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郑仪飞
“我们那个地方的人都把我们这样的人叫废物，我们俩也自称废物。”
“我除了来北京做纪录片这件事情之外，其他生活是空白，没有钱，没有爱情，对家里面也照顾不上，我们都是废品。我爸还骂我草包，到现在还是这样子。”
2021年，几经周折和几近崩溃之后，郑仪飞和剪辑师剪出了一个97分钟版本的纪录片，取名为《废物故事》。最终版本是关于一个持摄像机的男孩与另一个以说唱来对抗家庭学校、理解世界的男孩一同游荡的故事，他们偶尔觉得自己挺了不起，更多时候觉得糟糕透了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孟依依 发自西宁、北京
图 / 受访者提供
编辑 / 杨子 rwyzz@126.com
小飞
不管离开多久多远，郑仪飞想起陇西仍然像想起一团乌云。西北干燥，没有什么留得住。小时候只有火车在家门前的铁轨上跑来跑去，运的是煤，冬天没钱买煤的人家就上火车扒煤，运的是豌豆，就被人扒了车皮，豌豆和捡豆子的人散落得到处都是，春天家家户户都在炒豌豆吃，铁轨旁也长出连片豆苗。
郑家是大姓，村里父伯成群，命途迥然但总有一处相似，会理直气壮地打骂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们。
在贫穷又充满暴力的家庭长大，人容易痛苦，郑仪飞的姐姐总不和他们说话，长大后重蹈母亲婚姻的覆辙，人也容易敏感，郑仪飞是在母亲的眼泪中学会哭泣的。他在邻居家见过邓丽君的照片，被一枚钉子钉在墙上，和歌声一样透露着朦胧的甜蜜。等他大到能够和大人一起劳作时，才发现劳动者是没有任何歌声的，劳动的节奏也和歌曲没有关系，那些甜蜜蜜会随着广播的拆除而消失。
郑仪飞识字之后喜欢看书，可家里没书，他就一遍遍认糊墙报纸上的字。还有画，是深圳高楼。他数楼上的方格，怎么也不相信这样小的格子里可以住人。
到了冬天，白雪落塬上，老人抗不过冬，因此村里多葬礼。人群穿着白色丧服，把棺材往山上扛，然后趴在黄土上哭天抢地，又回家吃吃喝喝。郑仪飞混沌已开，趴在棺材边上看死人，脸白白的。他想这人是不是生下来就没离开过黄土，没洗过澡，临死前被自己的孩子们用湿布擦一下身体，穿上一身寿衣又回到土里了。他感到害怕和悲伤。
心里还有很多话要说，可他不知道怎么说。
直到有一天郑仪飞去别人家玩，翻木柜翻出一本书，《小说月刊》，混合着陈年衣物、木柜作料的腐朽味道。屋里一个人也没有，太阳明晃晃的。他站在那里看，看得忘了时间。等他翻完书回过神来，窗子外面夕阳西下，余晖仍旧明晃晃，他恍惚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我觉得好像一下子飞到天上，看我从小的生活。看的不是具体发生了什么，而是他们为什么这样，比如我大妈今天又被我大伯打了，你说我大伯这个人什么也不干，喝了点酒还打人。其实大伯年轻时想去外面，但出不去，现在只能靠打老婆来证明自己厉害。大妈呢，从以前开始就一直守着老公，除了这个老公她没有别的希望。”也是从那时候开始，郑仪飞写东西，心里想说的话变成了一摞一摞的日记、小说、诗歌。
和姐姐不同，郑仪飞性格活泼，在学校的文艺表演中年年跳舞。虽然关于大学他只知道清华北大，但他知道考上大学能到外面去，他要去考大学。
“能从外部获得肯定。”郑仪飞说，“我觉得老天爷帮了我一把，他看这家人太可怜了，让这家里面至少有一个人的火焰不熄掉，还有点希望，不然这家人就是黑色的了。我觉得它就落在我头上了。”
大海绵
海绵在县城游荡时碰到了郑仪飞，看到他跟姐夫在鼓楼一带摆摊卖烤画，把蕃茄酱一样的颜料挤到一个模子里，放进烤箱烤几分钟，凝固，冷却，10块钱一张。晚上，郑仪飞就睡在姐夫的面包车里。
他没考上大学。
