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题目：《从九原到五原——包头地区战国秦汉历史与考古若干问题考辨》
张文平
内蒙古博物院副院长，研究馆员，历史学博士。长期从事田野考古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北疆史地考古，发表考古报告和论文共50余篇。
公元前４世纪晚期至公元前３世纪初期，战国七雄之一的赵国于赵武灵王在位期间，推行“胡服骑射”的变革，北破林胡、楼烦，扩地云中、九原，今天的包头平原即以“九原”之名出现于史籍记载。从赵国的九原到秦代的九原郡、汉代的五原郡，战国秦汉时期的包头地区作为中原王朝的北疆军事要地，有着特殊的历史地位（图一）。
对于包头地区战国秦汉时期的一些历史与考古问题，学界多有关注，争议也较多。笔者不揣浅陋，试探讨一二，以就教于方家。
一、战国时期的九原与高阙
据《史记•赵世家》，赵武灵王二十六年（公元前300年），“复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这是“九原”一名于正史之中的最早记载。
《水经注•河水》引《竹书纪年》：“魏襄王十七年，邯郸命吏大夫奴迁于九原，又命将军大夫适子戍吏，皆貉服也。”魏襄王十七年为公元前302年，比《史记》的记载早两年，提到的移民戍边、胡服这两件事，还是可信的。在句读方面，“邯郸命吏大夫奴迁于九原”应作“邯郸命吏、大夫、奴迁于九原”，即赵国迁至九原的包括了吏、大夫、奴三类人。
与此同时，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赵武灵王“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赵武灵王沿着阴山南麓修筑长城，将新占领地区包围了起来，并设置云中郡、雁门郡、代郡管理新占领地区及长城军事防御。一般认为，赵国代郡在今河北蔚县代王城，雁门郡在今山西大同市，云中郡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古城村古城。赵国的郡，主要职能在于管理边防军事，郡不辖县，县设置于内地，管理民事，郡、县大体处于同一级别。赵国三个边郡的治城，均为后代反复沿用 ， 当时城邑的规模已不清楚 。
由于赵国拓边的记载中，九原与云中并提，有的学者认为，赵国已设置九原郡。秦朝设立九原郡，目前学界已取得共识；而赵设九原郡，完全属于推测。九原为赵国最靠西北的边地，归属云中郡管领，没有设郡的必要；到秦朝时，九原向南正对秦都咸阳，在秦朝北御匈奴的军事战略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才开始独立设郡管辖。云中、九原并提，并不是基于两个平等的军事建制，而是基于东、西相邻的两个区域，云中指今天的呼和浩特平原，九原指今天的包头平原。
经考古调查，赵武灵王长城东起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兴和县与河北省张家口市尚义县的交界处，由此向西北方向延伸，长城墙体贯穿乌兰察布市、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巴彦淖尔市的阴山山脉南麓地带，西端止于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白彦花镇张连喜店村北侧的大沟口，全长约505千米。从大沟口向西约10千米，为乌拉山西端西山嘴。赵武灵王长城为秦、汉二代沿用，沿用范围西起乌拉山西端，东至乌兰察布市卓资县旗下营镇、卓资山镇附近。秦朝国祚短暂，单纯依靠考古调查很难在赵武灵王长城沿线辨识出秦代遗存，在旗下营镇、卓资山镇以西的赵武灵王长城沿线主要可见赵国、汉代两个时期的遗存。
赵武灵王长城沿线的赵国遗存均为障城；汉代遗存除障城外，还有烽燧。所以，旗下营镇、卓资山镇以东单纯的赵武灵王长城沿线不见烽燧。赵国障城多倚长城墙体修筑，相邻障城之间的直线距离为5-7千米，规模普遍较小，以边长30米左右者最为常见。汉代障城绝大部分为新筑，一般分布于阴山山前沟口地带的台地之上，规模普遍大于赵国障城，较小的障城则往往在障前加筑关厢。汉代障城相互间距较远，多在8千米以上。这样，在旗下营镇、卓资山镇以西的赵武灵王长城沿线，一个沟口地带，往往分布有赵国障城、汉代障城各一座。譬如，包头市九原区梅力更沟沟口西岸台地之上，有赵武灵王长城墙体呈东西向延伸，墙体之南有梅力更召障城，墙体之北有梅力更沟障城，前者为汉代障城，后者为赵国障城，而位于长城墙体外侧则是赵国障城的一种特殊形态。
