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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最担心的事情居然是-见到毛泽东要跪拜
进入上世纪70年代，毛泽东虽已步入暮年，但是他的思维仍然非常活跃。
他以惊人的胆略打开了冰冻多年的中美关系之门。
所谓“胆略”，中国要跟美国这个头号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联系，这件事情不管在国内、国际，中美建交都是石破天惊的大事。
忧心忡忡者有之，危言耸听、极力反对者有之。
下这个决心，毛泽东需要有超常的胆魄、谋略和定力。
毛泽东主席接见美国总统尼克松
建国初期，美国曾经向新中国伸出“橄榄枝”，希望与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联系。
但是，毛泽东一眼就看破了美国人的“别有用心”：
美国试图以“承认新中国”为筹码，维护其在华利益，同时阻止中国与苏联结盟，甚至妄想要新中国放弃共产主义。
对于美国急于在这个时候“表白”的善意，毛泽东的态度非常明朗：
“不忙与美英帝国主义建立关系，不论是我们承认他们，还是他们承认我们。”
“只要他们一天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
很显然，毛泽东当时对发展中美关系没什么兴趣，或者可以这样理解，毛泽东对美国保持了高度的警惕。
然而，时至上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为什么改变策略了呢？
是美国改变了敌视中国的态度了吗？
是毛泽东对美国放松警惕了吗？
都不是。
自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中苏之间的裂痕逐渐加大，中国“一边倒”的外交策略显然已经不合时宜。
从美国来说，经过对新中国二十几年的孤立和打压，中国非但没有被压垮、被孤立、被边缘化，反而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有影响力。
同时，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历时多年的争霸战中，美国力不能支，处于劣势，不得不考虑改善中美关系，期望重构力量平衡。
因此，中苏关系的恶化是毛泽东调整外交策略的主因，同时，这也为中美关系改善提供了契机。
看到这里，读者朋友可能会联想到历史上的“魏、蜀、吴”三国关系。
事实上，三国时期，魏、蜀、吴三足鼎立，三分天下，而冷战时期是“两极”格局，只有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
中国历来没有称霸天下之心，不想成为苏、美那样的超级大国。
但是，中国需要巩固、发展，世界大家庭中应该有中国的一席之地，中国理应在国际事务中拥有话语权。
因此，毛泽东在这个时候“与时俱进”，调整外交策略，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全世界，都是英明之举。
以下，笔者就中美建交前后的点点滴滴，追忆一下这场举世瞩目的世纪博弈。
在中美建交的曲折过程中，有两个特殊的人物不得不提。
他们分别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艾尔弗雷德·基辛格。
前者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他第一个把神秘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长征介绍给了全世界。
他也是第一个采访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西方记者。
斯诺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中美建交过程，却在其中担纲了一个非常特殊的角色；
后者作为尼克松总统的高级幕僚，在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基辛格充当过极为重要的角色。
他们都曾经数次接触过毛泽东，都为毛泽东的丰富学识、伟岸人格和惊人的洞察力、思辨力所折服。
首先说一下中美建交过程中的斯诺。
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的山坡上，有一方容易为人忽视的白色墓碑。
碑文写着：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
碑文是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拟定，叶剑英元帅亲笔题写的。