海绵也不上学。他才初二，不过关于衡量世界，他自有他的尺度，比如他说第一次觉得郑仪飞值得交朋友是因为看到他吃面加辣，会吃辣的都是好人。海绵总是随身带着一台功能机，放崔健、罗大佑的摇滚乐，跳太空步，郑仪飞见到这样一个灵动的小孩，觉得整个县城都充满了光彩。
他们加了QQ，好似遇知音。
实际上海绵大部分时间待在家里，他因抑郁症状休学，住院两三个月后被喂了一次镇静剂，头痛欲睡却又完全睡不着。第二天父母决定把他接回家。然后他就长时间待在房间里不出来，父母担心他出事，家里所有房间的锁都拆掉。海绵躺在床上背朝房门，小时候为治紫癜而吃的药使他身体迅速发胖，现在更不见好。
海绵小时候
他当然不喜欢学校，小孩们都因为他胖笑话他，他也不喜欢家里，不再跟家人一块儿吃饭，“他们老聊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我也不知道他们在聊什么，但有时候人不自觉地会参与进去，这种事情很麻烦。”被催吃饭，他甚至躺在那里想，他们两个是不是食人魔呀要把我养肥了把我吃掉。
为了避免见人，海绵只在晚上出门，出门就去家附近的鼓楼。夜晚鼓楼无人，只剩拱门东西通透，夜色里仍然飞檐磅礴。
海绵在夜晚的鼓楼
陇西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有点文化底蕴的一个县城。”海绵想了想，又说，卖中药材为生，还有个李氏故里。他不是很关心。倒是隔壁甘谷县有一家包子铺的韭菜包子特别好吃，海绵经常一晚上不睡觉，早上5点骑单车到火车站，坐一个多小时去吃包子。
还有什么？
“没有尽头的孤独。”前几天的另一次采访中，海绵这么说过。
初中休学两年后海绵复学，靠声乐考上当地最好的高中，但很快再次从高中退学，从此独自居住在老城区的房子里。有时候他两三个月不出门，家里乱得无从下脚，对于旧物的留恋几乎变成一种癖好。后来郑仪飞在海绵家的柜子里看到过一把锈得发黑的菜刀，十年前用过的，已经被妈妈扔掉他又偷偷捡回来，还有一个同样黑的调料盒，也是被扔掉之后他捡回来的，“我们家用了十多年了，为什么要扔掉它们？”幼儿园戴的那顶红色毛线帽他也留着，有时候夜里出去游荡时海绵会戴上它，高二时候花三千块钱买的声卡、耳机和麦克风也一直用到现在。
他日复一日地长胖，穿国码10XL的衣服，近视两三百度，初三时候配过一副眼镜，上高中后弄丢了，再也没配过。“我家里又没有黑板。”海绵的日常能见度是三到四米，“我现在这样才安全，没看见就意味着我不用有那种（社交的）担心，不用跟人打招呼。其实我现在也有（怕别人议论），但是现在不严重，现在在自我调节。”
他的爱好从摇滚乐转向说唱，喜欢Bob Marley和雷鬼音乐。海绵，AKA巩昌说客，大家也叫他大海绵。他不停地写词不停地唱，冬天脖子上总围着一条红绿黄三色围巾。
海绵在陇西生活了25年。据他所知，在陇西，像他一样生活的人大概只有他一个。
“我有时候觉着我不是那种很被在乎的人，虽然有时候还是会被在乎，可能我不知道吧，但是大部分时候感受到的还是不被在乎。这种不被在乎有时候会传成谣言，前段时间还有人说我这人不行，当着其他很多人的面说不要跟我一块玩。”海绵有时候说话很急，一个字赶着一个字。
两年前他买了一本书，《孤独的价值》，从来没打开读过。封面上密布许多个蓝色小人，他有时候拿手指磨一磨那些小人。“看到了吗？”海绵把书递到镜头跟前，被摩擦过的小人从蓝色变成了浅蓝色，和其他小人不一样。
在县城补习一段时间后郑仪飞考上大学离开陇西，高考前他在网吧填报名资料时碰到了海绵，他拿出一张没裁剪开的黑白照片，上面是两张他的一寸照，郑仪飞说，留给你做纪念。
郑仪飞去上学后他们只能通过QQ联系，海绵点进郑仪飞的QQ空间，看到他写的东西，海绵觉得写得真好，他甚至感到有些嫉妒，他不敢写，也自卑，觉得自己写得不好。他就转发郑仪飞写的那些：我见过两种最柔软的事物/蚯蚓和铁/一个钻进土里使坚硬的世界变得柔软/一个塞进水泥使柔软的世界变得坚硬。