位于卓资山镇西南的城卜子障城，为一座规模较大的赵国障城，平面略呈方形，边长约180米。1995年的考古发掘，曾出土1件刻有9个文字的陶器残片（图二），被古文字专家董珊释读为：“半斛量，御史赵宫莅校。”新近学者李零对陶文作了重新解读，认为前面3个字应为“龙□□（亭）”，其中后面一个字可能是亭，也可能不是亭，但合起来就是一座亭障类组织的名称。城卜子障城显然是赵国雁门郡管辖的长城沿线的一座军事重镇。初步推断，在包头平原，赵国也建有与城卜子障城类似的“九原亭”，归属云中郡管辖，具体城邑尚难以确认。
《史记》记载赵武灵王长城“至高阙为塞”，《水经注》认为战国秦汉以来的高阙与北魏高阙戍同在今天后套平原北侧的狼山之上。赵武灵王长城西端高阙与北魏高阙戍，二者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引起了学界的广泛讨论。从赵武灵王长城的走向来看，赵国的西端边界终止于乌拉山西山嘴，然后从西山嘴向南，与东流黄河形成闭合国界。赵国北进阴山，略地是一个目的，更大的战略是试图从云中、九原过黄河南下攻秦。公元前295年，赵国发生沙丘宫变，赵武灵王饿死于沙丘宫。终赵之世，赵国只是在黄河内侧建立了几个军事据点，并没有站稳脚跟。考古调查成果表明，赵武灵王长城的西端高阙不可能在后套平原之北的狼山之上。
战国秦汉时期，塞的含义较多，可以是汉长城沿线以障城为中心的军事组织，也可以专指长城防线。《史记》记载的赵武灵王“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这一段话，需重新句读：“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这里的“为塞”，是形成长城防线之意，即在“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一线构筑长城防御体系。
乌拉山作为阴山西段的一个山系，与其东侧的大青山有一定错位，大青山位置偏南，乌拉山靠北。赵武灵王长城顺着大青山山麓延伸至大青山西端以后，需要向北翻山越岭才能抵达乌拉山南麓。乌拉山陡峭耸立，其间自东向西有昆都仑沟、哈德门沟、大坝沟等南北向通道，沟通山前的包头平原与山后的明安川；乌拉山西山嘴在古代是黄河北河与南河的交汇处，经西山嘴向东北进人明安川，向西北进人后套平原，扼守与通道作用兼具。
历史地理学者唐晓峰《河套乌拉山在战国时期的人文地理意义》一文，认为大青山—乌拉山—线为天然的南北分界线，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将长城修筑至乌拉山西端后，乌拉山被赋予了东西两方的分界作用。“西方是狼山下的河套平原，东方是大青山下的呼和浩特、土默特平原。主峰高达2324米的乌拉山成为一道屏障，为东西地区各自保持较多的独特性提供了地理条件。”由此推知，赵武灵王长城西“至高阙”，高阙指的就是乌拉山。
《水经注》引《虞氏记》，将乌拉山西山嘴一带称作“五原河曲”，为赵武灵王筑长城的西端点。《水经注》引《虞氏记》的记载是正确的，而《水经注》在描述北魏高阙戍时，却错误地将其历史沿革追溯至战国时期的高阙。关于《水经注》的史料性，历史地理学者有着客观评价，首先承认郦道元是古代地理学的一大权威，他所著的《水经注》是一部内容丰富、价值很高的历史地理文献；但是，“至今，内容紊乱错解以至有明显错误未得订正之处，仍屡见不鲜，使人不能笼统凭信。”所以，在利用《水经注》时，要对所引史料作具体辨析，不可盲目信从。
二、秦代的九原郡与“高阙关”
秦朝统一六国之后，在黄河内侧继续沿用战国秦长城，阴山一线则沿用了赵武灵王长城。从战国秦长城向北，秦朝沿着哈什拉川构筑了榆溪塞。主要流经今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的哈什拉川，由南向北注入黄河。战国至秦代，哈什拉川名为榆溪，榆溪两侧、黄河南岸的沿河冲积平原即名为榆中，傍榆溪修筑的军事防御线称作榆溪塞。榆溪塞以哈什拉川为水险，沿着哈什拉川向北，直至哈什拉川汇入东流黄河南岸处。过黄河，包头市东河区五当沟以西，早年可见一道南北向的土长城，连接大青山与黄河，形成东西向屏障。这道长城，似为榆溪塞过黄河后向北延伸的段落，由此向东与大青山南麓的赵武灵王长城相衔接。可见，秦朝早期并未占领乌拉山地区。
