂的排字工。家里有许多的铅字，在那时，那可真地让人稀奇，一块玩的孩子都想从他那里要几个有自己名子的铅字，回家用线捆起来，当做签章玩。纪纲便以它做了资本，让想要的孩子们必须为他家干活。孩子们为了能要到那几个铅字就都很愿意。这样纪纲便不用自己动手就能完成父母交给他的家务活。那时正赶上停课闹革命，学校全放了假，大一些的孩子成立了各个组织有目的性地胡闹去了，像我们小一些的孩子只有傻玩。不上学的日子对我们这些不愿意上学的孩子来说简直就象雨后的黄昏那样令人心旷神怡，我们管那段日子叫“雨后的彩虹”，既美丽又舒心。我们发挥了全部的想象力去玩儿，花样百出。他经常带着我们欺负那些比自己矮的小孩，不分青红皂白上去就打，看着被打的小孩吓得发白的脸和痛哭求饶的样子，空虚的心里得到了一种瞬间的满足。他还带着我们趁大人们上班不在家的时候，将人家晾在屋外准备过冬的大白菜全部跺掉，还要上去撒尿。害得人家不是领着被打的孩子到纪纲的家里告状，就是拉着他的父母到被糟蹋的不成样子的白菜堆旁让他父母赔钱。气得纪纲的父母回家关上门来把他打了好几顿。其他孩子的父母都不允许自己的孩子和他玩了。纪纲便在家里无事可干，就突发奇想地把家里的铅字拿出来，把有他父亲名字的铅字挑出来，用细线仔细捆好，再在报纸上印有中央领导人名字的后面将他父亲的名字印上去，冒充与会者和领导人。他还满世界地和别的孩子胡说八道：他父亲参加了中央的什么什么会议，他父亲马上就要调到北京进中央了，还拿出他精心印有他父亲名字的报纸让别的孩子看。以印证他所说得正确性，博得了许多孩子的羡慕和惊叹。
这本是孩子的胡闹之举，根本没有政治含义，但在那时可就触犯了天条。当纪纲的父亲被带到公安局时，他还一头雾水地蒙在鼓里。几天的体罚和审讯，他父亲才知道是他那倒霉的儿子为他招来的杀身之祸，他父亲根本就无法为自己分辨，只得违心地承认是他让儿子干的，目的是想提高一下自己的身份，以换取人们的重视和尊敬。公安局的人就又找到纪纲进行核实，纪纲早就吓傻了，顺着公安局说的意思承认了。就这样，他父亲被定为“现行反革命”从重判了十三年徒刑，送到了外地强制劳动改造。
从此，纪纲就变得和另外一个人一样，终日沉默寡言。他不愿意和任何人来往，每日把自己关在屋里。他的聪明没有用到该用的地方，一个过火的玩笑，招来的却是全家的灭顶之灾，害了自己的父亲，恐怕也改变了他今后的人生。
后来纪纲的父母离婚了。离婚后，他的母亲又嫁给了一个02部队当兵的，没多长时间，部队整迁外地，纪纲也随继父走了。至今杳无音信。
五、儿时的歌谣
岁月总是过得很快，不经意间，我已人到中年，看着身边天真烂漫的孩子，时时能唤出我儿时的景象，那时我们没有唐诗、也没有宋词、不知道什么是《诗经》，更没听说过《汉乐府》，流传在孩子中的大都是一些格调不高的歌谣，说是歌谣，其实又没有什么规格，韵律也不严谨，说是段子也许更要贴切些，没什么像样的内容，基本上属于瞎编滥造的顺口溜，就是这样，我们都乐此不疲地反复传唱，记忆里还为清晰的歌谣已没有多少了。不知为什么年代越远越喜欢起它来。也许诵起来可以把我带回到那个年代，重去感怀一下那已逝的时光。
“一年纪的小豆包，一打一蹦高；二年级的小茶碗，一打一个眼；三年级的饱包饭，四年级的装子弹；五年级的一开火，六年级的全滚蛋。”这是流行于那时校园里的段子，现在也想不出他的意义何在，可能纯属于无聊，就是磨嘴皮子，全无任何目的。现在估计没有哪个小学生再把它当歌谣说了。类似于这样的歌谣，当时流传的不算太多，在那时孩子中流传比较多的要算带有某些讥讽性的了：