废物故事
“我们那个地方的人都把我们这样的人叫废物，我们俩也自称废物。”郑仪飞说。他考上了西北民族大学但被调剂了专业，索性花很多时间去朋友们租下的厂房帮忙，一半做剧场一半做青旅，他在那里认识了莎士比亚、贝克特，爱上了《仲夏夜之梦》，也在那里结识了来拍纪录片的导演张楠，经常帮着搬东西，打下手。
一种遗传自农民的吃苦耐劳牢固地粘在他身上，日后他跟随了张楠来北京做纪录片工作，便是从碎活杂活起步，独自谋生后又租住在一间五平米左右的隔断里，冬天没那么暖和，夏天倒足够闷热。他偶尔去厨房吹一会儿窗口透进来的风，大多数时候就躺在床上，减少走动，到晚上凉下来才能做点事。“我除了来北京做纪录片这件事情之外，其他生活是空白，没有钱，没有爱情，对家里面也照顾不上，我们都是废品。我爸还骂我草包，到现在还是这样子。”
如此多年，郑仪飞产生一种强烈的对生活和自己的怀疑。他觉得得自己应该去拍点什么。他借了一台机器，坐一天一夜的火车回陇西找海绵。他要拍海绵。
起初海绵做什么郑仪飞就拍什么，机器架好，海绵在家里一个人吃饭拍很久，躺着玩手机拍很久，出去游荡拍很久，回来一看很多素材没法用，那台借来的机器话筒没电了，两节五号电池要五块钱，郑仪飞没舍得买。
没事干的时候他们跑到山上去，坐在破庙台阶上吃油饼和火腿肠。荒野草地里一个人也没有，透过玉米杆子可以望到远处的县城楼房。
拍了几次之后两人都感到有些不得章法。海绵说，我们得搞点什么事。他又说，我一直想做一张专辑，但是一直没有动力，你要是拍我的话，说不定我能做出来。
“行。”郑仪飞说。“夏天我能再回来一趟，七天，你要是做不出来这事就没了。”
海绵的第一张专辑
那七天里海绵一边做专辑一边辟谷减肥，没吃一顿饭，晚上去鼓楼边转一转，或者通宵写歌录歌。七天一到，九首歌完成，粗糙到没有混音，用A4纸打印做封面，这是海绵的第一张专辑。
后来每次有时间郑仪飞就回陇西，一回陇西就去找海绵，每晚睡在他房间的地上。海绵会告诉他那段时间发生了什么，然后他们又一同去街上游荡，和县城里其他年轻人偶遇又分散，潜入歇业的烧烤摊偷两罐饮料，有了心仪的姑娘，示好又被拒绝。
贯穿始终的是海绵在音乐上的尝试并试图通过音乐被人看到，“我可以说我做音乐做六年，知道我的人很少。”他有一次这么说，“他们最多就是看我是个臃肿的胖子，人长得挺奇怪的，长头发。我在尽全力地改变我自己。”可是后来他通过短视频走红、在陇西稍有名气，带郑仪飞去一家他喜欢的餐馆吃饭时，店主喊他网红，让他“唱一首”。海绵听到后扭头就走，忿忿然讲：“我也不希望很多人来理解我，理解我对我来说没有好处。”
“我能感觉到他有目的性，他想来剖析我。”海绵指的是刚开始拍摄那段时间，摄影机有时候也把他们分在了两边，“最开始我也怕，怕很多东西出来之后，咋说，跟大部分年长的人一样，我怕别人笑话我。”
有一回海绵闭门不见郑仪飞很多天。因为郑仪飞嗑瓜子把瓜子皮扔到一个盒子里，盒子里盛着海绵的旧物，海绵看到后大发雷霆，说，你是不是把我家当废品站啊，你是不是真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废品啊？他把东西一把甩在镜头上，画面猛一摇晃。
有时候摄影机又变成一种支撑，“两个在成长中的孩子从少年到青年，他们互相看着彼此成长，一个年长一点像哥哥一样，他想通过拍摄的方式来关注另一个人的生活，理解他的生活。拍摄实际上也支撑了他的生活，让他的生活变得有价值和有意义了。”对于郑仪飞来说，拍摄也让他暂时忘记对生活的怀疑，或者说，他确实从海绵身上学到一种满不在乎的态度。
“时间长了以后他会理解我，目的性就减弱了。到后面我就越信任他。我也释怀了。后来我自己想到一句话，我只要不笑别人就行了，我不在乎别人笑话。”海绵又重复一遍，“对，我只要不笑别人就行，我不在乎别人笑我干什么。”