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秦朝开始了对匈奴的战争。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大将蒙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在古代，水南为阴，水北为阳，相对于黄河北河而言，北河以南的大青山一乌拉山山系称作阴山，北河以北的大青山一狼山山系称作阳山。蒙恬渡黄河南河后，首先占领高阙，即乌拉山；过乌拉山后，进入北假中，即位于今天包头市固阳县、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的明安川；再向北，是明安川以北的阳山，今天这一列位于大青山与狼山之间的山系，在包头市固阳县境内者称作色尔腾山，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境内者称作查石太山。
占领高阙、阳山、北假中之后，秦朝先后有三个重要的举措：修筑“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的“万里长城”；设置九原郡；修筑“道九原抵云阳”的直道。“万里长城”主要沿用了战国时期秦、赵、燕三国的旧长城，其中西起乌拉山西山嘴、东至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哈素海一带归属九原郡管辖。新设置的九原郡，郡治为今包头市九原区麻池古城北城，其管辖范围除九原外，还包括榆中、北假中在内。秦朝“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县，城河上为塞”，这里的三十四县，包含九原郡属县。
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开始修筑直道，“道未就”。据历史学者曾磊研究，秦朝修筑直道，意图模仿“关中通道—函谷关”的防御体系，在首都咸阳的正北方形成“直道一高阙”防御体系，并赋予高阙新的象征，推断高阙是统一后的秦帝国的北方国门。“直道一高阙”防御体系再加上营建长城塞防和移民戍边，秦始皇构筑了一个全方位的军事战略体系，以防备“亡秦者胡也”的谶语。只可惜秦始皇的苦心经营尚未完全发挥其战略功效，秦帝国就已轰然崩塌。秦朝九原县向北直对乌拉山昆都仑沟，从昆都仑沟向北进入北假中，昆都仑沟是乌拉山中最为宽阔的一条南北向通道，应该就是秦朝设计的“高阙关”所在。
秦朝在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保卫“高阙关”是目的之一。今天，阳山之上可见一道东西横贯的长城，研究者多称其为蒙恬所筑阳山长城，长城沿线的固阳县、乌拉特前旗甚至将其作为地方文化遗产品牌予以大力宣传。但通过细致调查发现，阳山长城的主体遗存属于汉长城，是汉武帝派大将卫青北伐匈奴之后陆续筑就的长城（图三）。秦始皇修筑长城，在《史记》中明显被司马迁人为地夸大了，后来再加上民间故事的演绎，对今天长城遗存的时代判定造成了误导。
三、汉代的五原郡与髙阙谷、石门障
西汉初年，大体保持了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时形成的西北边疆。通过对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的研究表明，西汉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云中郡下辖十四县，依次为云中、九原、咸阳、北舆、南舆、河阴、曼柏、莫䵣、西安阳、桢陵、沙陵、原阳、武泉、博陵。这一时期的云中郡县邑，涵盖了云中、九原、榆中三个区域，着实为一个大郡。
西汉早期云中郡的这些县邑，在秦代分属云中郡、九原郡管辖，部分可能来自秦朝旧县。如果这个推断成立，那么秦朝九原郡应管辖九原、河阴、曼柏、莫䵣、南舆、西安阳、博陵等七县。其中，西安阳（今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张连喜店古城）、九原二县由西向东分布于黄河北岸；河阴（今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新民堡古城）、曼柏（约在今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与准格尔旗交界处的呼斯壕赖河下游一带）、南舆（今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十二连城古城）三县由西向东分布于黄河南岸；从河阴向南，莫䵣（今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哈勒正壕古城）、博陵（今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康家渠古城）二县由北向南分布于榆溪塞内侧。