那么，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在中美之间担纲的是什么角色呢？
新中国成立后，斯诺一直期望重返中国。
1960年和1964年，斯诺曾经两次来到北京，见到了阔别多年的老朋友毛泽东。
1970年9月，斯诺又一次来到中国，并在10月1日国庆那一天出现在了天安门城楼上。
他是第一个在“文革”期间进入中国的西方记者，也是在建国后被邀请上天安门的第一个美国人。
斯诺当年首访延安时，他第一个见到的红军领导人就是周恩来，并在周恩来的安排下采访了毛泽东、朱德、林彪等中共高级领导人。
这一次，把斯诺请上天安门城楼的依旧还是周恩来，他的老朋友毛泽东在这里接见了他。
出于职业的习惯，斯诺对周恩来在中美两国相互隔绝的情况下做这样的安排非常敏感。
“我又有独家新闻了！”斯诺显得很兴奋。
毛泽东把斯诺请到城楼上最中央的位置，面向天安门广场，一边向广场上欢呼的群众招手示意，一边与斯诺亲切交谈。
摄影记者杜修贤熟练地找到拍摄机位，不失时机地抢拍下了这个镜头。
第二天，这张照片出现在了中国各大报纸最显眼的位置。
毛泽东与斯诺并肩站在天安门城楼上
斯诺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凡是毛泽东公开做的事情都是有寓意的”。
斯诺相信，毛泽东是想通过这张照片，向一个特殊的受众传递某种信息。
但是，斯诺并不确定毛泽东这次的寓意是什么，也不确定谁会是这个信息的关键受众。
斯诺只是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张照片应该与自己“美国人”的身份有关系。
也许是毛泽东太高深莫测了，也许是这个信息表达得太过含蓄，以致于他的受众反应迟钝，迟迟没有作出回应。
两个月后，毛泽东又将斯诺请到中南海，这一次，两个人长谈了5个多小时。
毛泽东这次非常直接，他请斯诺对外公开这样的信息：“毛泽东欢迎尼克松上台”。
“我欢迎尼克松来中国，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
“我看我不会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我们也要自我批评……”
斯诺终于明白了毛泽东请自己上天安门的寓意。
可惜的是，斯诺虽然很快就把毛泽东这层意思传递了出去，却没见尼克松有什么反应。
原来，尼克松这个时候正烦着呢。
1970年5月，美国政府悍然出兵入侵柬埔寨，中国政府对此迅速作出了反应。
5月20日，毛泽东发表了一则题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
看得毛泽东的声明后，尼克松顿时愁容满面，满腹心事。
改善与中国的关系，这是尼克松一段时间里非常用心和期待的事情。
毛泽东的一纸声明书犹如当头一棒，尼克松被打晕了头，一时不知所措。
心烦意乱的尼克松把那份声明书交给他的高级幕僚基辛格，要他仔细研读，认真分析。
基辛格是美国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对国际关系一向都有独到的见解。
经过一番阅读、思考，基辛格向尼克松汇报了自己的分析结果：
基辛格认为，这份声明书充其量只是一篇非常简单的声明，没有实质性的内容，更没有对尼克松进行人身攻击。
另外，在有争议的问题上，声明书也没有明确表明态度。
因此，基辛格对尼克松总统说：毛泽东这份声明书其实就是一份声援书，毛泽东是想以自己的威望和影响力声援西哈努克亲王。
基辛格的分析可谓一家之言，却也不无道理。
所以，当毛泽东和斯诺向美国传递信息时，基辛格和尼克松都没有用心解读。
基辛格后来在回忆录里感叹道：
“他们传过来的信息是那么拐弯抹角，以致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
1971年，一个偶尔的机会，让毛泽东和周恩来找到一个契机，他们巧妙地用“小球转动大球”，打了一个漂亮的“近台抢攻”。
这年3月，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
一天下午，美国乒乓球队队员科恩一个人去练习馆练球。
中国乒乓球队恰好也来这里进行赛前训练。
训练结束后，科恩走出练习馆，阴差阳错地登上了中国乒乓球队的专车。
看到车上来了一个美国人，中国队员与教练员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办。
得知科恩也要返回住处后，教练决定顺路捎带上他。
这时，坐在最后一排的庄则栋起身走到科恩面前，两个年轻人很快就聊上了。
为了表示友好，庄则栋送给科恩一块杭州织锦，上面绣有一幅黄山风景画。
左：庄则栋 右：科恩
收到这个意外的礼物后，科恩也在自己的包里狂翻，却没有找到什么合适的礼物。
没想到，他们交谈、赠送礼物的过程都被日本记者拍了下来，第二天就刊登在了日本《读卖新闻》等报纸的头条位置。