2021年，几经周折和几近崩溃之后，郑仪飞和剪辑师剪出了一个97分钟版本的纪录片，取名为《废物故事》。最终版本是关于一个持摄像机的男孩与另一个以说唱来对抗家庭学校、理解世界的男孩一同游荡的故事，他们偶尔觉得自己挺了不起，更多时候觉得糟糕透了。
关于海绵为何成为如今这样，郑仪飞并不试图做出解释，他只是觉得“不管他（海绵）怎么摆烂，他的生活如何糟糕，他内心里面非常有生命力，你看他唱歌，比那些所谓在主流轨道上生活的同龄人有劲多了。他只要搞音乐，只要在街头，比谁都精力旺盛”。
2019年，在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上，《废物故事》的提案获得“最具潜力发展计划”荣誉，几位纪录片导演范俭、陆庆屹和张楠都愿意加入其中。2022年，《废物故事》入选FIRST青年电影展纪录片竞赛单元。
影展开始十天前，郑仪飞把嘉宾注册的链接发给海绵，海绵捣鼓半天，又到处打电话问出行政策。顺利的话，他俩会第一次在大银幕上看到自己的电影。
《废物故事》 剧照
人生——如梦——
海绵没有去西宁，他的行程码出现了弹窗。
影展第四天，《废物故事》首映。氛围轻松愉快，观众大笑鼓掌。结束后郑仪飞站到银幕前，身后近十米高的银幕上是戴着耳机的海绵，他还在陇西，连线接通，但信号不好，我们听不清他的声音。半个小时后才听到他说他还没有看过这个片子，“我也不敢看，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怀旧的人，但是又不太愿意往前看”，还说很想来西宁，见很多人，他希望大家看到他变得不一样了。
“飞哥给我说过一个很重要的话，他说他为什么这段时间要拍，他说他要给我一个身份认同感，我到现在我也挺信的话，甚至我也挺感谢他。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应该干什么，我是很纠结的，没有人引导我。但是现在的话我不那么纠结了。”海绵忽然拿出一张照片晃到镜头前，是郑仪飞离开陇西前留给他的那张黑白一寸照，锅盖头，嘴唇微微抿着，平静地目视前方。连郑仪飞都感到惊奇。
“来一段freestyle！”观众席有人喊。海绵向大家要了几个词：电影、海绵、快乐、废物，他开始即兴弹唱起来，唱到最后：“我说人生，你说如梦，我说抓紧，你说糊弄。嘿，人生——”观众呼应：“如梦——”“抓紧——”“糊弄——”
大家乘兴而散。
这一年影展的最佳纪录片没有公开颁奖。几位从业者在闭幕式前一天晚上一起去找影展策展方，互诉苦衷，各知难处。7月末的FIRST青年电影展是2022年国内第一个线下举办的大型影展，临开幕前两天才获准举办，出于防疫需求取消所有观众观影场次。银幕内外对望，竟生出侥幸与抚慰，保持表达和尝试沟通的努力愈显珍贵。
“我说还能去的话我一定会穿着我最漂亮的衣服去走红毯的。”第二天见到郑仪飞，他戴着朋友送给他的卡其色渔夫帽，朋友送的黑色短袖衬衫外套，里面打底的白色T恤是妈妈打工捡回来的衣服，阔腿裤是去义乌的时候花20块钱买的。灯火通明的挑高酒店宴会厅里，我们站在桌布整洁的长桌边上，他热情且仔细地给我们介绍着。
海绵
第一次在西宁采访时，郑仪飞讲过很长一段话：“其实被观看有时候是尊重。你尝试把他生活里最不起眼的事情记录下来，是一种对生活的理解，就像你采访一样，你为什么听我叨叨叨说这些？是因为你觉得这里面你能找到价值。我也觉得我的价值应该被看到，不然我一辈子活个什么？我的痕迹在哪里？海绵也需要有他的痕迹对吧？我愿意把他这些痕迹留下来，哪怕他就在那儿煮一碗饺子吃，他人生要吃无数次饺子，但我就把他这次拍下来。他要睡无数次觉流无数次泪，或者开心无数次忧伤无数次，在夜晚他躺在鼓楼下面，一个人百无聊赖，没有人听他说话，没有人爱他，要度过一个又一个那样的夜晚。但因为我在那儿拍他，我们共同觉得这个夜晚那么不平凡了。拍摄影片是多么好的一件事，跟人相处是多么好的一件事，尊重他人理解他人的生活，关心一个普通人的命运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纪录片有时候他们说很苦什么的，但这些迷人时刻是你的财富。我们做片子不是为了歌颂那些司空见惯的东西，我们要歌颂生命还有别的形态，它们也体现着生命的价值。生命价值不仅仅是你们规定的那一套东西，还有很多的，凭什么你们说了算？”