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大将卫青从云中、西河出发，至高阙，再进入河南地攻略匈奴。河南地为今天的后套平原地区，从云中、西河（南流黄河以西、战国秦长城以东区域）至河南地所经高阙，必是乌拉山无疑。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卫青从高阙出兵，诸将从朔方、右北平出兵，大败匈奴右贤王。这里的高阙还是乌拉山，卫青的出兵通道可能是昆都仑沟。
卫青北却匈奴，占领河南地之后，西汉王朝将长城防线推进至阳山一线，于北假中之北的阳山之上“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于河南地之北的阳山之上“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意思是加筑沿用了蒙恬所筑阳山亭障，但如前文所述，今天这一道长城沿线所见绝大部分亭障为汉代遗存，难觅“蒙恬所为塞”。“筑朔方”，意思是新筑了朔方郡汉长城。朔方郡汉长城分属朔方郡东部都尉（治广牧县，旧址为今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西局子古城）、中部都尉（治渠搜县，旧址为今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八一古城）、西部都尉（治窳浑县，旧址为今巴彦淖尔市磴口县保尔浩特古城）管辖，三者在阳山间的塞道，自东向西依次为乌拉特中旗芦草沟、狼山沟和鸡鹿塞。
鸡鹿塞在今巴彦淖尔市哈隆格乃沟，南沟口属磴口县，北沟口属乌拉特后旗。南沟口西侧台地之上分布有巴音乌拉障城，平面呈方形，边长69.3米，相当于汉代的三十丈。障墙为土石混筑，石块垒砌两壁，中间以土夯筑，局部坍塌处可见圆木及红柳拉筋。障墙底宽顶窄，剖面呈梯形，基宽5.3-5.5米，顶宽1.8-3.7米，残高5-8米。墙体四角筑有角台，南墙中部偏西处设有城门，外筑瓮城，瓮城门向东开（图四）。北沟口处分布有呼和温多尔障城。巴音乌拉障城、呼和温多尔障城两座障城及其周边烽燧共同构成鸡鹿塞，其中巴音乌拉障城应为候官治所。
狼山沟之南、位于后套平原之上的高油坊古城，为朔方郡临河县县治所在。从高油坊古城向西，还有一个名为满夷谷的通道，属于汉代朔方郡沟通阳山南北的驿道。满夷谷见于《后汉书》记载，鲍桐有专文考证，但将其误植于乌拉特中旗乌不浪口。乌不浪口是近代以来新开辟的一条沟通后套平原与漠南草原的通道，满夷谷不在乌不浪口，而在其西的乌拉特后旗达拉盖沟。达拉盖沟南口处分布有达拉盖沟障城，北口处分布有那仁乌拉障城，沟中以列燧沟通南北，形成了一条关隘驿道，即满夷谷，具体的关隘应该名为“满夷关”。
汉武帝时期修筑阳山长城的同时，于长城内侧设置五原郡、朔方郡，朔方郡主要管辖新占领的河南地，五原郡则继承了秦朝九原郡，郡治仍在九原县，并在旧城南侧扩建新城，形成今天所见麻池古城的北城、南城双城布局（图五）。九原为战国以来包头平原之名，赵国设“九原亭”，秦代建九原郡，为何西汉改为五原郡呢？在现代人看来，九原与五原是两个相似的地名，但在古代，则可能具有不同的含义。
战国时期的地名，多来自山、水。对于水，水流大小不同，命名也不同。最大的是河，专指黄河，产生了西河、河南地等地名；次一级是水，如呼和浩特平原的大黑河，在汉代名为荒干水，战国时可能叫云水，由此产生云中之名；再次一级为溪，如哈什拉川名为榆溪，由此产生榆中之名；再往下还有泉，原与泉相近，有源泉之意。乌拉山距黄河较近，山谷中的众多小溪注入黄河，在包头平原形成溪流遍布的景象，由此产生“九原”的命名，即众多源泉之意。五原，则显然具有不同的含义。