“傻X青年过马路，稀屎拉一裤，拣张糖纸擦屁股，越擦越黏糊。”像这类的段子，虽然没有实际意义，但却很得那时孩子们的喜爱，经常不分时间，不分地点，逮谁说谁，被说者也不生气，一起笑呵呵地其乐融融。
还有的段子明显带有针对性，在孩子中流传的极为普遍，不管认识不认识的人，只要看到一男一女骑自行车的，便大声起哄：
“自行车一人骑，不许公驴带母驴，如果公驴带母驴，立即扭送公安局。”没命的起哄，最多也就是换来骑车人回头看上一眼，因为那时这种现象太多了，根本不足为奇，骑车人走了，起哄的人都觉得没有意思，但这并不影响见到另一个骑车人的出现，一旦看到，照样声嘶力竭地大喊一通，周而复始，百喊不厌。
还有的段子是对放屁者的嘲讽：
“XXX的屁，震天地，在你肚里是滚来滚去，一不小心，溜了出去，钻过铁丝网，传到了意大利，意大利的国王正在看戏，闻到了这个屁，非常生气，下令戒严要抓住了这个屁，抓住这个屁还送进监狱，严刑拷打审问这个屁。”
这种段子确实无聊，并且还很低俗，但它的确在那时为我们打发了时间，带来了欢乐。
那时的小孩，谁都有几个段子，聚在一起的时候，比着说，那时的记忆力好，遇到没听过的新段子，只要听上一遍，都能记住个八九不离十。知道谁家的父母吵架了，见到那家的孩子，大家便凑上去围住他：“星期X的晚上黑咕隆咚，XXX的家里发动战争，他妈指挥，他爸冲锋，他奶奶躺地装做牺牲，他爷爷掉进了茅屎坑。”说的兴高采烈，听的义愤填膺，为此事打架的屡见不鲜。
有时遇见比自己小的小孩，便说；“小孩小孩你别哭，前面就是你大姑，你大姑那个罗圈腿，走起路来扭屁股。”有时还要唱着说，意犹未尽，还会再加上另一首；“XXX的姑，脚指盖粗、XXX的爸，脚指盖大、XXX的妈，脚指盖趴、XXX的姐，脚指盖瘪……”顺嘴胡说，只要押韵，家里人都是攻击的对象，直到把人气哭或气急眼了方可罢休。
类似的段子还有许多，比如谁有口吃的毛病，那他一定被人说过；“结巴磕子赶大车，一赶赶到莫斯科，莫斯科，是你哥，你哥就是摩托车。”
你要前额大，肯定会被人讥讽；“锛头大锛头，下雨不发愁，人家打雨伞，他打大锛头。”或“锛头窝窝眼，吃饭挑大碗，给他小碗他不要，给他大碗了他害臊，给他尿盆他才要。”
看谁剃头了，就会说；“剃头的手艺高，不用推子不用刀，一根一根往下薅，薅得满头起大包。”
遇到小女孩买了东西往家走，便会齐喊：“丫头片子假积极，买了萝卜当鸭梨，咬一口贼辣的，谁让你黄毛丫头挑大的。”
这些歌谣或称段子现在已经慢慢地失传了，想来却也没有什么保存价值，既没有文化性，也没有健康性，只不过是一个特定时期一种特定的现象罢了，没有收藏的必要，今天我把它写在纸上，是因为在那个年代，它给我们带来过欢乐，带来过交流，是它伴随着我们那一代人长大的，是在记忆里想抹杀都抹杀不掉的一段真实的社会写照，它是那个年代孩子的心态、情感、生活和精神的寄托，同时也承担了今天一个严肃的社会史课题。过去这么些年了，该忘记的早已忘记，惟独没有忘干净的还是这些儿时的歌谣。这些歌谣，给了我隐隐的伤痛，伤痛那时的贫瘠，贫瘠得连一首脍炙的歌谣都没有。
童年做过的许多事，现在想起来有些无稽，可在当年却把它们对待得十分认真。在那漫长单调一眼望不到边的枯燥日子里，这些童年经历过的事情是那么忠实地镶嵌进我们的记忆。是喜是甜、是悲是苦只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才能了解其中的滋味，也只有这些人，才能感慨地说一句：这次第怎用“往事”二字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