《废物故事》获得观众选择荣誉，在惜别酒会上举行了简单的授奖仪式，郑仪飞在台上忽然显露出一些责任感来：“我们会一直拍好的纪录片给大家，也希望能留个空间给纪录片。”
“我以前总是很害羞，觉得应该在幕后。但是这次我发现在场很重要，需要我们出现的时候一定要出现。”影展落幕，临走前见到郑仪飞，他除了一个行李箱外还有一个黑色大袋子，里面满满当当塞着各种纪念品、伴手礼，甚至票根，都是他到处搜罗来的，要带给海绵的礼物。
我想给你们唱首歌
生活也许略有改变，《废物故事》多了很多放映机会，郑仪飞和海绵也作为嘉宾、采访对象出现在不同媒体上。又好像没有改变。
回北京后郑仪飞偶尔会发来信息，有时候问我们是不是在忙，“人生好没意思啊。”有时候说他在楼下听老头们聊美国的防疫政策，拍了一辆无人的婴儿车，留言：婴孩失踪。一些冷笑话。
海绵呢，花大概一个小时给我捋了他近四五年的生活，他去四姑娘山一家客栈当义工、办了有15站的个人巡演、在安徽铜陵一家酒吧上过班，如何偷懒，如何面对没有一个观众的现场，如何从条件好的宿舍换到满是蟑螂的房间。
18年新说唱
最重要的是两件事。还记得海绵花七天时间做的那张专辑吗？一个姑娘买了他的专辑，也来看过他的演出。那个姑娘叫孙雪，也玩说唱，光头，骨癌晚期。2018年8月他在兰州见孙雪最后一面，小腿肿得比脑袋大，“孙雪让我感觉到她是一个很勇敢的人，在做自己想做的事，虽然最后也没有做到什么程度，但是我看到她的过程了，而我觉得我做得还不够，我要继续做。”
还有一件事是2020年海绵的父亲创伤性脑出血，家庭陡然落入低谷，大概一年后父亲才渐渐恢复到以前那样，但又有些不一样，有时候到海绵那边坐坐，讲起一些事情会忽然哭起来，海绵从来没见过他爸哭。
“我活着，一部分是为了还活着的人，一部分是为了逝去的人；还有一点点为了自己，但有时候会矫情地把为了自己的这一部分再次给活着的还有逝去的大部分人，因为需要给牵强找一个合理的借口。”他说他以前写过这么一段话，“那死的人就是孙雪，活着的人就是我爸。其实给牵强找一个理由这种话本身也很牵强，人为什么非要让自己活着是为了什么呢？”
郑仪飞保存着一段海绵发给他的影像，是小时候海绵自己用手机拍的。他要测量自己的肺活量，于是拿了一个橡胶手套说要把它吹爆，呼哧呼哧，五个手指头吹得那么大，呼哧呼哧，吹得有他两个头那么大了，呼哧呼哧，背景音乐一直是迈克尔·杰克逊的《Dangerous》。视频戛然而止。“好像他未来生活的隐喻，他始终在危险的边缘试探，试探自己到底有多大能量。它随时会爆炸，但他又很吃力很努力地在吹。”
最后，像很多次采访结束时一样，海绵在挂电话前说：“我给你唱首歌吧，让这个事情结束得美好一点。”他唱歌的时候皱起眉头闭上眼，仰着脸，唱了一首《黄河谣》，声音从他身体里流淌出来。他说他还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就做过一个梦，梦到他在台上演出，台下特别多人。
首映结束的时候，郑仪飞察觉到一种奇妙感受，好像整个片子是在一个夜晚完成的，“我们一直跟着海绵的脚步游荡。鼓楼变成了他的心脏，整个县城就是他的肠道，我们每天晚上在街头走，就像在他的肠子里面走路，然后我们走累了，就走到他心脏，躺在那里歇一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