当时的背景是，中国与美国互不往来，因此，中美两国运动员之间这种友好举动不由得让人浮想联翩。
世界各大媒体迅速抓住了这个敏感的话题。
一天后，科恩瞅准机会，在比赛场边回赠给庄则栋一件印着“让它去吧”字样的T恤。
就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乒乓球队向中方提出了访华的请求。
外交部和国家体委很快就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了这个情况。
对美国乒乓球队主动提出的访华要求，周恩来总理非常慎重，立即报告了毛泽东主席。
毛泽东果断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队访华。
在一代伟人毛泽东的眼里，美国乒乓球代表队访华的政治意义远远大于体育意义！
4月7日，外交部对外宣布了这个消息。
看得这个消息，尼克松、基辛格的反应不再那么迟钝。
美国方面迅速对这件事情做出了回应，美国白宫发言人表示：这是中国要同美国改善关系的“一个认真的信号”，是一个“完全出乎意料的事”。
美联社东京当日电说：“恢复美国和中国对话的契机竟出现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乒乓球比赛场”。
于是，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导演下，一场“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行动有趣地开展了起来。
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不久后便到达了北京。
接下来，周恩来这个“执行导演”的一系列安排愈加耐人寻味：
他首先抽出时间亲自接见了这些第一次来到北京、且对“红色中国”充满好奇的美国人；
其次，周恩来把接见地点选在了人民大会堂；
第三，周恩来的“开场白”引用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句中国古语。
这一切都对外释放了这样的信号-中国欢迎来自大洋彼岸的美国人，愿意与美国人民友好往来。
会见期间，“乒乓外交”的主角之一、美国乒乓球运动员科恩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个。
他向周恩来提了个问题：“请您谈谈对‘嬉皮士‘的看法”。
科恩自己就是个备受争议的“嬉皮士”，并因此饱受诟病，科恩为此苦恼、自卑，甚至有些自暴自弃。
周恩来用一段富有哲理的话回答了科恩的问题。
周恩来说：“可能现在世界青年对现状有点不满，想寻求真理。”
“寻求真理的途径总要通过各种实践来证明是对还是不对，这在青年时代是许可的。”
周恩来的一席话让科恩激动不已，这是他第一次听到人们对“嬉皮士”的正面评价。
更何况，说出这番话的不是普通人，而是一个拥有全球最多人口的大国的总理。
据说，接见一结束，科恩就给远在美国的母亲打去电话，让母亲跟他一起分享快乐。
科恩的母亲非常感动，发自内心地感谢“中国的总理拯救了我的儿子”。
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科恩的母亲特地委托朋友在香港买了一大束鲜花，空运到北京，送给周恩来总理。
这个小插曲也为“小球转动大球”的外交事件添加了不少温度。
有意思的是，科恩在中国拍了许多照片，其中一张照片最引人注目：
在那张照片上，科恩的身后有一条红底黑字的大字标语，上面写着：“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
周恩来在北京的举动很快便由美国乒乓球队传到了白宫。
尼克松和基辛格终于明白：这就是中国式的外交。
基辛格后来说：周恩来选择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这个安排与毛泽东和斯诺并肩站在天安门上有异曲同工之妙。
基辛格感叹道：“整个事情都是周恩来的精心安排，意味深长。”
不再迟钝的尼克松立即行动起来，经过一番精心的准备，尼克松决定派他的高级幕僚基辛格起身前往中国。
4月21日，周恩来通过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转交美国政府一份口信式的文件-《周恩来总理给尼克松总统的口信》。
这是继“乒乓外交”之后，中国方面“小球转动大球”的进一步行动。
周恩来在这份《口信》中表示：“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两国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美国一切武装力量。”
“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只有通过高级领导人直接商谈，才能找到办法。”
