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时期，从经验政治理性出发的柏克猛烈攻击大革命及其政治原则，认为经验政治理性优于先验政治理性，反对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等的抽象政治理论及其先验政治设计。在批判法国革命者政治经验缺乏及其对先验政治理性的滥用之后，他从所谓真正理性的角度为世界树立经验政治理性的英国样板。
柏克认为，真正的政治理性是妥协、平衡与折中。他说：“人在政府中的权利是一种中间的、不可能界定的东西，但并不是不可能加以分辨的。人在政府中的权利乃是它们的优势所在；而这些往往是各种不同的善之间的平衡；有时候则是善与恶之间，有时候又是恶与恶之间的妥协。”这种妥协政治理性的典型是英国“光荣革命”和美国第一部宪法，在当今美英两国政治实践中也频繁再现。所以，他希望政治家应以虚饰的宽仁和理性教导人民顺从、忍耐，也希望政治家具有真正的政治理性，一种高智慧的政治理性——妥协。可见，柏克并没有否定政治理性设计本身，最后还是要确立他自以为高智慧的政治理性。他还把政治智慧、政治理性视为一种道德上的计算原则，而非形而上学、数学的计算原则。
他猛烈抨击了文人、哲学家对革命的鼓噪所带来的血腥暴力，在他看来，这些法国政治文人、阴谋家煽动起了血腥暴力的革命，只能带来理性的暴力，只能造成理性自由与秩序全部丧失的灾难性后果。大革命之前的这种“堕落而卑鄙的哲学”“在打动人们的想象时，那时候那种体系的经营者们对人的自由还怀有着敬意。在他们的骗局中没有渗进暴力。这就被保留给我们的时代来扑灭理性的这点，可以打破这个启蒙时代的深重黑暗的微弱的闪光。”柏克认为，法国三级会议的代表虽然人数惊人的多，“但是在国家的任何实际经验方面，却找不出一个人来。最优秀的人也不过是谈理论的人。”
三级会议中的下等人、无知无识的代表只有一些雄辩的才能，却没有相应的政治智慧，不会照顾财产的稳定，不会考虑任何制度的稳定性；法国暴民们最浅薄的理智、最粗笨的双手、暴怒与疯狂只能完成摧毁一切的偷懒工作，不具备审慎的、深思熟虑的智慧来从事改革与重建的事业。而这种补偿、调和、平衡的深沉政治智慧，绝非指导法国革命的“江湖郎中”“炼金术士”与“讽刺作家”所能相比。法国建设者们的立法基础是几何学，“当这些国家的总监们前来考察他们的测量工作时，他们很快就发现，在政治上的一切事物之中，最谬误的莫过于几何学的证明了。”“法律、风俗、习惯、政策、理性都要服从的这种形而上学的原则，却还得使自己服从于他们的意愿。”
柏克还说在法国国民会议已形成的大量司法规划中，也没有看出具有任何聪明才智的地方。在批判了导致法国大革命的先验政治理性、革命者政治经验缺乏及其对先验政治理性的滥用之后，他就要从所谓真正理性的角度为世界树立经验政治理性的样板，即英国经验政治理性的样板。柏克认为，真正的政治理性应充分考虑“虚饰的人性”、历史传统、秩序、习惯、道德、宗教等因素。而这些因素归结到最后，只不过是在欧洲世界里，多少世代以来都一直依赖的两项传统原则：绅士的精神和宗教的精神，贵族和教士。
真正的政治理性是深思熟虑的、审慎的，他说：“审慎在所有的事物中都堪称美德，在政治领域中则是首要的美德。”他认为，建立英国那样的自由政府需要深思熟虑和一颗睿智、坚强而兼容并包的心灵。政治的“审慎”与“深思熟虑”这两个词，仅在《法国革命论》中就分别被柏克强调了至少13次与12次之多，与这两个词汇相近的、相反的词汇更是在其著作中随处可见。他以此向国内政敌、向法国革命者、向世界显示他“审慎”而“精明”的政治智慧。
和休谟一样，这种政治智慧带有不可知论与神秘色彩，既认为政治可以解析为科学，也认为人类政治事务偶然事件甚多而不可确定。三从柏克到欧克肖特，保守主义者一贯表现在对先验政治理性的不信任与批判上，伯里、勒庞、傅勒、福柯延续着柏克对先验政治理性批判的思路和某些话语。在欧克肖特看来，近代理性主义是“权威的敌人，偏见的敌人，传统、习俗和习惯的敌人。”“它主张没有知识不是技术知识。”“理性主义的政治是政治上没有经验的人的特立独行的制度”，在新的政治上并没有经验的阶级“每一个都需要一种抄本，一种政治教义，以取代政治行为习惯。”