西汉五原郡下辖十六县，五原为其中之一县。有人依据《水经注•河水》“西北接对一城，盖五原县之故城也，王莽之填河亭也”的记载，认为麻池古城南城为汉代九原县，北城为汉代五原县。一般来说，汉代一郡之下是不可能把两个县城放在一起的，《水经注》“盖五原县之故城也”的记载显然有误。新莽时，将五原县改名为填河亭，表明五原位于驿道之上，且濒临黄河，为黄河渡口所在，北魏时期有“五原金津”之称。
汉朝在秦直道基础之上修筑的直道，在五原郡境内设有两个黄河渡口，西面在宜梁县，东面在五原县。宜梁县旧址，经考证为今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二狗湾古城；五原县旧址，初步推断在今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树林召镇大树湾村附近，城邑遭村庄破坏无存。汉代，这两个县城均位于黄河北岸，转至黄河南岸是清代以来黄河改道之后的事情。汉代的五原郡，南北向有直道、塞道贯通，东西向有黄河水路和沿河陆路，东西向、南北向道路纵横交错。“五”有“交午、纵横交错”之意，而五原的“原”则取“广平曰原”之意，“五原”即道路纵横、宽广平坦的地方，涵盖了整个汉代五原郡辖区的地形和交通概况，是一个交通枢纽之地。
东汉时期，乌拉山继续拥有高阙之名。据《后汉书•显宗孝明帝纪》记载，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春二月，“遣太仆祭肜出高阙，奉车都尉窦固出酒泉，驸马都尉耿秉出居延，骑都尉来苗出平城，伐北匈奴”。《后汉书•窦融列传》在记述同一事件时，将四处出师之地分别写作酒泉塞、居延塞、高阙塞、平城塞，位于汉代边塞的西、西北、北、东北四个方向。这里的高阙塞，与其他三塞一样，不是具体的军事建制，而是军事防区，高阙塞就是乌拉山一线军事防区。对于昆都仑沟，《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记作高渠谷，《东观记》作高粱谷，笔者怀疑其为高阙谷之误。秦汉时期的直道，至九原县后，通过高阙谷向北假中延伸，昆都仑沟南口处的昆都仑沟遗址可能即为秦汉“高阙关”旧址。西汉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北巡，走的就是这条驿道。
西汉时期的五原郡，由南向北共有四道长城防线，依次为阴山长城、阳山长城、汉外长城南线、汉外长城北线，阴山长城为主防线，阳山长城为五原塞，汉外长城南线、北线属于外城。阴山长城为赵武灵王长城、秦始皇“万里长城”、阴山汉长城的合称，西汉五原郡在阴山长城一线自西向东设置有西、中、东三个部都尉，管辖长城军事防务。西部都尉治田辟城，旧址为今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公庙沟口障城，塞道在大坝沟；中部都尉治原高城，旧址为今包头市昆都仑区哈德门沟古城，塞道在哈德门沟；西部都尉与中部都尉辖区的分界点在成宜县，旧址为今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三顶帐房古城。
东部都尉与稒阳县同治，旧址为今包头市土默特右旗大城西古城；东部都尉与中部都尉辖区的分界点在临沃县，旧址为今包头市东河区古城湾古城。东部都尉的塞道称稒阳塞，在大城西古城西北的五当沟，沟中有稒阳塞候官治所石门障。
以前，受清代地方志资料的误导，多将石门障定位于昆都仑沟之中。笔者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曾作专文予以辨正。稒阳塞北出五当沟，进入明安川，向西北而行，至昆都仑河，顺河而上，出阳山长城，至光禄城（今包头市固阳县黑山寨古城）。光禄城即是《汉书•地理志》记载的“北出石门障”五城的第一城，由光禄勋徐自为始筑于汉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光禄城以北的汉外长城南线、北线，亦为徐自为所筑，合称光禄塞。北魏早期，道武帝拓跋珪巡幸光禄城，称作黑城，后于延和二年（公元433年）建黑城镇，为怀朔镇的前身。
以前，考古学者李逸友考证增隆昌古城为汉代光禄城。增隆昌古城位于阳山长城南侧，属于汉代五原塞西部的军事重镇。在五原塞汉长城沿线，分布有碾坊古城、增隆昌古城两座大城，其中后者为北魏加筑沿用；两座古城的规模一致，均为边长约３１５米的方城。碾坊古城位于包头市固阳县昆都仑河上游一带，增隆昌古城位于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小佘太川北端，两座古城一东一西，掌控着五原塞汉长城。这两座军事性城邑各驻守有一位城都尉，均归属五原郡太守直接管领。
