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千古事——唐宋八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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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千古事——唐宋八大家
唐宋八大家，又称为“唐宋散文八大家”，是中国唐代韩愈、柳宗元和宋代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八位散文家的合称。
“唐宋八大家”的称谓最早出现于明初朱右选韩、柳等人文为《六先生文集》，因并三苏为一家，所以实际是“八先生文集”。明中叶唐顺之所纂的《文编》中，唐宋文也仅取八家。明末茅坤承二人之说，选辑了《唐宋八大家文钞》共160卷，此书在旧时流传甚广，“唐宋八大家”之名也随之流行开来。
自明人标举唐宋八家之后，治古文者皆以八家为宗。通行《唐宋八大家文钞》164卷，有明万历刻本及清代书坊刻本。清代魏源有《纂评唐宋八大家文读本》8卷。
韩愈、柳宗元共同倡导了“古文运动”，故合称“韩赫洋柳岸”。韩愈、柳宗元在唐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时期崛起，掀起古文运动，使得唐代的散文发展到极盛，一时古文作家蜂起，形成了“辞人咳唾，皆成珠玉”的高潮局势。
苏轼、苏洵、苏辙三人合称为三苏，苏洵是苏轼和苏辙的父亲，苏轼是苏辙的哥哥。欧阳修是苏轼的老师，王安石、曾巩也都曾拜欧阳修为师。所以唐宋八大家又分为唐二家（韩愈、柳宗元）和宋六家（苏轼、苏洵、苏辙、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宋六家是宋代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王安石、曾巩是临川文学的代表人物。
唐宋八大家乃主持唐宋古文运动的中心人物，他们提倡散文，反对骈文，先后掀起的古文革新浪潮，使诗文发展的陈旧面貌焕然一新，给予当时和后世的文坛以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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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
龙嘘气成云，云固弗灵于龙也。然龙乘是气，茫洋穷乎玄间，薄日月，伏光景，感震电，神变化，水下土，汩陵谷，云亦灵怪矣哉！
云，龙之所能使为灵也；若龙之灵，则非云之所能使为灵也。然龙弗得云，无以神其灵矣。失其所凭依，信不可欤！
异哉！其所凭依，乃其所自为也。《易》曰：“云从龙。”既曰：龙，云从之矣。
——《龙说》
韩愈（768年-824年），字退之，是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河阳（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他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
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勇夺三军之帅”（八代：宋、齐、梁、陈、魏、齐、周、隋）；明人推崇他为唐宋散文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
韩愈还是一个语言巨匠，他善于使用前人词语，又注重当代口语的提炼，得以创造出许多新的语句，其中有不少已成为成语流传至今，如“落井下石”、“动辄得咎”、“杂乱无章”等。在思想上是中国“道统”观念的确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
2
柳宗元
灌水之阳有溪焉，东流入于潇水。或曰：冉氏尝居也，故姓是溪为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谓之染溪。予以愚触罪，谪潇水上。爱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绝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士之居者，犹龂龂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为愚溪。
愚溪之上，买小丘，为愚丘。自愚丘东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买居之，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盖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为愚沟。遂负土累石，塞其隘，为愚池。愚池之东为愚堂。其南为愚亭。池之中为愚岛。嘉木异石错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予故，咸以愚辱焉。
夫水，智者乐也。今是溪独见辱于愚，何哉？盖其流甚下，不可以溉灌。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浅狭，蛟龙不屑，不能兴云雨，无以利世，而适类于予，然则虽辱而愚之，可也。
宁武子“邦无道则愚”，智而为愚者也；颜子“终日不违如愚”，睿而为愚者也。皆不得为真愚。今予遭有道而违于理，悖于事，故凡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则天下莫能争是溪，予得专而名焉。
溪虽莫利于世，而善鉴万类，清莹秀澈，锵鸣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乐而不能去也。予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以愚辞歌愚溪，则茫然而不违，昏然而同归，超鸿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于是作《八愚诗》，纪于溪石上。
——《愚溪诗序》
柳宗元（773年-819年），字子厚，汉族，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祖籍河东（现山西运城永济一带）。世称“柳河东”、“河东先生”，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
柳宗元与韩愈并称为“韩柳”，与刘禹锡并称“刘柳”，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生于长安，贞元九年（793年）进士，官监察御史。一生留诗文作品达600余篇，其文的成就大于诗，享年不到50岁。著有《柳河东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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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
生而眇者不识日，问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状如铜盘。”扣盘而得其声；他日闻钟，以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烛。”扪烛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为日也。日之与钟、籥亦远矣，而眇者不知其异，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人也。
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未达也，无以异于眇。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自盘而之钟，自烛而之籥，转而相之，岂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见而名之，或莫之见而意之，皆求道之过也。然则道卒不可求欤？苏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谓致？孙武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为致也欤！
南方多没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于水之道者。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问于没人，而求其所以没，以其言试之河，未能不溺者也。故凡不学而务求道，皆北方之学没者也。
昔者以声律取士，士杂学而不志于道；今也以经术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务学。渤海吴君彦律，有志于学者也，方求举于礼部，作《日喻》以告之。
——《日喻说 》
苏轼（1037年-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南宋高宗朝，赠太师，追谥号“文忠”，四川眉山人，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散文家、词人、诗人，豪放派代表人物。苏轼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被公认文学艺术造诣最杰出的大家之一。其散文与韩愈并称“韩潮苏海”，与欧阳修并称“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被称为“中国古代第一全才”。
苏轼与其父苏洵（1009～1066）、其弟苏辙（1039～1112）皆以文学名世，世称“三苏”。嘉佑二年（1057）与弟辙同登进士。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乐府》《东坡志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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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洵
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者，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
——《名二子说》
苏洵（1009年-1066年），字明允，号老泉；四川眉山人。年五十八岁。年二十七，始发愤为学。岁余举进士，又举茂才异等，皆不中。乃悉焚所写文章，闭户益读书，遂通六经、百家之说，下笔顷刻数千言。至和、嘉祐间，与二子轼、辙同至京师。
欧阳修上其所著《衡论》、《权书》等二十二篇，士大夫争传之。宰相韩琦奏于朝，除秘书省校书郎。与陈州项城令姚辟同修建隆以来礼书，为《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书成而卒。洵著有<嘉祐集>二十卷，及<谥法>三卷，均《宋史本传》并传于世。