周恩来总理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商谈。”
基辛格把周恩来口信打印成书面文件，兴高采烈地交到尼克松手中。
尼克松长舒一口气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是美国总统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
尼克松斟上两杯白兰地，与基辛格举杯庆祝，一干而尽。
基辛格说：“我想起了几百年前从西方去中国的马可·波罗。”
尼克松说：“那么，你的中国之行就叫起‘波罗行动’吧。”
7月9日中午12时25分，基辛格一行乘坐巴基斯坦民航公司的波音飞机秘密抵达北京。
但是，由于相互隔绝达20年，包括尼克松和基辛格在内，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对红色中国十分陌生。
毛泽东、周恩来接见基辛格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出发去北京前，基辛格一直在为一件事情犯愁。
基辛格担心：中国人会不会要求自己向毛泽东和周恩来跪拜、磕头？
基辛格有这种担心也不是空穴来风。
基辛格了解到，在中国古代，外国使节拜会中国皇帝时，外国使节必须“入乡随俗”，向中国的皇帝行“跪拜礼”。
基辛格还知道，1651年，因为不肯给顺治皇帝跪拜、磕头，俄国大使被“大清帝国”遣送回国；
1816年，英国大使阿姆斯特勋爵也因为拒绝给嘉庆皇帝跪拜、磕头，最终被“大清帝国”赶出了国门。
基辛格因此认为，此番前去中国，自己或许也会面临这个问题，很有可能要给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跪拜、磕头。
为此，基辛格和尼克松都十分犯难，几次商量下来却没有想出什么应对之策。
最后，基辛格硬着头皮来到中国。
在北京南苑军用机场，基辛格首先见到了叶剑英元帅，之后，又在钓鱼台国宾馆见到了前来看望他的周恩来。
大概是怕要跪拜、磕头，基辛格先发制人，没等周恩来走到跟前，他就伸出了双手。
周恩来立即紧走几步，伸出右手握住了基辛格的手。
到这个时候，基辛格一颗悬着的心才落了下来。
回到美国后，基辛格向尼克松汇报：“事实不是我们担心的那样，我们太不了解中国了。”
因此，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尼克松时，尼克松也就没有了“跪拜、磕头之虞”。
此后，美国人担心见中国领导人要跪拜、磕头这件事情成为了笑谈。
基辛格在北京总共逗留了48小时，周恩来与他举行了6次共计17小时的会谈。
双方就台湾问题和尼克松访华时间安排等问题进行了友好磋商。
在会谈中，基辛格领略了周恩来的儒雅、机智、大度和灵活，也见识了周恩来的执着和坚决。
在谈判中，周恩来对台湾问题始终持坚决、容不得半点含糊的态度。
周恩来强调：台湾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人干涉；
美国必须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必须限期撤走驻台美军；
必须废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
基辛格则表示：美国政府拟在印支战争结束后撤走三分之二的驻台美军，并承诺逐步减少在台湾的军事力量；
美国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但希望台湾问题能和平解决；
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支持台湾独立；
美国不再与中国为敌，不再指责和孤立中国，美国将在联合国支持恢复中国的席位，但不支持驱逐台湾代表。
基辛格的话充分代表了“美国利益”，反映了美国政府在对华政策上的两面性。
在周恩来的引导下，双方“求同存异”、先易后难，在几轮艰难的谈判后，谈判取得了极大的成就。
基辛格终于明白了“求同立异”的奇妙之处。
基辛格终于“带着希望而来，带着友谊而去”，满心欢喜、满载而归。
这次会谈，周恩来给基辛格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他温文儒雅，耐心无尽，聪慧过人，机巧敏捷，他轻而易举地就点破了我们新关系的实质。”
周恩来的形象、风度，周恩来的睿智、豁达，这些都深深地刻在了他的脑海里。
基辛格离开北京后的第5天，中美双方同时发表了关于基辛格访华的公告。
这则公告立即震惊了世界，整个世界都发出了这样的惊呼：长期对立的共产党中国与头号资本主义大国美国走到一起了！
当年10月20日，基辛格再度来华，为尼克松总统访华做具体安排。