四、小结
（１）考古学对于阴山地区战国秦汉长城的研究，重在复原各个历史时期的长城防御体系，探讨行政、军事建制。赵武灵王长城作为早期长城，沿线不见烽燧，防御组织并不完善。大部分赵国障城遗址中很难采集到遗物，表明这些障城的使用时间很短。赵国修筑长城，意在采取全面防御的战略，但由于后备兵力的不足，最后只能转为重点防御，将有限的兵力集中到长城沿线的部分障城之中。虽然《史记》大书特书秦始皇修筑长城，但实际调查发现的秦长城遗存极少。司马迁对汉武帝修长城、击匈奴等穷兵黩武之举颇有怨言，但无法直接书写出来，于是采取曲笔的方式，以秦始皇讽谏汉武帝。
西汉时期，通过长年不断的经营，终于在北疆地区第一次构筑起中国历史上真正的万里长城，形成了“边郡一都尉一候官一部一燧”系列自上而下完善的军事组织。五原郡作为西汉王朝首都长安正北方边塞，重要性极高，设置了多条长城防线：阴山长城为主防线；阳山长城设五原塞，有归属五原郡太守管领的东、西两个城都尉负责长城防御，长城内侧的北假中设置北假田官，开展军事屯田；漠南草原有光禄塞，为单纯的军事防区，有光禄城都尉、支就城都尉等军事长官管领长城防线。
（２）战国秦汉时期的九原，东邻云中，南隔东流黄河与榆中相望，西北过西山嘴、黄河北河南流段进入河南地，北倚高阙，过高阙进入北假中。在行政管辖上，九原与河南地之间一直没有相互隶属关系；从九原至河南地，在古代需要通过北假中，二者看似相邻，通行实则悬远。
九原与云中之间关系亲密，战国时期“云中、九原”往往并提，九原归属赵国云中郡管辖；西汉早期，九原、榆中均归属云中郡管辖；秦代晚期及西汉中期以后，中原王朝控制了北假中，此时九原地区独立建郡，管辖九原、榆中、北假中三个区域，秦代九原郡、汉代五原郡的管辖范围大体是一致的。秦九原郡、汉五原郡通过直道向南直抵秦汉王朝的都城，向北处于防御匈奴的前沿阵地，其政治、军事地位均已超越云中郡。以西汉时期为例，五原郡辖十六县，多于云中郡的十一县；五原郡在阴山、阳山及漠南草原之上共有四道长城防线，而云中郡则仅有阴山长城、阳山长城两道防线。
（３）战国秦汉至魏晋北朝时期，异地异时同名的现象较为常见。譬如，战国至秦代的榆中为今鄂尔多斯市北部以哈什拉川为中心的沿黄冲积平原，汉代金城郡榆中县在今甘肃省兰州市，二者之间本没有关联，《史记集解》却以二者为一地。再譬如，据《史记•魏世家》记载，魏惠王“十九年，诸侯围我襄陵。筑长城，塞固阳”。《括地志》将固阳等同于西汉五原郡稒阳县，有一些长城爱好者，甚至以此为依据，认为魏长城抵达了今天包头市固阳县。“筑长城，塞固阳”是魏国修筑河西长城的军事防御工程之一，魏国河西长城主要分布在今天陕西省延安、铜川和渭南等地，与西汉稒阳县、今天的固阳县均无任何关系。
高阙同理。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将乌拉山视为帝国的北阙，并命名为高阙。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之中记述赵武灵王修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并不代表赵国已有高阙这一地名，这里的“高阙”只是一种地名的追述。
秦汉时期，乌拉山名为高阙，昆都仑沟名为高阙谷，秦汉时期的直道至九原县后，通过高阙谷延伸至北假中，汉代甚至抵达河南地。战国秦汉时期，并没有“高阙塞”这一边防军事建制，《史记•匈奴列传》记载的“至高阙为塞”意思是依托高阙修筑长城防御体系，《后汉书》记载的“高阙塞”是指乌拉山一线军事防区。北魏时期，在今天后套平原东北部建有六镇之一的沃野镇（今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根子场古城），沃野镇之下设有高阙戍，高阙戍的大体位置就是在汉代满夷谷（今达拉盖沟一带）。《水经注》在记载高阙戍时，误将其历史沿革追溯至战国秦汉时期的高阙。达拉盖沟以东不远，狼山沟两侧有小狼山、大狼山东西耸立，远望如双阙对峙（图六）。北魏时期，这一地区被赋予高阙之名，但与秦汉时期名为高阙的乌拉山没有必然联系，仅仅是异地异时同名而已。
【注】文章原载于《边疆考古研究》2022年第1期。为方便手机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责编：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