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在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有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的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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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辙
子瞻迁于齐安，庐于江上。 齐安无名山，而江之南武昌诸山，陂陁蔓延，涧谷深密，中有浮图精舍，西曰西山，东曰寒溪。依山临壑，隐蔽松枥，萧然绝俗，车马之迹不至。每风止日出，江水伏息，子瞻杖策载酒，乘渔舟，乱流而南。山中有二三子，好客而喜游。闻子瞻至，幅巾迎笑，相携徜徉而上。穷山之深，力极而息，扫叶席草，酌酒相劳。意适忘反，往往留宿于山上。以此居齐安三年，不知其久也。
然将适西山，行于松柏之间，羊肠九曲，而获小平。游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荫茂木，俯视大江，仰瞻陵阜，旁瞩溪谷，风云变化，林麓向背，皆效于左右。有废亭焉，其遗址甚狭，不足以席众客。其旁古木数十，其大皆百围千尺，不可加以斤斧。子瞻每至其下，辄睥睨终日。一旦大风雷雨，拔去其一，斥其所据，亭得以广。子瞻与客入山视之，笑曰：“兹欲以成吾亭邪？”遂相与营之。亭成而西山之胜始具。子瞻于是最乐。
昔余少年，从子瞻游。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为之怅然移日。至其翩然独往，逍遥泉石之上，撷林卉，拾涧实，酌水而饮之，见者以为仙也。盖天下之乐无穷，而以适意为悦。方其得意，万物无以易之。及其既厌，未有不洒然自笑者也。譬之饮食，杂陈于前，要之一饱，而同委于臭腐。夫孰知得失之所在？惟其无愧于中，无责于外，而姑寓焉。此子瞻之所以有乐于是也。
——《武昌九曲亭记》
苏辙（1039年-1112年），字子由，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嘉祐二年（1057）与其兄苏轼同登进士科。神宗朝，为制置三司条例司属官。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为河南推官。哲宗时，召为秘书省校书郎。
元祐元年为右司谏，历官御史中丞、尚书右丞、门下侍郎因事忤哲宗及元丰诸臣，出知汝州，贬筠州、再谪雷州安置，移循州。
徽宗立，徙永州、岳州复太中大夫，又降居许州，致仕。自号颍滨遗老。卒，谥文定。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苏洵、兄长苏轼齐名，合称三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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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自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嗟呼！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朋党论》
欧阳修（1007年-1072年），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诗人。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六一即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琴一张，棋一局，常置酒一壶，醉翁一人），吉州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
天圣进士。仁宗时，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英宗时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神宗朝，迁兵部尚书，以太子少师致仕。卒谥文忠。既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支持者，也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又喜奖掖后进，苏轼兄弟及曾巩、王安石皆出其门下。
欧阳修的诗、词、散文均为一时之冠。诗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风与散文近似，重气势而能流畅自然；其词深婉清丽，承袭南唐余风。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编为《集古录》。著有《欧阳文忠公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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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
褒禅山亦谓之华山。唐浮图慧褒始舍于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后名之曰“褒禅”。今所谓慧空禅院者，褒之庐冢也。距其院东五里，所谓华山洞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距洞百余步，有碑仆道，其文漫灭，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今言“华”如“华实”之“华”者，盖音谬也。
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而记游者甚众，所谓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问其深，则其好游者不能穷也，谓之后洞。余与四人拥火以入，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尽。”遂与之俱出。盖余所至，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然视其左右，来而记之者已少。盖其又深，则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时，余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则或咎其欲出者，而余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
于是余有叹焉。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余之所得也。
余于仆碑，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四人者：庐陵萧君圭君玉，长乐王回深父，余弟安国平父、安上纯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临川王某记。
——《游褒禅山记》
王安石（1021年-1086年），字介甫，晚年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北宋临川人（今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县上池村），汉族。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
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的官吏。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
熙宁二年（1069年）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改革家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号“文”。“宰相肚里能撑船”说的就是王安石。被列宁誉为是“十一世纪中国最伟大改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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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巩
临川之城东，有地隐然而高，以临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洼然而方以长，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临川记》云也。羲之尝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此为其故迹，岂信然邪？
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而尝极东方，出沧海，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岂其徜徉肆恣，而又尝自休于此邪？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后世未有能及者，岂其学不如彼邪？则学固岂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
墨池之上，今为州学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书‘晋王右军墨池’之六字于楹间以揭之。又告于巩曰：“愿有记”。推王君之心，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而因以及乎其迹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学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何如哉！
庆历八年九月十二日，曾巩记。
——《墨池记》
曾巩（1019年-1083年），天禧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元丰六年四月十一日），字子固，世称“南丰先生”。汉族，建昌南丰（今江西省抚州市南丰县）人，后居临川（今江西省抚州市西）。
曾致尧之孙，曾易占之子。嘉祐二年（1057）进士。北宋政治家、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为“南丰七曾”（曾巩、曾肇、曾布、曾纡、曾纮、曾协、曾敦）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