就在基辛格完成使命，即将离开钓鱼台国宾馆回国时，联合国大会的表决结果传到了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
周恩来悄悄地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却对基辛格则守口如瓶、只字不提。
这就是周恩来的为人处世之道-得意不忘形，处处给对方留足面子。
周恩来不想让正春风得意的基辛格感到难堪。
当乔冠华告诉基辛格这个消息时，基辛格直呼不可思议。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北京，开始他对中国的访问。
遗憾的是，6天前，斯诺先生在瑞士日内瓦不幸病逝，因此没有看到中美关系史上这重要的一幕。
周恩来陪同尼克松检阅仪仗队
尼克松访问中国期间，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会见了尼克松和基辛格。
这是基辛格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基辛格回忆说：毛泽东书房四周墙边的书架上摆满了书籍，桌上、地上也都堆着书。
基辛格说：“这里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处，而不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全能领导人的会客室。”
毛泽东在两个护理人员搀扶下站起身来，和尼克松、基辛格握手，表示欢迎。
他目光敏锐，面带嘲讽，毫无避忌地说：“我说话不大利索了。”
这个时期，毛泽东因支气管炎和肺气肿，经常咳嗽、喘息。
和基辛格握手时，毛泽东说：“你就是那个有名的博士基辛格。”
基辛格高兴地说：“很高兴见到毛主席。”
基辛格说：“尼克松总统访华必然要遭到一些人的反对。”
毛泽东说：“我们的共同朋友蒋委员长就不会赞成这个。”
“其实，我们跟他的友谊比你们跟他的友谊历史还长。”
虽然中美之间已经开始最高级别的会谈，可是，尼克松和基辛格对中方的态度和立场还是心中无底。
与毛泽东交谈之后，他们心中的疑虑随即烟消云散。
他们相信，中美关系的进程是艰难曲折的，可是前景却是光明的。
基辛格把与毛泽东的会谈比喻为“瓦格纳歌剧的序曲”。
基辛格说：毛泽东的谈话“就像紫禁城内的庭院，一个比一个深地套着，除了比例略有变化以外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他最后表达的意思只有在长时间思考以后才能大致参透。”
当尼克松列举许多具体的国际现象时，毛泽东不屑地说道：“这些问题你们可以同周总理去谈，我只跟你谈哲学问题。”
基辛格发现，毛泽东确有哲人的睿智和机辩。
“他不像大多数政治家那样照本宣科。他的谈话轻松自如，随随便便地主导着苏格拉底式的对话。”
基辛格感叹道：“即便是开玩笑，毛泽东也会在其中夹带出他的主要论点，把握主动权，牵着你转来转去。”
在基辛格看来，毛泽东始终把控着谈话主题，尽管他的谈话天马行空……
基辛格之所以称毛泽东与尼克松的对话为“苏格拉底式”的对话，这是因为：
毛泽东根本不从眼前利益得失的角度来观察中美关系，而是从“哲学”的角度，轻轻松松地找到中美双方的共同关切和共同利益。
在中美两国关系上，最敏感也是最关键的问题自然是台湾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尼克松和基辛格见证了毛泽东的果敢与霸气。
在涉及中国主权的原则问题上，毛泽东寸步不让，毫不妥协。
尼克松检阅解放军三军仪仗队
“燕子低飞，山雨欲来风满楼。”毛泽东把基辛格比作风雨中飞行的燕子。
基辛格深为毛泽东的人格魅力所叹服，他说：“他身上有一种几乎可以压倒一切的魄力。”
纵观中美从完全对立到相互接触、建立外交关系的全过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毛泽东一直都是两国关系强势的主导者。
小到“乒乓球”，大到中美关系、国际关系这个“大球”，毛泽东始终牢牢把控着“发球权”，引领着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方向。
如今，中国的发展令美国感到不安，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显得歇斯底里、越来越没有理智。
凡事一旦涉及中国，美国就似乎失去了安全感，甚至无法容忍中国在奥运会上的优异表现。
从道德的角度来讲，这种不安是没有道理的。
中国会继承毛泽东等老一代革命家留下来的外交遗产，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永远不称霸、不扩张、不谋求势力范围，不搞军备竞赛。
中国会越来越强大，也会越来越自信。
中国将继续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