从欧克肖特的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直接看到柏克反启蒙先验政治理性的影子，只不过少了些柏克那种即时性的、尖锐的、带有情感偏见和神秘色彩的批判味道。稍逊于柏克的革命批判，伯里也认为，法国大革命的领袖“借理性的名义而行动”“这班使徒自以为替理性开了新纪元，实则理性的名字被冤枉地误用，这是空前绝后的一幕。”而勒庞则把柏克与迈斯特的批判结合起来，外加了一种心理学的解释，在现代更加激烈地批判法国大革命。他认为，英国经历了两次革命，把一位国王送上了断头台，但仍是一个稳定的国家，“英国人从来没有像我们大革命中的革命者那样，梦想以理性的名义彻底打破古代的传统，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
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神秘主义逻辑常常嫁接在感情和激情的冲动之上，它是大型群众运动的力量源泉。”“极为微弱的理性力量、强烈的激情和浓厚的神秘主义，正是构成雅各宾精神的三种心理要素。”我们可以从勒庞对大革命的批判中，看到柏克与迈斯特大革命批判的理论因子：尊崇古代传统，反对抽象理性误用。傅勒也冷静地观察到，那时的政治家“观念超前”，在政治行动上更多的是“临场发挥”，法兰西精英阶层、知识分子“本质上也是对政治经验一窍不通的一个社会集团”。
从傅勒的观察中，我们也可看到柏克对大革命先验政治理性批判的路数：抽象的理论观念指导下的革命，缺乏政治经验。后现代法国哲学家福柯等延续思考启蒙哲学、法国大革命、保守主义政治哲学中的理性问题，也反对理性的总体性，反对理性的暴力、理性的集权主义。后墨菲很好地总结了保守思想对启蒙理性的批判，他说：“保守思想主要着力点之一确实在于它对启蒙的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的批评，这是它与后现代思想的相同之处。”在柏克看来，理性主义原则和政治力量结合在一起，便成为一种集权和暴力。
诚然，法国大革命高潮时期有血腥恐怖与暴力，但不能简单地说这就是理性主义和政治力量结合在一起的结果，而应该从当时法国的社会政治矛盾、民族性、文化传统与革命情势中去找原因。不过，柏克审慎、妥协的保守政治理性中也含有一些现代公共理性的成分,而推崇理性的葛德文在反对暴力革命的时候，对现代公共理性更是有较大贡献。葛德文强调，应该反对愤懑、怨恨和狂怒，应该要求的只是清醒的思维、清楚的辨识和大胆的讨论，在把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以前愿意年复一年地等待，而革命及其暴力有害于理性的和谐进程、独立精神与自由研究。所以，从理论认识层面上讲，葛德文看好一种文人的理性商谈机制，“动嘴动笔乃是促进人类社会改变的正当而合宜的方式，而动乱则是不正当和可疑的方式。”
哈贝马斯则论述了“理性的公用”。他认为，自主的公民们通过公开运用理性探讨现实政治的合法性等问题，但他们无法把实践理性付诸实现，因此他们“应当把握和认真对待否定他们自身的自主性后果，把握和认真对待把实践理性付诸实现的意义”，而罗尔斯的“‘重叠共识’就只是实用性的一个症候，而不再是理论正确性的一种证明。”“重叠共识”所关注的是如何“确保社会稳定的问题”。从柏克、葛德文到罗尔斯、哈贝马斯把理论付诸实践之前年复一年的等待和商谈中，我们可以看到由启蒙理性运动始发，经大革命实践对理性的洗礼，再到和平年代的公共理性话语的运动轨迹：政治事实与政治价值的适度分离。